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情方面，我属于那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人，至今我已年届四十，而孩子却刚刚七岁。

　　中学时代，内心就萌发朦朦胧胧的憧憬。那时，我学习好，一俊遮百丑，是学校里的佼佼者，女同学时不时地投来羡慕抑或爱慕的目光，也曾怦然心动，但由于家境贫寒，连肚子也填不饱，急于跳出农门，哪里还敢有什么奢想。于是，我强按住青春的躁动，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进入大学，起初看见城市青年在大街之上公然勾肩搭背，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我竟面红耳赤，仿佛自己干了什么苟且之事，心中惴惴不安。

　　同村的一位女孩与我青梅竹马。她出身不好，父亲曾加入“一贯道”，哥哥参加“反革命纠合集团”，典型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阶级斗争年代，一次在学校召开批斗大会，将她父亲、哥哥拉上主席台，弯腰耷手，老实交代，贫协主席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血泪控诉。末了，五花大绑，宣布逮捕，人群落井下石，“打倒×××”的呼声震天动地，她的眼泪就如同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那时年幼，我心软，又坐在她的旁边，看她可怜，虽然也高举拳头，但却装模作样，呼不出来口号，她遂对我产生好感，有事无事，总喜欢和我在一起。

　　后来，她父兄的“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平反，她成为贫下中农子女，我们的来往愈加密切。升入初中时，我考取了重点中学，跑到十几里之外读书，礼拜天回家取干粮，她总借口向我请教问题，老爱往我家跑。高中时我们又在同一所学校，经常见面，那时以学业为重，虽然早已是心有灵犀，但中间的那道窗户纸，谁都始终未曾捅破。高中毕业，我考入北大，她上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的师训班。在村民的眼里，我俩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那年，我赴京读书，她背过熟人，偷偷地送我到火车站，“执手相看泪眼”，几次欲言又止。火车徐徐启动，加速，她跟着后面奔跑、追赶，直到在天际变成一个黑点。到了大学，我们经常通信，谈理想，谈抱负，设想以后美丽的人生。后来，一位屡试不第的老范进，如《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怀着自己得不到宁可毁掉的心态，从中作梗，使我们之间产生误会，渐渐疏远，终于中断了来往。我大学尚未毕业，她为了得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勉为其难地嫁作他人妇。回乡之后，我们经常谋面，事隔多年，都已有家有室，携家带口，为人父人母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偶尔触及我们当初的情感，彼此仍然唏嘘不已。

　　还有一位同学，后来考入兰州大学英语系，她与我同窗六年，对我心仪已久。进入大学后，鸿雁传书，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探讨人生，慢慢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那段时日，我正在山西吕梁进行方言调查，每日期盼着远方的来信，倾诉相思之情，相爱之苦，沉浸在爱的幸福之中，尽享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后来终于因为家庭的变故，劳燕分飞，未能走到一起。

　　在长安这个小地方，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门户之见非常盛行，人们很讲究实际。记得在我年幼的时候，订婚时女方要“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我的一位堂兄，旧社会时其父为伪保长，有钱有势，妻妾成群，良田百顷，家财万贯，是难得的殷实人家。然而谁能料到，“穷不过三代，富亦过不了三代”，人生在世，充满了风险与变数。解放后，消灭了剥削，没收了家产，从此家道中落。堂兄“回搭”时，答应女方的“三转一响”就是因为没钱无法兑现，只能眼睁睁看着娶到家门口的媳妇嫁作他人的婆娘，以后他的年龄愈拖愈大，终于成为老大难问题，时至今日，年过半百仍然是孤家寡人，光棍一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来这一辈子命中注定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搁了，这一门根苗从此就要断子绝孙，提根拔苗了，你看危险不危险？到了我们这一代，生活水平提高了，“三转一响”变成了“四子”，即车子、房子、位子和票子。这几个条件，对于我这个出身农家、刚跨出校门的“第一代商品粮”来说，不是逼良为娼，非得去偷金库、抢银行不成吗？

