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 本章字数：17803） |
| 一直到我听见叛徒赵楚已经被正法的消息，我才突然地神志清醒了，醒悟了过来。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决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我现在明白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意识上与贪污犯站在一起。我感谢人民政府把我从叛徒赵楚的毒化麻醉影响下解放了出来，及时纠正教育我，使我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荃最觉得奇怪的就是她为什么一听见他的死耗，立刻清醒了过来。她似乎特别强调这一点，被她说得很有真实感。她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哭也不闹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她却还活着，而且那样年轻。 她坐在桌子的另一方面，交叉着两臂，把肘弯撑在桌面上，默默地向前面凝视着，她那俊秀的微黑的脸蛋正迎着灯光，眼皮揉得红红的，像抹了胭脂。 刘荃立刻谴责了自己不应当这样想。写这样一篇文字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也是中共统治下新创的一种虐政，被杀害的人的家属例必要写一篇坦白书，把死者痛骂一顿，并且歌颂他的刽子手，十足做到了“吻那打你的鞭子”。玉宝这样口口声声“叛徒赵楚”，不过是为自己与孩子们的安全着想罢了。 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以她这样的出身，不但是具有农民的高贵质量，而且她那除了党的教育之外，与其它的文化毫无接触，该是最纯洁最理想的党员，然而环境稍微舒适了一点，立刻就“蜕化变质”，刘荃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有点可笑。换一种较现实的看法，她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女性，等于一个乡下女孩子由传教师花钱栽培她，给她找到一份好事，嫁得很满意，生了两个孩子，享受着大都市里中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但是不幸遇到市场波动，闹得她家破人亡。刘荃对她的同情也就是基于这种观点。 她把稿子接过去看了一遍，又向他道谢之后，仍旧坐着不走，低着头摘掉她的棉制服的布眼里钻出来的棉絮。“我要调到杨树蒲公安分局去做工作了，”她说。 他知道那待遇一定很坏。“孩子你预备带在身边吗？” 她摇了摇头。“那边没有人照顾，自己也分不开身。我预备托人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交给他们祖母。” “这样很好，你可以安心工作了。”此外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的棉制服上一小钉一小钉的棉絮似乎永远摘不完。“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你介绍几本书给我看，我希望能够有点进步。” 刘荃微微咳嗽了一声。“最近不知道有什么新出版的书。我这一向忙得糊里胡涂，也有好久没看书了。” 有片刻的沉寂。然后她站了起来，拿出她平日那种明快的笑容，但是眼圈红红的，喉咙有些沙嗄，却增加了一种凄艳之感。“我走了，你有空来看我。我听见说你进步得非常快，我真得向你学习。” 她伸出手来和他握着，刘荃突然想起她和赵楚郑重地练习握手的神情，在这一剎那间他觉得凄惨而又滑稽。 “有空一定要到杨树蒲来看我，”她又叮嘱着。她那刘黑的眼睛里有一种神情，是他不愿意看见的，看见了也不愿意承认。 她走了以后，他心里想，从前人说“人情如纸薄”，那还是指一般的亲戚朋友，他从玉宝又想到崔平身上。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搠就搠穿了。他心里郁闷得厉害，非常盼望黄绢来。一定要看见她，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在楼上坐看着报等着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声“刘同志。”回头一看，是一个公安警察。微笑着立在灯光下。 “你是刘荃？”那人又问了一声，脸上的微笑已经收了。 “是的。”刘荃放下报纸站起身来。 那警察走进房来，背后还跟着两个警察，两个荷鎗的解放军。 “请你到公安局去谈话。”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大约总是这样的。他心里恍恍惚惚的像在做梦。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事？” “走走！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是逮捕我吗？” “走走！”他们推拥着他出来。楼梯上挤着许多人脸，木然地向下面望着。张励想必也在内。刘荃脑子里闪电似地掠过许多获罪的原因。主要他还是想起张励对他的怀恨。 他希望走出大门的时候恰巧碰见黄绢来，可以见她一面。同时他又怕她正是这时候赶来，看见他这狼狈的神气。 捕人的卡车才开走不到五分钟，黄绢就来了，挤在楼梯上旁观的人还没散净。