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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荃听了,觉得非常意外。这消息显然也完全出于张励意料之外,组织上竟把刘荃和他自己相提并论,似乎相当重视,或者刘荃是有背景的也说不定。这样看来,以前倒是小觑了他,处处对他摆出老干部的架子,不免有开罪他的地方,须要好好地和他拉拢才对。因此立刻对刘荃亲热异常,借故把其它两个工作队员支开了,把北京的来信给他看,上面写的是叫他们尽速了结这里的任务,立即动身南下,到上海向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报到。

  “好久没有看见报纸了,”张励说:“刚才我在这儿借了份报纸来看,现在正在那里搞这抗美援朝运动,声势浩大得很。”

  他又把那张旧报纸找出来给刘荃看,报上列有“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上面说:“美帝国主义者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侵朝战争,他们的阴谋绝对不止于摧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他们要并吞朝鲜,他们要侵略中国,他们要统治亚洲,他们要征服全世界。……谁也知道,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的那样。……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刘荃在那里看报,张励又把手臂圈在他肩上,悄悄地和他说了两句体己话:“今天我们早一点回去,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解决。比较重要一点的事,最好在这一两天内结束了它。拖着不处理,会出问题的,你说是不是?这些村干部担当不了的。”

  刘荃只是漫应着。他心里很乱。听到这消息之后的第一个感想,就是他马上要离开北方了。本来以为回北京以后总可以去找黄绢,常常去看她,想不到竟会岔出这样的事来。难道和她就这样匆匆地遇见了又分手,白遇见了一场?

  公安局里突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到时候了!快去吧!”同来的两个工作队员奔进来招呼他们。

  县里的民兵把犯人们从监里提出来,参观行列的各村镇的干部与民兵都拥在后面,跟着他们出了城。十几个犯人,脚踝上系的绳子一个连着一个,那粗麻绳缓缓地在地下拖着,阳光中淡淡的人影子也在地下拖着,一个接着一个。

  犯人都疲乏地垂着头,使他们衣领背后插看的白纸标更加高高地戳出来。刘荃找到了那写着“封建地主唐占魁”的纸标。远远地望过去,看见唐占魁只穿着一件撕破了的白布短衫,一阵阵的秋风吹上身来,他似乎颤抖得很厉害。在现在这种时候,连颤抖也是甜蜜的吧?因为这身体还活着。但是刘荃怀疑他这时候心里还有什么感觉,也不忍去猜想。

  看热闹的人不多,都远远地在后面跟随着,出了城门。就在城墙外面,有一块空地。民兵领队的向犯人喊了声“站住!”然后,“向右转!”犯人由纵队变成横排,面对着郊外,那广阔的黄色原野,边缘上起伏着淡青的远山。

  民兵也排成一排,站在他们后面,端起枪来对准了他们的背脊,防备有人逃跑。

  “跪下!”领队的又喊了一声。

  犯人有的比较神经麻木,动作迟缓些。但是陆续地也都跪下了。

  民兵开始向后退,齐整的步伐“嗒嗒嗒嗒”响着。领队的吆喝着“一、二、三、四……”数到“十,”一齐站住了,跪下一条腿,再端起枪来瞄准。

  “砰!”十几杆枪一齐响。虽然这旷野的地方不聚气,声音并不十分大,已经把树上的鸟都惊飞起来,翅膀拍拍地响成一片,那紫灰色的城楼上也飞起无数的鸟雀。

  然后突然又起了一阵意想不到的尖锐颤抖的声浪。扑倒在地下的一排囚犯,多数还一声声地叫唤,不住地挣扎着,咬啮着那染红了的荒草。

  “再放一枪!好好的瞄准!”民兵队长涨红了脸叫喊着。

  但是那些民兵不争气,都吓怔住了,一动也不动。现在射击的目标不是一排驯服的背脊了,而是一些不守规则的疯狂地蠕动着的肉体。

  痉挛的手臂把地下的草一棵棵都拔了起来。那似人非人,似哭非哭的呜呜声继续在空中颤抖着。

  突然张励从人丛里跳了出来,拔出手枪走上前去,俯身把枪口凑到那些扭动着的身体上,一枪一个,接连打死了好几个。然后他掉过身来走到刘荃身边,把那热呼呼的手枪向他手里一塞,笑嘻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来!看你的!那边还有一个,你来解决了他!”

