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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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的会见，因为聆听了他的不抵抗主义的高论，并执行了他的力避冲突的命令，丢掉了东北，而备受国人责难，那末，这次（１９３３年）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会见，则使他丢官下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异国，外出考察了，这他怎能想得通呢，这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不明明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吗？

与蒋分手后，张学良乘专车返北平，他在回到自己的软卧车厢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他仍觉得蒙受了很大的耻辱，心头就象有块铅似的，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返回北平后，他沉痛地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北这个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有部队，可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也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离开北平的头一天晚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又陪他去中和剧院看了在北平的最后一次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与这座古都告别的前夕，还要再到这个剧院来看戏呢？想来定是他们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不平静的夜晚，那晚他们也曾在此看戏，戏未看完即退场，那时张学良是根据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下令将东北军撤至关内的，现在正是这个荒唐的命令使他失信于民，而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也许正是由于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以求从苦闷中得到一点解脱吧，所以他又在两位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再出现转折的场所，忧国忧民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惋惜、惆怅和悔恨之中。

但在那时，人们对张学良并不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国人皆蒙在鼓里，所以人们把一腔怨愤之情全倾泄在他身上了：出于义愤，批评他软弱，是“不抵抗将军”者有之；故意制造谣言，借题发挥，向他大泼污水者有之；由于不知真情，对他多有责难，甚至捕风捉影，搞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的，亦有之。前面曾经提到的马君武的诗《哀沈阳》，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事例。

马君武的诗，初见于何报？国人的反映究竟如何？笔者未曾详考，不过，张学良和于凤至、赵四小姐最初看到时，确是吃惊不小。当时他们是在一张《重庆日报》上看到的，气是气，但那反映却也颇为不俗：

　　于凤至和赵一荻在房中说着话，忽听张学良从六国饭店回来了。于凤至向赵一荻笑道：“瞧他准要发火的！

小妹，你看看，这张报纸是否也要拿给他看呢？”赵一荻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重庆日报》，她拿在手里翻了翻，发现上面几乎全都是谴责、咒骂张学良不抵抗的文章，她气得胸口起伏，愤然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把不抵抗的罪名统统归罪于汉卿呢？你看这首诗，写得简直狗屁不通！”

于凤至见赵一荻气咻咻的，把那报纸揉成了一团。于凤至却夺过来，在膝头上展平，叹息道：“小妹，这样的报纸给他看看也是件好事。他现在是吃了蒋某人的迷魂药，死心塌地为他受过！如今汉卿已成众矢之的。如何了得？让他看看老百姓怎样在报上骂他‘卖国’，也好让他认清一下蒋某人到底是人是鬼！有什么不好？”赵一荻听于凤至说得有理，连忙颔首同意。

门外一阵橐橐的皮鞋响，张学良满脸怒气地走进门来，见于凤至和赵一荻正在那里瞟着他冷笑，更加发怒了，道：“大姐，咱们结婚十几年，我还真想不到您会这么冒失！”赵一荻不以为然地说：“大姐办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张学良道：“你问她，就知道。你们知道魏道明和郑毓秀到北平来干什么吗？唉，可您为什么不通知我，就一个人到六国饭店把郑女士从宴会上找出来，向人家募起抗日的捐来？亏您想得出。现在让您把事情闹大了，郑女士和魏道明被您弄得下不来台，两人都不辞而别了。”赵一荻高兴得拍起手来叫：“走了好！”于凤至道：

“我名为募捐，实际就是要撵他们回南京。汉卿，你也不想想，现在东北国土沦陷，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这个东北子孙为何陪他们这些达官贵妇跳舞取乐呢？”张学良一脸沮丧的神情，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他痛心疾首地说：“大姐，别人骂我，我不恼。

可你我朝夕相处，难道还不知我是何用心？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这魏道明和郑毓秀，本来就是蒋介石派来观察我张汉卿动静来的。您说，我不苦中作乐，又有何办法应酬？”

