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要    

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２０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１９８５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２０００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缴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本报记者江雪

　　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肉中下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买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不出好价钱，大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二元五，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大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

果然是爆炸性新闻！

　　第二天是周六，天还未亮，我正在剔骨，书报亭老头喜眯眯地送过来一份《华商报》，神秘兮兮地说：

　　“好好看看，有重大新闻，好消息！”

　　我正在忙碌着，来不及招呼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并未十分在意。老头讨了个没趣，丢下报纸，悻悻地走了。

　　自从肉店搬迁至此，与书报老头为邻接近两年，从未照顾过老头的生意，恐怕在老头的印象中，我可能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今天老头很诧异，兴冲冲地送报过来，热面孔碰着冷屁股，很没有颜面。回头想起此事，怪难为情的，几次寻思前去解释，又担心越解释越说不清，好在老头似乎并不介意，每次见我，依然笑容可掬。

　　天刚放亮，报贩子的叫卖声便悠忽传来，不绝于耳。我很奇怪，心中暗骂：“你们这帮蠢材，难道不知道我不识字吗?还喊叫个鸟!”

　　早晨八点，店前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神情怪怪的。还有不少人买过肉，并不急于离去，而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站在肉店不远处，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害得我以为自己仪容仪表出了纰漏，偷偷跑进去照过好几次镜子。

　　听人讲，那天的《华商报》卖得特别火，不到上午十点，便被抢购一空。第二天，即7月20日，《华商报》又推出“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专题报道，由此揭开了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一石击起千重浪，《华商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打碎了我宁静的生活，一时之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舆论哗然。小店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宾客络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眼镜肉店，顷刻之间，成为焦点地带。

　　《华商报》推出首篇报道的当天晚上，长安区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科长便摆下饭局，差人约我。几年未见，此人从乡村教师一跃而为政府办科长，可谓官运亨通，仕途正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我曾经想调入而最终未能如愿的某学校派人又至，两桌饭局顷刻挤在了一起，比见了亲人还热情，使我心里直犯嘀咕：“瞧那德行，若放在往日，街上碰到，恐怕也要绕道行走，装作未曾看见，这时却都来凑热闹。”

　　然而都是故人，颜面还须留住。好在我对烟、酒都很有感情，平日收摊，无论有无下酒菜，总要抿上两口，解解乏气。久而久之，居然上了瘾，一日不喝，便喉咙发痒，四肢乏力，浑身都不自在；几杯酒下肚，脸泛红光，印堂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老白鸡一伙叫我“BEER    CAR”，意即啤酒桶,我知道比酒囊饭袋好听不到哪儿去。人称“千杯不醉”，喝白酒以公斤计，啤酒则以吨位论。即使摆下鸿门大宴，我怕他个甚！于是，李玉和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去赴宴。

　　此后几十天里，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外滩画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加入了追踪报道的行列，全国各地几百乃至上千家媒体予以转载、评论。于是，一夜之间，我名动天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境外媒体,诸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大公报》、凤凰卫视等媒体，我一概敬而远之，避而不见。

　　对于国内新闻单位，则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待。这便引起了不少新闻记者的不满。譬如《某某都市报》的某记者，来过几次，我因为太忙，接待不周，最后干脆不来了，呆在家里，但凭一些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瞎编乱猜一气，杜撰起新闻来。像《三滴血》中他王妈，既想说媒，又怕跑路，给人家亲亲的姊妹俩说起媒来。真该掌嘴!

　　中央电视台是最早来西安采访我的国家级媒体，其二套《对话》栏目有两位导演，他们软磨硬缠，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消除疑虑，走进央视。他们在西安一呆就是十多天。我当时担心，自己倘到北京，身不由己，被他们请一帮专家、教授，拿起手术刀，大庭广众之下，三下五除二，解剖得体无完肤，最后只剩下槽头。被迫无奈，只能以肉店生意繁忙，走不开为由推托。他们在多次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抛出撒手锏，承诺只要我去北京一星期，做了他们的节目，则给我一万元的经济补偿。

　　一万元，那是我卖五百头猪的利润，五百头猪，并非狗，一头就有一百多斤肉，三个月也不一定能卖完，短短的一星期便能轻易获得，可谓日进千金，一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看在人民币的情分上，我一时心有所动。但最终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未能成行，他们无功而返。

　　两位导演回京后，被领导狠剋了一顿，据说甚至以下岗相威胁。二位均是央视聘用人员，为保住饭碗，二次飞抵西安。这次，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发誓即使生拉硬拽也要将我拽到北京；另一方面，直接带来了主持人陈伟宏与摄像，万一没辙，先斩后奏，就地处置。于是，在我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强行拍摄。资料传回北京，在主人公未到场的情况下展开“对话”。这在“对话”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后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想去央视露脸，托我联系。我想，为与我“对话”，他们费了多大的周折，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而且是留洋博士，文化文凭比我高出许多，还不是求之不得？没想到联系了S××，他竟回答：

“二套‘对话’属于高端访问，对象是外国总统，业界名流，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上的。”