  刘荃机械地握住了那把手枪,走上前去。

  幸而那人是面朝下躺在那里,他想。身上穿的是白布小褂,但是穿白布小褂的也不止唐占魁一个。衣领里插着的白纸标只露出反面,也看不出名字。

  一枪放出去,那狭窄的身体震颤了一下,十只手指更深地挖到泥土里去。刘荃来不及等着看他是否从此就不动了。接连又是砰砰两枪。他非常害怕那人会在痛苦抽搐中翻过身来,让他看见他的脸。
  他还要再扳枪机,只听见嗒的一响,子弹已经完了。

  他微笑着走回去,把手枪还给张励。

  “不错!真有你的!”张励又把一只手臂兜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刘荃搭讪看走开去,看看公安人员在布置陈尸示众的事,乘机擦了擦脸上的汗。

  即便是唐占魁,他也不过是早一点替他结束了他的浦苦,良心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但是他虽然这样告诉自己,仍旧像吞了一块沉重的铅块下去,梗在心头。

  县党部招待他们吃饭,给预备了炸酱面。刘荃一坐上桌子,闻见那热辣辣的蒜味,就觉得心里一阵阵地往上翻,勉强扶起筷子来,挑了些面条送到嘴里去,心里掀腾得更厉害了,再也压不下去,突然把碗一放,跑到门外去,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怎么了?”张励问。

  “吃了个苍蝇,”刘荃笑着高声回答。

  “给你换一碗吧。”

  “不用了,一会儿回去再吃吧。是个啃窝窝头的命,没福气吃炸酱面。”

  张励这时候敷衍他还来不及,也绝对没想到吹毛求疵,怪他吃不惯苍蝇。

  饭后,他们就动身回村上来。到了韩家坨,太阳已经偏西了。这一天恰巧是“分浮财”的日子,预先把地主家里的一切家具与日用品都集中起来,陆续搬运到韩廷榜的院子里,因为他家地方比较宽敞。张励一回到村上,也顾不得休息,就赶到韩廷榜的院子里去看。工作队员们也都跟了去。

  一进了那院子,只看见闹轰轰的,像拍卖行一样,又像土产展览会,黑压压地堆满了桌椅、坛子罐子、木桶木盆、被窝、扫帚、砧板、箩筐、蓝布沿边黑布沿边的炕席。许多人挤来挤去,男女工作队员都在忙着对条子、发货、盖章。来本打算抽签抽着什么是什么,但是李向前说:“抽着的不一定是本人所需要的,应当‘缺什么补什么。’”因此又订出几步手续,每一户自己填写一张“需要单”,通过小组的公议,决定分配某一件东西给他,发下一张条子,凭条子领东西。这样,就仍旧在少数干部的操纵下。也有人背后抱怨,说:“早知道这样,咱还是抽签,还是抽签公平。”但是也不过是一两个人悄悄地说着。大家都说:“能白拿一点东西,也就不错了。就算是干部拣剩下来的,谁叫人家是干部呢!”

