杨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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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政权中名噪一时的杨宇霆、常荫槐，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杨常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实质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还得先作点历史的回顾。

杨宇霆，宇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赵尔巽督奉，他被调进奉天军械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以军纪严明、治厂有方而著称，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不久，又当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红人。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权欲和野心日益膨胀，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杨认为张学良压不住阵脚，大有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之概，野心更加发展。但不料事与愿违，大家还是推戴张学良主政东北，杨宇霆的美梦破灭了。当时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他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张学良看他显然有情绪，就劝他权且出国考察（其实，真若如是，那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他偏不离开东北半步，偏要逞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也加以拒绝。而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则更骄横了，谈话“一如训饬子弟”。“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听后，不以为然，反而很傲慢地回答说：‘甭提这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杨宇霆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张学良。”①

常荫槐的情况又怎么样？很遗憾，与杨宇霆比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此人系吉林人。１８８８年生，曾任京奉铁路局长、黑龙江省省长。他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视张学良，自以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里流露对少帅的不满，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么！”他把他主管的铁路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抗拒，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③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以上所说，如果可以看作是杨、常被杀的远因，那么他们联日亲日，反对张学良关于东北易帜的大政方针，则就是他们致死的近因了。

那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不稳，东三省领导集团内部有矛盾，不团结，这固然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险，则来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借口维持满洲治安，电请政府速派重兵来奉，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并在一些地区挖掘战壕，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因而东北怎么办？东北向何处去？东北究竟要不要易帜？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张学良是主张易帜的，因为他很清楚，他要摆脱日本人控制东北的处境，非实行易帜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像，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闻记录电影片中，使张学良颇为难堪。

易帜典礼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举行的，一个星期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５日，又发生了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之事。事前，曾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办，这确实是真正从关心他出发的一个好建议，可是杨竟忠言逆耳，不但执意定要大办，而且决定不离开奉天。以致此事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

这也不奇怪，请看，那祝寿场面是何等气派：

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昼夜，极一时之盛也。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的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⑤

据说，那天在杨府张学良没停多久便辞出。少帅的不悦，是个信号，照说杨、常该有所收敛了，可是他们仍执迷不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亡。把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杨宇霆没有野心，对这种恶毒的离间他会大为反感，甚至公开反驳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还一唱一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居然也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统治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顽固势力，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加之一些下层武土和一批宫廷贵族纷纷叛离，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所以幕府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两相对比，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气冲斗牛呢！而恰巧在这时，又发生了杨、常二人支持日本关于东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原来，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１９２９年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就所谓履行铁路合同问题进行试探，空手而归。他于是又找杨宇霆交涉据说是张作霖生前答应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满蒙五路”问题，用威胁的口吻问杨，这五条铁路究竟还建不建？杨竟满口答应，作了肯定的答复，町野怕他的话难以兑现，对杨说：“请您好好给张学良说说。”并加问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杨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议。”⑦町野得到杨的支持，后来还曾找过张学良，也都被顶了回去。张学良以“满蒙五路”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谈判。町野这才又“退访杨宇霆”，欲将当年经杨手商订的密约“拟一公布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张学良承认。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即“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⑧

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词，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在帅府用饭。杨、常踌躇满志，认为只要他们开了口，这点面子，少帅还是会给的，没想到他先面有难色，现又推到晚上，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说不定还得跟这个后辈小子较量一番，他才肯就范哩。也好，晚饭后定就晚饭后定吧。不过，在帅府与他共进晚餐就不必了，因为来时都没跟家里人说，家里会等他们回去吃饭的，所以对少帅的挽留都谢绝了，决定先回家吃饭，晚上再来。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０日夜，当杨、常各自回家吃过晚饭，再次在大批警卫人员护卫下，重又来到大帅府不久，这座一向幽静的宅院的一间客厅内，突然传出几声低沉、急促、同时也是异常清晰的枪声，耸人听闻的枪毙杨、常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发生及其社会背景，我们在前面已有不少论述，想读者对此不会觉得多么突然，可是对于它的真相，特别是杨、常被杀的症结和枪毙杨、常的经过，却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些学者专家甚至认为这件事的真实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个谜。

