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  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  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  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  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  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  。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  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  个心比天高、命如纸保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2003年8月21日于守愚斋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1)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①。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  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顶  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  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  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六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  、周鲸文、吴晗等，共二十九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  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  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②。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  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  ：《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十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  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二十二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  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七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  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政府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十四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  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五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  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  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  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九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  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  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  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  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  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  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  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解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母亲题写的“光明日报”四个字，一直使用到1  957年的夏秋。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的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  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坐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  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  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  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惟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  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  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上班，一连几天的心  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  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  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  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  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  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完全属于民盟。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  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  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  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③，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  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  ，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  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  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  明”“文汇”作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  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成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  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  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了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  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  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  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  九三学社）”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储安平的人生厄运也悄然开始了。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  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  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④，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上海《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  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日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书名是《新疆旅行记》。打  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父亲说：“应该说，两个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父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  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  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分。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父亲藏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内，藏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父亲爬上为专门拿  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藏书房出来，父亲拍着身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学生。今天才知道，  张东荪教过他，而努生在光华教书的时候，他已不在学校了。他去英国留学，还是张道藩指示江苏教育厅给予的资助，后来，  张道藩又继续资助过他。”

我大为诧异，道：“在学校读鲁迅的文章，老师告诉我们张道藩是坏蛋，反动透顶。他还破坏徐悲鸿的家庭生活。”

父亲笑了，说：“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其中包括老师讲的和报上登的。”我特爱父亲，也特听他的。

父亲又说：“你知道吗？储安平还是个美男子呢。”

“真的？”我记起从玻璃窗看到的那个侧影。

说到男人的相貌，父亲的兴致挺高。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  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

“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⑤。”

“那汪精卫漂亮在哪儿呢？”我问。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⑥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

我又问：“爸爸，那储安平自己愿意到《光明日报》吗？”

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  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  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  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  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  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  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  。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  。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  心中，成了和极有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  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  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  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  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  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  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  ，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  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  ：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样的程度？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  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  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  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便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  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  任命，他想大干一常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  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  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  ，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  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⑦、楼邦彦⑧，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  ，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  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  要整理了。”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定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部分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  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的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  袁翰青对储安平三个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  长孙承佩⑨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  这个感觉，首先来自主要领导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  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  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  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民间的通勃——宗派情  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随即，他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  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  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皇皇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  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  。这次主要领导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  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  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  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两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是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  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两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以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  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  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一些，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  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  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  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  处？则惟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  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  ，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  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  ，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常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  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  下，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兹府胡同12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  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  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  光明日报》要靠他恐怕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一生靠的就是自己。

1949年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  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  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  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  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  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  派的部分人士中，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部分  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后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  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  一次与中共合作。

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

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  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  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  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  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  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  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  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  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  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  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  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  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跟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  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  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储安平讲的揭露和某些人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  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含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  了他的行为。”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  ，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  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政的努生就  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  的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  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  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  了一些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  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  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  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  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  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  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  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二十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风”如要“整”好  ，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  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  。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  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  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  登。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与过去不一样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  ，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  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  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  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  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  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  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  色而已。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  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  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  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  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  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  “监督”。

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统战部组  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十三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  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  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  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  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  。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  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解放以后，知识分  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  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  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  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  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  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  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  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免受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  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  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  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  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  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  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  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  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  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  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  。”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  石破天惊，动撼朝野。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  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  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然而，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而老储触犯的，乃是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  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色纱门，发现里面已是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做了介绍  ，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父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储安平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  。”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  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两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  ，但很欢迎。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两人的话题  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民主党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党派若  做到独立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  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  ，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  、冤情无诉现象的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  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性  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惟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强调  这个“惟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1957年5月19日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  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父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  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廼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  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  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  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需要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  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  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  》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  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  竟是自己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的终结。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  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  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备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  。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惟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  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  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  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现在看来这样的估计，显然是不  足的……”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  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真  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日报  》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  必须由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  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  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两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  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  是几百年才有定评……”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  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⑩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  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  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  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  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  没有意识到：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  党。

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  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坐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  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  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  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  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  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  失误；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  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单靠教  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  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  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  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  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  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  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  ，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  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产生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  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端出，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  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揭发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  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  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惊雷炸顶，形势剧变。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  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有人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  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日、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  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  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  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  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被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日  报》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学社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学社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  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  人，其中包括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光明”的负责人，还有九三学社里的一些知名科学家也纷纷表态。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  汹。可以说九三学社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  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  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  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  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  总计工作六十八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的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  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  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  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惟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  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地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  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  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  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  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  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  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  了，可安平还不到五十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  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  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不在你。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  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  隆基道歉{11}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12}的关系，成了  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  往来。”

储安平叹道：“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  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  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  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  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  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  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人的文化修养不低。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  ，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  江小菜，像萝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  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  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19)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  ，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一声，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  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  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  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  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  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哈姆  雷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  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  。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  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  ，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  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独自站在冷风里，好像储安平在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  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  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  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  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  ——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  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  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这采  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  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  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  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着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  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  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  ，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  脑，但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  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毛忧心忡忡，疑心重重。这个  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政治斗争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  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这种算老账的做派。

