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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重庆：“娶了共和国的长女” （ 本章字数：8073） |
| 1997年重庆设直辖市，11月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工。这个时候，关于开发西部的言论早已不少，不过“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中央政策提出，还是两年之后的事。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的战略意义，在这个时候还只是跟三峡工程联系在一起，还没有多少人把重庆看做是“带动西部崛起的龙头”。 但楼忠福在1997年下半年就坚决认定，“新晋”直辖市的重庆必将有大发展。 楼忠福看好重庆的理由有三点：第一，重庆是一个新的直辖市，既然行政级别上升，那么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也得跟着升格；第二，重庆人口多、城市老，城市人口比例不高，直辖市不能全依靠农民来建设，人口需要城市化，需要搞建设；第三，西部就重庆这么一个直辖市，整体上西部发展比较慢，但重庆总不能太差。 不过重庆的巴山蜀水，对于广厦和楼忠福来说还是一片完全陌生的领地，连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 为了打好这一仗，楼忠福让广厦集团投资部经理王明和先做前期研究。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王明和拿着一本电话本就展开了调研工作。他和投资部的同事查询了四川、重庆的经济发展情况，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短短一个多星期内就基本掌握了重庆市建筑行业的发展状况。王明和把情况向楼忠福汇报后，楼忠福当即决定成立购并考察组，让王明和尽快带队飞赴重庆。 重庆作为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老国有企业多，困难企业也多，企业本身的改革愿望和积极性也比较高。成立直辖市后，重庆市政府自然想有所作为，既然中央对国企改革问题这么重视，政策这么宽松，重庆当然要大胆闯闯。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外来投资者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和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庆市政府自然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1997年11月21日，由王明和带队的广厦集团购并企业考察组抵达重庆后，果然受到了重庆市政府的热情接待。在政府的安排下，他们先后走访了计委、建委、经济协作办公室、建筑工程管理局、体改委等政府部门。主人们热情地介绍了重庆市的投资环境、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状况，宾主双方还就建筑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购并事宜进行了广泛的沟通。 稍后，王明和带领广厦考察组直奔主题，提出要找重庆建筑行业的“国有靓女”“相亲”。重庆国有建筑企业的“婆婆”是重庆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家中有“八朵金花”。远道而来的广厦既然想“提亲”，“婆婆”自然心中高兴，很快就安排了双方的“相亲”。 作为长江边上的山城雾都，重庆的靓女在肤色与神韵方面，是中国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但重庆建筑行业的“国有靓女”，却跟中国其他老城市中那些成长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国有老处女”一样，都有共同的“徐娘老态”——规模都不小，历史也挺长，规章制度特多，组织架构重叠，职工人多势众，士气萎靡不振。 重庆建管局的“八朵金花”，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靓女”了，在日渐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改革年代，其“徐娘半老”的疲态已十分明显——经营状况一年不如一年，总体亏损面达60%。 侵蚀她们“青春和风韵”的原因，当然不只是时间，而是国有企业本身固有的“病理和病因”以及改革年代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不适应症”。 “八朵金花”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包袱沉重，退休人员多。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之比为1∶1.2，除政府统筹返还退休金、医药费外，每个企业每年要支付的退休工人养老金、社会保险、医疗费等开支达600万至800万元。 第二是机制僵化，缺乏活力。企业机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与现代建筑市场技术管理型或项目经理机制的要求相去甚远。 第三是资金紧缺，后劲不足。企业设备老化，严重影响到承建工程的施工效率与质量。同时，因资金短缺，企业没有足够能力垫付工程款，削弱了竞争力。 “相亲”之后，王明和心中有数了——这些企业的困难正是广厦的契机，对方的劣势，恰好是广厦的优势。广厦不但机制灵活，管理先进，而且资金雄厚，士气高涨，既没有离退休人员的包袱，也没有历史债务的包袱。 王明和把广厦一身“发达的肌肉”——资本实力、灵活机制和优势品牌，一一展示给对方后，好久没有体会过“雄起”快意的“八朵金花”怦然心动，对广厦顿生倾慕和好感。而王明和等人也越发感到这门“婚事”成功的机会很高。 另一方面，通过多日的考察和访问，王明和等人发现，重庆市国有建筑企业虽然困难，但重庆的建筑市场并不小。不少市场份额都被外地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吃掉了。成立直辖市以来，虽然有不少新项目在建设，但重庆毕竟是个老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任务艰巨，未来市场潜力巨大。