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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沙里面有黄金 （ 本章字数：4351） |
|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普通百姓的心情带点迷茫的激动，但是中国人的需求和思想意识都一样地单纯。吃饱饭和养家糊口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尤其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更是如此★。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楼忠福也不例外，外出打工无非求得自己温饱兼剩一点钱回去养活老婆孩子。不过这个粗短结实、长着一颗硕大脑袋的家伙，因为精力过剩而脑力也过剩，所以在应付一个小工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四下张望，琢磨着如何可以过上比一个小工更好的生活。 别的小工每天都在安分地干着一个小工应该做的事时，楼忠福却经常跟他的师傅蒋立天半开玩笑地说：“蒋师傅啊，我这个徒弟，你要特殊一点，不能总叫我做下手活，多分配点技术活给我，让我早点成为大工。” 但是建筑队虽然也是力气活，可跟农村生产队大不一样，小工没有四五年的时间历练，是不会有可能升大工的。楼忠福当时还没有干满一年就想做大工，自然是非分之想。不过蒋立天并没有嫌弃这个徒弟，虽然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但觉得这家伙确实乖巧灵活、聪明好学。 精力和脑力过人的家伙总是乐观而且情绪轻松，这类人的视野和心胸都比较开阔，比较能够与人愉快地相处。因此在建筑队中，虽然大家都干着一样粗重的活，睡一样简陋的工棚地铺，吃一样的简单饭菜，但是楼忠福显然属于那种跟谁都认识，跟谁都能够相处得很融洽的一个。加上他为人大方豪爽、乖巧灵活、做事干脆利落，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成为朋友，公司领导、队长和师傅们对他也印象不错。 一个夏天的晚上，建筑公司的领导和辛苦了整整一天的建筑工人聚集在一起吃饭喝啤酒。夏夜的凉风，像温柔的玉手，轻轻抚摸着这群赤裸着上身的汉子健美的肌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说笑笑。从家乡的旧事到工地的新闻，从新近的国家大事到白天见过的某个女人，都成了这批东阳汉子们的话题。 聊着聊着，领导又把话题带回到建筑公司的事务上来了。那是一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从木材到沙石、水泥、红砖等等物资，都得通过物资局的计划指标来调配。而这些物资的短缺常常是导致工程进度拖延的主要原因，所以领导一直盘算着应该从小工中提拔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专门负责材料购买的事情。虽然他心中已经暗暗感觉到楼忠福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但他还没有完全决定，所以今晚既然大家都在这里，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呢？想到这里，建筑公司的领导就对大家说：“公司决定从小工中选择一个人来当材料科长，我现在出一个题目考考小工们。”大家听了领导的话，都安静下来了，很多人以为是领导在开玩笑，只是逗大家乐一乐罢了。但领导脸上认真的表情又让大家觉得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有一部分也很认真地思考着领导到底要出什么问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楼忠福。 “我的问题是，如果公司缺少木材，而只知道什么地方有木材，你们需要公司给什么条件，才能把木材弄回来？” “那肯定需要请领导去跟物资局做工作要指标才可以。”一个小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领导不做工作也行，但必须有东西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否则谁能够拿到物资局的指标批文呢？”另一个小工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知道哪里有木材就可以了，因为其余的工作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完成的。”楼忠福冷静地回答。 领导见楼忠福说得这么干净利落，也就立即干净利落地宣布：“好，既然楼忠福能这么痛快地完成工作，那这个科长就让你做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做小工了，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材料科长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去东阳水库边拆一个老祠堂，那个祠堂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有很多砖和木材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建筑材料。你明天就出发！”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笑，以为这下楼忠福可有好看的了。祠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供奉祖宗“神主牌”的地方，虽然解放后中国人早已经破除了封建习俗，但这种地方多少还有点神秘、有点骇人的。那个祠堂原本是属于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修建水库，村子搬走了而祠堂还留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再去过问过它，可关于它的鬼鬼怪怪传说不少。但楼忠福并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出发去拆祠堂了。几天后，就顺利地把砖瓦和木材都运了回来。 这一段故事很类似于《致加西亚的信》★中所说的道理，但是那个年代能够翻译成中文的美国书籍还很少，更不要说这个完全属于商业社会畅销书的《致加西亚的信》了。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在中国形成文字和书本，但是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却仍然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童年时代给父亲送饭和青年时代追求爱情的经历，都十分明显地显示了楼忠福身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卓绝精神品质。这种卓绝的品质，在一般社会大众已经是很罕见的了。而在当时已经实行了30年计划经济、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按上级指示来行动的中国，这种天生的精神品质更是稀缺得如同漫漫黄沙中的金子。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被宣传成英雄的人物都是一些一心想着为集体、服从领导、忠心耿耿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自己开动脑筋的人物。没有人把个人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看作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品质将是未来一个时代中国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但他在担任材料科长的时候确实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种“自己创造条件把一个目标完成”的品质。 