  刘荃老远就看见黄绢站在那里分发货物,民兵队长夏逢春分到一条绿地小白花布面棉被,嫌太旧了要换一条,要自己挑,正和她争论得面红耳赤。刘荃急于要告诉她他就要走了。但是站在旁边等了半天,也没有机会说话。

  旁边有一个农民分到了一只旧自鸣钟,仿黑大理石的座子,长针已经断了,只剩一只短针。他捧在手里只是摇头,带着一种讽刺的笑容。庄稼人一向是看不起这一类的浮华的东西。也许是由于一种复杂的自卑与自卫心理,使他装出这种轻藐嘲笑的态度。

  他们最羡慕的还是那些犁耙、锅镬、大缸。刘荃看见孙全贵喜孜孜地带了一条扁担来,抬走他份下的一只水缸。那棕黄色的大缸,看着很眼熟,边上的釉缺掉一块,刘荃认得那是唐占魁家里那只水缸。眼看着孙全贵蹲在地下,用麻绳把缸身捆起来,左一道右一道捆着。他不由得想起那时候二妞在水缸里照看自己的影子,一朵粉红色的花落到水面上的情景。又想起唐占魁从田上回来从缸里舀出一瓢水来,嘴里含着一口喷到手上,搓洗着双手。唐占魁到哪里去了?他的缸现在也被人搬走了。想到这里,刘荃突然觉得一切的理论都变成了空言,眼前明摆着的事实,这只是杀人越货。

  他惘惘地在人丛中走着。大概也是因为心里觉得难受,特别容易感到疲乏,今天路也实在是走多了,周身酸痛,就像被打伤了一样。他想回到小学校去躺一会。

  他从韩廷榜的院子里出来,这条街上就是韩家一家是个砖房,其余都是些土房子。转一个弯,就看得见唐占魁的家。他记得听见说,唐家的房子虽然分派给别人了,仍旧给二妞母女留下了一间柴房,让她们住在那里。上次二妞被那民兵打伤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当然不便进去探望她们。是地主的家属,应当划清界限。

  他走过他们门口,那两扇旧黑漆板门大敞着,可以看见里面院子里新砌上了一个土灶,又有一个陌生的老妇人坐在那土台阶上做针线。显然已经有一份新的人家搬进来了。那瓜棚底下又有两个陌生的小孩,赤着身子,满身黑泥,一个孩子把另一个抱了起来,让他伸出了手臂摘瓜吃。刘荃看见了,又想起他第一天到唐家来,看见二妞在这瓜棚下刨土的情形。他突然觉得他非进去看看她不可,管它什么界限不界限。不知道她受了伤究竟怎样了。然而立刻又一转念,你假慈悲些什么,你刚杀死了她父亲。——因为他心底里确实相信他打死的那人就是唐占魁,虽然对自己一适抵赖着。

  一想到这里,他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地走了过去,唯恐碰见二妞。

  回到小学校里,那教务室里现在横七竖八搭满了床铺,他就在自己床上倒身躺了下来。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在合作社算账。

  天还没黑,房间里先已经黑了下来,倒显得外面的天色明亮起来了。他张着眼睛望看那污黄的窗纸渐渐变成苍白色。窗上现出一个人影子,走了过去。

  然后就有一个人站在门口。虽然背看光,面目模糊看不清楚,也可以知道是黄绢。刘荃急忙坐起身来。

  “回来了?”她微笑着说。

  他笑着站起来让坐。
  “我听见他们说你就要走了,我想托你寄封信回去。”她把一只信封递到他手里。

  信封上写着“北京前门石井胡同四十三号黄太太收”。

  “这是你家里么?”他说。

  她笑着点了点头。

  他依旧把信封拿在手里看着。“以后我可以写信给你么?”

  “当然可以,有空你来玩。”

  “我不回北京去了,现在直接到上海去。”

  “到上海去?”她吃了一惊。

  “去搞抗美援朝工作。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黄绢默然了。刘荃从一张床铺上跨了过去,到桌子旁边,端起那黄藤套子渥着的茶壶,倒了一杯茶。“喝茶,”他说。

  黄绢倚着桌子站看,只管把那桌上的抽屉拉出来又关上,拉出来又关上。

  “我一回来就想告诉你的,”他说:“心里实在憋闷的慌。我想我走之前无论如何要找你谈谈。”

