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有点像赶着鸭子上架，或者公鸡穿上泳装下水学鸭子，首先是滑稽，其次担心会不    

会被淹死。

　　我是唯一一名心甘情愿下海者，倒不是为了淘金，捞一把，发笔洋财。我虽贫穷，对金钱却看得极淡，饿不着肚子就行。恼的是在单位最苦、最累，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宛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盖的高楼大厦，住的茅草窝棚，混到底也不过是个编外人士，打工一族，倒不如出去闯闯，说不定别有洞天。即使失败，个人损失亦不会太大，毕竟我是企业身份，泥饭碗，打碎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不过，不用担心，工业局承诺：投资三百万，保证工资，原来一切待遇不变，直到企业成功产生效益。这倒如同穿着救生衣下水一般，保赚不赔，使得学鸭子游水的公鸡有惊无险，还有可能进化成鸭子，更有甚者，超过鸭子，取得游泳比赛的名次也是未知。

　　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这个救生衣是用牛皮纸做的，见水受了潮，用力一吹，便破了。当时工业局的资金已经相当困难，职工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正常的办公经费难以为继，就连当年修建的办公楼工程款还尚未结清，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几间办公室依然被建筑队占领着，与建筑队合署办公，搞得机关不像机关，工程队不是工程队，不伦不类的，不知出出进进坐着高级轿车的领导们脸红也不红。

　　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项目的情况下，我连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开始兴办实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当益壮”“白手起家”。《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北大中文系如果能把课堂移置于此，保证教过的知识学生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首先发动职工们集资，名义上是集资，实则硬性摊派，工资里扣除，将计经委南院邻街的门房与废弃的车库拆除，改建成两间两层门面房，计划开设新特医药店。信息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不，尚在基建之中，生意就来了。

　　据可靠情报，外地某药材市场猪苓紧缺，价格一路飙升，而周至县药材公司就有大量存货。为此，专门在县外贸公司与药材公司请了两名专家，我陪同着前往周至考察验货。

　　“货真价实！”我回来如实向领导汇报，经过研究，领导们亦认为生意可做。但七八万元的周转资金却难煞了领导。职工集资已不再现实，因为账面无钱，工资还没着落。企业去借？企业也在等米下锅，哪有隔夜之炊！生意终于未能做成，事后自我解嘲：

　　“货运过去，说不定已货满为患，价就跌了，未必赚钱，赔钱的可能也有。”

　　“也可能如《江湖八大门》中的循门，周至人为卖滞销猪苓而特意摆设的‘请君入瓮’的圈套。”

　　吃不到葡萄，葡萄也就变了味。

　　第一笔生意还未开始，就宣告流产，出师不利，按迷信的说法，是不祥的前兆。这时，倘若就此打住，及早回头，也不至于后来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当时，我已有灰心之意，然而副局长势单力薄，诚挚地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分上，我也考虑到，自己参加工作已三年有余，调入机关希望渺茫，企业又面临倒闭，与其两头吊着，倒不如破釜沉舟，与副局长一起打拼，成功了，皆大欢喜；万一失败，权当人生旅途的经验教训。

　　虽然一起下海的人数不少，可大都是老太太，坐在办公室，看看门户，接听电话，抄抄写写还勉强凑合，而兴办实体仅仅依靠接听电话、写写画画显然太过离谱。因此，真正鞍前马后，跑腿办事的仅我一人而已。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跑工商，找银行，办税务，总算完成了实体的一些手续，其名称为“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期望公司既“通”且“达”，四通八达，副局长任总经理，法人代表。

　　这位副局长，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是位高级电气工程师。为了照顾家庭，叶落归根，80年代，从铁路电力系统调入地方，曾在长安工业系统技术改造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然而，作为十三朝古都，风水宝地，长安贤能辈出，一个小小的高工只能算作沧海一粟，在其同班同学早已是地市级高官，权倾一方时，县上才照顾情绪似的，在他临近退休之时，安排了县工业局副局长，副科级，也算是荣归故里，对家乡父老有所交代。