她意识到他们宿舍里的空气有点不寻常。“刘同志在家吗？”她问。 “咦，黄同志，几时到南边来的？”张励看见她显然非常诧异。“还认识我吧？”他笑着走下楼来。“我们在一起搞土改的。” “认识认识，”黄绢笑着说。事实是她常常听见刘荃提起他的，他被扣起来隔离反省，她也知道，没想到他倒已经放出来了。 “你找刘荃吗？”张励皱着眉低声说：“刚才公安局来了人，我也去谈话，但不知为了什么事。” 黄绢突然脸色惨白。“没说是为什么缘故？”她吶吶地说。 “就是不知道呀！你有点线索吗？”他钉眼望着她。“你跟刘荃很熟吧？你们在土改的时候就很接近，是不是，我都一点也不知道。”他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含有掩饰不住的惊奇妒忌与快意。 黄绢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他怎样利用职权向她进攻。刘荃被捕他当然是幸灾乐祸的。同这种人多打听也无益。刘荃自己的单位的负责人赵楚已经出了乱子，被枪决了，此外也没有人可问，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的时间很久，还是到解放日报打听打听吧。 她走得那样匆忙，简直像是怕牵连一样。 赶到解放日报馆，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里她只认识一个戈珊，那天在土产展览会里遇见，也只是匆匆一面，但是看她和刘荃彷佛是极熟的朋友又是个老干部，想必门路比较宽，甚至于能帮一点忙也说不定。明知现在这时候去找人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是避嫌疑还来不及，但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她找到了戈珊，告诉她刘荃被捕的消息。戈珊也愕然，随即站起来戴手套，围上围巾。“我也就要回去了，一块儿走吧，”她说。 黄绢也明白她的意思，是因为在报馆里不便说话。两人一同走了出来，这时候是在夜间十点多钟，但是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夜市。尤其是在这中区，都是些商店与营业的大厦，一到了晚上，完全一片死寂。若干年来这些房屋都是些钩心斗角的商战的堡垒，然而也只限于日间，夜里是毫无人烟，成为一座废弃的古城。在那淡淡的月光里，只看见那些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回教堂风味的白粉雕空门楼下，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 她们沿着旧南京路走着，寒风凛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在电线杆的黑影里发现一个女人，穿着件绒线衫，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孩站在那里。现在这些秘密营业的妓女大都带着个孩子作为烟幕。 “要是跟赵楚的事有关，这事情就麻烦了，”戈珊低声说。 “不过刘荃决不会贪污的，”黄绢焦急地说：“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的事我全知道，他什么话都对我说的。” 戈珊听了这话特别刺耳，就像是在她面前炫示他们的亲密。“哦，他的事你全知道，”戈珊想。“我们的事你就不知道！”她一时气愤，差一点要立刻替他揭穿那秘密，叫这女人且慢得意。但是再一想，这样做似乎迹近无聊。结果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只冷冷地说了声：“现在这时候，谁还能替谁担保，自己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黄绢听她这口吻彷佛是拒绝帮忙的意思，刚才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怎么忽然变了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话，把人家得罪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处去打听。”她说到这里，嗓子已经硬了起来，别过头去擦眼泪。“无论如何要请戈同志给想想办法。” 戈珊半晌没作声。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试试看，去找申凯夫。他虽然是搞文化宣传的，跟政保处的关系很深。” “不知道见得着他见不着。” “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给你约一个时候。” “那真是……费心了，”黄绢十分感激地说：“你跟他熟不熟？” “也谈不上熟，认是认识的。”黄绢踌躇了一下，自己觉得是得寸进尺，但是终于鼓起了勇气说：“要是你能够陪我去一趟，那更好了。” “我才犯不着呢，”戈珊心里想。“刘荃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凭什么要去钻头觅缝救他？将来让他知道我跟黄绢这样双双地‘联袂’四出求救，倒让他笑话，想着我就这样痴心！”她嘴里只说：“我想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我们报社的社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两天我们这些同事们大家都得谨慎着点，那儿也不便去。” 