很快，文化革命发展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  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  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  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  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  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  ，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5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  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  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  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  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  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或  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  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你不要他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  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  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  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  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  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  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  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  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14}。绝世  的庄严，是在巨大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的字条，以  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  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  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  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以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  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  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鲁迅属于“  真的知识阶级”；储安平也属于“真的知识阶级”。

《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  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边看边伤心。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  。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  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都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注释：

①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出生后六天丧母，十四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  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  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  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  》周刊，共出版了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  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  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  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岁。

②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后因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  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同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  长，萨空了为经理，俞松华为总编。1943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报纸。先后创办的有黄炎培创办、张  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此刊于1944年11月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  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出版《华西晚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  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于1944年底创办《民主周刊》（吴晗主编）；1945年民盟重庆支部创办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邓  初民主编）；1946年2月民盟总部在重庆创办《民主报》；3月民盟广东支部创办《民主》（陈此生主编）和《民主与文化》（  黄药眠主编）；9月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在广西昭平办《广西日报》。另有民盟海外组织支持和主办的马来亚《南侨日报》  《风下》《新妇女》，缅甸《人民日报》，暹罗《曼谷商报》《民主新闻》，英国《民讯》，印尼《民主日报》，越南《中华  日报》等。

③《文汇报》，中国综合性大型日报。1938年1月25日由严宝礼等在上海创办。抗日战争期间，此报坚持抗日立场，在上海  “孤岛”和沦陷区有广泛影响。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复刊。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以  后，部分记者、编辑和职工去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香港《文汇报》。解放后《文汇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19  56年4月，迁北京与《教师报》合并。同年10月1日，回上海再度单独出版。

④谢泳在所著《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中认为，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是胡乔木推荐的。书中（第46页  ）是这样写的：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的很不满意，是否  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  。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  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  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⑤⑥陆小曼编辑《徐志摩日记》一书第15页，曾这样写道：“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  的先生EII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  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⑦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1925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从事有机化学研  究，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1939年起，在兰州担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并在西北师  院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化工系主任，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  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1952年起，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筹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  6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兼研究员等职。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等。他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  第二届理事、第三届至第七届中央常委。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  979年平反。

⑧楼邦彦（1912—1979），浙江鄞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同年留学英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武汉  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九三学社成员，是第二届  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和政法教学。专于行政法和宪法。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讲座》。1957年被划为右  派分子，1979年平反。

⑨孙承佩（1915—1990），山东桓台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曾任《新蜀报》主笔，北平中外出版社社务委员。194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兼中央执行局主任，《光明日报》  总编室副主任，《新建设》杂志代主编，北京文化局副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  历史剧《官渡之战》等。

⑩王铁崖（1913—卒年不详），原名庆纯，笔名石蒂。福建福州人。1929年毕业于福州第一高中，考入复旦大学英语系。  一年后转政治系。1931年转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三年级，193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国际法研究  生。193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考取清华留美生，在美研究一年。1937年赴英国，入伦敦政法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  。1939年返国。1940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1942年转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年又转任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  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于1952年改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国际关系史  教研室主任。1957年转任法律系教授；同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至1959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80年后，又为北京市  政协委员。后兼任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政治学会顾问等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国际法》等。

{11}储安平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读的“党天下”发言稿，在5月19日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有人为了  加重他的罪名，硬要说成是与罗隆基共谋。民盟中央批判会上，父亲在紧逼之下，亦说：“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稿，  事先经罗隆基看过。”罗否认此事；储只承认是受了罗的影响。后来为了这件事，父亲向罗隆基正式道歉。

{12}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1925年黄埔军校第三期受训，后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任国民党军  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队长，兼任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  社总社书记。1939年委派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1947年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  委员，授陆军中将。1948年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同年在湖北襄樊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1963年被特赦释放。曾任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13}宋希濂（1907—），别号荫国，湖南湘潭人。幼年读私塾、小学。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924年毕业，同年考入  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入教导团第2团第4连任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  营长。1927年，赴日本留学，入陆军步兵学校。1930年归国。1931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1师第2旅旅长。1932年淞沪抗战后，  任副师长兼旅长。1933年调升第36师师长，兼任抚州警备司令。1937年，任西安警备司令，第78军军长，兼任第88师师长。193  9年，兼任第34集团军副司令。1941年调升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当选为第6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调兼西北行辕参谋长。后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1948年，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任川陕湘鄂  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2月在大渡河畔沙坪被俘。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1961年至1966年任全国文史资料专员。第四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赴美探亲，后定居美国。

{14}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  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  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被‘红卫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满地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  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  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  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  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  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往来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  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  。’”（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又据谢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第61页载：“1982年  6月，他（储望华）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  亲正式作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十六年君子之交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  的下场，甚至在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  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形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  ，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  。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  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  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的疏远疏隔  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  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惟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  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  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辛副秘书长。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  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  ，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作客、吃饭、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  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象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

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  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一百八十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  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他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  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  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背信弃义，小至躲避奔逃，自古就是官场的传统。”不过，父  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他忿忿地说：“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  ，右派也是很体面、很神气的呀！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的区别仅仅是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  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常因为各派所持立尝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  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象，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  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  思想差异，而成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  、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我自幼就爱听  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从  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  们看不惯?菖?菖?菖，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那些人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  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  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  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  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  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  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惟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  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  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  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  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候，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  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  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  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  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惟有每  日分早、午、晚的十六开大小的《参考资料》(即《参考消息》之前身)，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候《参考资料》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  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  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惟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资料》。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候，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  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  每隔一两个月也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  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  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  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  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  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  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  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  的少女，只要想表现积极，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地闲聊天，  拉帮结伙地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坠落的夕  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篮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  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篮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的是  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电影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  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  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  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歌曲《  社会主义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  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  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  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  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  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地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祝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  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  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  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怄了点子气。

