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大事

（ 本章字数：9054）
一、宿命

　　男女结合历来是神话的大好题材。读过古罗马神话，看过西欧古典绘画的，大概都记得那个背上长了一对翅膀、手执弓箭的胖小子。他叫丘比特，乃维纳斯的令郎。这位小爱神往往蒙着眼睛举弓乱射。世间少男少女的心，只要经他那支箭射中，就天作良缘了。
　　幼年，在北京寺庙中间，我最感兴味的是东岳庙——如今成了公安学校。一般庙宇大同小异：一进山门总是哼哈二将，四大金刚八大怪；再往里走，大雄宝殿里不是乐观主义者大肚皮弥勒佛，就是满面春风的观世音。东岳庙可不然。它有十八狱，那实际上是阴曹地府的渣滓洞：有用尖刀血淋淋地割舌头的，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不过那些泥塑的酷刑都旨在警世。也许为了对照，东边还有座九天宫，那座巨大木质建筑非常奇妙。我时常噔噔噔地盘着木梯直上云霄，飘飘然恍如成了仙。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西北角上一个小跨院，那里供着一位月下老人。少男少女只要给他用红头绳一系，就算佳偶天成了。因此，这个小跨院（性质有点像婚姻介绍所）里的香火特别旺盛，不断有作父母的带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穿着新缝的长袍马褂，整整齐齐，进了庙先在炉里烧上一炷香，然后跪在蒲团上，每作完一个揖，就毕恭毕敬地朝月下老人磕一个头。
　　跨院里照例拥有一簇看热闹起哄的。当男青年在虔诚地朝拜祷告时，他们就大声嚷：“磕吧，磕响点儿，老头儿赏你个美人儿！”也有恶作剧的，故意大煞风景地叫喊：“磕也白磕，反正你命里注定得来个麻媳妇儿！”
　　正因为有这帮子人捣乱，几乎就没有见过女青年来跨院里朝拜。有人说，她们来也赶大早或者傍晚，因为她们也需要月下老人的照顾。
　　于是，我心下就冒出个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男婚女嫁？有位长者捋了捋胡子，用一首北京儿歌回答了我：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咧咧要媳妇儿。要媳妇
　　儿干么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明儿早晨给你梳
　　小辫儿。
　　那是我最早接触的一份恋爱（或者说结婚）哲学。这种哲学不但以男性为中心，而且十足的实用主义。
　　　
二、浪漫

　　我听过一位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学期终了，一检查笔记，讲授的内容一半以上都是历代英国作家——尤其诗人们的恋爱史。温课的时候，禁不住要比较一下究竟是拜伦还是雪莱恋爱的次数多。
　　在西洋文学里，恋爱的确是作家们向来最热中的题目。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一剧里，写尽了青年男女在恋爱中的痴情、妒忌、执拗和盲目。月光下，在那扑朔迷离的小森林里，喜欢恶作剧的小精灵迫克，就在仙王奥布朗的指使下，捉弄起少男少女。这里海誓山盟，那里越迫越躲。及至东方破晓，才又恍然大悟。
　　“情人眼里出西施”。看来爱情是盲目的这个概念，也并非中国人所独有。
　　十八世纪英国诗坛大师威廉·布莱克认为爱情的奥秘在于只可神传不可言说。他有一首诗，三十年代译出后曾在我国传诵一时。我身在医院，手边既没有原文，更没有中译文。只记得头四行仿佛是这样：永莫试图诉说你的爱情，爱情是不可言说的；正如微风的吹拂，温煦地，无影无形地……
　　在许多欧洲作家眼中，爱情总是一种矛盾重重的东西。有的形容它作“甜蜜的折磨”，有的说是“傻子的智慧，智者的愚蠢”。烦恼，但又无可奈何，说是像“出疹子，一场人人都得经受的灾难”。中国也有“女难”之说，有人不胜惋惜地唱叹“英雄难过美人关”。但也有为女方抱不平的，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明代就有文人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壮举，来为忠实于爱情的姑娘大出一口气。
