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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将军的故伎重演” ( 本章字数:5460) |
| 刚把自己点燃的火扑灭,杜鲁门又想到了恼人的麦克阿瑟,他不但不反省自身的指挥错误,还在不停打电报给华盛顿告之自己“面临灭顶之灾 ”要求大批增援,同时却召开记者招待会不断颠三倒四地说:“华盛顿的官僚们惊慌失措是没有道理的,我的部队不是失败,而是进行一次巧妙的撤退 ” 这个老家伙显然已经被中国人打得神经错乱了,杜鲁门狠狠地想,他告诉艾奇逊,必须寻找一种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停止战争的办法,经过权衡利弊,美国军政首脑们得出了继续而不扩大战争的几个原则:战略重点在欧洲;不能卷入亚洲的持久战争;不向朝鲜增派军队;保持三八线的稳定;恢复三八线战前的状态 当然,前提是能够守住朝鲜,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突然向中国外交部转交了一份由十三个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该倡议提出,作战双方先在三八线停火,然后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这个备忘录强调:“如果中国宣布不超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看完这个备忘录,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这一定是美国人放的试探气球,但要求中国不超过三八线的是中国共产党最注意团结的第三世界中间力量,如何处理好这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呢? 周恩来首先派外交部亚洲局局长约见印度大使馆参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 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对朝鲜的侵略? 为什么13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 为什么13国中还有菲律宾(当时菲律宾是向朝鲜出兵的国家之一)? 12月1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 周恩来又于13日将与潘尼迦的谈话情况电告伍修权、乔冠华,并指示:你们对提出13国提案的国家应表明的立场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迅速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看它是在继续战争、扩大战争,还是在想结束战争。各国代表如果真想和平调处朝鲜战争,就应该像苏联代表那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而不是其他。 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在有美国投票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决议成立停战三人小组,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这个“三人小组”很容易让中国领导人回忆起中国内战时期美国马歇尔主持的那个“三人小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有过沉痛的教训的。 种种情况表明,美国的停战只是在争取喘息时间,因此,只同意寻求在三八线停火,反对为解决远东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因此,在第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3国提案的第二天,12月15日上午,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自12月16日起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杜鲁门宣称美国愿意谈判但决不向“侵略”屈服,也不“姑息”苏联统治势力造成的巨大威胁。他同时宣布了美国增加军火生产,扩大军队,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等措施。美国还扩大征兵计划,要把美国军队由250万人增加到390万人,要在一年之内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5倍和4倍以上。为了加强西欧的军事力量,美国决定加速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指挥的军队,并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司令官。不仅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了关于管制中国在美国资产及对中国禁运的新闻公报。这一切反华的狂吠只能说明,美国决心在朝鲜坚持下去,并要全面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12月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针对联合国大会14日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揭露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声明指出:“ 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这个非法的 三人委员会 进行任何接触。” “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和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三人小组 就地停战 和平谈判 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 马歇尔将军的故技在联合国是不能重演的了。” 早在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就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认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 12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英国、印度、瑞典驻联合国代表,作为美国的探路人,不只一次地向正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中国代表团试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战。伍修权将此情况报告北京。毛、周等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提出5个条件: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上述5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条件。 在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时,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国这5个条件,但认为在联合国未就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产生意见之前,不宜亮出这些底牌。 12月14日,联合国已通过了停火决议,中国政府不能不就停火问题表明立场。周恩来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亟望朝鲜战事能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目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中国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硬要将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问题联在一起,而是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就侵略了中国的台湾,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打着联合国的招牌侵略朝鲜,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解决等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但对美国来说,周恩来所提这些条件无疑是要价太高,美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在12月3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会谈,就必然提出了志愿军下一步越过三八线、乘胜前进的问题。 