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    

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心血来潮，要到几十里之外的斗门纺织厂检查安全生产，让我去找司机。

　　当时电话已经很奢侈了，更何况手机。司机家住在农村，我初来乍到，只在白天去过一次，记得大致方位。半夜三更，如鬼子进村，挨个敲门，吵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终于没有找到司机，主任火冒三丈，命我与他骑自行车前往。

　　没法了，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我只有服从的份儿。冒着飕飕寒风，骑车夜行。待磕磕绊绊赶到斗门纺织厂，天已大亮，工厂生产秩序井然，领导说：

“责任重于泰山,这我就放心了。”

　　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主任夜半走单骑》，发表在《长安报》上，博得领导一悦。

　　有位办公室主任，与计经委主任同庚同族，都是五十多岁，同为×主任，不熟悉的人经    

常张冠李戴，即使同机关的人也经常胡叫冒答应，弄得领导很恼火，中层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偏偏这位中层年龄大，资格老，即将退休，升迁无望，就倚老卖老，每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份报纸，碌碌无为混一天。领导看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意气他，无事找事，让他调查如今的机关干部在想什么，干什么，言明过几天来检查。

　　大家以为领导在开玩笑，都没有往心里去。不料，一星期后，领导果然来检查，本以为办公室主任会措手不及，挨一顿批评。岂料这位办公室主任言出惊人，回答得无懈可击。

　　“机关干部在想什么？事少一点儿，钱多一点儿；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嘛！”有诗为证：

　　上午坐着轮子转，

　　中午围着桌子转，

　　下午跟着麻将转，

　　晚上绕着裙子转。

　　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机关干部的睿智与诙谐，令人捧腹叫绝，成为一时的笑料。

　　办公室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人，空气常常很沉闷，但也有例外，尤其是主任心情好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家属，山东人，人高马大，快人快语，说话无所忌讳：

　　“×主任，你说话有个歧手，爱说‘这个的话’。”

　　主任马上反驳：“这一伙的话，糟蹋咱的话，我倒几时说‘这个的话……’”话未说完，倒把自己给逗乐了。

　　党政机关务虚。在机关里干事，就是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一级做给一级看。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给根麦笕儿当拐棍，拿支鸡毛当令箭，还真把事当事，回头想起来，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仅自行车就骑丢了两辆，这些人们都看不到。几个月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适时召开了团代会，重新组阁，手底下有了一帮人，搞起活动一呼百应。那几年，无论是3月5日学雷锋、作奉献，每年一次的上山植树，还是为北京亚运会捐款活动，计经委系统都搞得轰轰烈烈，气势恢弘。

　　据说某敬老院的一位孤寡老人，曾在3月5日这一天被学雷锋、做好事者拉去洗了五次澡，不但洗去了陈年老垢，险些脱了一层皮。

　　尽管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却引来众多好评。但是，由于牵扯到待遇问题，计经委党委在研究团委工作时，却让四十岁出头的党委办副主任挂名团委书记，升格为正科级，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具体操作人员只是副书记，还说是团县委的意思。我心中不服，曾对团县委旁敲侧击，可他们说绝无此事。

　　其时计经委有五十多人上班，名义上我的岗位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写材料，兼团委工作。事实上，全机关每个人都比我的工龄长，资格老，资历深，人人都是我的领导，遇到麻烦事、忙乱事总喜欢把我拉上帮忙，美其名曰“接触社会，加强锻炼”。记得那年石油紧张,计经委凭借掌握指标油的便利,搞到部分计划内汽油,但必须去西安某油库提货。要经过闹市区，别人嫌操心，不愿去，办公室为我指派了专车，押运易燃易爆危险品。

　　我常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拖地、抹桌椅、烧开水、给主任沏茶，时间久了，便成为惯例。忽一日，写材料到深夜，或许烟抽得太多，或许浓茶喝得过量，总之熬过了眼，怎么也无法入睡，直至黎明才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糟糕！”太阳已高高在照。脸顾不上洗，牙也无时间刷，急忙赶到办公室，主任他们已经俨然在座。见我进来，主任便责备：

　　“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卫生不搞，茶也不泡了。”