父亲赶紧赔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的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  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  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

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讲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蘑反复书写。  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  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  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  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  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  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  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吗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  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  很是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  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直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  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  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  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  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  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  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  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  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①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扬名在诗词  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  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②。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  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象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的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吗？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  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都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校父亲随即解释：“别  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  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  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  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再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  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  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矩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坐  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  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  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皙，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  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  。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  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  ，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  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  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两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  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  “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  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名李祥庭，后称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  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  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  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  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  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  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  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

浪漫  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  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  》。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

好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  ，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  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  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了。”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  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了说闲话，  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  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京剧名角孟小冬的名字，菊坛泰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  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  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  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  、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  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  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1949年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  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  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  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  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  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  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  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  看看我俩。不大工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10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  。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  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第一  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  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  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  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  啥也没看，像两只呆头鹅，只顾拉直脖子，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  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赔笑。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气消为止。”  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一度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吗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  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  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  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  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  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  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看家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  ，将潘素的白皙娇好，映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  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暄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  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  很偶然。是因为（19）48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  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现在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  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

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  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我在盖交通部大楼的时候，就坚持要大屋顶。盖好后，人人都说它外面好看，里面好用  。”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说：“我很欣赏林风眠，可惜无缘结识，也没有能得到他的画作。”

大概因为林风眠是西画出身的或者由于不太熟悉的缘故，张伯驹没有表态，父亲又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  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  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一点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  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  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  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  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  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  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糟糕。”

而后，他们的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  向，我联络努生，再拉上李任潮（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  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  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  春等人，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  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  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  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  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话语是：“  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  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  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  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  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  ，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  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笼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  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  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  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  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  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他的生活由谁负担？  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  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  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花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父亲像亮家底一样，还请他去南书房看自己收藏的古琴、古筝、箫、排箫。张伯驹见了，吃惊不校即问：“你家谁通晓音  律？”

父亲告诉他，家中无人精通。不过是在古董店里，看见这些高雅之器竟和杂物堆放在一起，蓬头垢面的，实在是心痛，便  都买下了。

张伯驹仔细看了看那张古琴，说：“这架琴不错。”

父亲咧嘴笑了。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清代官窑的全套瓷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  菜肴的良窳，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  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  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  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  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  拿给康生等人。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珪、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  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别人，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  们，价格也是出奇的低。所以，不要讲康生，就我所知道的李?菖?菖，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花的钱，却要  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  多少。乃器（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  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  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  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度  �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  锤鍪�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  摹！?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  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  （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  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  ，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  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  ，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  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19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  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  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  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献出了，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送给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毛泽东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  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人。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  ，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  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  鸟羽体。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  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  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  、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  ，开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  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  。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  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  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  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  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方能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  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  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惟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  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  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即现在的北  京实验中学），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三十四件。刚刚发生的事  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  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蓝  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着素色长衫的文人，  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竿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  。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也不会再有张伯驹。”

对父亲的这句评语，我原以为是针对张伯驹的诗词水平与技巧而言，后来，随着世事变化，特别是到了今天，我才品嚼出  它的丰富内涵来。就拿现在的人来说，最大的生活目标不外乎自我价值的实现。继之而来的事，便是如何经营推销自己，实现  目标。而所谓经营推销，就意味着一个持久又复杂的运作方式。这其间包括精密的算计，有效的操作，小心的防范，合理的攻  掠，利益的谋取，以及心狠手辣等等。如此经营人生，自然，属于人性的、审美的东西都要摈弃。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诗歌  的感性基石，也是张伯驹的创作基石。连基石都没了，哪儿还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  ，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模现在的人  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  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吗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  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须生大王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诉我，  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  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  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吗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他遂又补充道：“余叔  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黄天霸的《�±�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  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  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  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小翠花、王福山《丑荣归》。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  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  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

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

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岩病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  。用张伯驹自己的话来说：“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⑦”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宣布：“中国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  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容。欣赏的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戏曲提高为一门整体性艺术。”

在理论上，我的老师当然是正确无比。但五十年的戏剧现象似乎又在为张伯驹的见解，做着反复的印证。

张伯驹爱好戏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而这个爱好的负面作用，是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  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八字方针是毛泽东定下的。而针对中国戏曲的  具体文化政策是：“三并举”（即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者并重）。我就读期间，文化管理部门贯彻“三并举”方针  ，特别强调大编大演新戏。不用说一向对新文艺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鱼得水地推出了《义责王魁》《海瑞上疏》，就是一贯  主张移步不换形的梅兰芳，也以豫剧作底本，调动自己与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听旧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的，或是赵燕侠演的，都好。这么一个根本算不上  深刻博大的戏，居然能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舞台细节，共同传递出一  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它正如张伯驹所言：“这些角儿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欢看新戏，尤其爱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戏，如《野猪林》。可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  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  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  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如此判定，也  恰当，也不恰当。他的确保守，保守到顽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他的保守顽固  ，是来自长期的艺术熏染和高度的鉴赏水准。要知道，中国戏曲是以远离生活之法去表现生活的。这种表现性质注定它将形式  的美、高级的美，置放于艺术的核心。形式用久了，便也成了内容。它的魅力也全在于此。而魅力产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  衰微的趋势。张伯驹要抗拒和阻止这个趋势。故尔，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也正  是这种维护的态度和痴迷的精神，让张伯驹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  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  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

