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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革”前的“骚乱” （ 本章字数：7762） |
| 拔白旗运动一直继续到1966年夏天，其间虽然“你刚唱罢我登场”，“运动 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但是斗争方式还是老一套：不外乎大字报批判，小 组会揭发，大会批斗，自己交待，拒不检讨的送进禁闭室，如此而已。 这时候，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还没有打出来，但是社会上的 “红卫兵”们却已经打着“革命”的旗号在横冲直撞，而且来势凶猛，远非往日 的政治运动可比。三余庄庄员中多数人感到来头不对，忧心忡忡，生怕运动会搞 到劳改队来，横遭不测。而少数积极分子却以“革命派”自居，感到形势可喜， 如果在混乱中认准了苗头，伺机出击，一旦投机成功，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 好运。至于相信政府还在“办手续”的书呆子，到了这个时候，恐怕连一个也没 有了。 没过多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终于光明正大地打出来了。 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广播中林副统帅的讲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搬掉一切绊脚石，要向一 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 底打倒、打垮，要让他们的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不知道自封的“积极分子”们作何感想，反正三余庄 的多数人个个心惊肉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大祸临头。 尽管我们身陷囹圄，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过那年月小道儿消息满天 飞，也许早已经是旧闻的“最新新闻”仍能听到一些： “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天真而无知，到处破四旧、打击封资修，见 了古物洋货统统都砸，见了披肩发喇叭裤一律都剪，大姑娘连花裙子都不许穿， 长辫子都不许留。谁还敢穿西装、旗袍，就给撕成一条条；穿高跟鞋的，就给脱 下来扔掉。” “城里的街道、商店都改了名，苏联大使馆前面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协和 医院改名反帝医院，天安门广场要改名东方红广场，还要把陕北民歌《东方红》 定为国歌。” 等等，等等。 不久，指导员正式通知：以后对外写信，不要写大兴县，而要写“红旗县”， 不过后面要加一个括弧，注明“原大兴县”。 改名之风也刮到了三余庄。这时候，刘佛生已经调到了我所在的第四组，并 且混上了一个学习组长兼中队宣传员的名份。他感觉到自己的名字中带着个“佛” 字，迷信的色彩太强烈了，主动改名为“刘复生”。另一个中队宣传员王祖德也 闻风而动，立刻宣布改名为“王左德”。他们不但自己改名，还勒令别人也改。 例如队里有个史镇华，他们就说：“右派分子”，还想“镇”我中华，太狂妄也 太嚣张了，立刻改掉！可是史镇华却说：我这名字是父母起的，已经叫了几十年， 我无权改也不能改。 有人感叹说：“现在刮的是改风，什么都要改。”一组组长刘乃元（原新华 社记者，落实政策后任新闻学院教授）听了反驳说：“什么都要改？我的脸型能 改么？” 有人把他的这句话汇报上去了，指导员在点名的时候公开说：“脸型怎么就 不能改呢？要想改，那还不容易？且看红卫兵能不能给你改脸型！” 果然，很快就传来了红卫兵给人改脸型的消息： “城里的五类分子全挂了黑牌，上街也不许摘，有的还游了街、挨了打。” “老舍挨了红卫兵的毒打，气得跳湖自杀了。” “北京六中的红卫兵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了一条花裙子，就把她拖进 校内毒打，一面打一面问：”这是无产阶级穿的衣服吗？‘有个老校工实在看不 下去，出来说了几句话，惹恼了红卫兵，把这个老校工暴打了一顿，最后竟把他 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 这种传闻，不久就由队长来加以证实。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候，中队长宣 读了一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印发的传单，标题叫做《告浑蛋书》，一开头就给 “牛鬼蛇神”们当头一棒：“前一阶段，红卫兵出于革命义愤，打了你们的人。 打了就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虽说这份传单总的精神是打着幌子表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投在 人们心灵上的巨大阴影，是无法抹去的。