　　应该说，我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未把握住，一念之差，机会悄悄地从指间溜掉了。

　　大约是1991年初，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我被抽调到大会筹备组，负责大会材料，包住在长安宾馆，其间巧遇张××先生。我与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京求学期间，张先生去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在北京的学生，我与周锋锁一同拜谒了他。

　　提起周锋锁，此人大大地有名，自幼就有神童的美誉，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学习上颇具天分，中学时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荣获一等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师生称其为长安一中“百年不遇的人才”。然而，当时清华偏重工科，周锋锁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理科或文科，几次想转入北大物理系或哲学系，终因转校手续繁复未能成行。他记忆力惊人，据说过目不忘，大学入学时英语水平已达到六级，又同时学习德语、法语，两年时间，竟皆小成，令老师、同学惊诧不已。1989年春夏之交，周锋锁曾风光一时，后来曾就业于西安无线电二厂，再后来辞职下海，与几位同学在广西北海搞房地产项目，赔得一塌糊涂，现旅居美国。

　　周锋锁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其时张先生刚从长安一中调任县教育局局长，他与我促膝长谈，诚邀我去教育界，去省级重点中学长安一中。我当时认为，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情况逐渐熟悉，接下来会柳暗花明，应该扎扎实实，立足本职，以求发展，不能朝三暮四，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况且当时还未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教师的地位与而今相比相去甚远，因而谢绝了张先生的好意。

　然而世事难料，变幻无常。若干年后，我下岗失业，赋闲在家，又想去教育界，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费尽周折，终于没有办到。想当初，即使接受张先生之邀请，拿我一个破企业身份，既无人脉，又缺乏经济基础，想进事业又谈何容易!不知又要烧多少香，拜多少佛，跑多少路，花多少钱，事情究竟能否办成，也还未知。

　　也曾动过考研的念头，重新考回母校，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以求再次分配。转念一想，    

老父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相继辍学，好不容易盼到毕业，分担家庭负担，竟又想一走了之，徒增老父伤心；而且，自己胡子一大把，究竟把书还要读到何时？况且学那么多“回”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走到社会又能用得几许？以后年龄渐大，结了婚，拖家带口的，便打消了考研的想法。

　　在机关跑腿，没有硬性指标，尽干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鸡毛蒜皮之事。虽然整日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却是碌碌无为，劳而无功，忙得没有名堂。对于这种活法，开始很不习惯，觉得年华虚度，时不再来，心中时常惴惴不安。然而大家都这样，渐渐地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革命导师说过，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待媳妇熬成了婆婆，一切都会随之改观。

　　但后来发生的几件小事，彻底破坏了我的心理平衡，转变了我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聪明难，糊涂更难。”这是一句有关酒类的广告语，在我看来，却是人生真谛。我在自己的寝室贴着“忍”、“制怒”、“难得糊涂”等字画，用以自勉，但关键时刻，尤其几杯“马尿”下肚，就沉不住气，容易头脑发热，将这些人生格言抛诸脑后，以致追悔莫及。这叫胸无城府，用关中话说，叫巷子不深，也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

　　有一个故事该是出于某位愤世嫉俗的人之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头肥羊问一匹饿得东倒西歪的狼：“为什么不多吃点东西长胖点？”饿狼说：“现在天冷了，东西不好找。”肥羊：“怎么会呢？人不是挺多吗？可以吃人呀！”饿狼却说：“没有胃口。”肥羊不解：“为什么？”狼说：“吃人？现在一些人的骨头软得像肉，而肉连人味都没有了。”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或许领导会看作“自己人”，当成心腹，或许看在我农村出身，无依无靠的分上，法外施恩，给我解决个人问题。但我不会来事，不会曲意逢迎，拍马巴结，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也曾口头提过几次，大概扫了领导的兴致，领导或沉默不语，或以长者的口吻教训：

　　“你还年轻，多考虑工作的事，至于个人问题，领导们会考虑的，不用你操心。”

　　话说到这个分上，再说来说去已经很乏味。

　　1991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在经济领域开始治理整顿，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银行紧缩银根，泡沫经济得以遏制。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企业形势直转而下，以往依靠银行贷款维持表面繁荣的企业，周转不灵，无米下锅，出现大面积亏损、停产。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县委能做的就是及时调整计经委的领导班子，原来的领导带着遗憾，灰溜溜地走了。新主任上任，一是熟悉情况有个过程，二是企业成批瘫痪，职工上访不断，一大堆事儿需要处理，领导脚面上的火都拨拉不清，在这个节骨眼上，麻烦领导，无异于自讨没趣，于是我便很知趣，张不开口，调动的事就又搁置起来。