张学良一席话，说得于凤至和赵一荻良久沉默无语。

他们都深深理解张学良的话是发自肺腑的真诚话。忽然，赵一荻打破沉默说道：“汉卿，你看看这几句诗。把你和我都骂得淋漓尽致了。连我和朱五小姐，还有电影明星蝴蝶（应为胡蝶——引者）也都沾了光。其实，你明明只和蝴蝶见了个面（胡蝶本人说没有见过面，这里似欠确切——引者），哪里在一起跳过舞呀？”

张学良接过那张《重庆日报》，见第四版上果然有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鬼子进奉天。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锣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首，

且抱娇娃舞一回。

于凤至和赵一荻盯盯地瞅着张学良，知道他读罢这诗，定会大发雷霆的。你看他那双手真的哆嗦起来了，脸色由青变白，由白变红。渐渐，张学良将一腔莫名的委屈、愤懑和懊恼，克制下去。很快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把那报纸掷于几上，说道：“骂得好！”

于凤至和赵一荻一惊：“骂得好？”张学良也不解释，只是追问：“这诗是什么人写的？”赵一荻气咻咻地说：

“广西诗人马君武！”张学良又把报纸拿来，上下看了一回，说：“九·一八事变，对我张学良不满，百姓对我恨之入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相信我张学良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马君武用诗来刺激我，是让我奋起抗日，有什么不好！不过我张汉卿的苦衷天下人怎么知道？大姐，小妹，我已经派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黄绫子，回东北去联络旧部了。马占山和苏炳文也打回了江省！我相信日本人是不会长久的！……”①

由上面的这段记述看，在那个时候，尽管张学良的看法还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就说明他还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东北的沦陷，他确有难言的隐痛与苦衷。

马君武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写此诗？当时人们是怎么看的？马君武对抗日问题的认识有无变化？与此诗有关的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桩不大不小的历史公案的？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看来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前些时，曾在报上看到张宜雷写的谈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的文章，倒是有一个比较扼要的介绍，他写道：

　　马君武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后为清廷追捕，逃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在国内首次制定无烟炸药。

辛亥革命成功，历任孙中山总统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又曾编撰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译达尔文《物种原始》，是“我国近代第一流的学者。”

他还擅为诗，与柳亚子先生等同为“南社”的台柱。

曾写过《华族祖国歌》等不少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章。

他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诗《哀希腊》，更是在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中传诵一时。“九·一八”时期，他写了《哀沈阳》二首。今录之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这两首诗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准确地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指向了作为替罪羊的张学良，是由于他不知内情所致。但激荡其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异常强烈，欲此二诗当时传遍全国。②

另据陈钟瑞谈：“……后来，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内幕，便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耿耿爱国赤忱跃然纸上。这封电文发表后，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③

这些文章资料，对此事的分析评价，除了所引的诗在个别词句上与原诗稍有出入外，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无疑的，马先生的诗是有缺陷的，这不仅广大读者这样看，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后，以通电的形式公开斥责汪、蒋，这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诗作的一种否定，这位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是位知错必改的人。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对马先生的介绍也并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该诗的不足之处，也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当然，它讲的均较简略，对此诗的历史背景与所牵涉的人物事迹或一笔带过，或未曾涉及，为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似仍需略加补充。

这两首诗文字不算深奥，虽不能说明白如话，还是易于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地方还要作些注释，方可对它有个透彻的了解。诗里所说的赵四，就是赵四小姐，其用意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好友朱秀峰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的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这当然不是事实，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剧院看戏，这已在前面谈到了。至于胡蝶，当时并不在北京。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胡蝶女士（现侨居海外）近年来在她写的回忆录里，针对此事也说过：“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未料到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④但她不了解，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难怪胡蝶女士前些时在追述这桩往事时，仍感寒心，她把这事称之为“该结束了的‘莫须有公案’”。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桩公案应该说现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该结束了。所谓“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过，关于张学良与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众说不一。其实，对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她告诉我们：“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⑤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了解了这个真实情况，对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真伪，就会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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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张宜雷：《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载《武汉晚报》。此处所引系《文摘报》摘编稿。

③　陈钟瑞：《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马君武》，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