为了振兴经济，促进发展，直辖市政府正着手改善投资环境，大搞招商引资，并且已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外地企业进入重庆。 王明和判断，如果广厦和重庆的国有建筑企业能够“共结连理”，实现优势互补，必将产生一个兴旺发达的“新家庭”。这门美满的“婚事”不仅会让广厦实现扩张和进入重庆建筑市场的目的，也会给重庆的建筑企业带来一个转换机制、走出困境的转机。 12月中旬，王明和等人告别山城，回到杭州。考察组把“相亲”情况向楼忠福作了详细的汇报。楼忠福当即就下令成立企业购并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王明和任副组长，重庆方面的购并工作仍由王明和负责。 几天之后，广厦向效益较好的重庆住宅建筑工程总公司和经营状况比较好的重庆一建、重庆四建抛出“谈婚论嫁”的绣球。上述三家企业收到传真函后，均在四天内作出答复，表明愿意合作的意向。 这些基础性工作都完成之后，该是双方“家长”见面、“定亲”的时候了。12月底，楼忠福亲自带队飞赴重庆，先后与住宅总公司、重庆一建、重庆四建领导班子洽谈，并与住宅总公司签订了整体合作意向书。 1998年3月初，正当王明和准备带领考察组赴重庆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和谈判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住宅总公司“芳心自乱”，前度的“嫁娶期许”也暂时告吹。住宅总公司发生“情变”的原因有三：职工分离难度很大；重庆市有关部门的意见不统一，很多人不赞同将最好的建筑企业拿出去合资；职工有意见，不放心公司让广厦来控股。 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在国企改制中的“靓女先嫁”思想，虽然此时正成为中国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主调，但这股改革的风气似乎还没有吹进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 不过楼忠福见了“靓女”可是不会轻易放手的。这点小小的变故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当年一穷二白、绳门纸牖的时候，为娶妻子王益芳，在那么艰难和遭遇那么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不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吗？ 楼忠福对王明和说，既然是对广厦不放心，那与其费口舌解释不如请“亲家们”来浙江亲眼看看好了。于是，广厦发函邀请重庆住宅总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来浙江走走看看，好好考察考察广厦。 百闻不如一见，一番考察后，住宅总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很受震动，也开始回心转意。他们表示要尽量争取重庆市政府和住宅总公司职工的支持，促成合作。 随后王明和带队再赴重庆，就合作所涉及的人员去留、资产评估等问题，与重庆有关部门协商，取得理解和支持。广厦与住宅总公司又签署了补充协议，并共同拟定了合作方案，提交住宅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投票表决。 然而，住宅总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会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否决了合作方案，住宅总公司的领导班子见此情况，也不愿意强扭了。一个差不多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怎么办？准备离开重庆的王明和向楼忠福请示，楼忠福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紧，一家不成再谈另一家。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进军重庆的目标一定要落实。你们尽快与重庆一建领导就合作事宜继续商洽，不把重庆的“靓女”带回来，就别回来见我！” 根据楼忠福的授意，王明和带领广厦考察组再次去登门拜会重庆“亲家”——建管局局长张新祥。王明和把具体情况向他汇报，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与重庆一建合作的愿望。当张新祥听到广厦与住宅总公司的“婚约”告吹的消息后，感到惊讶和惋惜。 张新祥虽然以前没有接触过广厦，但对广厦在全国建筑行业的实力和名声还是早有耳闻。而广厦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也确实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国企”了。 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建筑企业本来就已经赢得了很大的资本实力和品牌效应了，1997年12月广厦集团又锦上添花，获得第一个鲁班奖，并被建设部批准为首批49家国家级企业集团试点单位之一。1998年7月，广厦集团的正式名称，由“浙江广厦建筑集团”更为“中国广厦建设集团”，10月，又获得建设部“一级工程总承包”的资质。 广厦以这样的实力和形象前来“求亲”，重庆市政府本来很高兴，对重庆国有建筑企业来说也是件好事情。张新祥说，如果广厦就这么空手走了，倒是重庆的国有建筑企业失去一个改革的机会。广厦既然不走，而要继续寻求与重庆一建的合作，他表示要尽力支持。 不过重庆一建的总经理张扬却很干脆地表示，除了整体合作之外，什么都可以谈，原因大致有三方面：公司干部对合作有顾虑，担心广厦进来后，原来的位置和待遇没有了；公司离退休职工和下岗人员的包袱不好处理。如果只是局部合作，重庆一建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抽出一块优质资产与广厦合作，对公司震动不大，也不影响干部的待遇。 但是广厦方面认为，建筑企业不同于工业企业。工业项目完全可以实行部分合作，而建筑业实行部分合作，不能解决施工的资质问题。施工资质对于承揽建设项目是至关重要的。 楼忠福让王明和从政府和建筑管理局方面继续做工作，因为这些问题，特别是人员包袱问题，必须有政府和上级管理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解决。 