　　长安是个农业大县，农民多，居民少。一般居民家庭嫁女不嫁“第一代商品粮”，意思是农村贫穷落后，刚从农村出来，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村的亲戚、朋友多，花钱多，麻烦事亦多。而作为我，由于城乡差别，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又不愿意再与农村扯上新的亲戚关系，以免贻祸子孙，遭后代埋怨唾骂。

　　刚回长安时，我的去向是城建局，油花花单位，旱涝保收。还未上班，村长就将在某局机关工作的一位中专毕业生介绍给我，双方接触了几次，很谈得来，愿意继续交往。后来我的工作发生变故，分到了计经委，中专生就不高兴，认为单位不怎么样。再后来得悉，我还是计经委的借调人员，关系在企业，就断了来往。以后热心人还介绍过几位，均因同样的原因，都不了了之。就连计经委下属企业的一个工人也照样瞧不起企业，见我的关系久调不到机关，担心两人都在企业，朝不保夕，以后企业垮台生活没有着落，宁可嫁给一位机关的工勤人员，也不愿嫁给我这个关系在企业的正式国家干部。

然而，认识她，纯属偶然，也是个例外。

　　1992年初，我还在计经委党委办公室上班，兼管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的一位女工，曾经管理过该厂的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已经调到了单身宿舍楼当管理员，其条件在模棱两可之间，为了职称评定，她多次找我通融。我以为，政工职称不像经济、技术序列，须得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与资历，况且不与工资挂钩，本来就是党和政府    

为了稳定企业而采取的一种平衡措施，就本着与人为善的思想，评定了其初级职称。其人感恩图报，将该厂子弟介绍给我，不想竟成为一段孽缘。

　　我们认识时，她刚高中勉强毕业，升学无望，待业在家。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脸蛋，梳着一对羊角辫，一副清纯可人的模样，不嫌弃我这个“第一代商品粮”，我便有了好感。那时，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形势严峻，其父母是普通工人，没有别的门路，海红轴承厂为了照顾职工子弟，内部招工，她便进了厂劳动服务公司，做了一名集体所有制工人。

　　我们见了一面，彼此感觉不错，就延续了来往。我本性诚实，不忍心蒙人骗人，在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告诉她我自己的企业身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未主动找我，我去找她，也以种种理由推托，如此这般，渐渐地中断了来往。

　　不久，我随副局长下海办实体，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个人小事，此事就慢慢淡忘了，热心人也开始给我物色别的对象。忽一日，她来找我借书，我惊愕：

　　“以往看见书本就头疼的人，是不是晚上失眠，怎么突然想起了读书？”

　　惊愕归惊愕，书还是求之不得地借了，如此多次。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刘再复……两三天一本，除了专业书籍，我都懒得去动，凡是能够瞧得上眼的逐个翻了个遍。

　　我问她有什么心得，她回答说有的地方读不懂。

　　后来，她说感到自己知识很贫乏，想利用业余时间去西安某夜大学学习《英语》、《公共关系学》，晚上独自一个人骑自行车害怕遇见坏蛋，希望我能陪伴她。我暗自高兴，却想吊吊胃口，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因为企业里确实很忙，但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这样一来二往的便加深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见过双方父母亲属，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恰在这时，我去新疆出差，原以为很快就回来，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婚事就搁置起来。

　　我从新疆归来，已逼近年关。过完年，其父邀请副局长保媒，从老家请来了我的父亲，在饭店预定了酒席，双方的父母第一次坐到了一起，婚事正式提到议事日程。正要确定吉日，新疆的厂家来陕回访，不得已，又延误了不少时日。

　　到了五月，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转眼即到五黄六月，确实不能再耽搁了。我觉得自己“车子、房子、位子和票子”一样都不具备而能得此淑女，已经心满意足，不能太过委屈了她，于是由着她的性子，大操大办，金银首饰一样不少，进口家电一应俱全。其时，我手头仅有一万余元，家里也帮不上忙，一时间打躬作揖，求神拜佛，债台高筑。《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心想，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谁都有个虚荣心，且由着她，只要两人幸福美满，努力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94年是她的本命年，按照习俗，本命年勒红腰带辟邪，不论婚嫁，但我已二十八周岁，一眨眼就到了而立之年，确实不能再耽搁了。为此，一向不信神不信鬼的她的父亲，破例前往西安八仙庵求签问卦，求破解之法，选择黄道吉日。