她掏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页，在路灯下写出申凯夫办公处的地址，交给黄绢。黄绢再三向她道谢，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正忙着把记事簿归还原处，自来水笔也仍旧插到口袋上，就根本没理会人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随即大声唤着“三轮车！三轮车！”马路对面有一辆三轮车，被她喊了过来，她跳上车去，略向黄绢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 黄绢虽然觉得她这人有点奇怪，一方面很肯热心帮忙，却又是这样冷淡得近于憎恶的神气。但是她积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也曾经接触到许多老干部，一切都见怪不怪了。在北京流行着这样的话：“五个老干部，倒有两个是疯子，两个是肺病患者。”她想到这里，如果不是现在心情这样沉重，几乎要微笑。 戈珊很费了点事，和申凯夫通了个电话，居然替黄绢约了个时间去见他。她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要为刘荃的事操心，她也未免太傻了。 但是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刘荃的事，据这人说：大概不碍事。有人检举刘荃是赵楚的心腹，有两件贪污的事都是由他经手的。不过检举人对于赵楚的罪状根本也不清楚，指控刘荃与他合作，也提不出具体的证据。不过因为涉及赵楚，上头余怒未息，所以郑重其事地抓了来。 戈珊听了这话，方才放下心来，也就把这件事撩在脑后了。 有一天她夜里从报馆回家来，看见有一个黑影缩成一团坐在那露天楼梯上。起初她以为是她的一个爱人在那里等她。三反还没有结束，大家实在是应当小心一点。她很不高兴，皱着眉问了声，“谁？” 那人没有立刻答应，却慢慢扶着铁阑干站起身来。“戈同志，是我。”是黄绢的声音，她似乎在啜泣着。 “啊，真想不到，这样晚了你会来找我。” 戈珊从容地走上楼梯，拿出钥匙来开门。她向自己微笑着，心里想：“申凯夫侮辱她了？这样半夜三更跑了来向原介绍人哭诉。” 黄绢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你等了我多久了？冻僵了吧？请坐请坐。” “戈同志！”黄绢大概哭得时间太长了，虽然停止了，仍旧抑制不住一阵阵轻微的抽噎。“刘荃完了，”她说。 “什么？” “这时候说不定已经鎗毙了。”她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 “你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黄绢无精打彩地说：“今天见到了申凯夫。” “你今天才去找他吗？”戈珊气愤地说。 “去过好几次了。” “回回他都接见？"喝，我的面子倒真不小！”戈珊突然狂笑了起来。“怎么——他怎么说？” “他很热心，答应去调查一下，叫我再去听回音。去过两次，今天忽然说得到了消息，已经内定了要处死刑。” “怎么我前两天还听见说不要紧的——奇怪不奇怪？”戈珊才点上了一支香烟，又心神不属地在桌上揿灭了它，而且揿了又揿。 “你听见谁说的？”黄绢突然兴奋起来。“靠得住吗？” “靠是靠得住的，不过事情可能起了变化。”戈珊向空中凝视着，忽然把她那红嘴唇微微向上一掀，做出一种原始的残酷的神气。“大概老申去说过什么话了。他要干掉个把人还不容易。” “他为什么——”黄绢惊惶地问：“他顶多不帮忙，为什么反而——” “还不是你得罪了他。” “我没有，没有，”她发急地辩白着：“他也始终很客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有点家长作风，问了许多话，也问起我和刘荃认识的经过——”此外还问了许多与刘荃完全无关的话，她认为他是旁敲侧击，要明了她的思想状况。他还问起她的年纪，他说他对年轻人最感到关切。她又想她临走的时候，他把手臂圈在她肩上，送她到房门口，替她拉开门钮，那亲热而随便的态度很像一个欧化的医生对待女病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但是这些话她都不愿意告诉戈珊。尤其是第二次她去见他，临走的时候他和她握手刚巧电话铃响了，他用另一只手拿起电话来听，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放，就像忘记了似的。她回想到他那苍白浮肿的侧面，鸦翅似地斜掠下来的黑油油的鬓发，眼角下垂的黑框眼镜。他的手是胖墩墩的，一个温暖潮湿而气闷的陷阱。她整个的人都透不过气来了。但是她竭力忍耐着，最后虽然挣脱了手走了，仍旧是妩媚地笑着走了的，在她已经算十分委曲求全了。这一类的事她遇见的次数实在多了，已经养成了自卫的能力，从来没肯像这样让步。 “如果我得罪了他，”她突然说：“那就是上次，他说他或者可以介绍一位李同志和我见面，李同志是直接负责这一类的案件的，可以约他一块儿吃饭，让他当场问我些话，了解情况。” “唔。”戈珊又点上了一支烟吸着，仰着脸瞇着眼睛望着那烟雾。“你没去？”她可以猜想到申凯去请吃饭一定是在一个僻静地点的公寓里，他占有好几处这样的房子，随时可以去休息，地址向不公开的。把黄绢约了去吃饭，那位李同志当然不会出现——如果实有其人的话。 “我跟他打听李同志办公处的地址，让我到他办公处去见他，我觉得那样比较好，”黄绢烦恼地用极低微的声音说：“他——他也许是有点不高兴，说李同志很忙，得要先问过他。” “这还不明白么？”