中队长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为了本 单位的平静，用劝告的语气说：“大家要小心一些，千万不要私自外出。要知道， 红卫兵可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呀！”──这位公安局的干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那种“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威风，而是无可奈何的哀叹 了。 我和同类汪介尘反复研究了《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句话的 含义和作用，一致的看法是：口气太轻，纯系劝告的口吻，而不用“严禁”、 “禁止”或“不准”之类的字眼，这且不说，只提“用”与“不用”，已经点明 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用了武斗，并不是错误，更不是犯罪， 只不过“不能触及灵魂”，效果不佳罢了。我们不能只看其结论，还要看它的理 由是什么。如果红卫兵说：“我们就是要触及皮肉，不打算触及灵魂”，或者说： “先触及其皮肉，打掉其威风，然后才能触及其灵魂”，因此必须“用”一下武 斗这个方法，反对者岂不是就失去了公开反对的理由了么？ 不久，一个更其可怕的小道儿消息传来：据说，四川万县一群红卫兵冲进劳 改队，喝令干部把劳改犯都集中起来，然后把干部们痛打了一顿，说他们包庇牛 鬼蛇神。劳改犯们看见红卫兵打干部，都迷惑不解，有的人还挺高兴，以为打干 部是替他们出气。哪知打完了干部，就用机枪把所有的犯人都突突了…… 虽说传闻的小道儿消息不太可靠，有夸大其辞甚至纯系编造的可能，但在这 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谣传，至少是个不祥之兆。 人们的心越缩越紧，那个可怕的魔影，似乎越来越近了。 三余庄院墙外面，贴出的红卫兵传单越来越多。所有传单，开头都写着“十 万火急”或“勒令”的字样，署名多半是大兴县各学校、各单位的的红卫兵组织。 有一张传单上写着：“勒令！商业部门统统搬到农村去！”内容说：原来的商业 部门大都在城里，为城里人服务，可是住在城里的人，绝大部分是坏蛋。还有一 份传单的标题是“剿灭天主教”，开头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传教是帝国主义 的文化侵略政策。” 最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是一张对“牛鬼蛇神”发出的“最后通牒”， 大字标题印着： 血债要用血来还！！！ 内容说：“你们的父兄在旧社会剥削压迫我们的先辈，多少革命先烈被你们 的父兄屠杀了。你们的父兄欠下了无数革命人民的血债，我们是革命者的后代， 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 三个巨大的惊叹号，像三枚扔进了人们心中的炸弹： 血债！屠杀！偿还！ 魔影已经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 不久，魔影果然来了，讨还血债的“革命者的后代”，果然行动起来了。从 就业队传过来的消息，千真万确：就在大兴县，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之内， “革命者的后代”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废 井里，然后封土活埋，说是只要从肉体上把敌对阶级统统消灭，革命就彻底完成 了！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斩草必须除根！” 大辛庄究竟一共死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一百多的，有说八九十个 的。最近看到《传记文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 文，透露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四十八个大队，仅在五六 天时间内，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可见“复仇的魔影”并不是大辛庄一处有。也许别处的魔影，正是在大辛庄 的“带动”之下“群起仿效”的吧。 不过事后听说，也有两个大辛庄的地主子女幸免于难。一个是总场部技术员 的老婆，她是地主的女儿。大辛庄革命派来人要把她抓回去批斗，场长虽然不知 道他们的来意，但也明知道地主的女儿一被抓回去，准是挨斗，就编了个谎言， 说她问题严重，本场正在批斗中，等本场批斗过以后，再押送回籍不迟。──这 一个，是场长做了好事，无意中保下来了。 另一个是黄村一街农民周广银的老婆，也是个地主女儿。大辛庄来人要抓她， 赶巧她丈夫是本村革命造反派的头目之一，势力不比大辛庄的革命派差多少，干 脆严词拒绝了。──这一个，是在贫下中农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的。那时候，从 三余庄出去的“摘帽右派”张永贤和吴越都讨了个农村姑娘做老婆，他们就租住 周广金、周广银两兄弟的房子。他们带来的消息，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绝不会 传闻失实。 