　　但无论如何，副局长与我，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结下了非凡的战斗友谊，可谓情同父子。遇事，我爱请教他；工作中，他也总差遣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年轻力壮，手脚勤快，可供他调遣的也仅我一人。

　　不久，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先后办起了色纸厂和复合肥厂。色纸厂依托县造纸厂，将造纸厂的凸版纸赊来，在泾阳县购买了一台简陋的小设备，雇用了两名工人，利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染上颜料，变成花花绿绿的有色纸，再赊销出去，就完成了工艺流程；复合肥厂则更简单，厂址干脆就设在县氮肥厂，连厂房都不用租借，多么省事、省钱，又省力。

　工业局的一把手是位化工高级工程师，对化工行业情有独钟。按照领导的旨意，接着我们筹建化工厂。鉴于前两个企业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任何科技含量，这次，领导们下定决心，要在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上下大力气，设想要将未来的化工厂建成公司的龙头企业。为此，专门在西安轴承厂抽调了一名懂技术的同志，叫秦××，协助我们工作。我们轻信了领导们的信誓旦旦，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艰难地开始了化工厂的筹备工作。

　　20世纪90年代，报刊、电视都大肆渲染：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谁拥有了信息，就掌握了主动权。那段时间无论读报还是看电视，我都一改以往浏览新闻的习惯，而把最烦人的广告作为每天的必修课。领导也常常告诫我们：要勤走走，多看看，时刻掌握市场动态，注意捕捉有价值的信息。

　　一日，我与秦××漫无目的地在西安街头溜达。走到小寨，看见一群人聚集在军人服务社前，好奇心促使我们前去探个究竟，原来，相邻的宁陕县武装部，开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仿瓷涂料，在军人服务社前大肆宣传，并橱窗展出。我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向工业局领导汇报后，副局长、我、秦××连夜奔赴宁陕县，唯恐别人捷足先登，抢占了先机。

　　我们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宁陕县武装部。厂长不在，工作人员很热情，带我们参观了展室，看了产品说明。我们提出进厂参观，工作人员一口回绝。看来没有商量的可能，只有见到了厂长，另想办法。于是我们以价格太高为由，留下电话，告辞而出。

　　回到招待所，我们设计了几套方案，又都一一否定。正饥肠辘辘，拿不定主意之际，电话过来，厂长回来了。我等灵机一动，何不发挥我的专业所长，在酒桌子上想办法，说不定厂长会不胜酒力而酒后吐真言。

　　我们与厂长在一家饭店见了面，寒暄了一番，酒菜便上来了。副局长放下领导的架子，充当了一回“酒司令”的角色，使劲地给厂长斟酒、劝酒，同时令我作陪，希望借着酒力，能从厂长口中套出有用的情报。岂料这位厂长十分笃信，酒量也非同凡响，两瓶汾酒下肚，一边作陪的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而厂长却身醉心不醉，仍然守口如瓶，顾左右而言他，颇具外交家的风范。

　　实在套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副局长孤注一掷，据实以告，提出要购买此项技术，而且出价不菲。厂长此时已吐字不清，但还未被酒精冲昏头脑，摆手摇头，绝无回旋的余地。总之，盘桓数日，白白扔掉了几百元宝贵的资金，无功而返。

　　愈神秘的东西，愈刺激人们的欲望。宁陕之行，给仿瓷涂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我们牵肠挂肚，欲罢不能，最终成为我等创业道路上挫折的开端。