　　法国作曲家比才在著名歌剧《卡尔曼·哈巴涅拉舞曲》里，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爱情像一只自由的野鸟，没有人能把它驯养，去恳求它也无用。倘若它想拒绝的话，无论是威胁还是祈求，它都满不在意。”接着又唱道：“爱情是茨岗的孩子，它永远不理会法律的约束。”“你以为已把这只鸟儿抓住，转瞬它又振翅飞去。爱情远逝了，你无限惆怅。当你已不再向往时，它又飞回你身边，围绕着你迅速盘旋。它似擒又纵，来而又往。”总之，不可捉摸就是了。
　　然而另外也有些人带了不屑的神情，把绝代佳人斥为“绣花枕头一肚草”。他们所追求的显然是更为实际的东西。
　　　
三、实际

　　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据说有位臭名昭著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条件是：给我党籍军籍。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终于闹翻了。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军党二籍也立即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扣的黄粱梦。
　　另一个同样属于“人生小讽刺”的真实故事：一位刚满六旬的男人，有一次他的老伴儿患了重病。他琢磨：万一老伴儿病故，自己成为鳏夫，晚年既孤寂又无人照顾，岂不苦矣哉！于是，他就托中人先为他物色一名候补夫人。恰巧有位待嫁的寡妇，觉得条件合适，就欣然允诺。不料患病的太太还未去世，那位未雨绸缪的男人却因暴病先进了火化场。
　　有位英国文艺界的朋友，一个傍晚坐在壁炉前同我谈起一桩伤心事。他是个戏剧家，曾爱过一位女演员，并且同居了。他对女演员是一往情深。一天，女演员在枕畔对他说：以我适宜演的角色为主角，你给我写一出戏，我给你五年幸福。这位戏剧家并没接受这笔交易，他们分手了。
　　1966年8月，有位朋友像许多人一样，由于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尽了。他的爱人咬着牙活了下来，“四人帮”倒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解决牛郎织女问题。这时，一个调到甘肃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就托人同那位孀居的女同志搞对象。她生活很空虚，所以马到成功。登完记，甘肃那位立刻就积极着手解决“两地”问题。新婚燕尔，领导特别关心。于是，他真的调回来了。可是调京手续刚办完，另外一种手续就开始了：他正式提出离婚。
　　男女结合确实有实际的一面，然而实际的性质各有不同。
　　当年比利时刚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我就由伦敦赶去采访。在布鲁塞尔街头，我遇到一位华侨——青田商人。他殷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复活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飘流在外的华侨生活多么艰苦，也领略到中国人民卓越的生存本领。除了青田石头，他们没有任何资本；语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西欧。他们那幢小楼住了三户青田人。从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邻舍那里得知，他本来是个单身汉。一道从青田出来的另一对夫妇，男的前两年死了。没有二话，他就把大嫂接了过来，成为患难夫妻。