　　“鸟过留声，雁过留影。”新领导上任，必定大兴土木，宛如到某旅游胜地，在围墙、石碑刻上“×××到此一游”一般，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谓“前人种树，后世乘凉”。留下标志性建筑，让后来者“吃水不忘挖井人”，牢记其业绩，也不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长期以来，计经委一直分南北两院办公，为方便管理，卖了砖瓦厂之后，前任领导就决定用自留资金在北院兴建办公楼，并已付诸实施。新领导推陈出新，在办公楼尚未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又决定修建住宅楼。一方面给下属办点实事，显示皇恩浩荡，笼络人心；另一方面，那几年建筑市场鱼龙混杂，十分拥挤，在县级小单位，一把手是绝对的权威，无论大小事，都要“一竿子插到底”，这中间有无猫腻，天知、地知，局外之人，哪个说得清?

　　集资建房，单位补贴，比市价便宜不少，等于变相的福利。大家的态度都很积极，而我更表现出空前的兴奋，自告奋勇，请我的同学帮忙设计。我的同学刘××，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长安县第一个考入清华的学生，早我两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在西安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住宅楼分两居室、三居室，因为我的关系，七万多元的设计费只收取了一万五千元的劳务费，除去上缴单位的管理费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报酬，我的同学自己等于白做。为了图纸，我不辞劳苦，骑着单车，多次奔波于长安与西安之间，具体跑了多少趟，已经记不清了。其间，施工方多次要求变更图纸，而刘××去了海南淘金，从海南打来电话，委托其同事更改，我夹在中间，予以协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原以为，家属楼必有自己的一套，因为在单位上班的人数总共不到五十人，而房子是六十套，而且许多人已经拥有一两套住房，我是真米实曲的困难户，当时就借住在仅有六平方米的门房里。可是分房方案出台，取消了两居室，全部变为三居室，住房面积增大了，户数却从原来的六十户压缩至四十户。

　　一位中层领导刚刚在老家盖了新房，又参加单位的集资建房，银钱紧张，便发牢骚：

　　“他***，干了一辈子，倒拉了一屁股烂账。”

　　“若把你家盖成金銮殿、雍和宫，拉的烂账还多。”工会主席反驳道。

　　分房规定，未婚者与人事关系不在本单位的不得参加集资建房。

　　两条规定如对我量身定做，不大不小，恰恰合身。然而单位还有一位顶替父亲接班的，年龄小我几岁，也未婚。按规定他也不在集资建房之列，但其父是离休干部，“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负过伤”，有功之臣，天不怕，地不怕，领导就忌惮三分，于是急忙改口：“老干部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便照顾了一套。

　　世间之事大抵如此，领导处理问题也与我卖肉如出一辙，抱定一个原则：老头吃柿子——净拣软的捏。善良的人总是吃亏。

　　经营形势日趋严峻，亏损企业不断增加。县政府也没辙，唯一能做的就是任用贤能，专家治国，计经委的领导也走马灯似的更换频繁。1992年，又更迭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是位读书人，颇有儒将风度，上任伊始，“八”字还未见一撇，便在媒体上将扭亏增盈的方略和盘托出，最后承诺，一年之内彻底消灭亏损户，否则就地引咎辞职。

　　既立下军令状，夸下海口，就非得采取切实措施，扭转乾坤。措施之一：调动企业领导的积极性，为厂长、书记兴建住宅楼，解决后顾之忧；措施二：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与企业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企业领导集资建房，依旧采用我同学设计的图纸，照例没有我的份儿。理由是，我不是企业的人，更非企业领导。厂长、书记们工作在第一线，起早贪黑，多么辛苦，即使亏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同学后来知晓了此事，非要控告计经委，原因是图纸未经其审核并授权就擅自使用，一个地方与另一地方的地质构造不同，出了事故该谁负责。好在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地质构造可能也大致相同。总之，楼盖好了，并没有倒塌。我与同学喝了一晚上酒，相互开导，看在我还要在单位混，得罪了人于我不利的分上，方才作罢。