　　世界有时真***小。

　　说起来很凑巧，活该我在仿瓷涂料上栽跟头。宁陕之行的影子还萦绕于脑际，我还在苦苦思索着能使该厂长改变主意的良策，细心的局长又从《科技日报》上得到消息：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已开发出同类技术。鉴于我对北京情况比较熟悉，领导们一商量，当即决定，委派我前去探路。因经费紧张，领导的小车都因无钱购油而停放在车库，非常时期，勒紧裤腰带过紧巴日子，差旅费先由个人筹措。临行，副局长硬塞给我两条“红梅”香烟，以备急用，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目睹领导们的神情，我还能再说什么。匆匆到银行取出几年的积蓄，共计五千元，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赴京的征程。

　　在人们的经验中，出公差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而我的北京之行却是另一番情景。

　　为了节省经费，我选购了硬座车票。当时列车还没有提速，从西安到北京要乘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入夜，灯光昏黄，列车晃晃悠悠地开着，我不知不觉中迷糊过去。梦中，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与在京同学相聚一堂……一觉醒来，口干舌燥，想喝水，一摸口袋，惊出一身冷汗——糟了，钱包不翼而飞，赶紧摸摸腰间，鼓鼓囊囊地还在，提到嗓子眼的心方才又落进肚子里，谢天谢地，小偷只窃去了我上衣口袋里的零钱。临行，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钱分两处存放，顺手处只装了几十元零钱以备路途上零用，把整钱则做了一个布袋，缝在腰际，这是《江湖八大门》中教我的一招“钱财不能露帛”。整钱幸免，误不了大事，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那区区几十元，权当手气不佳，打麻将输了，或者摸了福利彩票，为残疾人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如此想着，心里坦然了许多。

　　因列车晚点，本该下午四点五十分抵达的列车到达北京站时已是晚上六点，招待所极不易找，宾馆酒店价格惊人，非我等寻常百姓所敢问津，当晚就借宿于北大，与读博士的同学挤了一宿。

　　与同学吃饭时了解到，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的仿瓷涂料，采用的是清华大学一个下属公司的技术。因北大与清华仅一墙之隔，次日早晨，我直奔清华，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因技术转让价格太过离谱而无法接受。当时，清华方面索价十万，不开发票最低也不能少于八万。在洽谈中，多次提到通县博大化工厂效益如何云云，待问到“博大”具体地址，他们又讳莫如深，不肯多言。

　清华方面，转让无望，我赶紧乘车，赶往通县。

　　原以为博大化工厂非常驰名，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岂知所谓“博大”，既不“博”，更不“大”，并且也不在通县县城，几经询问，竟无人能道其详。我费尽周折，在通县工商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查找打问，均没有登记注册。没法子，当晚在通县县城住过一宿，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又去寻找，我的牛劲上来——反正通县就这么大，我挨个村子去找，相    

信准会找到。

　　鼻子底下就是路，我边走边问，夜幕降临时，终于在通县的最南端，靠近河北省的一个村子里——小务镇德仁务村找到了“博大”。

　　厂长姓张，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张本福，四十开外，中等身材，显得凝重而干练。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张厂长则显出十二分的热情。也许是天意如此，“博大”靠近燕京啤酒厂，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燕京啤酒的苦涩味儿和二锅头的甘洌，几年未曾沾唇，听见名字就馋得慌。嗜酒的我与张厂长臭味相投，白酒、啤酒放开肚皮，开怀畅饮，一时相见恨晚。那场酒直喝得天昏地暗，不辨东西与南北，真恨不得将燕京啤酒厂抬来，淹死在啤酒缸里。

　　次日，张厂长破例没有进城，陪着我参观了他的“博大”，车间是保密的，这一点我很知趣，没有提出非分要求，免得张厂长为难。其办公室就设在住宅里，那是一栋五间两层小楼，铝合金全封闭，外墙瓷砖到顶，室内手工纯毛地毯、真皮沙发、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显得极其富丽。张厂长腰别着当时还很奢侈的“BP机”、“大哥大”，开着一辆重庆长安私家车，一副大款模样，显得气度非凡。

　　张厂长告诉我，他们厂的仿瓷涂料技术，是引进清华大学最新研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科研成果，是内外墙瓷砖的换代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目前主要供应亚运村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全部由清华大学包销，全国各地订单很多，产品供不应求……