  “我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有好些事实在看不惯,”黄绢说。

  窗纸上又现出一个人影来。黄绢背对着窗户,没有看见。刘荃突然伸出手来扯了扯她的袖子,不要她说下去。他那动作太急遽了,袖子一绊,把茶杯带翻了,流了一桌子的茶。

  窗外的黑影缓缓地走过,带着一团淡黄色的蒙蒙的光。是校役老韩,端着泥蜡台送了支蜡烛进来。

  刘荃连忙把桌上那封信拿起来,凑在烛光上一看,那信封浸在水里,字迹已经一片模糊。

  “糟糕!”

  “没关系的,换一个信封得了。”

  “我这儿有。”他找出一只信封来,又递给她一支自来水笔。

  她弯着腰站在桌子旁边,把那地址又写了一遍。然后拆开旧信封,把里面的信拿出来。

  “看看里边湿了没有,”刘荃说。

  她把那对折着的信纸打开来看了看。他看见那张纸上只写着寥寥两行字,而且笔划似乎非常潦草,显然是在仓促中写的。难道她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他知道她的地址?

  她蘸了一点茶把信封黏上了,又很小心地揭下旧信封上的邮票,贴在窗棂上晾着。

  以后她服从分配,也不知道会分配到什么地方去。

  “大概写信给你,寄到你家里去总可以转给你的,”他突然说。

  “总收得到的,”她说。她把旧信封团成一团,替他揩擦着桌上汪着的水,又把他那一包牙粉与肥皂挪了挪地方。“这是你今天在城里买的?我倒忘了托你带块肥皂来。”

  “其实这些我都用不着了,你留着用,好不好?早知道要走,我也不用买了。”

  她拿起那包牙粉来,把那花花绿绿的纸袋的上端折一折,再折一折;一直卷到无可再卷为止。那纸袋上印着一只彩色蝴蝶,虽然画得很俗气,在这烛光中和她的面容掩映着,却显得十分艳丽。

  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进来了几个工作队负,都在嚷着:“老韩呢?老韩!快开饭,吃了饭还要开会去!”

  “开什么会?”

  “今天晚上要开农会。大概因为张同志要走了,有许多事情都要提前处理。”
  “喂,刘荃,你们几时走?调到哪儿去?”大家围着他纷纷发问。

  “我去吃饭去了,”黄娟说,一面就拿着那包牙粉与肥皂匆匆走了。

  那天晚上开会,是为了斗争果实呈报乡政府的事。事情的内容相当复杂,就连身当其境的工作队员们也都摸不大清楚。主要是为了韩廷榜家里抄出的一夹墙粮食。韩家有一个长工廖永锁,到工作队去告密,说他家有一堵墙是空心的,里面储藏着粮食。一抄,果然抄出许多米面杂粮。这两天干部与工作队正忙着准备分地工作,把全村的人口重新划了一下等级。这长工廖永锁是个赤贫户,照理比普通的贫农应当晋一级,告密又应当晋一级,至少应当和军属一样,列为特等,多分些给他。李向前却因为有一年新年里赌钱的时候,和廖永锁拌过嘴,不免记了仇,就说他平日不积极,不大去开会。又说他虽然是赤贫,不是“正派赤贫”。结果只勉强算了个贫农,并没有晋级。

  抄出来的一夹墙粮食,张励主张立刻算到“果实账”里,呈报乡政府。李向前却延挨着不肯报上去,推说是群众的意见,串出两个积极分子带着头起哄,一定要留下来大家均分。只要一声说分,分多分少,还不是由他支配,而且这些积极分子,也得稍微给他们点甜头尝尝,也就堵住了嘴,等到分地的时候,纵然让干部们占尽了便宜,也不怕他们捣蛋了。

  张励也猜到他是这个打算,然而也并不去点穿他。那天从县里回来,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调走了,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说,“我们干群众工作的。第一要有辨别力,要仔细分辨群众中间来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次说要把没收的粮食隐瞒不报,我看并不是真正的群众的意见,而是一两个坏分子利用群众的落后思想在捣乱。我们得要查出这意见的来源,对群众揭发他们。”