持此观点的，多系海外学者，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有这看法是不奇怪的。然而，就国内大多数学者而言，则并不认为是个多么难以捉摸的问题。大量资料说明，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被枪毙的经过，可以说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是内中还有什么秘而不宣的隐私，也不存在什么人为的掩饰或封锁。可是，事发后何以议论纷纷、甚至至今有人仍认为它是一个难猜的谜呢？这显然与事发的突然性和当时的一些猜测和传闻有关。此事发生后，奉天和外地的一些报纸围绕杨、常之死都有一些报道，还发表了东北当局有关此案的文电、谈话和信函。这一方面使人们了解了杨、常二人的劣迹和张学良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的果断和进步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也因为某些报纸的渲染和臆断，使人们不辨真伪，甚至误认为是一种谋杀，因而对案情的认识仿佛又堕入五里雾中。如北京《新晨报》在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就这样写道：

昨（十一日）下午一时本社得某方确息，谓杨宇霆、常荫槐、翁之麟（翁未参与其事，更未被捕，这里系误传——笔者）三人，前（十日）晚十时奉张学良召至总司令部谈话，比至，即被监视，失却自由，同时派兵将兵工厂包围，将愿有卫队一律缴械，并包围杨等住宅，大举搜索。杨宇霆常萌槐昨（十一）日晨已经执行枪决，枪弹贯入杨之头部，脑浆迸裂，惨不忍睹，尸体已交家属领去。下午三时半，张学良当派外交部秘书王家桢赴日使领馆晤林总领事，声明发现彼等重大阴谋，故断然处置，与对日问题无关。下午五时，已通电向各方面报告。⑨

这则消息的特点是快，它所报道的也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因为作者未作认真调查，是匆忙发出的，所以难免语焉不详，甚至含有一些猜度的成分，所以这则新闻，不看也罢，看了也许会更增疑窦，甚至大为惊讶呢！

实际，这是公开的秘密，就是张学良也没有捂着盖着。他发通电，见记者，尤其那向国府和全国各地发出的通电，更是直言不讳地历数杨常种种不轨之图谋，电云：

衔略……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舟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人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胪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彼二人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对我方不怀好感。观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灾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私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谋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动用款项可有案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

前如王永江被换，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东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尽知也。学良忝膺疆寄，畀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规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曷胜隐痛，学良与同人再四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螯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１１）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

调查内情，乃明真象，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瞿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真（１１）印。

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一日的⑩

另据报道，杨、常伏法后，社会上谣言颇多，人心浮动，张学良鉴于事关人心安危，国际信用，曾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话要点如下：（一）处决杨、常时确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鄙人万不能作出不合法的事。（二）外间有谓出于党派关系者，目下杨党人人自危，此亦为揣度之言。若论杨党，我张学良为天字第一号的杨党，无论那个杨党也没有我与邻葛的关系深，处置杨党，应当先处置我。此举决无党派关系，完全因为罪迹昭然，不能以私害公。（三）余与杨、常相交至厚，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杨、常侵吞公款，决由余私人填补，其家属及财产仍子依法保护，与杨、常有关之人，绝不株连。

与此同时，为尽私人感情，张学良除注意优恤杨常家属，派人为杨、常办理丧事外，还特致函杨夫人，以示慰问、关切之意，信曰：

杨大嫂鉴：

弟同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

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

弟昨令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放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弟之出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启

如大元帅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⑾

不久，杨、常发丧，有儒将风度，在古典文学和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张学良，还痛心地为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写了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写的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⑿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则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⒀

由上可知，张学良为使杨、常“化彼贪顽，共循轨道”，曾耐心等待，做了不少工作，即使由于对方“奸险性成，日甚一日”，以致不得不“大义灭亲”，而必须以非常手段来处置时，他也尽量抚慰家属，不事株连，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谓仁至义尽，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桩历史公案，对于杨、常二人被杀当时的真实情形，不少人仍有疑问，并仍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写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和书籍里，如司马桑敦在他的《张学良评传》中就引过端纳等人的一些说法，事情与通常所说的似乎完全两样。据这本在美国出版的题为“端纳”的传记谈：

张学良告诉端纳说，有几位老帅的旧属事前密告他，杨、常计划在１月１２日发动兵变，要张学良有所戒备，并建议他勿宁先下手为强。张学良最初不大相信这个情报。

１月８日晚，张学良曾召杨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杨宇霆提出一份关于兵工厂的开支报告，也要常荫槐提出关于铁路交通的年终报告。杨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这报告拿来。

张学良在这时候，为了是否处决杨、常二人曾费了一番思索。他曾取决于命运。他用一块银元打赌。他向空抛出银元，心中祷告：银元落在正面扣起他们，若落在背面便立即处决他们。岂知，银元竟两次都是背面着地。他的夫人在旁说，也许这块银元背面较重，于是，他改变了祷告：正面处决他们，背面扣押他们，不料，这次竟三回都是正面。于是，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１０日晚，张学良再召杨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问到收支报告和年终报告，但，杨常二人非特拒交出报告，而且两人的回答态度，毋宁加速了张学良的杀机。