　　由于先入为主的成见，稀里糊涂的我对这些自然深信不疑，很快与张厂长达成了用两万元购买仿瓷涂料技术的意向。

　　“不过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拿不住事的，一切必须回去向领导汇报之后才能定夺。”我最后补充。

　　很会来事的张厂长立即承诺，一旦事成，将付给我一千元的辛苦费。

　　一千元，对于那时的我，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此以前，无职无权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不义之财，也似乎没有一个傻瓜想着去贿赂一个企业借调人员，我敢拍着胸脯保证：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光明正大、干干净净的。我当初也并不想要这一千元，怕这不明不白的钞票玷污了我的清白，助长了个人的贪欲，在以后的工作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现在，我跟随副局长出来创业，也并非都是为了钱，主要是在赌一口气。

　　可转念一想，这些年来，自己总是吃亏，倒霉的事全让自己赶上，好事总是有权有势人的专利，嘴上不说，心里很不平衡。况且眼下经济就很拮据，当时，我的工资加补贴总共不到两百元，一千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全部收入。我在机关食堂吃饭，起初单位还马马虎虎，每月给灶上煤电补贴，伙食还不错，后来单位情形每况愈下，遂压缩开支，取消了补助，灶上入不敷出，于是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如北大一样，推倒南大墙，将大门开到墙外，变成了对外营业食堂。一次，我与伙食管理员开玩笑：

　　“赵师傅，我在灶上吃饭，工资你全领，咱们扯平。”

　　“那不行，你每月再给我五十块钱。”

　　赵师本是机关灶上的厨师，斗大的汉字不认识十个，小九九却算得很精细，人勤快，饭菜也做得可口，将某领导伺候舒坦了，花钱另外聘请了一位厨师，赵师就用起最古老的方法——结绳记事，配合一些杠杠圈圈，当起了伙食管理员，脱产干部。

　　一月的工资不够吃饭！说起来有些悲哀，但却是实情。而家中还有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老父需要照顾，还有两个未成年自立的弟弟需要提携，更有几千元债务需要归还……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初中都未念完，纷纷辍学回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完成了学业，工作了，挣钱了，再不帮帮他们，寝食难安呀！

　　但是，单位效益不佳，自己收入微薄，为了筹集此次赴京的路费，我倾其所有，拿出了全部的积蓄，这可是以后成家立业的基金啊！再说这儿只有我与张厂长两人，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了。

　　想到此，我没有拒绝。

　　张厂长见事已谈妥，就一再询问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我一再解释我做不了主，得回去请示汇报。但这个项目是领导授意的，估计问题不大。

　　张厂长便留我在北京多玩几天，逛逛名胜，会会同学。而我事已办妥，归心似箭，况且北京又不是第一次来，生意成了，以后来的机会还很多，遂谢绝张厂长的好意。

　　张厂长驾车送我到北京站，替我购买了火车票，分手时说他很忙，还要给清华送货，一再叮嘱我务必抓紧。

　　我回到长安，顾不得休息，连夜晋见领导，汇报了情况。副局长果然十分高兴，夸我此事办得快，办得好。但局里没钱，又担心拖久了会节外生枝。于是，征得局长同意，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在县印刷厂借款两万元，准备亲自出马，与我一道赴京购买技术。

　为了缓解下海的人员多，能办事的人员又少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实际考察，经领导同意，将秦××由临时抽调正式借调到机关，协助创办实体。“抽调”与“借调”概念不同，抽调是临时性的，工资仍在企业，机关只管用人不解决福利待遇；借调则不同，是机关急于用人但缺乏编制或指标的过渡性手段。这样，秦××与我一样，成为工业局机关正式借调人员。领导承诺，一旦实体办成，产生效益，便委以重任。