　　其间我们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去西安购物，已经大包小包买了六千多块钱的衣物，我实在提不动了，要不是怕人笑话，差点儿雇个挑夫帮我扛行李。最后她又相中一件旗袍，商家眼睛有水，一看就知道是个冤大头、挨宰的主儿，索价一千八百元，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二百六十元，况且当时腰包只剩下不足一千元，就劝她别买，反正到时候只穿一天，结婚时租赁一件礼服也是一样。可她死活不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拗不过她，掏完了身上仅有的九百五十元，商家才照顾情绪似的优惠给我们。那件旗袍就结婚当日穿过一天，以后再没有沾过身，太鲜艳了，扎眼，花大姐似的，谁穿？

　　依照阴阳大师的推算，五月二十八是我们大喜的日子。那天副局长亲自主婚，全局职工过来操持，所有亲朋都来道贺，好不风光，好不排场！婚宴上局长勉励我们：

　　“干好国家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

　　也许局长口中有毒，日后竟成反语，国家的事干得丢掉了饭碗，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孤家寡人，极具讽刺意味。

　　我白白把书念了许多，思想一点也不开化。在骨子里，我的封建意识很浓，新婚之夜，我发觉她已不是处女，嘴上傻瓜似的装作不知，心里便起了鸡皮疙瘩。此前，我有多次偷尝禁果的机会，如儿时吃葡萄，先拣最绿的、最小的吃，把最红的、最鲜的留到最后，这样，越吃越甜，越吃越有希望。总想将最神秘最宝贵最美好的留给洞房花烛夜，未曾想却拱手让与他人，心中有种被贼偷、被人欺骗的感觉，别提有多么难受。

一夜未眠。

　　我是个伪君子，第二天回门，打起精神，强作欢颜，极力掩饰内心的委屈与不满，努力装出幸福美满的样子，口是心非地接受众人的恭贺与祝福，其实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满肚子的委屈无处倾诉。一天提不起精神，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临告辞，岳父取出一千元，交给他女儿：

　　“你们刚组建新家，花费很大，这些钱拿着补贴家用。”

　　好男不争家当，好女不要嫁妆，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我的个性，从不无功受禄，轻易接受他人的怜悯与馈赠。但这次例外，不推托，便是默许。

　　亲朋好友都说了些祝贺我们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的废话，包括岳父岳母。我想自己偌大年龄，娶妻不易，传将出去，惹人笑话。反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我就不再多言。

　　“还是以大局为重，多往好处想，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自我安慰。

　　没有蜜月的如胶似漆，日子宁静而平淡。

　　完婚后三天，我去工地。倘在国家单位，像我这么大年龄成家，至少能休两星期的婚假，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不是我的事业心强，我也并非傻子、工作狂，也知道呆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坐着躺着，何等舒服。可是创业之初，事情千头万绪，都需要一一打理，前一段时间筹备婚礼，已耽误了不少时间，如果再不抓紧弥补，于心何忍？

　　几天未去，工地上杂乱无章，半天理不出头绪，一会儿头昏脑涨。放在以往，街上随便吃点东西，点一支烟，冷静下来，慢慢打理。如今，心中有了牵挂，于是急急往回赶。待赶回家一看，冰锅冷灶！房间还如我早上走时一样，横七竖八，凌乱不堪。电视里响着烦人声音，妻子侧依在床上，说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她又说不必了，不要紧。我安慰了几句，就自己下厨，匆匆吃了，又赶往工地。晚上回来，黑灯瞎火，楼道中我喊了几嗓子，应了，原来在隔壁打麻将。我累了一天，也不想做饭，于是去食堂端了两碗水饺，胡乱吃下。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我的心凉了半截儿。