“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  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开讨论，这样它可以成为提高  群众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题材。他还强调戏曲干部应当刻苦钻研，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会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  草为有用之花的本领。

“刘芝明在报告中主张挖掘戏曲传统的范围要更广泛、更深入；在戏曲之外，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这样做  。

“周扬对国内目前形势和变化作了分析。他指出了戏曲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作了尖锐的批  评。他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止的二十六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

“在戏曲剧目工作方面，周扬归纳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他说，这些工作一定要紧  密依靠艺人和群众，坚决反对用行政命令和压服的工作作风。

“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  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还没有整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⑧周扬等人的这  番话，在别人听来不过是领导发出的新指示、文艺政策的新调整。但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那就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  因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父亲、罗隆基、张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  书中共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鄙视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独立的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中共意识形  态主管那里听到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张伯驹欣喜若狂。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要挺  身而出，率先垂范，他要主动工作，自觉承担。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  ，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戏曲讲  座，举行义演。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巧。而这些高度技艺的东西，只存活在具体的剧目中  。它实在不像西方的舞台艺术能够拆解为元素或提炼为一种成分，并独立出来。张伯驹眼瞅着一些包藏着高招绝技的传统剧目  ，因内容落后、思想反动，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忧心如焚。张伯驹目睹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因从事教学不再演出，而愤  愤不平。现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遗产”的政策精神下，技术含金量高的传统剧目有了重见天日之机。张伯驹在这个时刻推出  了老戏《宁武关》⑨《祥梅寺》⑩。他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  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  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行政官员，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  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  伯驹全然不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  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  派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11}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  止的二十六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小翠花{12}兴奋得彻  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  ，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小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练，熟悉台词。很快，一  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小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上演《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  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  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  “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  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  ，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餐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  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  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  》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  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  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  政府，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政府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  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深入  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  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  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虑与锥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眼  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马?菖?菖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  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  太监呢？”霎时间，群情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菖?菖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  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  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什么叫保守？无非是保住传统。而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  全力维护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  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  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挖苦  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菖?菖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  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  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  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  以内全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  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想把它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  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  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  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  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  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  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宋人王希孟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让我仔细观摩这幅堪称经典之作的山水长卷。因为下个  星期，要教我画青绿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  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  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  。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会。再一个，就是要多欣  赏大自然，从北方的镜泊湖到南方的漓江，都要去走走。比如你现在常画松，黄山的松固然好，但一时看不到，你就可以去颐  和园的后山，那里的松也很好。”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  帖》或展子虔《游春图》。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想，这样做似乎是对的。  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  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霎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  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  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  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  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  不担任副省长，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们。  ”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三百  五十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  ，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两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  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  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  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  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  。那时国家已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一桌饭菜是用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  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  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  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这样。”

1962年1月，春节将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  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  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  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  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  ，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回这  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  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  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  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  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  你一匹马吧。’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父亲的确喜欢油  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  行的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十八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

我说：“是我的临模”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  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  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惟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  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  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  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  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十年后，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  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他们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我穿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  裤，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  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  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至  友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亲友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  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  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  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  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漂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  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间一套的单元房。早  就搬进楼住的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  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  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  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胸膛———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易经》上说：  伤在外者，必返其家。一家骨肉，往往也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  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  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  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  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  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  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  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先，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  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  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  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  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祝四合院一旦成大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  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备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母亲还告  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  0号的大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  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  。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  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账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政治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运动，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  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  、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  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  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  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  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  什么人请走了。”

潘素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太太和夫人不算少。潘素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  只是这种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  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课题，或进入  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  右派，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不安分是事实。讲老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我章家两代人被亏待。眼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就必须自强。  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所在地———恭王府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  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着宽大的丝绵衣裤，越发显得单保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估计肯  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  止。此刻，我觉得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  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径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  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外孙。小外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  ，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  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  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  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  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  ，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  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  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  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  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惊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两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原以为送他  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  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  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  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  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  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人，都扒拉一遍  ，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可是在官本位  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级别，不认得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  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  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两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  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  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  ，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  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这一点，恰恰应验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  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  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13}。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  遣时。”{14}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  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店出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  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  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当成了张伯驹。而这样的错认，是我后来常碰到的  。每遇此情景，我都听到许多令人感动的话。

张伯驹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见到我们，特别高兴。说清晨起来，就听见喜鹊叫了。

那时，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实。潘素指着两件造型独特、工艺复杂的硬木雕花古旧家具，说：“这是抄家退还的东西，算是  落实政策了。不过，在退赔的时候，人家还问：‘你认领它们，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发火了，说：‘请你去打听打听，除了  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母亲问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这所宅院搞成伯驹的纪念馆。”母亲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两个老人越谈越投机。

我坐在一边沉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张伯驹的这所私人宅院都应该开辟为纪念馆。但是不会被批准的。尽管公认张伯  驹是爱国的，却不会像某个作家，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张伯驹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现在的某  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摆满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馆。因为张伯驹早把天下绝品统统捐了出去。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  。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  。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的。