杨宇霆冷冷的说：“兵工厂归我管。”意思说，你问这个做什么。而常荫槐更对张学良冷笑说：“你年纪轻，管什么铁路交通事？”

张学良闻言立刻站了起来。他开门喊进他的几名属下，命令他们用手枪向杨常头上开了枪。……

端纳的这本１９４８年出版的传记中谈到的这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这是自不待言的。但也不能说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来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比如说张学良掷银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实际却是真有其事。刘润援引他对吴靖女士（赵四小姐的嫂嫂）的访问说：“吴靖女士告诉笔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变’后不久的日子，张学良出于义气，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想蒋介石背信弃义，竟将张学良软禁起来时，赵四小姐离开西安，住到上海张学良将军的寓所。那时，吴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赵燕生（赵四小姐的胞哥）从北京来看赵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园中散步，赵四小姐对吴靖女士说：‘六嫂（赵燕生排行第六），少帅在处理杨宇霆、常荫槐时，真是紧张，他一直举棋不定，还是他投掷了三次银币，才下了决心的。’……”⒁

至于杨、常伏法经过，外间传闻不少，在这以后的有关报刊和书籍里，对此事也有记载，但说法不一。笔者认为武育文和张沛汉分别介绍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因而择其要者加以援引，供读者参阅。

武育文文章在谈到杨、常１月１０日下午同去大帅府，为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逼张签字，张以吃晚饭时间已到相推托，提出晚上再议，杨、常暂离帅府时这样写道：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高进府被张学良召入内室，面授机宜，张向高说：“杨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萌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高纪毅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嘱咐高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高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高纪毅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旋又命令总部卫队统带刘多芬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王以哲担任守备城防治安任务。⒂

对当时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首脑，要除掉象杨、常这样的反对派，还不易如反掌，何需兴师动众？实际，杨、常狡猾，行踪诡秘，并不是那么好制服的。他们一般不随便外出，如若出门，必暗带武器，并有卫队护送。所以，要能比较平静和顺利地将其处决，得先解决他们的卫队，以扫清外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年当过张学良将军副官的张沛汉回忆说：

晚上九点（武育文文章说是七点左右，究竟是几点钟，尚需继续核实——笔者）杨宇霆、常荫槐如期赴约。

当时，帅府有个规矩，外边的人进帅府，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杨宇霆到哪都有一个警卫连跟着。但是，他的警卫无例外地被挡在帅府外面，被安排在前院的帅府卫队三连住地，因为这是惯例，所以，杨宇霆毫无觉察。他和常荫槐进了帅府，张学良和高洁义（纪毅）陪他们俩打牌。

时值初冬，天气很冷，少帅副官长谭海，事前吩咐锅炉房，要烧好暖气，烧得越热越好。杨宇霆的警卫都穿着皮袄，腰扎武装带，全副武装，安排他们休息的这个屋，暖气热得很，谭海副官长对他们说：“屋里热，大家都把皮带打开吧，今天杨总参议在这打牌要打到十一多钟，大家在这里喝点酒，吃点夜宵。”说着，就吩咐人将桌子摆好，紧接着酒菜就上来了。摆的很丰盛，这帮人一见酒菜就乐了，都毫无顾忌地喝起来了。由于屋里太热，又加上副官长有话，他们都解开了武装带，脱了皮袄，把武器放在一边。这时，外面早已布置停当，帅府卫队把这所房子围得风雨不透。机枪就架在窗户台上，枪口对着酒桌，由于窗户挂着窗帘，从里向外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从外向里看，却看得一清二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谭海又进屋了，他满满地斟了一杯，然后，又给大家斟满了酒。他举着酒杯说：

“大家跟随杨总参议很辛苦，今天大家多喝点，来，干一杯。”这杯酒喝完，他站起身来，严肃地说：“请大家静一静，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往外走，不准回头，不准伸手，如果谁不守规矩就武力解决。”这时谭海副官长的身后已经站了一排人，个个横眉冷对，端着枪对着这一连人，窗外的机枪都伸了进来，这些人一看，心里也都明白了，有想抵抗的也来不及了。所以，都乖乖的举起了双手，一个接一个的往门外走。门口早有人守候在那里，出来一个捆一个，然后被扔上汽车，整整捆了五卡车，都被送进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解决了这一连人之后，谭海把一个写着“前院处理完毕”的小纸条，送给了张学良。里面打牌打到十一点左右，张学良对杨宇霆说：“总参议是不是有点渴呀？”杨说：“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张学良说：“有西瓜呀！切个西瓜吧！”杨说：“好啊，拿来吧。”张学良起身出去。⒃