　　西安轴承厂原属西安市冶金局，厂址在沣峪口，为了管理方便，1989年整建制移交给长安县计经委，即后来的长安县工业局。计经委接管后，借鉴许多军工企业从山区搬至平原的经验，尊重职工愿望，顺应时代潮流，将西安轴承厂整体搬迁至县城韦曲，兼并了业已停产的原长安县缝纫机架厂。搬迁后的西安轴承厂，企业负担沉重，经济效益下滑。

　　秦××1988年毕业于四川建材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分配至大山里的长安县白水泥厂，为了照顾家庭，1991年调入西安轴承厂。他学有专长，年富力强，为创办实体曾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不幸实体倒闭，因其在西安轴承厂有一定的根基，又回到了西安轴承厂，厂子破产以后，曾去兰州做生意，生意不景气，现在西安某建筑工地给人打工，管理工地。

　　临出发时，领导们又得到消息，石家庄某研究所也面向社会，公开转让仿瓷涂料技术，好在要去北京，石家庄也是顺道，就临时改道石家庄，顺便考察考察，多走走，多看看，比较比较，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我们一行三人，由副局长带队，依然购买硬座车票，踏上了北上的行程。

　　临行，我们考虑到副局长年龄大了，又有一定的级别，要给他买卧铺车票，哪怕硬卧也行，我与秦××两个人年轻，身体好，硬座票就蛮好。而副局长死活不肯，说他睡觉“择铺”，在火车上“咣里咣当”睡不着，买卧铺也是浪费，不如三个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互相也有个照应。我们知道困难时期，他想节省几个经费，但我们拗不过他。由此联想到某些人因公出差，软卧都不愿意坐，嫌浪费时间，而要乘大飞机，安全、迅捷而又舒服，便愈感到副局长的可亲可敬了。

　　上次单独赴京，阳春三月，乍暖还寒时，而这次时间抓得挺紧，紧赶慢赶已到了鲜花盛开的五月，如杨志卖刀，秦琼卖马，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由此可见，在一个贫穷单位，要干一件事是多么艰难！

　　我们一行三人，一对半的烟民酒鬼，坐在硬座车厢，掀开窗户，一边欣赏窗外胜景，一边抽烟喝酒，阵风袭来，凉意飒飒，神情振奋，谈笑之间，抵达石家庄，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也不觉得过分劳顿与沉闷。

　　直到现在，我还纳闷儿，石家庄距离北京如此之近，而与北京之物价水平真乃天壤之别，饭菜如此价廉物美。我们三个人饱餐一顿，酒足饭饱，花了不过区区三十几元，是老板算账有误，无意之中，让我等外乡之人拣得便宜？还是石家庄市场物价走低，作为吸引外地人投资、旅游的手段？因为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商品价格，而饭菜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找到那家研究所，产品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叫做“瓷漆”，可转让费却丝毫不含糊，至少也要四万元。副局长把手一挥：

　　“走，上北京！”

　　石家庄到北京，不足四小时的车程。长途跋涉，我们已经厌倦了火车，于是改乘长途汽车，心想一边感受京石高速的舒坦，一边沿途观赏风景，了解风土人情，权当假公济私，到此一游。

　　但在长途汽车上，所见所闻，大煞风景。

　　中巴车为了逃避收费，放着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不走，专走早已废弃的老路。汽车一路颠簸一路险权且不论，强占座位的、泼妇骂街的、玩三页牌行骗的、明抢暗偷的，与首都北京的称号大相径庭。我们印象尤深的是，某国家级运动员，为了抢占门口座位，依仗五大三粗的身材，将另一乘客老鹰抓小鸡似的拎将起来，抛在一旁，自己理直气壮地坐下，被拎者不满，白了他一眼，嘟囔几句，便招来一顿拳脚。满车的乘客，无一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虽然心中愤愤不平，却唯恐惹火烧身，敢怒而不敢言。

　　人常言：“十年修得同船渡。”大家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理应互相理解，互相关怀，而不应仇人似的，尔虞我诈，恃强凌弱，使本来愉快的旅行充满担心与敌意，弄得大家都不舒服。