他还给王明和发出三点指示：坚持整体合作，坚持剥离不良资产，坚持分离退离休人员和下岗职工。经过争取，最后重庆一建的领导班子转变了态度，同意与广厦实行整体合作。双方随即决定成立合资改制工作组。 王明和将进展情况向楼忠福汇报，并将重庆一建与广厦合资改制总体方案传真给总部审核。楼忠福和广厦总部同意按这个方案推进工作，并全权委托王明和等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做好最后阶段的工作，并特别嘱托要作好职工思想工作。 为了避免合作方案在职工代表大会这一关被否决，王明和建议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在表决前跟职工充分沟通。合资改制工作组经过商量后决定，方案提交职代会表决前，先做好宣传和沟通工作，并举行方案答辩大会，给职工一个释疑解惑的机会。 1998年3月30日，重庆一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一共有160人出席，一建的领导班子成员、合资改制工作组成员、应该到会的职工代表全部到会，重庆市建管局和体改委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上午的议程，主要是宣读和解释方案的内容。首先由重庆一建总经理张扬宣读方案，并说明方案实施的意义。王明和代表广厦介绍了广厦的基本情况、广厦与重庆一建的合作方式，并对合资公司的发展前景作了分析与展望。重庆建管局领导也作了讲话，表示全力支持合资公司的创建与发展。 下午一点到四点，大会举行分组讨论。职工代表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保证职工的利益，二是下岗人员如何处理。 下午五点，答辩时间开始。对于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王明和回答说，广厦的优势是机制和资金，一建的优势是市场和人才。两者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合作，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新企业必将会创造更好的效益。 合资后，第一位受益者是一建职工，职工工资、奖金必将会大幅度提高；第二位受益者是政府，企业照章纳税，产值上去了，上交的税收也将会相应增加。第三位受益者才是股东，而股东中，职工拥有21%的股份；建管局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拥有28%的股份；广厦占51%的股份。 对于第二个问题，王明和说：“下岗人员问题，合资之前就存在，并不是合资造成的。合资后，随着承揽工程业务的增加，对各有关工种劳动力需求量也会增加，新企业完全可以优先录用原企业下岗人员。” 答辩一直延续到下午七点半，职工代表们对合资改制工作组的回答很满意。大会最后举行投票表决，改制方案以90%的赞成票获得通过。 然而，方案的实施又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重庆一建的不良资产和非生产性资产数目不小，而被分离出来的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臃员更是高达3800人。 要稳妥地处理不良资产和人员的分离问题，需要6000万元。这个费用怎么安排，而庞大的分离人员队伍又怎么安置呢？重庆市有关部门开了几次协调会，还没有明确答案。 离退休人员的接管问题，重庆市社会保险局本来有这个职能和责任，但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接管过去。 事情就这样拖着，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进展。最后楼忠福急了，他处理事情向来风风火火，看好了，说好了，就大刀阔斧地干。他指示王明和，尽快打破僵局，推进购并工作。 为此，合资改制工作组就广厦与重庆一建合作事宜，写信给重庆市市长，报告了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难题，并提出了解决职工分离及安置分离人员资金来源的思路。 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和了解到重庆市政府方面是很重视这次改制工作的。市政府的官员希望把广厦这条“浙江鲶鱼”引入重庆的“国有池塘”，以激活那些休眠的“国企沙丁鱼”。他们也曾经鼓励广厦能够带个头，为重庆打破国企改革的闷局。 重庆市政府果然很重视王明和的汇报，主管建设的副书记、副市长甘宇平在报告上作了明确的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 工作组和重庆市建管局的领导又专门向重庆市财政局分管建设的局长汇报了广厦购并一建的过程和新公司的发展思路，共同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问题。财政局领导明确表示，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重庆市建管局经多次研究，决定接收一建分离出来的所有人员，以保证新公司更有成效地运行。 重庆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甘宇平、吴家农召集各有关部门举行两次协调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大家形成了一个正式的解决文件：广厦以3060万元购买新公司51%的股份，建管局作为转让方获得这笔国有资产的出让金；不良资产和分离人员与新公司脱钩，全部由建管局接收。 分离人员的处理费用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广厦购买转让国有资产的3060万元资金；二是新公司28%国有股的收益；三是一建剥离出来的资产。上述三项来源由重庆市建管局实行封闭式管理，专项用于分离人员的所需费用。 为了确保新公司轻装上阵，楼忠福指示广厦集团财务部和审计部逐项审核原重庆一建的债权债务，与一建的财务人员一起催收以前的欠款，该核销的核销，该挂账的挂账。 清产核资告一段落后，1998年7月上旬，楼忠福又再赴重庆与建管局、一建的领导商量合资中不良资产分离的细节问题。建管局接收一建的所有非生产性资产和挂账资产。