　　最近住医院听到一段美谈：一位患癌症的妇女临终前嘱咐她丈夫说，两个孩子还很小，我死之后，你可向这里某某护士求婚。他马上制止她，不许胡言乱语。不久，她离开人世，而且他也察觉由于自己不擅料理家务，孩子果然大吃苦头。他记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写信向那位护士求婚。回信说：“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恳求过了，她又对我保证您是位好脾气的丈夫。既承您不嫌弃，那么我就答应了。”
　　　
四、变迁

　　多么老的人都曾年轻过，这总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感情生活方面，我是吃尽苦头才找到归宿的。有些属无妄之灾，有些是咎由自取，因而还害过旁人吃苦头。一个走过崎岖道路的人，更有责任谈谈终身大事这个问题。
　　婚姻方式是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标志。我成年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不大灵了。比我大十岁的堂兄曾经历了那包办与自主的过渡阶段，就是说，订婚前还准许男的“相看”一眼。这种“相看”不能让女的晓得，所以大都安排在“碰巧”的场合。堂兄就是在一个街角偷偷相看的。所以每逢他同堂嫂吵架，总听他抱怨：“相你的那天刮大风，沙子迷了我的眼睛！”
　　我上初中时，男女可还不作兴互通情款。有一回几家中学联合开运动会，我同班的一个孩子就乘机想同隔壁一家女校的某生攀谈几句。那姑娘先是不搭理，后来就问他姓甚名谁。他就像张生那样一五一十地倾吐出来，还以为是一番艳遇哩！谁知那姑娘回去就告了状，不几天训育主任就在朝会上当众把他痛训了一顿。另外一个更加冒失的同学，索性给个女生写去一封表示爱慕的信。这位女生警惕性很高，没敢拆开，就交邮差退了回去。不幸这封信落到男生的令尊之手。他拆开一看，以为这两个根本没有见过面的青年已经有了眉目，就跑到学校，（有其子必有其父！）扬言要见见这位未来的儿媳。教会学校那时把这种事儿看得可严重咧，认为是罪孽深重，结果，那位姑娘白警惕了。修女把她喊进一间暗室，然后用蘸了肥皂的刷子在她喉咙里使劲捅了一阵，说是为她洗涤罪愆。这也真是在劫难逃！
　　二十年代末期，北京报纸的分栏广告里开始出现一种“征婚启事”。从一条广告的细节（包括通信处），我们猜出是麻脸的化学老师登的。于是，就有人出了个主意，冒充女性去应征，信封是粉红色的，信纸上还洒了些花露水。当时已近隆冬，信中要求他戴上夏日的白盔帽，手持拐杖，于某日某时在北海九龙壁前相会。那天我们几个藏在小土坡上树林里，可开心了。麻脸老师足足等到日落西山，才颓然而去。
　　三十年代初期我进大学以后，婚姻开始真正自由起来，恋爱至上主义大为风行。据说个别青年读完《少年维特之烦恼》还真地寻了短见。已故的一位著名史学家的令郎和我同班。他结交上一位姑娘，家里不同意，但也不干涉。于是，有一天他就在来今雨轩摆了喜宴。本来程序上并没有主婚仪式，可是恰巧老史学家那天去公园散步，走过时给新郎远远瞥见，就硬把他的老父拖来。记得这位临时抓来的主婚人致词时，开头一句话是：“我本来是到公园散散心的……”
　　三十年代中期，结婚的方式五花八门起来。为了简便，流行起“集体结婚”。还有更简便的，那就是什么手续也不办的“同居”。
　　解放后，婚姻制度才开始制度化，既正式（必须登记），又简便（大多买上两斤杂拌糖分送一下）。而且男女双方都有工资，经济上各自独立了，所以“娶”、“嫁”这两个动词在汉语里有点用不上了。结了婚，女方姓名不更改，没有什么“娃”，也没有什么“娅”，谁也不隶属于谁。男女之间这种货真价实的平等，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然而，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婚姻方式就已经十全十美，无可改善了呢？
　　　
五、标准

　　我这个人向来不替人作媒。几年前我还住在一个门洞里时，有一天闯进一名青年，手持一张类似履历表的单子，要我帮他介绍对象。我一看，单子上除了姓名籍贯、年龄学历之外，还有身高体重以及工资工种。说要个身量比他略矮的。紧接着他作了一个郑重声明：要全民制的，可不要集体制的，特别不要学徒工。他要对方也给他照样开这么个履历表。然后考虑“成熟”再见面，因为他工作实在忙，不愿意浪费时间。