　　我等自作自受，活受了几个小时的洋罪，傍晚时分，终于抵达北京。

　　那时的京城，旅馆不像现在这么多，又值旅游旺季，各旅店、招待所人满为患，连澡堂子都挤满了客人。星级酒店住不起，又找不着便宜的住处，倘只有我一个人，到学校与任何一同学挤一宿，即使找不着同学，天又不冷，路边、檐下、地铁站，流浪汉似的，天当房子地当床，哪儿都能凑合一晚，还省却了住宿费。可这次不同，副局长跟着，他上了年龄，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又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太过委屈。于是，大街找不着，就钻小胡同，从城南到城北，跑得腰酸腿疼，最后来到海淀，终于找着一家私人小旅馆，只有两张床位，每人五元，而且没有发票，我们不满意，还要继续找，副局长照例把手一摆：

“算了，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

　　于是副局长睡一张床，我与秦×ד脚打蹬”同挤一张单人床。在阴暗潮湿的个体小旅店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早上起来，在路边的小摊儿吃了煎饼果子、馄饨，胡乱糊弄了肚子，便直奔清华大学。    

清华方面，见我去而复返，以为我等的银子成了囊中之物，口气更硬。“八万元转让费，一个子都少不了。”“看来只有和通县做生意了。”副局长如此对我们说。

　　途经天安门，秦××未到过北京，免不了要游历一番。不想内急，急寻方便之处。那时，收费公厕刚刚兴起，天安门广场的公厕如同大栅栏的食堂一般，必须排队等候。公厕前，四个男女在忙不迭地点钞票，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书：

　　入厕贰角，不找零钱。

　　副局长从厕所出来，望着长长的如厕大军，不禁感叹：

　　“宰相门前七品官，在天安门当一个厕所所长，比在长安县当财政局局长收的钱都多。”

　　走累了，三人找一阴凉处席地而坐，点上烟，美滋滋地吸着，谈论着来京的感受。也许是口渴的缘故，烟刚刚抽到一半，秦××随手一弹，半截香烟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跌落在不远处。一位老者径直走到了秦××面前，从兜里掏出红袖章，在他眼前一晃：

　　“你扔的烟头？拣起来！”然后飞快地撕下一张票，塞给秦××：“罚款五元，下次注意。”

　　秦××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一张罚款单已经到了手里。

　　老者从走向我们，掏出红袖章，到撕下罚款单塞给秦××，动作一气呵成，再配以台词，一切恰到好处，表演到了极致。

　　秦××刚想争辩几句，引来一群人的围观，纷纷指责他，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脸涨得像猪肝，扔下五元钱，匆匆地走了。

　　“什么态度，真是的？”老者嘟囔着，弯腰拣起钞票，寻找下一个目标去了。

　　事后，副局长开玩笑：“首都人真是素质高，连罚款都美妙至极。”

　　抵达通县小务镇时，已是万家灯火时分，安排他们俩人住下，叮嘱店老板准备饭菜，我借了店老板的破自行车，直奔德仁务村。

　　近两个月不见，张厂长已经鸟枪换炮，米黄色的重庆长安面包车已经变成了色泽血红的天津夏利。贵客来临，他惊喜交加，顾不得心疼新车，二话没说，径直掀开小汽车的后盖，将破自行车塞在里面，驾车直奔小务镇。包赔过旅店老板的经济损失，我们三人被他接到了家里，稍作安顿，自然免不了一番款待。几个酒鬼遇到了一起，转眼间两瓶二锅头揭了个底朝天，张厂长又整来两箱子燕京啤酒，白酒、啤酒交替着喝，好不畅快淋漓。第二天上午，酒劲还没有散尽，副局长带着微微的醉意与张厂长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挺简单，核心是一纸配方。关中话叫“一窍不得，少挣几百”。关中人心轻，将区区几百元都升华为俗语。为了这一纸配方，我们耗时三个月，辗转数千里，花费几万元，终于括入囊中，三人喜不自禁，谁知而后竟成为我们创业道路上沉重的负担，这才叫“鬼迷心窍”。