关于随后对杨、常的处决，张、武二文的记述，也不一样，张沛汉谈的与有些文章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即都有吃西瓜或以“西瓜来了”、“杀西瓜吃”为号令的情节，看来这是有一定根据的。武育文文章没有这个情节，不等于就没有此事，因这里也还有个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另方面，也要看到，武育文文章虽非作者亲历，但它是根据当事人、而且是高层次的比较权威的人士的回忆资料写成的，具有准确、鲜明的特点，并富有戏剧性。文章说：

一切布置完毕，晚七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血染老虎厅。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处理善后事宜，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张学良又召总部参谋长荣臻和机要处长刘鸣九进府处理善后问题，责成他们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一个是向南京发的，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高纪毅带领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翌晨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说明杨、常事件经过。这些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布告东北各市县，安定人心。郑谦（总部秘书长）是杨宇霆的亲信，他心惊胆战，提笔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郑将笔扔下，起身要走。高纪毅警告他说：“现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只得坐下，木然不动，仍未动笔。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吊祭。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⒄读了上述几段文字，杨、常事件的概况，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但对此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张学良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认为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说他做对了，清除了东北政权中的隐患，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对此有异议者，则深感遗憾，认为他做错了，甚至认为这属于军阀递嬗变迁中常有的现象，是一桩一时冲动的不该发生的杀人案。另外，围绕杨、常的功过是非，也有论争。如他们二人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究竟是才华出众的有功之臣，还是专横跋扈、暗结党徒、图谋不轨的罪人？究竟是张学良聪明自用、自毁长城，还是杨、常咎由自取、多行不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

老实说，张学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杨宇霆的人物个性，正好是为张学良所最不喜欢的一种人物个性。

比如：杨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一种人物。

一九一六年，杨宇霆和郭松龄一同奉命代表奉军出席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当发现这个会议实为复辟铺路时，郭松龄主张立即退出，而杨宇霆则不肯退出，结果，杨留而郭退。这里看出郭的书生气，而杨则就显得在政治上不太计较是非了。杨宇霆显然注重权变之术。在北京时，他反对奉军退守关外，主张要和国民革命军抵抗下去，并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坚持，而是他相信奉军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间，能有纵横运用的余地，认为奉军在关内仍有可为。这一点，张学良和他不同。张学良是从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军已不可为，而且尤其不愿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下去。

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似乎不欣赏这一套。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这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气。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了”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在脚底下。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物。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据说，当张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此中便看出杨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报曾评杨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声色，这一点，杨宇霆和郭松龄有相像的地方。但，郭松龄讲原则，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就大不同于杨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松龄的军中地位是靠张学良而起，而杨宇霆是靠老帅张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龄有条件成为张学良言听计从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师，也可以做之友；杨宇霆则完全相反。杨宇霆纵然在张学良面前不倚老卖老，唯因其在老帅面前有过声势煊赫的前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帅面前，既不能做之师也不能做之友了。

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他正在渴于是非，渴于知识，渴于爱情的时候，所以，郭松龄能成为他个人的和事业的伙伴，但，现在的张学良所需要的是权力，而杨宇霆正好是站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障碍。⒅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分析评论，无疑是客观的，颇有见地的。至于对这种作法不赞成、认为是一种杀伐，是其父“当年草莽天下时的余风”（见《张学良评传》）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们不文过饰非，或搞什么“为亲者讳”那一套，但也不过于苛求一个涉世不深、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更何况从大的原则上看，应该说他的决断没有错，是把大局、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了首位的。有人说，这时他实际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这一点和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从另方面看，从皇姑屯事件的爆发到东北易帜、枪毙杨、常，这在东北来说，确是个多事之秋，张学良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并未退缩，也未压垮，而是沉着冷静，有主见，有魄力，特别是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真有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将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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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⑥⑧⒂　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②⒄武育文：《杨常事件始末》，《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④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事》。

⑦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⑨⑾⑿⒀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２日《新晨报》。

⑩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⒁　刘润：《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载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０日《文汇报》。

⒃　张沛汉口述，孙震、王维佐、郑连方整理：《十年戎马紧相随》中部分章节，载《东南西北》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原题为：《目击五十年前的两桩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