从当时战场形势看,尽管实际困难很多,但是参战仅仅两个月就把美军打得一溃千里,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以及民主阵营的士气大大高涨。这时志愿军的作战正处于一帆风顺的形势下,如果停止于三八线以北进行休整,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而这时在民主阵营内部,无论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不希望看到志愿军就此停止。 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向苏联副外长安·葛罗米柯辞行,就朝鲜战场形势问道:“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 趁热打铁 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 但是,经历了两次战役后,志愿军虽然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战果,困难却也随之增长。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减员已达10万人,第9兵团又因冻伤严重至少二三个月无法参战。全军汽车因空袭和事故损失,只剩下260辆,供应极其困难。此时的朝鲜半岛已完全进入冬令时节,无论半岛南北,气候都异常寒冷。同时志愿军向南挺进,供应线延长,再加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方公路、铁路和桥梁遭受破坏严重,物资供给十分困难,志愿军部队经常缺衣少粮。从鸭绿江向前线运送后勤物资不敢走公路,铁路也炸断了,只能靠原始的人力背送。不要说弹药,连战士吃的炒面、穿的棉衣都供不上。东线3个军除了一线的战斗员,上到军师长,下到唱歌跳舞的文工团员、烧水煮饭的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往山上扛粮食,但即使如此,后来计算,东线的粮食只能满足部队最低生存需要的二分之一,许多的战士都是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饿着肚子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向美军冲锋。 在西线,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42军一个班,上级发下一双棉鞋,战士们决定,谁站岗谁才有资格穿上这双宝贵的棉鞋。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以南,这双棉鞋竟丝毫无损,然后又被完好地移交给接防部队 身在前线的彭德怀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对冰天雪地中顽强战斗的将士们的疾苦感受最深,在占领平壤后,12月8日13时,彭德怀、洪学智、解方经过商议后,都认为现在立即越过三八线并不合适,但在三八线以北再打一场战役并无问题。 于是,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下一战役的考虑:“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这时,苏联驻朝大使提议一气打到南朝鲜去,受到彭德怀的反驳。彭德怀还报告说:“速胜盲目乐观情绪已在各方面生长。”建议“我军目前仍采取稳进”。 然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的决心已下,他指出此役的必要性说: “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 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迫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 与此同时,邓华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因翻车负伤,志司决定让他回国治疗,他临行前致信彭德怀,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三个可能: “一为敌被迫谈判求和,二为被迫撤出朝鲜,三为安上桥头堡一个(大丘、釜山)或两个(汉城、仁川)。如我能歼灭比上一战役更多的美军,则可能出现第一、二个可能,否则为第三个可能。根据今天情况看来,第三个可能性大。 假如打成第三种局面,我意作较长期打算。保留小部(两3个军)配合人民军并撑他们的腰,广泛开展游击战,去纠缠疲惫和消耗敌人 ” 22日,彭德怀将邓华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回电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知道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同时考虑到为以后作战有利于歼敌,不使敌军过于集中,毛泽东提出不但人民军第2、第5军团现不要深入三八线以南,而且在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全部应后撤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毛泽东还建议将越过三八线的战役提前至次年1月,防止休整时间过长,引起资本主义和民主阵线各国对我军意图的无端揣测,如果能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在政治上则能带来较正面的影响。毛泽东最后还给彭德怀带来一个好消息,斯大林认为志愿军的领导完全正确,也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主动提议给前线增加汽车2000辆! 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是基于对当时战场内外的政治形势的分析作出。两个人都是对的。彭德怀前线统兵,必须从军事家的角度看待问题,毛泽东坐镇北京,必须纵览国际风云,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此时,经过长期的讨论和筹划,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了。 12月初,志愿军乘胜追击时,与敌后人民军主力胜利会师,人民军收拢回来的部队已有3个军团,经过补充后刚刚恢复了战斗力。在胜利的鼓舞下,人民军主力求战情绪很高,中朝军队要正式并肩作战了。两军作战,必须解决指挥的问题。由于指挥不统一,两次战役中都有一些教训。38军因听信人民军部队误报黑人团,才导致延误了断敌后路的时机。人民军的坦克部队向39军误击,结果让被围的美军24师一部借机南逃,让中朝双方都痛惜不已。 第一次战役时彭德怀希望人民军开辟敌后战场。金日成同意,苏联驻朝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不同意,苏联驻朝大使史蒂柯夫又认为可以。这么个小战术问题解决起来都如此困难,更别说高度敏感的指挥权问题了。统一指挥问题牵涉到朝中两党、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甚至苏联也夹杂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经反复考虑,让周恩来主持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提议中苏朝各出一个人组成党的三人小组,三方联合指挥。但斯大林此时对驻朝军事顾问早就极为不满,并且考虑到苏方不宜参与指挥,同时也深为钦佩毛泽东、彭德怀的高超指挥艺术,遂复电赞成中朝两军统一指挥,并提出中国指挥员负主责的意见。 老大哥同意了,中朝自然好办。12月,金日成赴京与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时表态: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已同意。12月4日,二次战役大胜已成定局之时,“联司”成立了。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邓华和人民军猛将金雄任副司令,朴一禹为副政委。金雄奔赴东线组织金雄指挥部,指挥东线人民军2、3、5共3个军团,朴一禹则驻志司负责协调。“联司”下命令给人民军就以“联司”名义,给志愿军下命令仍用志司名义,可以说,这是一个既能确保指挥统一又能兼顾中、朝两军不同特点的、富有东方色彩的统帅机构。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将新成立的“联司”前移到成川郡西南五公里的君子里。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即在“联司”统一指挥下作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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