我听见了这样的传闻，简直像五雷轰顶，有如天塌地陷；所有听见这一消息 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那种恐怖的气氛，好像到 了世界的末日，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 当天下午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外号叫“山羊”的生产组长吴宏达加上汪介 尘三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小声议论着，谴责红卫兵的残酷作为，以发泄心中 的不满和愤怒。 “山羊”说：“红卫兵无法无天，绝灭人性，简直就是希特勒的党卫队。” 我说：“意大利有个黑衫军，国民党有个蓝衣社，现在又有了红卫兵，可以 说是三色俱全，可以鼎足而立了。”──这是我当年的原话，现在才知道，所谓 “蓝衣社”，也和所谓的“A B 团”一样，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反革命”团体。 汪介尘忧虑重重地问：“红卫兵会来团河农场造反吗？” “山羊”说：“也许不会吧？《十六条》不是规定不许冲击劳改机关么？” 我说：“这可不一定。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这些魔头，他们什么事情干不 出来？” 事情果然为我不幸而言中：不久，就有一批大兴县的红卫兵到团河农场来造 反，他们问干部：这批牛鬼蛇神中，哪些人表现最坏？这就不用多加解释了，当 然是关在禁闭室里的人表现最坏。于是红卫兵们打开禁闭室，把关在里面的“反 省号”全拖了出来，拳打脚踢，往死里打。那时候，三余庄的李定一因为死不检 讨，还被关在禁闭室里继续反省。覆巢之下，必无完卵，这一次，他也难逃浩劫， 被打了个半死。 也许是为了对付外来的红卫兵，也许是外面的红卫兵到处造反，也激发了干 部们的“革命热情”，总之是就在大兴县红卫兵冲击了团河农场之后不久，一批 年轻的干部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年纪大一些的，则纷纷成立各种造反、 革命组织，也戴上了名目不同的红袖章。三余庄的“反改造分子”们见是这样的 架势，不明所以，吓得心惊胆战，不知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而那些自封的“积 极分子”们，却蠢蠢欲动起来，显得格外活跃。他们认为：农场内部既然有了红 卫兵和各种革命派组织，外面的红卫兵大概就不会再来冲击了。队长人数本来就 少，如今农场内部也在闹革命，也在斗“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教养分子中间，尽管”拔白旗运动“并没有宣布结 束，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队部只有依靠他们这些”积极分子“，才能镇住”反改 造分子“，保持教养队的”革命正气“。于是，他们到处找碴儿，想仿效外面红 卫兵的做法，在三余庄掀起一股”横扫反改造分子“的热潮来。 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事先都是得到队部的许可，甚或就是队部授意、布 置的。 事情还是从杨路这个“薄弱环节”开始。自从“拔白旗运动”开展以后， “积极分子”们揭露了杨路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几乎已经被认定是个“拔了 尖儿”的“反改造分子”，比起谭天荣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也几乎已经 认定他是必然要“坐小汽车”被送走的了。之所以至今没有“荣升”，可能是 “革命形势大好”，“革命派”和“走资派”都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这种区区 小事。因此，杨路成了死老虎一头，简直人人都可以充一下“打虎英雄”了。特 别是还没有当上“积极分子”而又很想“积极”一下的人，都想整他一下，咬他 几口，借此表示自己的“立场”已经转到了政府的一边。再说，杨路身材矮小， 文质彬彬，尽管不是“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面对膀大腰圆的打手，还是没有自 卫的能力的。于是，“积极分子”和“准积极分子”们就经常突然地对他发起进 攻，谩骂、侮辱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过暂时还没有发展到动手打人的地步。 这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间，有三个“积极分子”寻衅找碴儿，借故打了杨 路一顿，相对而言，打得不算太重，杨路不敢也没有力气还手，打算忍一忍就这 样过去算了。 但是杨路肯忍，别人可不肯忍。消息一传开，“反改造分子”们被激怒了。 三余庄自从1962年夏季右派集中以来，虽然也经常开批斗会，并不时有人进 禁闭室，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可还是第一次。大家认定：此风断不可长。 