　　秦××绘制了机械图纸，盘桓数日，我们向厂长告辞。张厂长挽留了几句，免不了又要做东，在小务镇订下酒宴，为我们饯行。席间，张厂长偷偷地塞给我一千元，我霎时两颊绯红。副局长以为我连续舟车劳顿，身体虚弱，不胜酒力，还一个劲地表扬我劳苦功高，要注意身体云云。

　　副局长一席话，使我羞愧难当，简直无地自容。当初张厂长许诺给我回扣时，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一眨眼就会忘掉，如今诺言兑现了，我却有些不适应，当时就想站起来，将它交给副局长，然后说声：“对不起，我辜负了领导的期望。”一是怕张厂长就在当面，脸上挂不住；二是担心即使把这一千元拿出来，别人还以为我拿的不止这些，假装廉洁，虚晃一枪，以掩人耳目，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浑身是嘴，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

　　我很卑鄙，终于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悄悄地装好一千元，成为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腐败记录。这次腐败，使我早已失衡的心理平衡了许多，但也成为以后久久的心理负担，尤其是发觉所选项目上当受骗，实体经营举步维艰的时候，这种感觉尤甚。有一则顺口溜，在老百姓之中广泛流传，虽然极端，然可见一斑：“××广场朝北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全部拉出去法办，保险没有冤假案。”但自己受教育多年，传统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每每想起此事，夜不能寝，良心备受煎熬。由此想见，共和国的蛀虫们虽然表面华衣美食，风光无限，晚上脱衣上床，夜深人静，突闻警笛之声，亦会惊恐不安，难睡安稳之觉。

　　北京归来，局长破例礼贤下士，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请我们到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重庆火锅城狠涮了一顿，算为我们接风洗尘，也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工作的肯定与鼓励。

　　技术已经到手，寻找厂房，添置设备，购买原材料，投入试生产成为当务之急，而通达实业总公司账面上仍然没有分文。印刷厂的借款已经到期，曾上门多次催要，倘若工业局不是其主管上级机关，有厂长、书记的任免权，早就拍桌子掀板凳地翻脸了。工业局机关亦自顾不暇，已经好几个月未发工资了，依靠局里投资看来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心急如焚，不能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好几万元购买的技术，一天天变成揩屁股的废纸。于是，我们分头联系了几家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把眼镜擦得一尘不染，听说工业局也办实体，先乐了：

“银行也是企业，并非慈善机构，拿响当当的现大洋打水漂漂？”

　　工业局作为县办工业的管理部门，经常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企业日子不好过，借贷的款项常常无法按时偿还，工业局也失去了信誉。如今自己伸手向银行借贷，银行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想：“先把企业的贷款还清了再说。”贷款便打了折扣，要么声称没有信贷规模，一推六二五；要么要求质押，押一贷一——总不能再让企业为你的贷款提供担保吧！

　　工业局盖起新居之后，就搬迁到了北院，南院成为闲置资产。兴办实体时，把南院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给通达公司，成为实体办公的所在。我们曾经设想以南院办公楼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可南院的房地产产权不全归属工业局，工业局只占其中的七分之一。南院原为工交政治部办公楼，后来工业、交通分家，成立大经委与交通局，办公楼也以楼梯为界，劈为两半，再后来大经委又分出计经委、乡镇企业局、二轻工业局，计经委只占楼产的四分之一；交通局又设立了交通运输管理站、公路管理站、交通派出所、筑路工程队等。所以在长安县，除了县政府大院，南院的招牌最多，是真正的大杂院。办公楼是国有资产，当初还没有房产意识，未办理过房产登记手续。即使要办，房产局也不可能给上无天下无地的四分之一国有资产办理产权，必须协调其他六家单位，而且费用不菲。长安人杰地灵，缺少土特产，却盛产能人，人们一个比一个能行，一个比一个伟大，互不服气，而又唯恐别人胜过自己，于是办事互相推诿扯皮，设卡子，使绊子，窝里斗。如今临时抱佛脚，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毫无办法。副局长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要着急，‘一镢头挖个井是敞口子。’事情得一步一步来，我们先解决厂房问题。”

