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人到做事是门学问

( 本章字数:10154)

     每个人离开娘胎的那一瞬间,都会以一声响亮的啼哭宣告:"我来了"。迷信的说法是:阎王踢你到人世(人生下来时,一般尾骨上都会有一块青色,据说就是被阎王踢的),你怕去人世吃苦,因此大哭。话虽荒谬,但做人要吃苦是肯定的。
    
     何谓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活在世上一辈子,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做,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去做的事,因此,做人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做事的过程。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标准来做事。做事的同时也是做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连胎体,要想把事做好,必先把人做好。
    
     中国人做人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做人的戒律却一定不能违犯。这个戒律,就是儒学中的仁、义、礼、信、智,也是我们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标准。然而,儒学的做人之道又是怎样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传统中国的家族制度。
    
     最早来到一个地方定居的人,被后辈们尊为祖先。他来到一个地方,生下儿女,成为兄弟姊妹。儿女长大成人后又结婚生子,由此产生姑表亲、姨表亲;姑表亲、姨表亲再生下后代,如此代代繁衍,叔伯姨舅,近亲远房……盘根错节的关系便越分越密、越分越细了。
    
     传统的中国人一直依赖土地生活,世世代代如此。一个人若没有高于旁人的才华,他必定从出生到去世都生活在祖辈们为他划定的土地上。因此,同一个家庭的后代们"断了骨头连着筋"地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传统中国人五花八门的社会关系,除了五种主要社会关系(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外,还有许多。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一书中,有关家庭各种关系的名称有100多种。这100多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编织成一张网,把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族人都罩在里面。然而越是这样,祖先的地位越是至高无上,随着后人的不断增多,祖先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家族的共同象征。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家族里,一个让所有人都敬畏的象征是必不可少的,也由此发展出了中国家族制度。
    
     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这种家族制度。家族制度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和组织性,它的产生必然要有理性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由此,儒家学说便应运而生。 
   
     "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也就是它的理论表现。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因此,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个社会制度和它的理论表现都是自然而成的。正是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确实如此,在儒学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民族心理,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处世观念,并按照这种特定的观念采取行动。具体地说,也就是由做人影响到做事。
    
     中国人做事的特点离不开家族制度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关系,讲论资排辈,讲人情、讲面子。 
     儒、道两家的为人之道,无不提醒人们要讲仁德,要以慈善之心去对待别人,要尊长爱幼,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许许多多的"要",自然地、逐步地形成了在中国做事的、并不成文的规律。千百年来,人们遵循这种规律做人、做事,从而也就自然地、逐步地形成中国人为人做事的特点。
    
     前面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超人的才能,他就只能永远呆在祖辈为他圈划的、不会挪动的土地上。因此,当一块土地上的某一个人出外"混"出了名堂,与他有一点裙带关系的人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投靠他。而这个在外的某人只要是听说来人与自己有点什么关系,或亲戚、或乡邻、或朋友……即使自己有难处,也会非常"仗义"地伸出"援助"之手,拉"兄弟"一把。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被有"关系"的人"拉"了一把,由乞丐变成了皇帝。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人,出生在一个佃农家中。他幼时的名字叫朱重八,后来才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小时候,朱元璋帮地主放牛,生活过得十分艰苦。17岁那年,由于灾荒四起,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和大哥全都得病死去,无奈之下,他只得在皇觉寺出家为僧,并经历了几年化缘乞讨的生涯。
    
     公元1332年闰月的一天,拂晓,刚刚攻克了濠州的农民起义军正在紧张地巡逻,一个身穿破袈裟的年轻和尚低头直往城里走去,他就是在外云游乞讨了3年的朱元璋。
    
     这个20多岁的和尚神色匆匆,不禁引起了守城兵勇的注意。于是,这个和尚被带到了一个小头目面前。听说这个和尚是来投奔起义军的,那个小头目说:"混账,秃驴来当起义军?简直是笑话。"
    