　　单身时，伙食搭在街道，“食堂即我家，厨师是娃他妈”。花钱多权且不论，龌龊，不滋润，腻味了。渴望小锅小灶，哪怕是粗米淡饭、缺盐少醋，两个人的世界，彼此对面而坐，边吃边聊，吃得干净卫生，吃得心情舒畅。这种小日子不知在梦中萦绕过多少次，万没想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成家，竟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令人痛心的还在后面。

　　政企分开之后，机关停发了我等兴办实体人员的工资。这样，在没有一分钱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我们被一脚踢开，与机关脱了钩。不久，色纸厂、复合肥厂相继停办，相关人员又回到了机关，秦××擦亮眼睛，看到实体举步艰难，前途渺茫，也一拍屁股，回了西安轴承厂，实体仅靠我与退居二线的调研员副局长勉力支撑。至此，工业局下海十余位人员之中，只有我一人还在海水中苦苦挣扎，其他人都陆续爬上了岸。

　　海红轴承厂直属机械工业部，是国营大型企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代，害怕超级大国的炸弹，钻进了大山深处，位于陕西勉县。20世纪80年代，苏联瓦解，世界呈现多元化趋势。为了迁出大山，海红轴承厂兼并了长安县农机修造厂，建立了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接受总厂与长安县计经委双重领导，以总厂为主，因管理正规，经济效益不错。工厂实行计件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位姓孟的工人努力工作，月工资可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妻子是磨工，精磨工序，实则磨洋工。婚假期满，她勉强去上班，可出工不出力，出勤不出活，有一个月竟然只领到七角二分钱工资，她未找工厂，工厂方面倒找上门来，话说得很不中听：

　　“占着机器不干活等于占着茅坑不拉屎！”

　　于是调整了她的工作岗位，让她拔除厂区的杂草，当闲杂人员看待。她从此长期不上班，呆在家里，以麻将为伴。她的父亲得悉了此事，好言相劝，并借机讨回了结婚时赠予的一千元现金。

　　孔圣人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好话当作耳旁风，好心看为驴肝肺。我也毫无办法，就只能揣着明白当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装作大人大量，不与妇道人家一般见识。

　　日子稀里糊涂地向前混着。一日归来，我意外地发现，太阳竟然从西边出来了，社会主义进入中级阶段，步入小康社会了。饭已做好，挺丰盛，还摆了酒，她坐在一旁，脸上荡漾着久违的满足与幸福。我以为她今天手气好，打牌“三归一”，大获全胜，心情不错，因此没有太在意。她却悄然告诉我，有了身孕，医生说要加强营养，多活动锻炼。以后“金盆洗手”，不打麻将了，要学习日本女人，相夫教子。我且惊且喜，摔了个跟头拣得一锭金元宝似的一蹦老高，真想奔走相告，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全世界，让世界上受苦受难的同胞分享我的快乐与幸福。继而买了一大堆营养品，叮嘱她劳逸结合，注意休息，以愉悦的心情孕育小生命。

　　然而，绳子总从细微处断，愈金贵的东西愈容易损坏。不幸发生在两个月之后，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从外面归来，买了一大包东西，准备与未来的小生命，连同他的母亲，一家三口共庆中秋佳节。刚走进院子，邻居告诉我：

“你媳妇病了，在县医院。”

　　我二话没说，扔下东西，直奔医院。在住院部病房里，妻子挂着吊瓶，躺在床上，岳母已然在座。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大致明白了原委：那天她破例起了个大早，端着衣服，下楼洗衣，连日的妊娠反应已使身体相当虚弱，一不小心，踩空楼梯，滚落下来，腹痛不止，造成先兆性流产，已清过宫，现正在输液。

　　显示勤谨打碎盆盆，这是造化，就这样，一个仅有七十天的小生命，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甚至还没有成型，还没有胎音，一次偶然的意外迫使他不得不过早地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又悄然离去。

　　事已至此，多说也是枉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大人没事，就算苍天保佑。我自己给自己宽心，同时也安慰妻子与岳母。