　　我对这位具有科学工作方法的青年说，你那履历表开的项目虽然不少，可至少还缺两个无形的而又很重要的项目。他赶紧问我是什么，我告诉他：性格和品质，而要把这两项考虑成熟，可非得浪费点子时间不可。
　　我顺手给他举了个例子。我有个学化学的同学，他找到一位同课目、同籍贯、身高体重什么的都中意的对象。见面后，双方彬彬有礼；在恋爱过程中，自然是甜甜蜜蜜。婚后他才发现夫人原来是火爆性子。一天他回到家中共进午餐，饭是夫人做的。他坐下来尝了口汤，咂了咂舌头说：“今儿这汤成了点儿吧？”哎呀，转眼那碗汤咵咵就扣在他头上了。
　　在男女感情上，“品质”首先指的应是真诚。一对打得火热的情侣，只因为男方所预定的住房出了变故，女方立刻就变了卦，固然可以说是缺乏真诚；但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大风大浪中，而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这种不测风云是随时可以光临的。我的熟人中间，至少有四位女同志在丈夫遇到风浪时，立刻就丢下亲生的娃娃，有的甚至还在襁褓中，离了婚，另外找了响当当的人物。“立场鲜明”是幌子，“自我保存”是实质，这里不仅包含安危，也还包含荣辱得失。当然，那时下去劳动锻炼倘若能像判徒刑那样说个期限，不少婚姻还是可以保全下来的。
　　《暴风雨》一剧里，普洛士皮罗就先让那不勒斯王子弗丁南干了一堆苦活儿，来考验他的爱情是否真实；《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师鲍细霞在胜讼之后，也用戒指考验了一下丈夫。看来莎翁在男女结合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视坚贞的。有句西谚说：“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个港口为终点。”这是告诫人们说，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并不可靠。我在一条法国邮船上确实就看到一个前往魁北克举行婚礼的新娘子，在航程中还玩弄着感情游戏，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捏把汗。另一方面，美满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着履历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一定会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三十年代我在一篇书评里，曾不揣冒昧地为男女结合开过一个公式：
　　主观的爱慕（感情的）百分之六十
　　客观的适合（理智的）百分之四十
　　文中还有这么一段：“没有那不可言说的爱情，两颗心根本无从亲近。但若缺乏客观的适合，亲近后，爱情仍无从滋长。”接着，我讥笑了西洋过去盛行过的求婚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男子咕咚跪了下去，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来心软的女子点了头。然后趁势把一个含有预定意义的亮晃晃的戒指套在女子明文规定的手指上。讨来的爱情可不比讨来的残汤剩饭可靠啊！因为爱情会飞——如果你管不住。”①
　　　
六、灵与肉

　　主观的爱慕不外乎看中对方的两个方面：说得科学些，就是内在的素质和外形；旧的说法是灵与肉。
　　大凡写爱情小说的，总得先在女主人公的容貌上用点笔墨。倘若朱丽叶是个丑八怪，悲剧演到高潮时，似乎就不大悲得起来。所谓“一见钟情”，吸引力往往先来自外形。
　　十九世纪末叶，法国戏剧家易斯当写过一出很妙的五幕剧。在名作《西哈诺》②里，他通过两个人物把灵与肉分开了。这出以与莫里哀同时期的另一位同行为原型的戏，描写两个男性合作来向一位霍克桑小姐求爱。西哈诺具有奇才绝学，能说出娓娓动听的情话。却生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克利斯则是个脸子漂亮的草包。当后者在小姐窗下倾吐情愫的时候，西哈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充当他的高级“提词人”——高级，因为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由衷地诉说他自己对霍克桑真挚的爱慕。
