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命运真的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他宁可永远也不曾遇上她。



　　她是一颗流星，在相遇的刹那照亮他的整个生命，然后用余生所有，只能仰望她无情划落，远去在永不可企及的天幕。



　　他从来不曾得到过幸福，却知道失去她的每一分痛苦。



　　一种莫名的虚空涌上来，仿佛整个人都被掏得空空的，再也无法填满。那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却被硬生生从他体内撕裂开去。那种椎心无望的痛苦，比两年前更令人恐慌。如果她不回来，他真的以为自己忘记了。他曾经花了那样大的力气去忘记，毁掉与她相关的一切。烧掉她用过的衣物、家俱，拆毁她曾经住过的宅子，她曾经走过的花园他亦下令荒弃，用竹篱围起来，再不许人进入。



　　他真的以为忘记了。



　　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割舍掉，然后，若无其事的当作安然无恙。



　　两年前，他曾经那样坚忍的说过：“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永远，有多么令人绝望。



　　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分离的这两年间，他曾经见过她三次。每一次几乎都是濒于崩溃的时刻，他真的无法再忍耐，不能抵御那种蚀心刻骨的相思，只得想尽了方法，为了可以远远的见她一面。



　　一次是背影，隔得那样远，她坐洋包车回家去，他的汽车跟在百来步开外，一直跟到了巷子口，眼睁睁望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从眼前消失掉。另一次则是在洋行门口，她与同事笑语晏然，浑然不知几乎整条街上都是便衣的宪兵，而他在洋行对面楼上的窗前，已经眺望她良久。



　　最后一次是他在康朗遇刺之后，伤得那样重，他几乎以为自己活不了了，所以一直想，总得见她一面才好，如果真的会死，总得见她最后一面才好。可是不能让她知道——哪怕是死了，也不能让她知道。



　　幕僚们伤透了脑筋，只得铤而走险，由情报部门出手，设计了一场车祸，将她的哥哥撞成轻伤，送到同一家医院去。



　　终于见着满脸焦灼的她，在走廊里等待，而隔着一扇窗，近得连她的足音都能听见。那是两年里离她最近的一次，空气中似乎都有她身上熟悉的芬芳，她在走廊里焦急的徘徊，到了最后，她垂着头，半靠在窗上。



　　如果能伸出手去，他几乎就可以揽住她的肩头。



　　他却躺在病床上，丝毫不能动弹。只能透过小小的一方特制玻璃里，看见她姣好的侧影，因为担忧，眉头微微蹙起，长长的睫毛像小小的扇子垂阖下来，眼中似乎有泪光。



　　而她，从来不曾在他面前哭过。



　　哪怕是第一次，他用最卑劣的方式得到了她的身体，她亦没有哭，只是睁大了眼睛，无比憎恨的望着他。



　　他错了，错的那样厉害，以为得到她的人，就会不在乎她的心。可是他错了，他要的根本不是她的人，他要的是她，完完整整的她。他错的那样厉害，只好步步错下去，直到无法可想，不能挽救。



　　那是唯一的死门，绝不能碰触的地方。留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任人宰割的软肋。



　　幕僚长几次私下里劝他：“算了吧，迟早会拖出大祸来，还是杀掉算了。”



　　他一次又一次断然拒绝，最后勃然大怒：“谁敢想动她一根头发，我就要谁的命。”



　　也以为，这一生就这样了。



　　或许十年二十年里，还可以有机会，遥远的望见她。漫长的岁月时光，她都成为深埋在心底的一抹回忆。



　　可是她竟然回来了。



　　重新见到他的那一日，正是他到大学演讲，礼堂里座无虚席，窗外走廊上挤满了人。内勤主任想到康朗的那次遇刺，几乎急得满头大汗，所有的人全布置出去，里里外外，密密麻麻全是人。全副武装的岗哨仿佛一个个桩子，隔不远就有一颗，深深的钉在汹涌人潮中，划出无形的一道锁线。



　　人那样多，却鸦雀无声，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扩音喇叭里传扬开去，带一点轻微的嗡嗡回响。稿子是秘书拟的，一贯的文采斐然，而他念的抑扬顿挫，听得底下那样多的人都激情澎湃的仰着脸。面对那样多的人，他莫名的有丝倦意，想到自己弃学归来前夕，在彼岸那间赫赫有名的大学，空荡荡的礼堂里，最敬爱的教授不无惋惜：“颜，为什么要放弃，你那样有天份。”



　　他歉然的答：“家父病重，我不得不回去。”



　　教授完全不了解的耸肩：“东方人——”



　　他学的是机械，现在想来几乎是滑稽，父亲素来疼爱自己，因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所以未免骄纵了些，竟然任由他去留洋学了机械。长兄自幼跟着父亲戎马南北，没念过洋学堂，二哥与三哥却是军校毕业，如果两位兄长不先后战死疆场，如果最得志的三哥不率兵哗变背叛父亲，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被迫来挑起这样一幅重担。临危受命时他不过二十二岁，所有的统领几乎都是叔伯长辈。他至今犹记得那夜，风雨交加，冷雨潇潇的拍打着窗玻璃上，墨绿色的琉璃灯罩下，灯光是微微一团黄色的光晕，照着屋子里晦暗不明。在父亲榻前，余子衡微微低下头去，说：“请大帅放心，我等必将视四官如若大帅。”灯光照着余子衡花白的头发和通红的双眼。父亲始终放不下心，因他并不甚像他的几个哥哥，父亲曾经说过：“四官太重情义，日后必为所累。”临终之前，父亲紧紧攥着他的手指，那样多的言语，可是不再能道一字，只是望着他，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五年后的一个晴朗秋日，他慢慢的擦拭完佩枪，终于在枪决余子衡的手令上签了字。他想到小时候这位余叔叔驼着自己，去折树上黄澄澄的枇杷，枇杷大而甜，一颗颗剥得水淋淋的，喂到他嘴里去，塞得一张小口满满得，鼓起圆圆一个包，他咧开没有门牙的嘴，笑得那样高兴。



　　那样金晃晃的日头，照得他微微眯起眼睛，垂下眼去，重新将佩枪零零碎碎的部件一一装回原样，冷峻的眉目间已经带了一丝倦色。十余年下来，竟然一步步走到了今日。那样多的枪林弹雨，大大小小的征战，吞并一个又一个割据为王的督军，连他自己都诧异这一切来得轻易。他竟然一一做到，将父亲昔日的万丈雄心，终于挟重兵北上的那一年，他正好三十二岁。



　　谁还曾记得他学的是机械？如今他唯一可能接触的机械，大约就是佩枪。



　　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取出佩枪，就手慢慢拆得零碎，再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装回去。为此侍从室随时随地都预备有黑丝绒，供他擦拭枪。他拆得极慢，装得更慢，等到一枝枪装回原样，必然是已经对所虑的问题下了决断。



　　侍从官曾经讲笑话，说他一擦枪，不是即将用兵，就是要杀人。



　　总归是叫人怕的吧，自己这个人。连最亲近的机要秘书平日见了，亦总是唯唯喏喏。



　　只有她不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