     "你凭什么开口骂人?"和尚毫不畏惧地顶撞过去。小头目火了,把和尚当元军奸细捆了起来,并送到了元帅郭子兴的大帐里。 
     "名字?" 
     "朱重八。" 
     "为什么来这里?" 
     "投奔起义军。" 
     "有何凭证?" 
     "有大帅手下人汤和的亲笔信。" 
     郭子兴从方才的一问一答中感觉到了此和尚的果敢和豪气,不禁从心里喜欢上了他。他打开来信一看,果然是手下大将汤和的亲笔信。原来,汤和与朱元璋是从小在一起放牛的小伙伴,常在一起闹着玩。那时,朱元璋是孩子王,时常扮演"皇上"的角色,汤和却总是做他的"大臣"。后来汤和离开了家乡,没想到居然发了,成了起义军的大将。当了官的汤和没有忘记曾经的"皇上",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乞讨、穷困潦倒的时候,收到了汤和写来的劝说自己到濠州投奔起义军的信。正是这封信,使朱元璋下定决心脱下袈裟,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朱元璋投军后,深得郭子兴的厚爱,不但升任他为亲兵九夫长,还把养女马姑许配给他。朱元璋这个名字就是在那时取的。1367年正月初四,历经15年戎马生涯的朱元璋终于凭着自己的出生入死和胆略过人,在一片"万岁"声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按说,朱元璋与汤和并不是什么很亲的社会关系,只是小时候在一起的玩伴,但就是这种"玩伴"的关系,改变了朱元璋的命运。当然,光凭一封推荐信显然不行,还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但靠了这层关系,靠了这封信,就使朱元璋的脚踏进了军营,走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一步,这是毫无疑义的。
    
     "讲关系"是互惠的,"讲"得好,就往往会取得双赢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好些人才对"讲关系"乐此不疲。 
     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岩就喜欢利用家族与宗族的人才为己服务。举一个胡雪岩对宗族子弟陈世龙的精心扶植与栽培的例子。 
     有一年,胡雪岩去拜访湖州郁四,由于此前他与郁四并不熟悉,又不认识路,只好来到一个酒馆问:"谁送我去湖州?""我去。""我去!"一时,好多人都争着要送他去。胡雪岩看人太多了,又说"二吊铜钱",当时正在下雨,听说只给二吊铜钱,黄包车夫又一个个都不肯去了。这时,一个小伙子站出来说:"我送你去。"此人就是陈世龙。
    
     陈世龙用黄包车一直将胡雪岩送到目的地。一路上,胡雪岩在与陈世龙闲聊的过程中,发现他也是徽州人,不但头脑聪明,干事也挺利索,便问他愿不愿意为自己跑跑腿。能在富商手下做事谁会不愿意呢?陈世龙高兴还来不及呢。
    
     为了用人放心,胡雪岩对陈世龙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他酷爱赌博,于是,胡雪岩对他说他必须改掉这一恶习方能为自己做事。一段时间后,陈世龙来见胡雪岩,说自己已经不赌博了。为了检验真假,胡雪岩特地给了陈世龙一笔钱,由他花,随后暗中派两个人跟踪他。又过了一段时间,跟踪的人回来报告说,陈世龙按捺不住赌瘾发作,进了赌场,但是只看不赌,自己始终未下注。胡雪岩听后颇为满意,但还是狠狠地批评了陈世龙一通,勒令他连赌场都不许进。

     从此不再赌博的陈世龙,在胡雪岩的府中当了一名跑腿的。不久,胡雪岩有了进军丝织业的打算。丝织业是一定要与洋人打交道的,而且这个打交道的人必须是自己的嫡系。派谁去最合适呢?胡雪岩左思右想,都没有决定最后的人选。一天,他见在园里浇水的陈世龙正咿哩哇啦地与别人说话,忽地眼前一亮,这不正是一个可造之材吗?于是他不惜重金,把陈世龙送到上海去学洋文。
    
     后来,学了洋文的陈世龙果然成了胡雪岩成就事业的栋梁之材,他在胡雪岩的湖州丝业生意中独挡一面,全权处理胡雪岩在湖州的一切事务。 
     胡雪岩对陈世龙的栽培,体现了一种长辈提携晚辈的胸怀,这种胸怀,既有作为长辈的宽厚、仁善,又有对宗族子弟的偏爱。当然,他也发现了陈世龙的聪颖天资,觉得陈世龙确实是个可造之材,不然的话,陈世龙可能就会一直在胡雪岩手下跑腿了。
    