　　否认或贬低外形在择偶中所占的位置是徒然的。喜欢美是人的天性。在海滨拾贝壳或在雨花台拣卵石时，就感到美这种天赋，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生得明眸皓齿的，有平平庸庸的，也有丑陋不堪的。但丁一下子就爱上了贝亚德，吸引他的首先还是那位姑娘生得异常标致。
　　然而外形确实经不起时间的磨损，所谓“人面桃花”。三十年代在一次宴会上，我偶然见到十年前曾为一位新月派诗人的笔倍加颂扬的绝世佳人。那天我失望极了。不但她的绰约风姿早已消失，而且由于吸烟——也许包括吸大烟，她的两排牙齿全黑了，手指头被烟熏得好像刚从地里刨出的胡萝卜。去年访美，我重新见到两位大学时代的“枝花”或“皇后”。如今发福的发福，憔悴的憔悴，几乎找不到当年容貌的痕迹。美貌是不会持久的。把“终身”大事孤注一掷地压在这个极缺乏稳定性的因素上，那是必吃苦头无疑。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内在的素质，以外形为“参考”，更为妥当。
　　内在的因素是不大好往履历表上填的，因为它涉及的方面太广，既包括道德品质，也包括智力才能。还有些属于潜在性的，例如危急时刻的镇定果断，患难中的坚贞不移。
　　历史上，有的艺术家是由于在恋爱中失败而大有成就。舒伯特失恋而谱写了六百余首动人的歌曲，柴可夫斯基遇人不淑而作了《悲枪》。但更多的还是由于身边有那么一个知心人，仰慕他（她）的才赋，同情他（她）的事业，而情愿牺牲本人的某些抱负，甘当配角，为自己的生活伴侣尽量提供条件来攀登高峰。
　　爱情的温度计是以无私为水银柱的。最可怕莫如爱上了一位自我中心者！
　　　
七、异与同

　　男女结合也有它的辩证法。有人认为“同则合”，即是说，背景、性格、职业什么什么都近似，就准能成为佳偶。这个原则有时适用，有时不灵。
　　居里夫妇也许属于“同”的范例。他们确实是由于兴趣、工作和业务的相同而结合的，感情成为双方事业的推动力。然而最初追求居里夫人的，并不止居里一人。他的情敌同样也是科学家。可见他们的“同”并不完全建立在科学上。连结他们的，还有无形而更为重要的东西。
　　“同”有其好处。男女两位画家结合了，一道外出写生，在艺术上相互鼓励，切磋琢磨，家庭里共同语言就会更多一些。有时我设想一位画家同一位护士共同生活的情景。画家工作室杂乱无章，护士则按照查病房的习惯，成天要他把颜料、画布都像针管、药瓶那么摆得井井有条。画家正构思时，她忽然往他嘴里塞支温度计，要未动不动就量血压，称体重，这种家庭生活平静不了。
　　然而我又确实认识一位作曲家，他的夫人是位医生。她从不打搅他的构思，并且还由于他而对音乐、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珍惜他的才华，欣赏他的佳作。有一两回我们正谈话时，她不声不响地递给他小小一盅既有助于健康（他患有气管炎）而又无损于文思的药汁。他一饮而尽，她就悄悄地把空盅撤下，继续参加我们关于艺术的谈话。我坐在旁边不免有些羡慕。倘若他的夫人同样是位作曲家，他也就无此清福了。
　　因此，“同”之外，还有个配合问题。男女两位化学家生活在一起，如果各坐在餐桌一端，一个背元素，一个背公式，我看那种生活够枯燥乏味的了。反之，倘若化学家的夫人是位花腔女高音，化学家工作之余，欣赏一下青海民歌或威尔第的咏叹调，而歌唱家出于对四化的热情，也积极鼓励丈夫搞试验发明，他们很可能过得十分美满和谐。
　　因此，职业的同异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还在于有无共同的语言、爱好和生活旨趣。
　　同也好，不同也好，相互谅解是家庭生活运转的润滑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最使不得！在俄罗斯小说里，每逢读到丈夫酒后痛打老婆时，就觉得尽管西欧的“骑士风”早已腐朽，流于形式，它毕竟还是一种潜在的制约。中国古代讲究夫妻“相敬如宾”，当然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套虚礼，但总比拽了头发没头没脑地乱揍要胜一筹。