　　留院观察了几天，已无大碍，必须回家慢慢静养将息。鉴于我早出晚归，无日无夜，又缺乏照顾病人的经验，岳母将她接回娘家悉心照料。

　　“早产甚于坐月子，女人月子里落下的毛病，一辈子也难以治愈。”岳母如是说。我不懂这些，就一切都依了她。

　　病愈归来，性情大变，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神神道道，喜怒无常，饭不做，衣不洗，又恢复到从前的模样。或上街闲逛、购物，乱买一气，或沉溺于牌局，稍不如意，摔碟子绊碗，弄得我惶惶不可终日。原以为时间是世间最好的医生，岁月会抹平这一切，失子之痛会渐渐淡忘，情绪就会稳定，就会和好如初。不料，这种情形愈演愈烈，竟一发不可收拾。

　　结婚时，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我抹下脸皮子，求神告庙，债台高筑，其中借了他表哥五千元。“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婚后，耙耙没齿，匣匣更没底，实体经营步履艰难，我又被机关停发了工资，一直未能还上。那年入冬的一天晚上，家里没有暖气，我刚架好蜂窝煤炉子，她表嫂打来电话，催要借款，她接的电话，我答应明天想办法，她却命令：

　　“你现在就去！”

　　我解释说天色已晚，谁手头存放大量现金，不怕贼偷，还怕强盗抢呢!即使借，也得等到明天银行上班。

　　“跟着你就把我的脸面都丢尽了！”她骂骂咧咧，不依不饶。

　　我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女人掉眼泪；千不烦万不烦，最烦女人胡搅蛮缠。我不便发作，于是强按怒火，径直走到沙发跟前，点燃一支香烟，悠闲地坐下，不再理她。

　　她见我未接圣旨似的言听计从，竟敢把她的命令当成过眼云、耳旁风，顿时火冒三丈，顺手提起一壶冷水，劈头盖脸向我浇来。

　　我长她几岁，相识以来，一直小心呵护，疼爱有加，可谓“捧在手里怕捏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遑论大小事，总是忍着、让着，万想不到一时的绥靖政策，纵容到如此地步，竟蹬着鼻子上脸——无法无天了。这一壶冷水，浇灭了我对她的爱怜之情，我的心凉到冰点，多日来的屈辱、委屈瞬间迸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顺手一掌向她挥去。

　　其实我只想吓吓她，让她知难而退，不再胡搅蛮缠，并没有真正打她的意思。没想到这一巴掌捅了马蜂窝，她哭着、喊着、叫着、骂着，锅碗瓢盆一起向我砸来。

　　“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农村人讲话还是实在。我怒火中烧，哪里顾得了许多，一个箭步飞扑过去，将她摁倒在地，一顿胖揍。

　　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她招架不住，败下阵来，给她父亲挂了电话。其父赶来，将她领回娘家，一场世纪大战才宣告结束。

　　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可以有病。我活了大半辈子，庸庸碌碌，低三下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看似瘦削，病秧子，其实“倍儿”棒。二十多年来，从未跨进医院大门一步，从未有过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拉肚子之类的病痛，即使去冬泳，或者吃一碗肥肉，再喝一肚子凉水也不例外，真正的生冷不忌，百毒不侵，牲口一样的人物。

　　因为健康，所以很忙，事儿就多，很累。因为累，就渴望什么时候能让我在床上躺上三天三夜，即使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也心甘情愿。一次，我到医院看望朋友，眼瞅着那些吞云吐雾，嗑着瓜子，吃着香蕉，谝着闲传的病人们神仙一般的日子，我非常羡慕。他们什么事也不用干，什么心也不用操，对伺候他们的亲人颐指气使，指手画脚，要这要那，亲人们则像忠实的奴仆，唯唯诺诺小心伺候，毫不厌烦。我觉得他们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幸福无比，心想自己啥时候也能够躺在这儿，享几天清福，那该多么美好！也不枉来人世间一遭。

　　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工作上受挫，事业上失意，家庭的不幸，人生的无奈全聚拢在了一起，再加上这猝不及防、迎头浇下的冷水，我终于顶不住病倒了——面部神经麻痹，口眼歪斜。我的心情糟糕透顶，也懒得去医院，反正死不了，即使死掉也是一种解脱。于是不分昼夜地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在这几天里，我想了许多许多。