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  他，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  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  “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2002年4—6月于守愚斋

注释：

①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  ，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  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  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  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  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  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  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  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  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  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在  北京逝世，终年84岁。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  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  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肚ё治摹返日涔笫榛�捐献国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  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秋碧词》《零中词》《无名词》《断续词》《诗  钟分咏》《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宋词韵与京剧韵》《红毹记梦诗注》《洪宪记事诗注》《续洪宪记  事诗补注》《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张伯驹词集》《中国书法》《京剧音韵》《中国楹联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等  。

②关于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  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③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苏武进人，祖籍安徽。六岁读私塾，喜爱绘画。1905年入绳正学堂。1909年赴上海  ，入画家周湘主持的布景画传习所习西洋画。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任院长。1919年赴日本  考察绘画及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1925年任江苏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会长。1931年—1940年先后在德国、法国、英国、  印尼、新加坡举办画展，讲授中国绘画。1942年被日军逮捕，解送上海。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民  主同盟。1958年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1979年6月任院长。1984年任名誉院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④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十五岁升入桐城中学，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1918年考取  香港大学。1922年毕业，应邀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文学、  哲学。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翌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并在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兼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赴四川大学文学院，任院长。越一年，任武汉  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任教务长兼外文系主任。按国民党大学里“长字号”人物必须参加国民党的规定，参加了国民党（  朱光潜对这段历史感到终身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  同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后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  会名誉会长等职。著有《谈美书简》《文艺心理学》《给青年十二封信》等。

⑤杨虎(1889—卒年不详)，字啸天，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  理海军总司令。1918年任广州大本营参军，后任鄂军总司令。1922年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4年任北伐讨贼军第2军第1  师师长。1926年赴江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1927年任上海警备司令。1931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  察委员。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4月任凇沪警备司令。1945年授陆军中将。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监察  院监察委员。1949年寓居北京。五十年代初，被捕。后病逝于复兴医院。

⑥关于袁克定的晚年生活，当代红学家周汝昌在《承泽园轶事》一文里，曾这样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苑的稍西北  ，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其址即今北京大学），它是张伯驹先生的居处。其内有小楼  二重，楼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世凯洪宪称帝后的‘大太子’。袁张两家是至亲，此时大公子孤身无依，故张先生养之。  ”

⑦此句见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第84页，1988年宝文堂书店出版。

⑧摘自1957年4月25日《北京日报》题为《放！放！放！除四怕———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的通讯。

⑨京剧《宁武关》，一名《别母乱箭》，又名《一门忠烈》。写闯王起义，明将周遇吉失守代州，突围回宁武关探母。母  令其再战，周出战后，其母令媳、孙自杀，然后放火自焚。周遇吉死战，被乱箭射伤，自刎。

⑩京剧《祥梅寺》，写祥梅寺内了空和尚从阴间小鬼那里得知黄巢起义时，要用他试刀。便藏于树内。黄巢见四周无人，  即以树试刀，结果了了空的性命。

{11}京剧《马思远》，一名《海慧寺》。清末实事。王龙江在北京马思远饭肆充厨司助手，三节归家。其妻赵玉儿不甘寂  寞，闲游海慧寺，遇卖绒线之贾明，由调笑而私通。年终王龙江自京归家，中途饮酒大醉，遇故友甘子迁，向其借贷，王拒之  。甘见其行囊沉重，跟踪至家，拟乘夜偷盗。赵玉儿见夫归，急使贾明藏匿缸中。乘王醉卧，用厨刀将王劈死，并埋尸，甘子  迁惊逃。赵玉儿恐王久不回饭馆，启人疑窦，反至京向马思远索人，诬马害死其夫，到官成讼。问官不能明，展转上控至巡城  御史，时甘子迁因犯夜被押，乃将目睹之实情说出。堂官逮捕贾明，严讯赵玉儿，马思远冤情得雪。

{12}小翠花（1900—1967），京剧演员，字绍卿，北京人，原籍山东登州。九岁入鸣盛和班，别名小牡丹花，旋入富连成  第2科，后改名于连泉。1918年出科，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演出，声誉日拢他扮相艳丽，眉目灵活，做功细腻，跷功尤佳。  擅演泼辣旦。以《坐楼杀惜》《红梅阁》《战宛城》等剧目见长。艺名小翠花，系萧长华所取，因其首次登台在梆子《三疑计  》中扮演翠花一角而得名。解放后致力于收徒传艺工作，著有《京剧旦角表演艺术》一书。

{13}{14}见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第7页，“自序”一文，1988年宝文堂书店出版。

最后的贵族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3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  ，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  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6岁  。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  组织信任。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  乃末代皇帝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  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  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  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  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  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  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  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  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  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地，大都  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住了别人。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在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  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相互关心，彼此尊重。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  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  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惟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快八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象。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  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  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萝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  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馋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  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3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  ，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  头，端正的鼻子，洁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  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袖背心。脚上，是双黑缎面的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  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  墨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她约有四十来岁，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  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  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  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的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  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  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  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