     中国人做事爱讲关系,而讲关系又确实能为做事带来方便,于是你讲我讲他也讲,从古讲到今,还真"讲"出了名堂。比如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发迹了,来找他"讲"关系的人有一拨;后来这拨人也发迹了,更多的人又来找这拨人"讲"关系;再后来……如此一拨又一拨,最先的这个人究竟有多少人是由他讲关系"讲"出来的,他自己也数不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麻丘镇乡下有个农民感到种田实在辛苦,又赚不到钱,于是他跑到武汉,想寻一份事情做。可人生地不熟的,小事难找大事不会,城里又没有农活干,只好在武汉卖起了卤猪头肉。谁知年底结算时,他发现比窝在家乡时富了许多,于是他写信告诉自己的亲戚。亲戚来了,同样人生地不熟,就找他"讲"关系,他自然愿意卖这个人情,帮亲戚也弄了个卖卤猪头肉的摊位。不久,亲戚发现卖卤猪头肉确实比种田强,于是又告诉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让他们也来武汉……如此这般,他们在武汉靠卖卤菜致富,靠乡邻"关系"一带十、十带百,带出来一大帮人。不出几年,武汉市集贸市场里卖卤猪头肉的,几乎清一色全是来自麻丘镇的乡下人。据说后来还成立了麻丘镇驻武汉的党支部呢。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许多农民进城打工,亲帮亲、邻帮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些年来,人们用足用活政策,依靠外面的"关系"打开门路,把小事做大,把大事做强,多少都会有所收获。因此可以说,讲关系已经成为中国人做事的一种习惯,人们若想到某个地方、某个部门办点什么事,首先考虑的就是那里有没有"关系"。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正是从这些或亲或疏的"关系"中尝到了甜头,使自己做起事情来如虎添翼,因此而把讲关系视作在中国做事的一个门道。有时候凭着一层关系、一个电话或一张字条,就能把原本感到头疼的事情做好。所谓"没有关系难办事"的说法,多半由此而来。正因为如此,讲关系的"讲"字慢慢地在某些人的做法上变了味,为了达到自己做成某件事情的目的,有人把讲关系变通成了"找"关系、"拉"关系,甚至死乞白赖地往人身上"贴"关系,这种风气要不得。虽然,或许有人靠这样的手段得了益处,但与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处世观念是相悖的,终究会被人们所唾弃。我们说的讲关系是要摆正"讲"的位置,通过正当手段,使自己想做的事情得到真诚的帮助或提携。
    
     论资排辈是中国人做事的又一个特点。自古以来,儒道两家的做人之道、尊老敬老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年纪大、资格老的人很自然地得到家族、社会的尊敬,年轻人关心、照顾老人,老年人亦很自然地产生需要尊重的心理。拿六十岁的老人打比方,在西方你说他老了他会不高兴;在日本你给他让座他会很生气;在中国就不同了,年轻人称他老人家、给他让座他会很高兴地说:"谢谢!"
    
     在中国人眼里,年纪大、资格老的人"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做小辈的就应该对他们言听计从。这种论资排辈的观念在家族里显得尤为突出。康熙皇帝在龙椅上坐了61年后驾崩,后来的乾隆皇帝在龙椅上坐到60年时便不敢再坐下去,自动退下来,去当深居后宫的太上皇。为什么?不好意思超过他爷爷当皇帝的时间呀。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比如,一家人开了个公司,董事长毫无疑问是父亲的,做儿子的再有能耐也只能当副手,不到老爷子自己说不行了,儿子绝不敢"越位"。再比如,做媳妇的永远都是婆婆的媳妇,"十年媳妇熬成婆"嘛,自己年轻时吃了苦,那么,当了婆婆就有资格在媳妇面前显摆,即使是媳妇自己也"熬成了婆",只要她的婆婆没咽气,她就会一边端起架式享受媳妇的照顾,一边踮着小脚早晚问安、侍奉自己的婆婆。当然,这说的是许多年前的事,如今的媳妇们可比从前好当多了,但尊老的好习惯依然不变。