　　我碰了一鼻子灰，很没颜面。但想到自己一个破杀猪卖肉的，竟与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韩国三星集团总裁尹钟龙先生等帝王将相相提并论，不禁又飘飘然起来，连自己姓啥为老几差点给忘记了。

　　《外滩画报》首席记者禄兴明，是个蒙古人，行事怪异，与众不同，我很喜欢；上海电视台《新闻追踪》编导李强、任军贤非常敬业，忍辱负重，锲而不舍，我清晨开门，立在门外，晚上打烊，守在门口，且携带设备先进，我曾一度误认为是境外记者，刻意回避，弄出不少笑话；还有《解放日报》记者陈佳勇，深谙迂回战术，倘在战争年代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谈采访，先拉扯校友关系。他们都得以如愿，充分体现了大上海人之精明、干练，西北人望尘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师妹刘喜梅与其同事李某，他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我们相差十余岁，此前彼此并不相识。《华商报》报道之初，他们来到我的小店，师兄妹相见，欣喜异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小师妹聪明伶俐，清纯无比，虽然相貌平平，却才华横溢，非常善解人意。

　　他们购买几打啤酒贿赂公行，我则得到了免费的晚餐，灌得晕晕乎乎，不辨东西与南北。忘乎所以之际，与他们无话不谈，看作知己。

　　北大学子当街卖肉，是耶，非耶？社会各界争论不休，我的处境也很微妙。卖肉并非我的专长，更非我的所好，然而，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主宰，昔者胡山从屠夫而状元，如今老陆由状元而屠夫，究竟是谁之功，谁之过？这个命题变得很微妙，很敏感，稍不留神，可能获罪一大批人，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每当遇事拿捏不准时，我总与小师妹他们一起计议，他们对内幕亦十分清楚。

　　我与他们约定，我凡事不避开他们，在大局未定的前提下，他们也不写稿子。刘喜梅巾帼不让须眉，一诺千金，真乃女中丈夫；相比之下，李某却轻诺寡信，食言而肥，表面应承，搜集资料，私下却写了一篇不太负责任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成为自己跳槽的敲门砖，弄得我非常被动。当然，事过境迁，我也无意再责怪李某。总之，树林大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鸟都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003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有位女编导叫曾荣，是北大校友，其人说话柔声曼气，莺莺燕燕，非常动听。她多次打电话来，约我做节目，并派记者来陕拍摄场景资料，给我的孩子带来了玩具，送我白岩松签名题词的著作《痛并快乐着》、我大学老师何九盈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好久无人如此牵挂于我，我深受感动，答应倘去央视做节目，则首选他们，只是目前条件不成熟，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请他们谅解。曾荣最后说，她男朋友在中央某要害部门工作，门路宽广，如需要帮忙，可尽管找她，我表示感谢，遂成为神交。

　　遗憾的是，到2003年11月，我去北京时，另一校友王学勇已经接替了曾荣，曾荣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未能见上一面，终成憾事。

　　“面对面”栏目组来西安时已是8月下旬。此前三天，央视“讲述”栏目也曾来陕。当时，我已成为公众人物，长安区各主要宾馆、饭店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与个人不计其数，据说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哪里见过如此场面，何去何从，一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权衡利弊。毕竟一夜之间，猴子演变成了人，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做节目，不小心胡言乱语一番，传将出去无异于自取其辱，惹火烧身。所以，那段时间，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对于新闻单位，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

　　“讲述”栏目曾电话联系来陕，我向他们讲述了目前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然而，可能因为职业的敏感性，他们还是不期而至。

　　依照常理，人家千里迢迢找上门来，总该有所收获。但他们提前拟定了“讲述”提纲，交我过目。我以为有些话题暂时应予以回避。编导拿捏不准，电话请示了上司，而上司态度很明朗：不能更改，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封了口子，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我亦爱莫能助。

　　拒绝了《讲述》，《面对面》又至，那天瓢泼大雨，甚是少见。女编导与两位摄像先生先至，摄像倒还平和，管你乐意不乐意，默默做着前期准备工作。倒是那位女导演，天朝使臣，中央来的，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甚至威胁若不配合，就怎么着怎么着，肉店还想不想开。

　　我不禁喟叹：“央视选人，可谓万里挑一，却怎么如此良莠不齐，老陆若是趋炎附势之人，局长早都当了，还用得着开肉店?”

　　当时在金长城酒店吃饭，我牛脾气上来，拍案而起，扬长而去。不料通讯录却落在了酒店，回头去取时，巧遇王志先生。

　　这几年，我一直居无定所，没有闭路电视。偶尔一次拜访朋友，在朋友家里看了王志与牛群的“面对面”，具体内容已然模糊不清了，但王志先生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书里讲，薄唇口阔之人才能巧舌如簧，能言善辩，难怪著名歌唱家多是大嘴族呢。如果让我的老师，著名易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扶汉老先生预测，王志先生必不能进中央电视台，至少不能当节目主持人。但王志先生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凭着一副歪嘴厚唇，硬把一代相声大师逼到了旮旯里，遂对王志先生顿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