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  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  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面带焦忧之色的我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几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  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是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  ，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则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先父的名字里，也有这个‘诒’字。”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  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  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它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  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字文仲，广东人，是梁启超的名弟  子，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新加坡、伦敦、加拿大总领事，国务院参议，以及北京  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专攻国际公法，世界史及拉盯希腊古文学。康同璧有一  个儿子叫罗荣邦①，自留学美国后，一直在大洋彼岸工作、生活。老人自己则带着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  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②———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  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康同璧登大吉岭的事，很像一部老旧的风光片：1901年，正值妙龄的康同璧在从一张日文报纸上，看到父亲逗留印度的消  息。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太后曾下令不许康有为家属出城，但她寻父决心已定。在长辈朋友的帮助支持下，于1902年春，女扮  男装的她一个人偷偷溜出京城，沿丝绸古道，踏上寻父之路。从居庸关开始，穿大同，经潼关，过兰州，沿河西走廊入新疆；  继而，出喀什格尔，翻越葱岭帕米尔，再折转南下，直至印度。当时英国与印度的报纸，都报道了她这次长途跋涉的惊人之举  。梁启超对康同璧孑身独行的胆魄，曾赞叹道：“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

一次大战后，随父周游世界的她，曾代表北洋政府响应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康同璧又是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最早的  妇女报纸，是她创办的。不缠足会，她也是创办者之一。毛泽东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基本原因》一文中，还提到她。和平解  放北平前夕，傅作义找名流征求意见，继徐悲鸿讲话之后，康同璧有个发言。她说：“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古迹，是无价之宝  ，决不能毁于兵燹。”当时，她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之代表。在围城的困境中，心慈且勇敢的她还到穷人多、死人也多的城根  儿，施粥埋尸。

康同璧自豪地说：“毛主席是知道我的，也知道我做的事。”

———老人所言，亦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会堂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  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常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  。当时康同璧戴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  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的母亲或者是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  ，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

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母女。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  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  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  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  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③。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光绪）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  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  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  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  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  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热忱，是  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社会流行的是“阶级、阶级  斗争”学说，贯彻的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  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  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④、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  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  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  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时，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  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  点、喝咖啡。

三年困难时期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媳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  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的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  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  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  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  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副食票、布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  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  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下端套上一个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有  四个花箭，那就并列着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说：“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便与众不同。”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香甜  的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

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  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道：“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于上层社会，必须手中  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  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  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  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  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  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⑤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  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  着，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的洋气了。更  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  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落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  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  。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的，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⒆叛劬ΑＮ曳⑾郑�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  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⑥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  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  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  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哇！”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  。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老罗只熟悉英文，人家仪凤可会六种语言呢！”

“李大姐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  的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  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  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还是真正的贵族化。我搞不明白  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  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后不久，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  。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精神。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  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两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  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  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史，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  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  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开始是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  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  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  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  ，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  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康老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  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含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  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象，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象。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  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  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  。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  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  ，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分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哀  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民盟中央是做不了主的。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  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  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  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  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  ，爱不释手，又泫然而泣。

文革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  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  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  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校这个打头的，  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  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祝”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  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吗？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  我俩抱祝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  让小愚住在这样危险的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  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  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  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  。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  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  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  ，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  “全家福”。画作是一个温州富商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  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  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  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  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  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  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  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让人有置身乡村  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  一间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房间虽小，却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  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  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  。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  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用一寸宽柚木条拼成的人字形地板和一  道十二屏雕花玻璃落地隔扇，优良的木料、精细的雕工，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吗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侧院，是我们家原来的马房。后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那才是正院。”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  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  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  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槽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  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槽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槽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  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  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  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吗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  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  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  ，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的招牌叫向阳腐乳商店。”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  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  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  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  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  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  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  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  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  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  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  王者香打得死去活来，不久死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将其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  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要员及干部，没有一个理他，  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常做些吃的，悄悄送到他家。章乃器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  有。他一个人怎么过？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耳  目，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两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  ，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  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  一旦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是要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  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  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感激、尊崇、欣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  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  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  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槽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槽糕呢？是不是老郭  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  槽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槽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槽糕。现在，北京槽糕也取消了。关于  取消槽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  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  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  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  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妆，抹了香水  。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  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文革，说：“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  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  。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  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  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  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昨天我女儿派人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  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  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漂亮讲究。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荣宅整  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楼顶倒拖至楼底，现在还有脑震荡  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  级的政策没变。”

继而大家谈到资本家在新社会的生活来源，罗仪凤对章乃器说：“你主张资本家拿定息二十年。结果呢，当初他们把产业  都捐了出来，现在别说吃不上饭，连性命都难保。”

章乃器说：“‘定息二十年’不是我提出来的。我讲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  没有了，一下子就把定息全取消了。”

罗仪凤说：“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  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  ，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存放在银行的私人保险柜也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外国银行的债券  股票，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  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  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  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  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从来没有什么东  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