戈珊纵声笑了起来。“你一直跟他不即不离的，到了要紧关头又这样弩扭，当然他认为症结是在刘荃身上，只要刘荃活着一天，总不能称心。” 黄绢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会的，”她终于执拗地说：“在这三反的时候，凭他是谁，总得有点顾忌——” “所以他不能有太露骨的表示。偏碰见你这人，会一点都不觉得——我真不相信！” 黄绢苍白着脸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向前面直视着。她哭得连嘴唇都红肿起来了。戈珊看了一眼，心里想凭她这副相貌，也不见得是什么绝色，老申倒真为她着了迷，这样小题大作起来。当然申凯夫喜欢年轻的女孩子是出了名的。戈珊介绍她去见他，本来也就是这意思：“一石杀二鸟，”牺牲了这女孩子，又救了刘荃。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害了刘荃的性命。她一方面对自己生气，看见那黄绢，更觉得可气，终于把满腔怨愤都移植到她身上。 “也许他不过是恐吓，”黄绢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 “这样一件小事，他不会失信的，”戈珊冷冷地说。 黄绢啜泣起来了。“我是真没有想到……” “不管你是真没想到，假没想到，反正是你害死了刘荃，”戈珊吐出了一口烟，轻松地说，心里也感到了某种满足。 10. 一间屋子里挤了二三十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席地坐着。今天晚上九点钟就关了电灯。 外面马路上响着汽车喇叭，自远而近，又渐渐远去。车灯的白光倏忽地照到这黑暗的房间里来，窗上铁栅的黑影沉重的棍棒落在人身上。 狱室里装着一个播音器，在墙的高处。播音器里突然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然后有一个低沉的喉音开始说话了：“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悄悄地，声音放得极低，但是带着很重的呼吸的声息。 隔有两三分钟的沉默。 “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又轻声重复着。一遍遍地说了七八遍，终于停止了。 在绝对的黑暗中，身体挨着身体。偶尔听见那垢僵硬腻的棉衣摩擦着，发出轻微的声响。偶尔有人变换坐的姿势，腿骨格格作声。有人抑制不住他的咳嗽，秽恶的干燥的热风一阵阵在别人面部掠过。 半小时后，有一个人再也忍不住了，沙沙地搔着身上被蚤子咬了的地方。但是房门底下忽然出现了一线黄光，那沙沙声立刻冻结住了。 门外有人开了锁，房门一打开，就有一只手电筒的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扫来扫去。大家张开盲人的眼睛，木然地让那白光在他们脸上抚摸着。 电筒拨过来照到刘荃脸上。那粗而白的光柱一触到脸上，立刻使人浑身麻木，心也停止了跳动。然后那道白光又旋了开去，落在屋偶一只铅桶旁边坐着的一个人身上。 “姚雪帆！站起来！”门口有两个人大声叫着，随即从人堆里跨了进去，把他拖了出去。 房门又锁上了。一队杂沓的皮鞋声，拥到别的房间里去了。 大约陆续叫了好几个人出去。大家侧耳听着。在一阵沉寂之后，突然在房屋的另一部发出了几声鎗声。 太像舞台的音响效果了，刘荃心里想。但是身当其境的人，即使看穿了这是戏剧化的神经攻势，也无法摆脱那恐怖之感，正像一个人在噩梦中有时候心里也很明白，明知道是一个梦，但是仍旧恐怖万分。 半小时后，忽然灯光大明。 “抗拒坦白的顽固份子已经都枪毙了！”播音器明朗地宣布：“大家赶快坦白！再仔细反省一下，赶快彻底坦白！” 电灯忽然又灭了，重新堕入黑暗世界。如果这是一出戏，那实在是把观众情绪控制得非常紧，不让人透过一口气来。 房间里声息毫无，不知道是不是都在反省。刘荃进来了十几天，对于同室的犯人知道得很少，因为禁止谈话。但是每次进来一个新犯人，坐在旁边的例必要轻轻地问一声：“哪里来的？”有时候那新来的只是垂着头坐着。但是也有时候可以得到简单的回答。一部份似乎是国营机构的高级留用人员，被指控贪污，目的大都是借退赃的名义榨取他们的财产，此外就是像刘荃这样的非党员的干部了。刘荃本来也听见说，这次三反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清理中层”。非党员的干部数近千万，需要作一次清理。称他们为中层，是因为他们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立场不够明确。经过这一次三反，有许多是要被淘汰的。 刘荃关进来之后，已经提出去问过两次话，他矢口否认有贪污情事。他早已下了决心，无论他们用酷刑也好，用心理战术也好，他决不滥认罪名，把他没有做过的事也“坦白”了出来。并不是充英雄好汉，而是事实上办不到。承认了贪污就得退赃，他哪里来的钱？家里是绝对赔不起，也没有阔亲戚可以告贷。现在这时候大家都为难。他自己至多一死，不能再去害别人。 “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播音器又低声说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窗外有一辆汽车驶过来，车灯的光照到窗户里来，一瞥即逝，就像整个的世界在他眼前经过那样亲切、温暖，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机缘。 刘荃想起他过去二十几年间的经历。不快的事情例都不放在心上了，只想起一些值得怀念的事与人。 他想起黄绢。