担任公司材料科长之后，这个过去经常赶着水牛耕地的东阳汉子很快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这种“铁牛”比他在生产队以前用过的水牛还是要时髦和先进很多的。后来，他经常骑着那头“铁牛”去购买公司用的建筑材料并运回来。 他不但能够在体力上吃苦耐劳，而且在结交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过人的长远眼光、度量和耐性，为了能够顺利购买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他和掌管物资的政府部门的人员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在1992年离开政府下海从商并成为广厦集团高层管理者的王加仁，当时就是东阳木材公司的经理。王加仁说，楼忠福当时不但跟他熟悉，而且跟木材公司仓库的管理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他非常明白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意味着别人买不到的物资他可以更容易地买到。 那个短缺的年代，中国各地区之间，特别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通常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是在国民党末期通货膨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贸易方式，这个时候又经常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短缺的年代出现了★。 有一次，王加仁掌管的木材公司想从福建购买一批木材，但是福建方面提出不要现金而要用金华火腿来交换木材。可是金华火腿虽然主要在东阳生产，但是火腿的买卖也得按指标进行，这个指标则掌握在东阳物资局手里。王加仁首先需要从物资局拿到足够的火腿指标，才能购买到足够的火腿来换取福建的木材，否则生意就做不成。可是王加仁跟东阳物资局的人不熟悉，物资局这关恐怕过不了。正在这个时候，楼忠福来找王加仁购买木材，王加仁把他遇到的困难跟楼忠福说了。王加仁还许诺他只要能够弄到火腿做成这笔生意，换到的这批木材随便他要多少都可以。楼忠福得到王加仁的许诺后十分高兴，这种喜悦不是中国经济告别短缺之后、生活在“买方市场”年代的人能够体会的。 楼忠福立即开着他的拖拉机去弄火腿指标了。这个差事对王加仁不容易，当然对楼忠福也并不顺利，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王加仁的木材公司终于从物资局弄到了足够的火腿，然后拿到福建去换取木材了。但是福建方面的木材并不是自己送到东阳来，而是堆放在深山里还没有运出来。这时候建筑公司正等着木材用，如果按常规，等待福建林场方面的工人搬运可能两个月也未必能够全部搬出深山。而国有林场的效率就是这样，除非你有上级领导的紧急指示，否则林场工人就按部就班地磨洋工，反正干多干少每天都是拿那么多工资。 但是楼忠福没有时间去等了，他立即找到搬运队的队长商量，问清楚每个工人搬一根木头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在这个搬运费的基础上多加了一点钱。于是，本来需要两个月才能够运出来的木材，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完成了。短短的“金钱杠杆”一下子就撬动了巨大的工作效率，工人高兴，而楼忠福自己也高兴，他的建筑公司的领导更夸他能干，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在那个连头发的长短都按计划来执行的年代，除了像楼忠福这样游离在国有体制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金钱杠杆”撬动的“剩余价值”。计划体制下的按部就班、有困难找领导的观念已经蒙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睛，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 当时的楼忠福，当然也没有自觉到他的做法，就是运用了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利益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的字典里是找不到“利益激励”这个词的，然而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虽然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其名称，但是像楼忠福这样天生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浙江人，他们在运用市场经济原理的时候可能比那些从学校出来的人更娴熟和得心应手。后来，负责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也利用了这个“利益激励机制”。他把司机每运一车泥土的运费提高五分钱，效果也十分显著，司机运输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这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富有改革开放味道的口号便迅速走向了全国★。 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口号叫得最响的从来都在中国主流体制内，因为政治口号言说的对象首先就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他们。但是那时候真正解放了思想并在制度和机制上进行创新实践的，却是处于体制外的边沿组织和人员，这些人不仅具有最高的创新动力、最低的机会成本，而且也载负了最小的旧思想包袱★。在旧体制下，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放开手脚的尝试即使有风险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从1978年开始，这部分人终于意识到，个人的努力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勤劳、节俭、勇敢等美德上。这些东西并不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生活的改善，真正能够造就繁荣、改善生活的努力，主要在于人在制度、机制创新方面的努力。这些人和楼忠福一样，开始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创新和尝试，并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各方面的突破和变革都离不开民间和主流体制外的力量。这些被称为“匿名的少数”的体制外人士，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和他们的经验，替整个社会找到了“过河的石头”，找到了使改革能够突破的缺口和经验依据。 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不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口号仍然叫得很响，但是如果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此时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显然已经比较“自由”。因为自由社会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自由”了，而在于每个人都被允许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创新的自由，至少在经济活动上，当时的中国已经“默许”了这种创新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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