父亲讲：“依我看，发动文革这个念头，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  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  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  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文革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专政浪潮———少数  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  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副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廓，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墙上的一幅画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  必然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后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  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下一条命了。何况，我也八十多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  ，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  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  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  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日子，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沧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贸易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  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  ，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  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  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  说，张沧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  ？要去，就找张沧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象很深，常念叨你呢。”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的一所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  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  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  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  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四十来岁，衣着得体，脚下那双  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中央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  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  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  了三个大学，得了好多个学位。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  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  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折腾、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  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无关利害，也不涉“关系”，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  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的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  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  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  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  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  定要便宜，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  ，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地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  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校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  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哪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有一天，罗仪凤告诉我，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  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  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常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  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  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  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  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  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  同学，生活上的事一律不管，两只手除了会花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优雅的举止，纯良的品质，处理日  常事物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  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  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的善解人意，却很少  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吗？被人爱过吗？又  被人害过吗？因为父亲根据她对政治的极度恐惧，揣测有浓厚亲英美色彩的罗仪凤，在抗战时期很有可能受过日本人的迫害，  甚至被抓过———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相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相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  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  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  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  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的人来讲，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  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结局，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  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拍照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  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未来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  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吗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  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得知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了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  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  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成了孤身一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  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  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  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  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  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

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  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  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  ，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  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中央  领导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  ，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噩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3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  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  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  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  ，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霎时变得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  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候，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  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两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  ，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地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  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盛开的玫瑰是  我在（19）66年8月被抄家的当天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  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  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  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  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和世界观”，当然其内涵  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  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盛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普通老百姓，  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  、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  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心保卫自  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近乎一生的代价。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  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  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院子一侧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形象的林女士

平素常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  。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  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  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衣针，林女  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卦。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  年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  日的天气特别的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  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  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  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  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得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餐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  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  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  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  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  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  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吓呆了。而毫  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紫红紫红的。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  门框上。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的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  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  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看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  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  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是  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卦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  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  ，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  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  ，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  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  ，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  。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  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  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着打扮？”

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  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妆，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胡同里的行人和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吗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  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便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  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  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  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  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  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一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  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没能把她丢  下的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恐怖又疯狂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  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  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  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逊，背《语录》，去过“革命  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  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含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  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  ，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  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  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夜里简直就是  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地艰难挪步，一次次地频繁往返，我对罗仪凤说：“干吗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偏要三  更半夜地折腾老人？”

“哪里是我折腾，是她自己不肯呀。”罗仪凤一脸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也有现成的药。我卧病  在床的那阵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说罢，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

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就要撵她走，并生气地说：“小愚病了，好办。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烦了。”

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像个胜利者，很得意地说：“女儿总要管我，我不服她  管。”隔了会儿，她从外屋给我端了杯白开水。一路上颤颤巍巍，水也洒了一地。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  开。

和康同璧相处，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阅  历和教养的她，即使进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耻的  。所以，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这种不承认衰老，不向年龄妥协的心理，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她过  问我的病情、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温情和快乐，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为乐事、幸事  ；另一方面，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总之，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康有  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个性、习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让我无比地珍视与感动。以至于这种感  动和珍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我都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

父亲感到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了。一天下午，他拿出一个自己装订成册的厚厚的小本，对我说：“爸爸一辈子喜欢诗，先  是读诗、背诗，后来学着做诗，到老才写了一点诗，都在这个小本子上了。我看，现在的局势越来越坏，爸爸和这个家随时都  可能出意外，什么都保不祝我只是舍不得丢掉这些诗，你看是不是可以带到康同璧家里，放上一段时间？”

我二话没说，把小本子当宝贝一样，揣进贴身的口袋，就去了罗宅。晚上睡觉的时候，将它放进罗仪凤专给我使用的抽屉  ，压在换洗衣物的最底下。

第二天傍晚，罗仪凤问我：“你有什么东西忘记带回家呀？”

我说：“没有。”

第三天傍晚，罗仪凤又问：“小愚，你有什么东西忘记带回家了？”

我仍说：“没有。”

见我如此迟钝，罗仪凤便开门见山了：“我收拾你抽屉的时候，看见一个小本。小愚，你罗姨可是惊弓之鸟哇！万一……  ”我说：“罗姨，如果这里不能放，我爸的诗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罗姨目光低垂，并不看我，只是伸出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像写字一样地划动着，说：“这可是白纸黑字，让外人抓住，就  是铁证如山哪！”

我却无言以对，心里一片凄惶。

最后，我告诉罗仪凤：“小本子的事，我要问父亲。听他的决定。”

“小愚，请你父亲谅解，我实在是害怕。”罗仪凤说罢，匆匆离去。

父亲知道实情后，难过又无奈，长叹道：“烧了吧，保命要紧。”

我将小本子送进了康家专门烧洗澡水的小锅炉，看着它变为灰烬，眼泪顺着脸颊流淌。耗子还会打洞藏食呢，我恨自己连  个耗子都不如。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心里一直很别扭，憋闷。罗仪凤察觉到了，她对上海小姐说：“小愚心里不好受，其实我也不  好过。”

父亲则批评我说：“那些诗烧了，就烧了。人家收留你，就已经显出最大的胆量和勇气。”

也就在这一年，按照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  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

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凤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  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

“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  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凤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  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  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  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

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  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

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

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  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  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1898）的8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  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  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  走到半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  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  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  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  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  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的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  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  来———‘忽洒龙漦翳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波涛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  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  ，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先父对我们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  ”

讲到这里，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  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发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迟一天出京，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  住客栈，搭不上轮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英国领事馆的人就无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飞鹰  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个英国人不派兵舰  护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是什么？我说  这就叫命运，叫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有的人现在红，夫人也红，将来  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我的确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便神色严肃、拍着胸口大声地说：“你爸爸命中注定，不会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  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难，还有我呢！”显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忘记  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更忘记了外面的红色恐怖。我流着眼泪，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  恶风扑面、腥雨满地的时候，有人护卫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说、任何存亡之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却又难以预知。后来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  ，父亲死于玻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  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而这，不  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