同时也不免想到戈珊，她究竟是给了他许多愉快的时光。似乎是白白地送给他的，然而结果他还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也是人生吧？ 如果他被杀，他希望黄绢永远不知道他致祸的真正原因。假使她知道他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的缘故，所以被人陷害，她一定觉得他欺骗了她，他们之间的感情完全被污辱损害了。 别让她知道，这是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房门突然又打开了，电筒的白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搜索着。 “刘荃！站起来！”有人喝叫着。 刘荃扶在隔壁一个人的身上，艰难地站了起来。坐得太久了。 电筒的白光终于找到了他的脸。 “出来出来！” 他没有等他们进来拖他，就在人丛里挤了出去。有两个难友匆勿地握了握他的手。在黑暗中也不知道是谁。如果他来得及分析他自己的心情，他实在憎恨这两个人，因为这时候也只希望无牵无挂，而他们像是生命自身，凄楚地牵动他的心。 两个警察押着他在甬道走着，下了楼。当然是不会用汽车押赴江湾刑场了，为了“杀鸡吓猴子”，就在监狱里处决。在楼下又穿过了一个很长的甬道，他以为应当到一个院子里，但是转来转去还是在户内。还要经过验明正身的手续。 他猜想那是典狱长的房间，远远看见房门开着。里面灯光很亮，陈设着玻璃面的圆桌，沙发椅、茶几、花瓶，像一个会客室。他看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已经忘了一个普通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人们是怎样生活着。 警察带着他走进房去，里面只有一个穿解放装的年轻女人站在灯光下。 黄绢两只手拉着他，微笑着向他脸上望去。她眼睛里异样的光变成泪水，流溢了出来。他一定是在做梦，而这梦已经快醒了，因为已经到了饱和点。他可以觉得它颤抖着，马上就要破了，消溶在黑夜里。 “你怎么能够来？”他轻声说：“我以为一概不准接见。” 她没有立刻回答。“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的，”她低声说，她向门口的两个警察微微瞟一眼。 两个警察闲闲地负着手站在那里，斜伸着一只脚，很耐心地，像是预备久立的神气，并且故意向空中望着，表示不干涉他们谈话。 这样优待，刘荃实在不能相信。他紧紧地抱着她，凑在她耳边说：“你一定得告诉我，为什么能够让你来。不然我总当是做梦。” 她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含糊地说了声：“是戈珊。她很帮忙。” 刘荃没有想到戈珊竟这样神通广大，尤其觉得奇怪的就是她居然这样大量，竟去替黄绢设法取得“特别接见”的权利，让他们见这一面。她对他的这一片心，实在是可感。虽然追根究底，这一次的事还是她害了他，但是她自己未必知道，而且也不是她的过失。 “你怎么样？”黄绢轻声问。“还好吧？”她胆怯地抚摸他的肩膀与手臂，她不知道他是不是遍体伤痕。 “我很好，一点也没有什么。” 黄绢偎在他身边，恋恋地望着他的脸。“你又跟我认生了。” “怎么？” “又像我们在那下雨天看黑板报的时候，”她低声说。 刘荃笑了。于是他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就热烈地吻她。她今天很奇怪，她那样迫切地抱着他的脖子，但是她是冰冷的。她像一个石像挣扎着要活过来，但是一种永久的寂静与死亡已经沁进她的肌肉里。他彷佛觉得他是吻着两瓣白石的嘴唇，又像吻着一朵白玫瑰，花心里微微吐出凉气来。他直觉地感到她今天是来和他诀别的。一定是她得到了消息，知道他要被处死了。 “你听见什么消息没有？”他问。 “你别着急，耐心一点。你不要紧的。” 他没有作声。“我们说点别的。” 她做出愉快的神气。 “说什么呢？”刘荃微笑着说。 她的眼睛里已经又汪着眼泪，他不得不很快地想出些话来说：“哦，有一桩事情一直忘了问你。” “什么事？” “我离开韩家坨的时候，你叫我寄一封信，那封信是特意写的还是本来要写的？” 黄绢不禁微笑了。“你当我是诚心要你知道我的住址是不是？” “你不承认？” “当然不。” “好好，那是我以小人之心，使君子之腹。”他把脸贴在她面颊上揉搓着。 “从前的事想着真有趣，”她说。“你记得在卡车上唱歌，你始终没唱，就光张张嘴？”刘荃说。 “你还说我唱得好听。” “真的，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唱过歌。” 他觉得很意外，她竟伏在他胸前，用极细微的声音唱了起来。她的嗓音太单薄，但是这样低声唱着，也还是有一种韵味。唱的是他们在中学时代就很熟悉的一支歌：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着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他？” 她突然停止了，把脸压在他衣服上，半天没抬起头来。刘荃也没有作声。 “底下不记得了，”她终于说。 “我也不记得了，”刘荃微笑着说。 警察突然开口向刘荃说：“喂，得走了！时候已经过了。” 但是黄绢紧紧地抱住他，她的眼泪流了一脸，她疯狂吻着他的眼睛和嘴。她又像一个石像苦痛地挣扎着要活过来，一个冰冷的石像在凄迷的烟雨中。“刘荃！”她哽咽着说：“刘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她从前不是不许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她认为这话是不祥的，彷佛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刘荃像触了电似的，站在那里呆住了。