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知身份

    第二个星期日，安利柯又和舅父去公园散步，在科全套的石级上坐下。今日游人仍多，从港埠那面沿了墓场小道走着的，约有二三百人光景。有拽着母亲的小孩，有曲背白发的老人，有医生，有渔夫，有军人，有船员，有宪兵，有农夫，有侯爵，也有小富翁。

    舅父熟视着他们，忽然不高兴了，哪哈地说：

    “喂，安利柯，看那样儿啊！看那全不调和的丑态啊！”

    “舅父，你说什么？”安利柯问。

    “那服装罗。服装原须适合自己的职业或趣味才好，可是现今却和从前不同，只以模仿富者为事了。这种服装表现着虚伪的心，大家想把自己装扮成自己以上的人，多可笑！”

    舅父继续说：

    “喏，你看那边携着手在走的二少女，一个是渔夫的女儿，一个是洗衣作的女儿哩。她们却都穿着有丝结的摩洛哥皮的鞋子，真是像煞有介事！那种鞋子，如果在从前，只有侯爵夫人或博士夫人才穿舵．

    “啊，那边不是有一个贵妇人来了吗？你看，那个似乎产热地着黑衣服的。其实，那是以搬运石灰为业的女红欢夫哩．不管鞋子匠与裁缝师怎样地苦心，那种服装和那种女子是不相称的。服装由式样或色彩虽模仿了贵妇人，不能说就可适合于任何姿态或步调的女子的。

    “那些少女的母亲的时代真好啊。那样华贵的长靴，天鹅绒或绸类一切不用，在朴素的木棉衣服上加以相称的围裙，宝石等类不消说是没有的，至多不过在头上插些石竹花而已。那种朴素而稳量的样儿，全像是一种雕刻，看去很是爽快。农家的女儿们，下级船员或澳大的女儿们，心与形相一致的，真可爱哩。

    “风气坏了的不但是女子，男子也成了伪善者了。我在这许多行人里面曾仔细留心，看有否戴从前劳动者所曾戴的帽子的，竟一个都找不出哩。在现在，连下级船员也把他们上代所戴的帽子加以轻蔑，都戴起饰有绢带的流行麦秆帽或高贵的巴拿马帽来。他们从前原是只要有粗朴的上衣一件就到处可去了，现在却饰着嵌宝石的袖纽，穿着有象牙雕刻纽扣的背心了。唉！昔时的壮健正直的船员们现在不知哪里去了！昔时的船员们，自有其和那被日光照黑了的脸色相调和的服装，无须漂亮的衬衫与领带。

    “弥漫于现代的虚伪，不但造出了职业与服装的不调和。那些劳动者们大都已忘去了自己的美，伤了自己的德，一心想去模仿富豪博士或贵族。其中竟有从侯爵或博士讨得旧衣服，穿了来卖弄的青年，还有喜欢穿每年来此避暑的旅客们所弃去的旧衣服的孩子们。那样子多难看啊！他们把虚伪的现代社会整个地表现出来了。

    “看啊！我这恰好合身的用汗换来的化斯蒂安织品的衣服，有素朴味的这仿麻纱的衬衫！这是我可以自豪的，这和从富豪身上取下的天鹅绒服，与任你怎样洗涤也有污点的向人讨来的绸衬衫，是全然不同的。近代人常做着平等主义的乐园的梦，其所谓乐园，只是女婢想希望有和伯爵夫人同等的服装。这种灭亡的平等观，是会把强壮与健康的自然美破坏的。

    “但是，安利柯啊！裁缝与鞋匠虽造成了社会的虚伪，还不必十分动气，更有可怖的事哩。

    “看啊，那些人们不但诅咒适合自身的服装，还以自己的身份职业为耻呢。这才是可怖的近代病啊！此风在大都会中日盛，且竟波及到这小小的桑·德连寨来了。

    “安利柯！你将来如果选定了自己的职业，要以职业自营，决不可以自己社会的地位为羞耻。

    “我旅行柏林，曾为意大利人感到大大的耻辱。那里的人们并没有我们意大利人一样的伶俐与懂得艺术，可是所有一切的阶级的人，对于自己的地位都有着一种矜夸。不论是电车上的车掌、马车上的马夫、小卒、店员，或清道夫，都不问其社会地位的高下，对于职业用了矜夸与自信，执行着自己的义务。在那里，谁都不看上方，但看下方，似乎夸说：‘我才是了不得的人，’向上拈着髭须。