　　前文说过，计经委的前身，是长安县工交政治部，在申店，与第二造纸厂相邻，有所工交技术学校，早已停办多年，大部分校舍被第二造纸厂职工占用，当成了家属院和职工宿舍，尚有几间空余的房子，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经请示局长，便把这几间破败的教室作为厂房。

　　仿瓷涂料属化工产品，散发刺激气味儿，且有毒、易燃、易爆。为了安全、规范，防患于未然，我们对房屋进行了简单地修缮之后，需要砌起围墙将厂区与家属区分割开来。围墙刚刚砌起，第二造纸厂便出面阻拦，一言不和，第二造纸厂以大欺小，以众凌寡，动用保卫科的二杆子，不要命的主儿，掀倒了围墙，声言计经委领导当初看他们亲肠，是牛牛娃，长得心疼，把工交技校白白送给了他们。

　　我们提出要看文件，他们不能出具，蛮不讲理，耍起了无赖：

　　“你算老几，凭什么看？”一句话顶了回来。

　　此事闹到了工业局，局领导几经易人，哪个还说得清。翻阅当初的档案，找不到相关文件，事情僵持不下。后来，多亏副局长从中斡旋，工业局党委为此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会议纪要，确认：当初工交技校公产是托付给第二造纸厂代管，第二造纸厂经营困难，用做职工宿舍也在情理之中，但产权仍归工业局所有。第二造纸厂、通达实业总公司都是工业局的下属集体单位，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两家企业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共谋发展。

　　讨得“尚方宝剑”，厂房的改造，围墙的圈建才得以继续。第二造纸厂对此很不舒服，敌意颇大，为了避免矛盾，接动力电时，我们舍弃了较近的第二造纸厂，而是穿过另一单位，选择了比较远的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免得第二造纸厂某些人耍小心眼儿，在关键时候停水断电。

　　按照与“博大”的合同，对方有义务帮助我们购置设备，每套价格为两万六千元。当初我们担心挨宰，多长了一个心眼，让秦××绘制了图纸，据初步估算：倘机械加工部分在当地解决，运费不用计算，每套设备配置起来约需一万五千元，我们计划购置两套设备，仅此一项节约资金两万余元。于是我们决定，凡能在当地添置的设备，宁可多花些工夫，尽量就近解决，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配件，再请“博大”帮忙。

　　情况似乎有了转机。

　　先是中国银行长安县支行同意贷款五万，但银行方面信不过工业局，于是副局长以自己个人的房产证作了抵押。因为县印刷厂多次催要借款无果，言辞已愈来愈不堪入耳了。

　　“为了公家的事，个人受气划不来。”副局长说。

　　归还了印刷厂的借款，报销了我们几个人的差旅费，全部是实报实销，我们很自觉，无发票的不报账，困难时期，大家都没有出差补贴。交付了前期费用，五万元剩下不足两万，要启动企业还差一大截子。

　　经多方奔走，县财政局终于同意借款十万给通达公司，条件是，第一，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担保，工业局不能作数；第二，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第三，企业产生的利润与他们均分。条件尽管苛刻，但我们急需资金，副局长说：

　　“管他呢，钱到手再说。”

　　十万元到账，先归还了银行贷款及利息，将个人的手抽利落，剩下了六万多。利用这仅有的资金，秦××负责机械设备的加工、安装、调试，我又出了一趟差，采购回原材料，依照“博大”提供的技术，夜以继日，生产出两吨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