她这是太明显地表示他们从此永别了。 “走走！”两个警察走上来拉他，刘荃本能地就扳开了黄绢的手，很快地走了出去。他不愿意在她面前被这些人横拖直曳。 警察又把他押回原来那间黑暗的房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他想。 挨着他坐着的一个人悄悄地问：“哪里来的？” 他起初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了声“我是刘荃。” 那人惊异起来。“我还当是个新来的。”他彷佛有点难为情似的。“怎么？没有怎么样？” “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坦白是生路，”播音器又鬼气森森地轻声念诵着：“抗拒是死路……” 大概接近午夜的时候，突然灯光通明。看守人打开房门，分给他们每人一份纸笔，限他们在天明以前把坦白书写好。 刘荃很用心地写了他的坦白书，但是他知道他等于交了白卷。 天亮的时候，把坦白书收了去。他们的政策向来是一张一弛，玩弄着对方的神经。经过那样紧张的一夜，第二天竟是极平淡地度过。陆续又新添了几个人，都是别的房间里调来的。屋子里已经坐不下了，一部份人只好站着，大家换班。 刘荃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仍旧毫无动静。直到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模样，忽然把他叫了出去，带到楼下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黄色制服的同志坐在一张小条桌前面。这比较像“验明正身”的场面了。 “你是刘荃？”那人翻阅着厚厚的一迭文件。 “是的。” “现在经过调查研究，你和赵楚的关系相当密切，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反人民罪行你决不会一无所知，很有互相包庇隐瞒的嫌疑。无论如何是警惕性不够高，立场不够坚定。但是人民政府特别宽大，还是要争取你。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暂时还是在群众的管制下，让群众监视考察你的行动。乱说乱动，马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白不明白？” 刘荃一点也不明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如堕五里雾中。难道就这样把他放了出去？ 一个警察又领他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入狱的时候口袋里抄出来的几样零星对象交还给他，然后把他送出了大门。那铁门在他后面豁朗一声关上了。他茫然地站在街沿上淡淡的阳光中，一边一个站岗的黄衣卫兵，无表情地扶着步鎗望着他。 他到了电车上才稍微心定一点，觉得他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总像是他们随时可以反悔，再抓他回去。 电车过了桥。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那年轻的车夫似乎还带几分孩子气，在他的扶手棍上栓着个红红绿绿的小纸风车，迎着风团团转。刘荃不由得微笑了。到底是春天了，他想。 他摸了摸他的头发和下颔，决定先到理发店去一趟，免得像这样囚首垢面，跑到哪里人家都用骇异的眼光望着他。还应当去洗个操，但是他等不及要去找黄绢，有那么些话要问她。他以为她知道那天见面是永诀，那当然是他神经过敏。那天见面，也不怪她要伤心。 他赶到文汇报馆。三反期间一切国营机构里都有一种特殊的空气，冷清清地彷佛门可罗雀，而同时又是紧张紊乱，大家都心不在焉。黄绢不在那里，报馆里的人说她两天没来了，是否生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请假也不知道。 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 “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 “不知道，没听见说。” 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着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着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 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 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 他决定再到报馆去一趟，坚持要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再问不出什么来，那只有等到晚上，等这宿舍里寄宿的女干部都回来了，再来向她们一个个地打听，总有一两个和黄绢比较接近的，会知道她现在的地址。 他第二次到报馆里去，半路上忽然想起来，黄绢不是说这次的事，戈珊非常帮忙吗？听上去她这一向和戈珊很多接触，她搬家戈珊一定也有点知道。