　　十年后，柴油机配件厂倒闭，拆除了厂房，地皮搞了房地产开发，职工们均分到了福利房。我则早已离开了单位，在社会上晃荡，人事关系虽仍放在该企业，可没有在企业上过一天班，对企业没有任何贡献，“三金”都无人交，福利房哪能轮到我？捯来捯去，弄得我连自己究竟是哪儿人都不知道，成了货真价实的社会闲杂人员。

　　至于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云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一定权利，社会交际又广，可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倒还有些许效果；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工厂自主经营，一般干部下到基层，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相反，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带来消极影响，作为企业并不欢迎。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后，便不太常去企业，而领导的指示又不能不贯彻，呆在家里闲得无聊，时间长了，倒会闷出病来。于是逐渐在办公楼四楼，没有办公室的地方形成了棋牌娱乐室。

　　有位老干部，人称“刘老干”，时任工会副主席，擅长跳舞，打麻将，最拿手的便是“闷八，一、四、七，缺门出风听”，倘若谁坐了高庄，刘老干便使出撒手锏，往往能起死回生，反败为胜。

　　一日下午，领导忽然接到通知，急需汇报材料，找遍一、二、三楼各科室，无人，以为大家都遵照指示，下基层去了，便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动手，准备相关材料。不知过了多久，待完成材料，走出办公室，天色已晚。领导正要锁门回家，却发现楼上滴水，以为下雨，返身回办公室取雨伞。然仔细一瞧，月光朗朗，繁星满天，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便颇感诧异。抬头一望，四楼灯火通明，似有喧哗之声，遂上楼，楼上牌局正酣，有人内急，来不及如厕，站在楼道，溺于楼下。

　　转眼过了半年，企业的亏损户非但没有消灭，反倒把盈利户消灭了。到1992年下半年，计经委所属工业企业全面亏损，纷纷停业，企业到了破产的边缘。而该领导非但没有就地辞职，反而调离了计经委这个破烂摊子，荣升为副县长。

　　这时恰遇机构改革，计经委又分家为县计委与工业局，我是企业身份，当然属于工业局。分家后的工业局，趁机构调整之机，又进了不少人，这时的我已经浪迹于江湖了。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朋友，在搞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时，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他曾经讲过一则笑话：某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主题是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会后立即行动，展开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卓有成效，形成经验，上报市委、市政府，得到上级的肯定。而县上的部、委、局、办则从原来的六十个变成六十一个，多出了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

　古时候，一名县令，几个衙役，连断案都行了。如今，哪一个县不拥有几十个部、委、局、办？又有几个部门不执法检查，搞些创收？衙门多了，浪费纳税人的银两权且不论，每家都要找些事干，门槛自然多，难怪老百姓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上学时，曾读过一本小册子，叫《帕金森定律》，大意是，一间办公室原来只有一个人，负责某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招到两名下属，其人自然而然成为科长，再过了一段时间    

，两名下属也想过过科长瘾，各自招兵买马。有一点值得注意，招人的时候，不能只招一个，每次至少两名，最好成倍地增长。这样，科员成为科长，科长就变成了局座，如此这般，金字塔似的上升，用不了几年，原来的科员就变成了省部级。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传销，我想，发明传销之人必定深谙“帕金森定律”。

　　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闲暇无聊时写点文字聊以自慰也成了一件趣事。在单位写材料，必须贯彻上级精神，遵照领导的意图，填括号似的填充内容，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刚毕业时，将大喜大悲之事时常诉诸笔端，顺应时代潮流的，拿出去发了，不合时宜的，压到箱底，想着留到以后，倘有机会，整理出来，也算是一段心路历程。然而，十数年来，命运多舛，如雨中浮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搬迁，所写的文字慢慢地遗失殆尽了。当然，这与后来的封笔不无关系。

　　大概是1991年，县委宣传部、《长安报》联合举办征文活动，按照领导的意图，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制方面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了，发表在《长安报》上，获得一等奖。想不到的是，报社与政法委的两位同志，将文章稍作改动，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领取获奖证书时，我才发觉了此事，当即撕毁证书，从此辍笔。

　　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采访我时，无意间提到此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是记录失误，也可能是为行文之便利，竟将改我文章之人说成是报社的主编，弄出许多误会，其实与薛亚利先生并无半点关系，况且1991年时，薛先生也并非报社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