    “可是在意大利却完全相反。意大利人只看上方，一味苦心于模仿上方。自己没有一定的立足点，拈着髭须以自己的地位自负的人，到处都找不到。意大利人所最擅长的就只是装无为有。做鞋匠的如果要想成一个全街首屈一指的鞋匠，照理只须拼命努力就好了，可是他却一味想向世间夸耀自己不是鞋匠，即使只是星期日一日也好。到了积得些许的财产时，就想不叫自己的儿子再做鞋匠，至少想养成他为律师，为医生，为官吏了。所以，意大利人是想把自己的无能用虚伪来遮成的卑怯者。像这样的家伙，哪能一生不苦啊！

    “要想把自己提高的向上心原是好的东西、但虚荣心与自视自己的职业的精神是可诅咒的、只要能完成自己的职务，在鞋匠就应以正直的鞋匠自夸，在农夫就应以正直的农夫自夸，在兵卒就应以正直的兵卒自营，还应自夸是一个正直的人。决不会有想以平民冒充贵族或捐买爵位等下等的事。

    “我有一个朋友，他到了五十岁，积得了财产，就会捐买爵位。对于那种人，我即不愿再交友了。平民出身有什么可耻？爵位在人有什么用？捐买了爵位，结果适足为真正的贵族所嘲笑，为平民所鄙败而已。那样的人，和那因鄙夷父亲传下来的帽子一定要戴巴拿马帽的下级船员，及平目赤了足背石灰桶的女扛驳夫在粗蛮的足上套着贵族用的摩洛哥皮的鞋子一样。

    “如果我真是伯爵或侯爵，那未对于这代表着国家一部分历史的爵位，也原不该引以为耻。我对于伯爵侯爵不艳羡，也不放意加以鄙薄，只是见了伯爵称伯爵，见了侯爵称侯爵而已。我决不想受非分的权利。

    “安利柯！如果树根向上生长，鸟住在水里，鱼住在空中，将如何？可是，世间尽有这样的人哩，不知身份，也应有个分寸，我与其做那样不知身份的人，宁愿做穷人，宁愿做病人。穷人只要劳动就可得钱，病人只要养生就可治愈，至于不知身份的人，是无法救治的。”

    舅父说到这里，安利柯不禁插口问：

    “舅父，不知身份的人，世上确似乎很多。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好呢？”

    “这吗？唔，喏，有个很好的实例在这里。”

    舅父继续说出下面的话来：

    “喏，那边走着两三个不知身份的人。我很知道他们的历史哩，你且听着！

    “看那昂然阔步的青年吧，他不是戴着漂亮的黑帽子，穿着时髦的印度绸的裤子与华丽的背心，像煞一个绅士吗？无论他怎样地装作绅士，素性是一见就可知道的。那血红的领带与绿色的背心，多不调和？那闪闪发着光的表链也不是真金，是镀金的。指上虽亮晶晶地套得有两三个指环，当然也是赝物。

    “喏，看啊，他带领了四五个跟随者，样子多少骄慢！那帽子大约值三十元吧，你看他脱下咧，戴上咧，已不知有几次了。他的用意似乎在引人去注目他，他以得到阔人的注意为荣。

    “他是一家酒店里的儿子，其亲戚不是裸体的渔夫便是赤足行走的女子。他怕这些人们呼他为‘侄子’、‘从兄弟’或‘舅父’。有一次，他与斯配契的富豪之子在街上同行，有亲戚和他招呼，他竟装作不相识的路人管自走过去了。

    “他的父亲从一升半升酒里，积得若干钱，想把他培养成为律师，叫他入了赛尔兹那的法律学校。他毫不用功，一边却以博士自居，结果就被斥退了。于是，父亲又想使他成为教师，把他转学到斯配契的工业学校的预科去。在那里也连年落第，等到被学校斥退的时候，口上已生出髯须了。从此以后，学校的椅子在他就不及弹子房与咖啡店的有趣味。他什么都不知道，却要像煞有介事地谈什么政治，谈什么社会问题，喜欢发毫无条理的议论。

    “有一次，那家伙曾在激进党的无聊报纸上发表一篇荒唐的文章，当地的不学无术的人们居然赞许他是个学者了。那样的家伙没有从事职业的腕力，至多只会在选举时做个替人呐喊者，或在乡间做个恶讼师而已。

    “那家伙是不喜饮母亲手调的汤羹的人，是恐怕漂亮的裤子弄脏要用手巾拂了藤椅才坐的人。无论他怎样做作，自以为了不得，究竟是个卑贱无学的家伙，故遇事动辄埋怨富人与有教养者，把由自身的弱点而起的不平委过于社会，于是就忏然以革命家自许了。那情形宛如水中的鱼硬想住在室间，拼命挣扎着。如果那家伙不做这样愚举，弃去了虚荣心，去做一个身份相应的正直的下级船员、渔夫或农夫，还是幸福的……”