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一定有理由的。 他走过一家店铺，看了看里面的钟。他自己的手表在出狱的时候还了他，但是早已停了。他也来不及拨表，就又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戈珊向来到报馆去得很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 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 “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着说：“进来坐。” 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 “今天下午。” “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 “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 “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 戈珊坐在那里，拿着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着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 “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着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 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 “申凯夫？”刘荃低声说。彷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 “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 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干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 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 “你别这么着，”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 “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 “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 “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 “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着问。 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 “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 “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 他有一点眩晕。室内比外面暖和，玻璃窗上罩着一层水蒸气，完全不透明了。对街的霓虹灯从那蒸气里隐隐透过来，成为惨红与惨绿的昏雾。窗帘杆上挂着一只衣架，正映在那雾蒙蒙的背景上。衣架上陈着一条淡红色的丝质三角裤。在戈珊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种肉欲的旗帜，高高地挂在那里。 他想着黄绢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申凯夫在一起。他想到她的流泪，她的冰冷的惨白的脸，想到另一个男子的贪婪的嘴唇与手加到她身上，他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死掉。他的生命是她给他的，但是生命对于他成为一个负担。 “是你介绍申凯夫给她的是不是？所以她说你非常帮忙。”他把玻璃杯沉重地搁在桌上。“你不用赖。——不然她怎么认识他的。” “我赖干什么？”戈珊微笑着说：“是我介绍约又怎么样？不也是为了救你！你恨我吗？” 刘荃静静地向她看着。那奇异的静止似乎是强暴的序曲！她有点害怕起来，但是这对于她也有一种刺激性。 “恨我怎么不杀了我？”她格格地笑着纠缠着他，想把他的手搁在她喉咙上。“叉死我得了，你怕什么，反正你现在有人撑腰了！”那柔艳的眼睛瞟着他笑。“唔？恨我不恨？”她喃喃地说。 “我恨不恨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刘荃说：“可是我讨厌你，我想连你也该知道。” 这种话一出口，就像是打碎了一样东西，砸得粉碎。刘荃原意是要它这样的，但是说出口来，心里也未尝不难受。 “下次知道了，”戈珊说：“让你枪毙去，谁再救你不是人！”她端起她的一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但是淋淋漓漓泼了一身。 “对不起，我喝醉了，”刘荃微笑着站起来说：“我这酒量真不行，不该给我酒喝的。” 他自己开了门走出去。外面非常寒冷，乌蓝的天空里略有几点星。 