　　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件好笑的事。三十年代初期，一位同学的母亲是有名的女权运动家。同院有一对夫妇，男的酒后常打老婆。有一天他把女的打得鬼哭狼嚎，大嚷“救命”。那位女权运动家劝架不成，就愤然走两里路去报派出所。当她好容易硬把个警察拖来时，打架的夫妇早已熄了灯插上房门入寝了。她怎么敲也不开门。警察在外面大声质问那男人为什么打老婆，女的娇声娇气地替他回答说：“他没打我！”弄得警察埋怨起女权运动家来。
　　从那以后，我懂得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至理名言。
　　　
八、基础

　　盖房子要先打地基。遇到地震，有的房子立刻倒塌，有的屹然不动，这就看地基坚固的程度了。
　　感情的基础要比土建的地基来得复杂。王宝钏死守寒窑十八年，那基础至少一半靠的是封建制度的闺范节烈。前些日子电视上演的《铁坦尼克号轮船沉沦记》中，船沉之前当船长宣布妇孺可以上救生艇时，一个女乘客拥抱着丈夫坚持跟他同归于尽，我看了觉得其情可感，但未必很理智。1957年一位女同志被一名很不懂政策的领导叫去，说：“要把你丈夫划为右派了。你离婚，就吸收你入党；不离，也给你戴上。”那位可敬的女同志回答说：“入党，我还不够资格；该戴，就请便吧。”这个答复我认为既表现了她的原则性，也表现了两人感情的基础。倘若有人出题要我画画人间最美丽的图画，这肯定应是其中的一幅。
　　一九三八年我曾在武昌珞珈山脚住过几个月。有时被大学里的朋友邀去吃饭。席间常遇到一位教授扶着他那双目失明的夫人来赴宴。他轻轻替她搬正了椅子，扶她坐下，然后一着着地替她夹菜。当时也想，倘若我是个画家，把那情景画下来多美！近两年住在天坛，每晨必看到一位穿绿裤的中年人——可能是位复员军人，推了一部自己用木板钉成的轮椅，上面坐了一位下肢瘫痪的妇女。天坛的花，根据品种分作几个园子。他总是按季节把她推到月季、芍药或牡丹园里；自己麻烦些，却让这位失去行动自由的老伴儿仍能享受到鸟语花香的清福。近来在报端，时常读到男女一方因工伤事故面部灼伤或失去手足，而另一方坚守婚约的美谈，我觉得感情的深浅与无私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这种可贵的感情只有在危急中才显示得出来。
　　“文革”期间，颇有几对夫妻是双双自尽的。这跟大西洋沉船时一道丧生者有相同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那阵子我就偷偷买过几瓶敌敌畏，动过这种念头；幸而我有的是一位坚强的爱人。在那场浩劫中，她由于同戴红箍的顶撞，受的罪要比我深重多了，并且还尝到了皮肉之苦。然而一个从不在乎营养的她，在牛棚里却通过看守人向家里索起多种维他命丸。一经发觉我那种怯懦的企图，她就断然制止。第一，她反问我：“咱们没有犯罪，凭什么死？”第二，她相信物极必反，恶者必不得好下场。她要我同她一道看看历史将会为歹徒做出怎样的结论。
　　土建的地基靠钢筋水泥，感情的基础靠工作和患难共处。有人说地下党伪装夫妻的同志不许真地发生感情，我不信。再也没有比在敌人刀光下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容易建立起感情的了！今天，倘若一位青年发明家在工作中受到挫折，而一位女同志在斗争中，冒了风险挺身出来支持他，鼓励他，他们最终成为夫妻，我认为不但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基础必然是深厚的。这里不存在什么“甜蜜的折磨”，而是信任尊重，对党、对国家、对四化共同的忠诚。这样的爱情会给予生命以力量和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巨厦，将经得起台风、旋风、龙卷风以至里氏八级的地震。
　　　　　　　　　　　　　　　　　　　一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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