     论资排辈的思想在师生之间也很明显。古人云:"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先秦《吕氏春秋?劝学》)因此在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把尊师、敬师作为品德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当学生的永远是老师的学生,即使学生后来的知识、名气超过了老师,也还是老师的学生。他资格比你老,年纪比你大,你就得以他为尊。毛泽东在写给徐特立先生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您是我20年前的先生,现在您依然是我的先生,将来您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出访时,也没忘了去看望自己当年读大学时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不缺乏感恩的内容。对给予了自己文化知识、传授了自己做人道理的恩师永怀感恩之心,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尊师重教的观点。
    
     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杨时(1053年~1135年)从小好学,中进士做了官以后,弃官不做,跑到河南拜大学者程颢为师。程颢死后,为了深造,他又继续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这时他已经是40岁的人了。
    
     一天中午,杨时和同学游酢(1053年~1123年)一起去向程颐求教,正赶上程颐坐着养神小睡。这时,天下起了鹅毛大雪,为了不影响老师休息,他们不声不响站在大门外的雪地里等候。等程颐醒来发现他们,请他们进屋时,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来厚了,杨时和游酢站过的地方,留下两对深深的雪窝。似此类尊师的范例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后辈人学习的榜样。
    
     我的一位朋友是某省重点中学的高三把关老师,经她教出来的学生有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地留学的,有考上清华、北大、复旦、武大等名校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有一次她生病了,病得很重,在医院里动手术。高三的学生们听说她生病了,一拨又一拨地赶到医院里来探望她。那些日子,从她的病房到医院走廊、甚至医院的楼梯两旁,全都摆满了学生们送来的鲜花。此情此景,令所有的医护人员、其他病者和照顾病者的家属,无一不发出由衷的感叹:"还是当老师好啊,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人的一生能有这样的光景,值了!"
    
     论资排辈的思想还反映在各行各业的体制中。一个才出校门的年轻人,即使你很能干也不可能给你安排重要职位,你必须从底层一步一步往上走,一直走到"老"上司们一个一个都退了,你才有可能跃上高位。比如,才进机关的公务员,必须从办事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县、正县……事业单位的职称评定亦是如此。作为晚辈,你必须从最低的职称开始,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爬,等你的年龄与资历成了正比,才能熬到高职称,而这时,你离"退"也就不远了。当然,破格的事不是没有,但属凤毛麟角,除非你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一般来说,这样的论资排辈无可厚非,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工作阅历也是"十年媳妇熬成婆",年纪大、资格老的人的确经验丰富、做事沉稳,而年轻人经验少阅历浅,需要经过在基层锻炼再提拔选用,这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当然,对于一些确实有才华、有独特能力的年轻人,破格提拔到领导岗位或高层管理人员中来,也不乏为明智之举。在我们国家呈跳跃式发展的新时期,年轻人的思路更为敏捷,比较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目标地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人进入高层,可使发展的步伐快一些,尽快跟上国际轨道。
    
     中国人做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人情、讲面子。 
     中国人把人情、面子看得很重。欠了别人的人情,心里过意不去,自己会睡不着觉;别人欠了自己的人情却装憨,自己觉得很失面子,也会睡不着觉。这话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人情面子这个东西,确实是中国人做事的一大特点。
    
     讲人情、讲面子与讲关系分不开。前面说过,中国人在打算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首先考虑是否有"关系",认为有关系事情就好做得多。当某人想到了某层关系时,必定要去找。中国自古就有一种说法:"干手蘸不到芝麻"。因此,"讲关系"时肯定不会空手,空手就显得太"无礼"了。"礼尚往来"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行事传统,"来而不往非君子"也。或许,古人的"礼尚往来"只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心意到了就成。受礼人并非看重来人送了多少礼,而是想到来人与自己的关系,又有求于自己,其所托之事并不违反原则,那么,自己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帮一把,"替人分忧,胜造七级浮屠"。更有贤良之士,不图任何报答地"送"人情、"给"面子,帮人把事做成。比如那个与朱元璋有"关系"的汤和,自己主动"送"人情,使朱元璋迈出了做成天下大事的第一步。他收了朱元璋什么礼?如果他要收礼,当时的朱元璋除了身上的破袈裟和钵里讨来的剩饭,还能有什么?