他不想回宿舍去，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糊里胡涂倒已经走到国际饭店附近了。那高楼的顶巅上插着一面红旗，旗杆下大概安着几盏强光的电灯，往上照着，把那红旗照亮了。它在那暗蓝的夜空里招展着，红艳得令人惊异，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他仰着脸，久久望着那明亮的小红旗。它像天上的一颗星，甚想把它射落下来。 11. 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Ａ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Ａ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著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鎗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鎗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彷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Ａ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着白布长袍。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 这一个师团里像他这样的新兵占极少数，都是久历戎行的中共基本部队，与新收编的傅作义的兵搀杂在一起，便于监视他们。这一支军队从内地调往东北，路过上海的时候，才向他们宣布。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朝鲜。也并没有发动他们“志愿援朝”。干脆就是把他们派到朝鲜去了。到了鸭绿江上的安东，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士兵们得到了命令，把他们胸前缀着的写明姓名与部队番号的白布条子拆下来，一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证章统统销毁掉。 “你们现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了，”长官告诉他们。 刘荃有时侯想：“在这许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倒是真正的志愿军。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作家魏巍写了一篇歌颂志愿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假使他知道真正的答案只是一个三反期间几乎被枪毙的我，大概会觉得爽然。”他不禁微笑起来。 前面的军队又停住了，来到了河边，河上没有桥。水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朝阳中亮闪闪的。 “走走！走走！”几个下级军官赶上去叱喝着。 手榴弹掷到冰面上，砰然爆炸起来。连去了十来个，把冰炸开了。大家涉水过去，水不很深，但是奇寒澈骨，简直火辣辣地咬人。 辎重与民夫留在山凹里，没有过河。 晓雾已经散净了，前面是一片马粪纸似的黄色平原，四面围着马粪纸色的荒山。头上突然有嗡嗡的飞机声。 有紧急的命令，大家分散成为四五个人的小组，继续前进。 轰然一声巨响，地面震动了一下，左方涌起棕色泥土与火焰的喷泉，冲天直射上去。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前面的一座小山。这座山头已经得而复失好几次。前面的原野就像一脸麻子似的，密布着一个个炮弹炸出来的坑穴。掘的壕沟一道又一道，把土地像搅冰淇淋一样搅得稀烂。 作为目标的那座小山也只是满目荒凉，没有什么树木，也不看见人。近山巅略有几棵高而瘦的白杨，很像倒竖着的扫帚，那一根朝天生长的枯枝在晨风中摇摆着，在天上扫来扫去，把那淡青色的天空扫得干干净净的，一无所有，连一朵云彩一只飞鸟都没有。 “轰！轰！轰！”接连几声巨响，就在他们背后。是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开始放射，掩护进攻。但是仍旧看不出它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前面只是一座空山。 头上的飞机又多了两架，呜呜地绕着圈子。但是部队冒险集合起来了，后面的大炮一声一声沉重地响着，如同古代的一个巨大得不能想象的战鼓，在后面催着他们进攻。 正在纷纷爬上山坡，飞机投下了油酱弹，轰然一声，一蓬火往上一窜，队伍的右翼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红红的火焰四面溅射出来，只听见一片惨叫的声音，闻见一股布毛臭，火焰在人们身上像飞云缭绕，从这个人身上跳到那个人身上，满头满脸烧了起来。 在混乱中，一部分人也仍旧继续往山坡上爬。这时候忽然吹起军号来了。现代化的军队在进攻的时候早已废除吹军号了，但是中共仍旧有时候利用它作为一种心理战术，造成一种异样的恐怖气氛，可以影响到对方的军心。那喇叭声由徐转急，是冲锋的调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厉紧张的感觉。 |
| 上一页 返回书目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