    二幸福在何处

    舅父的话还未完毕：

    “不知身份的实例，不但是男子，女子也有。暗，你看那在门旁立着的女人啊。她穿着黑级的上衣，戴着加羽饰的漂亮的帽子。那家伙也是个不知身份的人。你看，她手上有指环，还有腕镯，胸前有金链子，还有金表，……那样儿宛如市上金首饰铺的陈列柜。她虽全身用贵重的金饰包着，可是没一件不是恶俗的流行品，她是个除了自傲、不自然、土俗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家伙。人在她旁边通过，那理发店中所用的香水的气息就扑鼻而来。她自己好像登入了象牙之塔，俯目看人，似乎不屑与人交谈的样子，常把口半开了不出一声哩。

    “她在二十年前曾充作了领小孩的女婢，随某姓家属到南美的寥·格兰代地方为佣。在那里与一老翁结婚，五六年之后，丈夫死了，遗产由她承袭。如果于遗产以外能承袭得若干常识的教养，原是很好的，可是她却什么都不知道。她把她那肥胖的躯体装饰得如火鸡一般地华丽。回到故乡以后，不屑再与旧日伴侣来往，闯入贵妇人队中。可是她的出身是大家都知道的，见了她那竭力地装作有教养的样子，竭力地进去土语愿用葡萄牙语，……就是愚者也不禁要发笑起来哩。

    “大家都称她为‘男爵夫人阁下’，这绰号含有着讽刺与怜悯。她并不是什么坏人，如果顾到了自己的身份，不忘掉往昔的地位，老老实实地与鱼肆的主妇们或下级船员的女儿们和睦交往，那么她必会被大家所爱护系近，必能利用自己与财产来聚集一伙快乐的朋友吧。而且，从身份比她高的人们看来，也必会把她当做好人，好好地将她的。

    “哪，安利柯！世间不知身份的人何其多啊！这种人都要寂寞地陷入不幸中去。如果自己能在力量相应、气质相应的职业上得到矜夸与悦乐，原是一旦就可转为幸福的，可是……

    “他们不明自己的天职，又梦想着不当的幸福，所以只着眼于世间的外表，以为非有钱就不能快乐。所以，只要能有钱，就什么都可牺牲。如果不能赚到钱，至少也须装作有钱的样儿才爽快，这是何等浅见啊。

    “哪，把富认作幸福的标准，这是大大的谬见啊。神的摄理并不如此。握了锹锄整年在日光下赤足劳动的人们中，也有非常幸福的人；拥有巨万之富的人们中，也有非常不幸的人。人常做一行怨一行，以为换了职业就可幸福，那是错的。人非在适合于己的地位境遇中是不会幸福的啊。

    “譬如：一日都未曾劳动过的富者，不能领略终日流汗劳动着的樵夫的安闲。樵夫完了一日的劳作，在以空腹临晚饭的时候，是感到无上的幸福的。樵夫能熟睡到天明，而富翁之中却常有夜里睡不着的人。

    “顺便在这里说给你听吧。凡不做筋肉劳动的人，是不知道人的尊严的。从事劳动，不但能使血液里的毒素由皮肤发散，并且连精神中所存的毒素也向外排除，使心清清快。精神中一经积有毒素，就会对人生悲观或给他人以恶感。

    “人生最高贵的悦乐在有健康的内脏、强健的筋肉与爽快的精神。没有了这三者，一切道德的经济的幸福就都不能获得。所以，安逸的富人反不如贫穷的筋肉劳动者来得幸福。贫穷劳动者常能不寻求幸福而得幸福，富人到处寻求幸福反求不到。

    “所以，人不可太富，但太贫了也要不得，不贫不富，从事于自己的职业即可生活的中等人最为适当。从来有名的道德家、高尚的伟人，差不多可以说都出于这阶级的。

    “不要一味着眼于上方，模仿他人。能着眼于下方的，才是智者。住三层楼不如住二层楼的安全，住二层楼不如住平房的安全。地位低些不要紧。只要我所做的事比人优越就好了。安于二等鞋匠，不挂一等鞋匠的招牌，正直地来做一等鞋匠以上的工作：要这样的人，才真是尊严，真是聪明。也要这样，才能领略到人生的尊严的满足。这满足会在自己的周围造出悦乐与道德的健康的空气。对吗？安利柯！又，人无论是谁，在某一时候，在某一地方，在某一事务上，总会遇到立在人上的机会的。哪，只要顾到自己的身份，在适合的境遇中，用了爽快的心情去努力劳作，总有一日会遇到非此人莫属的机会。这样的人才能知道幸福。如果不知身份，不幸的心情就会愈弄愈深起来，这是很明白的事。那些不知身份的人们，日回想求幸福，其实，他们的希望正和雀的想生鹰，狐的想与狮子争百兽之王一样。”

    舅父说到这里，忽然站起身来说：“啊，就快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