     好的传统总是会代代相传的。时至今日,仍有无数为"讲关系"而找上门来的人,他们的"礼"实在是物无所值,但作为"关系"人却仍然满腔热情地给人以人情、面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助其成功。因为受儒道之学的影响,从仁义出发,仁者爱人,更何况来者与自己或多或少总能扯上点"关系",不帮有关系的人帮谁?中国自古就有"亲帮亲、邻帮邻""远房近亲,断了骨头连着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谁没有个沾亲带故?谁没有个家乡观念?谁没有个上司下属?不讲人情面子岂不是有失于仁?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
    
     我有个朋友,是地方剧团乐队的普通队员。一个偶尔的机会,他认识了体操名将xx和其哥哥。那几年,剧团休息时他会去xx家玩。时间长了,与xx的父母家人都混得很熟,兴致高的时候,他还会主动下厨炒上几个拿手好菜。拿了金牌的xx偶尔回家,正巧碰上他,还品尝过他做的菜呢。
    
     许多年过去了,xx退了役,回到家乡后边工作边作着出国准备。此时,这个乐队队员的孩子大学也快毕业了,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还能由国家分配,但若想分到好的工作,则要自己先联系好接收单位。然而,一个地方剧团的普通乐手,到哪里去找好单位呢,进好单位的可是有"通天"路子的人哪!因此,他日思夜想,为了儿子的前程愁得茶饭不思。有天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曾和自己牵着手玩耍过的xx。"xx是名人,肯定有办法!"这个想法让他兴奋得睡不着觉,恨不得立刻爬起来去找xx。可冷静一想,人家现在是大名人了,还会记得小时候和我牵着手玩过?现在去找他帮忙,他还会念当初的感情吗?想到这里,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眼看儿子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联系单位的事情还是没有着落,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思来想去,只有找xx一条路了,豁出去,硬着头皮碰吧。虽然没什么大能耐,但他是一个懂礼的人,他知道"干手蘸不上芝麻"的道理,于是他拎着一包礼物找到了xx的住处。xx不在,他坐在xx的屋门口,从早上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晚上……深夜两点多钟时,xx回来了!见自家门口坐了个人,xx有些莫名其妙,近前一看,原来是他!进屋坐定后,他忐忑不安地说明了来意,xx不禁感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于是xx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说:这事交给我了。这让他喜出望外,慌忙"献礼"。xx笑了笑说:"大哥你跟我来这一套?拿回去吧。"他生怕xx不收,连声音也结巴起来:"不、不,找你办这、这么大的事,实在是麻烦你了。再说,你还得去找别人办,那也是要有"表示"的。"xx又说:"是呀,当然要有"表示"。不过你这点"表示"还不如我写两幅字(xx有一手飘逸的书法)来得值钱,你就别操心了……"
    
     就这样,仁义的xx念在当年他与自己的情义,既送人情又给面子地一手包办,帮他儿子联系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单位。xx出国以后,他还经常在同事面前念叨这位恩人,觉得自己欠了xx的人情,没有做到"礼尚往来"。
    
     其实,"礼尚往来"还有另一层意思:给人以方便,说不定也是给自己铺路。今天他上门来"讲关系",我给了他人情和面子,以后他也可能成为我要"讲关系"的对象,到时候我找上门去,他就不可能不给我人情和面子了……如此种种,讲关系、讲人情、讲面子竟然讲出了许多的引申意味,俨然成了一门在中国做人做事的学问。
    
     讲关系、讲论资排辈、讲人情面子的习惯在中国由来已久,总的来说是一个好的传统,它能够起到联络感情、加深友谊、互相帮助的作用。只是某些人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私欲膨胀,由此而出现"礼大"面子"大,钱多"人情"深"的现象,产生了一些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是必须坚决杜绝的。
    
     总之,儒道思想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中或儒道两家的著述中所涵盖的范围。在孔子以后的2500多年来,儒道思想就像佛家轮回理论中所说的那样,随着时代的脚步而不断向前发展,被后来的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们不断地加以充实和丰富。儒道思想从它诞生到传承至今日,经过不同时代的人们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成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现象,这种特有的思想理念,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为人处事,并将一直影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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