要是任其发展下去，特别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被划为“反改造分子”的 人，还有活路吗？ 怀不满情绪者起初不过是个别交谈，传播消息，后来火气越来越大，竟三三 两两地聚在院子里大声议论起来，以发泄不满。其中以高作纯（北京师范学院中 文系学生，因为为铁托鸣不平而划为右派，又因为与陈独秀的孙女儿谈恋爱不肯 割断联系而被送来劳动教养，落实政策后在秦皇岛某中学当教员）的嗓门儿最大， 情绪也最激昂： “凭什么打杨路？有问题可以批判，问题严重可以由政府处理，同是教养分 子，凭什么动手打人？” 缪光谦（电影出版社的助理编辑，落实政策后回电影出版社任编辑，现弃文 从商）同声附和：“《十六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他们 为什么要武斗？” 曹克强一个劲儿地重复：“不管怎么说，打人就是不对，就是不对！” 我没做声。我意识到“积极分子”们这次动手打杨路，决不是他们“革命热 情高涨”之后的一时感情冲动，更不是单纯为了表示自己积极做出来给队部看的， 其中必然有后台，说不定就是队部放的一个试探气球，是一次火力侦察，目的是 为了“引蛇出洞”。 “积极分子”们有队部作后台，气焰才会如此嚣张，才敢于动手打杨路。打 了人之后，自以为这是干了一件“对革命有功”的露脸的勾当，气焰更加嚣张了， 简直好像他们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似的。“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竟敢在院子 里面大声疾呼，他们一则是怒，一则是喜：怒的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居然还 有胆大包天的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反改造分子”杨 路鸣冤叫屈喊不平；喜的是“蛇”一出洞，他们这些打手们可就有了再一次表现 自己的大好时机了。于是“积极分子”们也纷纷走出门来，对反对他们打人的 “反改造分子代表人物”进行围攻。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双方全都非常激动，当然不可能冷静地、心平气和地 坐下来恳谈，吹一阵和风，洒几滴细雨，尽管一方是据理力争，另一方却是辱骂 恫吓。“积极分子”们故意用“失控的语言”来刺激“反改造分子”们，希望他 们中有人受不了这种刺激，也会“语言失控”，于是他们就有理由像打杨路那样 大打出手了。在那个年代，“革命派”打“反革命派”，是一点儿没事的，但若 挨打的竟敢还手，这可就是“阶级报复”，甚至是“反革命行凶”！这是只许我 打你，不许你打我，与社会上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两派武斗可不一样。 “积极分子”中，最猖狂的是赵家任。这小子本是北京市粮食局的小干部， 大概是个粮仓保管员之类，长得其丑无比，皮肤又黑又粗，大嘴巴，厚嘴唇，很 像非洲的黑猩猩，说起话来，好像嘴里总叼着个什么东西，含混不清。但是却膀 大腰圆，力气很大。今天就数他跳得最高，扯着破锣似的大嗓门儿，唾沫星儿四 溅地高声狂叫：“你们他妈的都是跟杨路穿一条裤子的反改造分子。我肏你们这 些反改造分子的十八辈祖宗！” ──赵家任虽然“积极”，但是解教后仍被发配山西霍县王庄煤矿（劳改矿 务局所属的劳改矿）继续改造。这期间他在山西农村找了个“老板子”，进门就 当“爷爷”。七九年落实政策，他因为在当地有老婆而不得回京，只好到“老板 子”的原籍万荣县落户，在国家储备粮库看大门，既无权，又无钱，懊悔不迭， 见人就痛哭流涕，诉说“不平”，真可谓“天有眼”也！ 其余的“积极分子”也气势汹汹地大声叫骂，唾沫溅到对方脸上，手指点着 对方的鼻子，一面还捋胳膊，晃拳头，竖眉立目，跃跃欲试，战争大有一触即发 之势。本来打算据理力争的人，一看对方又要动武，感到来头不对，有的赶紧到 队部先告状，有的只好躲进宿舍内暂避其锋。只有曹克强还在发挥他的“一根筋 战斗精神”，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打人就是不对，打人就是不对嘛！” 赵家任装出一副不屑于理会曹克强的傲然神态，腆着个大肚子，堵在房门口 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有种的给我滚出来！” 正在这时候，队部的几个队长来了。“积极分子”们恶人先告状，有的摆出 一副“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英雄气概，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继续破口大骂。郝 队长听了“积极分子”们的诉说，也不再问问别人，怒气冲冲地下令：把高作纯 等三个“带头闹事的反改造分子”送进禁闭室，事态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第二天开大会进行批判，刘佛生在批判中将这一事件称为“骚乱”。这个名 词其实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我相信也绝不是半文盲的队长们所能想得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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