广厦、建管局、一建三方同意新公司设立的股本为6000万元，并草签了合资协议，后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 购并事宜得到了重庆市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合资公司有了令各方满意的良好开端：第一，原先6000人的队伍，分离后仅留下2200精兵强将；第二，剥离不良资产后，留给新公司的都是有效资产，每年可降低费用800万元；第三，新公司成立后，有广厦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公司有足够的垫资能力，有利于承接新的建设项目；第四，重庆市政府给予新公司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增强发展后劲。 这些工作都完成之后，重庆建筑工程管理局也已经更名为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 1998年8月28日，购并双方正式“订婚”——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与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新祥，在广厦购并重庆一建的合同书签下自己的姓名。 1998年9月23日，广厦重庆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浙江省副省长卢文舸、重庆市副市长李德水、建设部体改法规司司长赵晨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了成立大会。合资三方──广厦集团公司、重庆市建管局、新公司持股会签署了改制协议。新公司选出了董事会、监事会，任命了经理班子，以新的机制、新的面貌进入正常运营。 实行了48年国有制的“重庆第一建筑（集团）公司”的名字，从此被混合所有制的“广厦重庆第一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替代了。 从表面和局部看，这只是一个企业名字的偶然变更。但在时间和国运表刻的中国历史罗盘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不经意的“花开花落”，而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改革努力之后，出现的“海升陆沉”。 如果放在计划经济年代，重庆一建无论是“政治出身”还是“政治辈分”，其实可称得上是“皇帝的女儿”了。 重庆第一建筑（集团）公司的前身是重庆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成立于1950年，1993年组建为集团。在楼忠福还在建筑工地上为了每天一块钱的工资而挥汗如雨地做小工的时候，重庆一建就早已经是国家一级资质企业，而且是西南地区地方国有建筑企业中唯一的一家国有二级企业，技术和人才力量远非一般民营建筑企业可比。 中国人习惯把东北三省和那些与新中国同龄的国有企业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诞生于1950年的重庆一建比“共和国的长子”小了一岁，没机会做长子，只能做“共和国的长女”。 按年纪，这个“共和国的长女”比1954年出生的楼忠福还长了四岁。而作为“共和国的长女”，重庆一建有过不少光荣历史。20世纪50年代曾进北京参加首都十大工程建设，在计划经济年代承担了很多国家大型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其中的一座长江大桥也是其作品，几十年来在体制内获荣誉无数。 不过这些都只是昨日风流了。改革开放进展到1998年的时候，越来越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生活，已经让中国人习惯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中华大地上一日千里的变革与进步，倒是让穷怕了的中国人越来越努力地把目光盯着今天和明天，而不是红太阳背后的昨天。 当然中国人在淡忘了国有企业的往日荣光的同时，也一起淡忘了极端年代的“无端狂笑无端哭”。 那些关注广厦和重庆一建购并案例的人，没有人记得或知道楼忠福在五岁的时候就成了“黑五类家属”，也没有人记得或者知道广厦前身不过是浙江东阳吴宁镇的一家社队企业。更没有人会黑色幽默一番，把楼忠福任董事局主席的广厦集团兼并重庆一建，说成是“黑五类娶了共和国的长女”。 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中国人，现在只关心广厦购并了重庆一建后，新企业能否真正起死回生、发展壮大。 此时的中国，确实变了。不仅企业家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现象正在全国各地出现，甚至连中国的政治教科书也越来越迅速地与时俱进了。 由于广厦兼并重庆一建后的经营非常成功，兼并案例被编进了中国高中政治的教科书。广厦的商业个案，成了中国青少年了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认识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一个典型个案，不过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广厦兼并重庆一建，确实是1998年中国经济新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浙江和重庆两地的新闻媒体以很大的篇幅来报道此事，《经济日报》等国家级的大报也都详细地报道了此事。中国建设部的机关报——《中国建设报》，还将这个案例列为1998年中国建筑行业的“十大新闻”之一。 媒体、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肯定这个个案的时代意义，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第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跨省区、跨所有制的企业兼并案例。这既是中国建筑界第一例民企购并国企的案例，也是中国第一例东部民营建筑企业收购西部国有建筑企业，同时还是重庆市第一例民营建筑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 素来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和广厦，一下子又创造了几个中国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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