自我离开罗宅，康氏母女还收留过一个人，她就是黄绍竑的亲妹妹，人称黄姑太。年迈多病的黄姑太也是苦命。哥哥自杀  了，家抄个精光，房子收缴了，人无立锥之地，又无经济来源。慈悲为怀的康氏母女把她接到了罗宅。后来，上边给了黄姑太  坐落在西黄城根的一间小平房。到了年终岁尾，罗仪凤便叫章立凡给她递送包裹。包裹里面有衣服，有食品，还有信。

黄姑太读信后，对章立凡说：“这里面还有钱呢！”

可激动不已的黄姑太，怎么也找不到包裹里的钱。还是章立凡从其中的一件衣服口袋里，翻出了二十元。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会关押，失去了行动自由。1969年秋，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  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半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在车厢厕所过道，两天不吃不喝  不合眼，回到了北京。当晚母亲告诉我，在父亲去世（1969年5月17日）后的三个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调养。不想，病越来越重，便送进医院，搁在了观察室。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  穿堂风儿吹个不歇，过往之人走个不停。罗仪凤一再恳求，是否可以转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说：“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这么呆着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

记得一次闲聊，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她说，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房客，有英国人，法国人，犹太人  ，德国人，还有中国人。一天夜里，大楼突然起火。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德国人去救女儿，法国人去找情人，犹太人去拿钱  袋。而中国人呢，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后，忽然觉得我的罗姨，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  暴中，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现在，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她或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  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  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

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杳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  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  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  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吗？  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  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掐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  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  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  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心灵的最后一条缝儿，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  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⑦而  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只晓得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  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十六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一再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  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魂高贵者往往脆弱。“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1979年春，正式平反，从四川调回北京工作。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  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即新源里西11楼4单元48号楼下）。这个楼很旧，公共  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  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小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  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  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  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一位领导的亲属。”

“混账王八蛋！”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油干灯尽的样子，就在  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一样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康同璧算是有些远见的。还在很早以前，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郭婉莹和罗仪凤一起用烤箱烤面包，康同璧就建议她二  人学着用铁丝在火上烤制，并说：“要是有一天，你们没有烤箱了，也要会用铁丝烤出一样脆的土司来。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学  会的，而且现在就要学会。”然而有远见的她，即使预感到未来的生活可能会从“用烤箱”退化到“用铁丝”，也决难想象到  自己和女儿的人生终点，竟是一片破败与凄绝。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消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全国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墓  地是罗昌先生生前早已买下的。参加葬礼的，共五人：我的母亲，章立凡，张沧江，林女士及上海小姐。那时康老的儿子已经  坐上了轮椅，无法漂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安葬仪式了。

碑上只刻了康同璧的名字，而无罗仪凤。大概官方觉得她不够立碑的资格，尽管这墓地和墓碑属于私人购置。

见碑石又薄又小，有些不满的张沧江说：“能否把碑做得更好一些？因为我们要把墓碑拍成照片寄给美国加州大学的罗先  生（即康同璧之子）。”站在一边的工作人员没搭理他。

康氏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一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  了国家。我搞不明白的是：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  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不准立，这事儿碍着谁了？

康有为的墓在青岛，文革中被抛骨扬常革命群众举着他的颅骨和白发，游街示众。据说，还是守墓人将其残骸收拢，又埋  入墓穴。与其先父先祖相比，康同璧母女会静悄悄地长眠地下，无人打搅，也无人记忆。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2002年8—11月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①罗荣邦，生于1911年，年幼在英国伦敦、新加坡及渥太华等地读书，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学位  。历任美国宾州大学、密执安大学、华盛顿大学及加州大学副教授、教授等职，著有英文本《康有为评传》等。

②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6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十  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章，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祇林，坏殿颓垣，  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矣。’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  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祇树雷音付落花。’”③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  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  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  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  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  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3岁。

④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1911年至南京当兵。1913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8年毕业后任杭  州浙江实业银行练习生。后调往上海分行；一年后改任北京通州农工银行营业主任，逾年升襄理兼营业主任。1920年重返上海  ，任浙江实业银行营业部科员，后升营业部主任。1927年11月，创办《新评论》半月刊。1929年创设中国徵信所，自任董事长  。1932年晋升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又历任中国兴信社干事，中国银行公会理事，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5年12  月与马相伯等发起组织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5月，加入在上海成立之全国  各界救国联合会，兼任该会《生存线》《暴风雨》等刊物编务；11月，在上海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  千里等同时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后，获释，返回上海。1938年2月，任安徽省府委员兼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3月改任财  政厅厅长；6月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1939年入川后在重庆设立上川企业公司，经营农尝酒精厂、运输合作  等业务。1945年8月，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任中央常务委员。1947年秋，在香港开设港九地产公司。1948  年冬，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9年9月，任政协第一届代表，同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财经组组  长。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8月任政务院粮食部部长。1953年10月任中华工商界联  合会第一届副主席。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12月任民建中央副主席。1957年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7年5月  1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1979年右派错案改正。著有《章乃器论文集》《中国货币论》《抗战必胜论》《国际金融问题》  《激流集》《出狱前后》等。

⑤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⑥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  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  ，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  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