　　不知口眼歪斜的我当时是如何地面目狰狞，神经末梢好像消失了一样，半边脸浑然无觉，不听使唤，吃流质食物或者喝水会从半边嘴中漏出；说话吐字不清，如小孩子一样把“放屁”说成“放气”；就连睡觉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像睡着了却比别人醒着都清醒。

父亲严厉，一骂二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我生性腼腆，言辞木讷。同大多数关中汉子一样，不习惯问候“你早、你好”之类的文明语，又觉得问“你吃了吗？”之类太俗，似乎人家经常受虐待，饿着肚子，于是遇见熟人莞尔一笑，便是最好的招呼。而那时的一笑，脸部的肌肉就会被斜斜地拉向一边，本意友好热情的笑颜忽然变成讽刺与挖苦的鬼脸，比四川绝技“变脸”更绝。听说这种病要看中医，喝毒蛇、蝎子、蜈蚣等毒物煎成的中药，以毒攻毒，再配合针灸，方能见效。可人们常说吃啥补啥，我担心自己喝了毒药，真的变得    

“心如蛇蝎”，治好了脸，医坏了心，岂不更糟。再者我虽为中国人，对祖国医学却不怎么感冒。一是中医疗程长，见效慢，不如西医刀子、剪子，快刀斩乱麻来得干净利落；二是没有精密仪器，仅凭大夫望闻问切，倘大夫手感不好，视力欠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谬之大焉！我有一位同学刘英刘博士，在北京中医学院苦读八年，取得中医学硕士学位，却又改行到北大攻读古汉语博士，我曾问他对中医的感受，他笑而不答，显然怕露出马脚不敢面对。基于对中医的成见，我未看医生，自己揉着、捏着，竟然不治而愈，看来再过几年我自己也可以改行开个专科门诊了。

　　常言道：夫妻无隔夜之仇。童谣也唱：“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共吃一锅饭，晚上同枕一个枕头。”而我们却记仇了，而且是敌我矛盾，不共戴天。

　　在众人的劝说下，过了几天，我接她回家。在外人眼里，一切都成为昨天，风平浪静，和好如初了。事实上冷战时期刚刚开始，白天互不搭理，夜晚分床而眠，中间划定“三八线”，各自坚守自己的阵地。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进入数九寒天，天寒地冻，工地相继停工，我在家里的时日越来越多，四目相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常常默默无言，尴尬万分。

　　一日，她的朋友来，说在西安找到了工作，帮别人站柜台卖衣服，邀她同去，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未置可否，算作默许，心想出去走动走动，换换环境，岔岔心情，也未必就是坏事。

　　然而，果真成了坏事。

　　她妹妹在市保险公司当接线员，离她站柜台的地方不远，有时晚上回不来，就宿在那里，我也很放心。但是后来，回家的时日越来越少，甚至过春节亦未见，而我放在家里的现金往往不翼而飞。我以为她拿去还了其表哥的账，欠账还钱，天经地义，我不以为意。

　　开春后的一天，我收到甲方一万元现金准备购料，刚放在家里两天，第三天去取，不见了踪影，因数额巨大，我不敢懈怠，急忙去找她表嫂，她表嫂说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她的面了，账是分文未还。我又打电话给她妹妹，她妹妹说几天都未上她那儿去了，听说与人合伙做服装生意去了广州。可半月后她回来，生意未做成，钱却花得精光，气得我当时更换了门锁。

　　我使出浑身的解数，拉了一屁股烂账，好不容易成家立业，我想珍惜，并非不想和好，感情这东西勉强不得，强扭的瓜不甜，我也别无良策。在许多人，包括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多次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我对她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回家好好过日子，既往不咎；要么好聚好散，干脆分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当我的孤家寡人——这种有老婆与光棍汉一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

　　她未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事情就一直拖着。然而，事不过三，我的忍耐也有极限，拖过将近一年，这样耗着，损人而不利己，到1996年4月，在财产归她，债务归我的条件下协议离婚，我又成为自由身，快乐的单身汉，哈哈！嗨嗨！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