  李向前听出他话中有话,简直就是针对着自己的一种恫吓,心里却也有些胆寒,立刻就决定牺牲那两个积极分子,把他们指为“坏分子”。

  这一天晚上开农会,张励一方面指出了隐瞒不报是不正确的,同时极力为群众开脱,一口咬定这不是他们的本意,都是几个坏分子在中间作祟。李向前也十分卖力,帮助他彻底查究,查出了那两个煽动群众的坏分子。那两个被利用的积极分子正是有口难分,倘然咬出李向前来,土改工作队走了之后须要防他报复,只有低头认罪的一个办法。群众自然更不敢说什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将坏分子处罚,捆起来打一顿。

  这一件事是张励急于在他离开之前办妥的。李向前却另有一宗事,急于要在张励离开之前了结它。就是那地主韩廷榜,一直扣押在小学校后进,把他当作一块肥肉,等着他的丈人汇钱来赎取他的性命。但是讨价还价,距离太远,最初也曾经陆续汇了一点钱来,再写信去催逼,也就没有回音了。老是把韩廷榜夫妇押在那里,也不是事,迟早得要解决了他们。但是李向前下手之前不免有一些顾虑。他是个伶俐人,一向深知政府每次发起一个运动,在事前尽管一味鼓励干部们“放手去干”,但是一看到群众的反抗情绪高涨,马上就来一个“纠偏”,又叫做“煮夹生饭,吃回头草,”补救过去的错误。但是杀死的人没法叫他再活,充了公的财物也决不肯再吐出来。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惩罚干部,牺牲一两个下级干部来收买人心。这次土改,把那一批富农中农提升为地主,送县枪决,李向前并不负责,反正有张励在这里做主。所以要处置韩廷榜夫妇,最好也要趁张励在这里的时候,万一出了乱子,可以往他身上一推。

  李向前自己不出面,偷偷地去找韩廷榜的几个佃户,叫他们鼓噪着闹到监牢里去,就说是别的地主都已经枪毙了,单单便宜了一个韩廷榜,于心不甘。上次李向前串出那几个积极分子出头说话,后来又处罚他们,村子里的人谁不知道,但是韩廷榜这几个佃户。自从眼看着唐占魁他们被枪毙,已经把胆子吓破了,哪里还敢倔强,自然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怎说怎好。

  就在次日午后,张励正在小学校教务室里检阅斗争果实账,忽然听见后进嚷成一片。

  “妈的,太便宜了那狗入的!”

  “人家都报了仇了,单单不让咱们报仇!”

  “把那王八蛋提出来,好好干他一下!”

  “老乡们!老乡们!”是李向前的声音,在那里陪笑央求着。“你们先回去,再等两天,等我把你们的意见反映上去,反正你们放心,政府的意见也就是你们群众的意见!”

  他越是央告,倒反而闹得更凶了。

  “不行!政府太宽大了!太便宜了那狗入的!”

  “欠我们的钱等到哪一天才还!”

  “把他提出来,等我们问他!不拿钱出来,马上要了他的狗命!”

  李向前气急败坏跑了来找张励。说也奇怪,他一离开后进,那边嚷闹的声音立刻沉寂了下去。

  “怎么办,韩廷榜的佃户等不及了,要把他们夫妻俩马上提出来,大力干他们。”

  张励放下账簿,把一只毛笔倒过来搔着头皮,一面盯眼朝李向前脸上望着。

  “韩家那几个佃户倒是进步得真快,”他望着李向前笑:“你记得那回叫他们去拿地契,推三推四,一个个都溜了,这时候怎么忽然这样积极起来。”
  李向前也笑了。“随他怎样死脑筋的人,也该醒过来了——亲眼看见前两天的斗争大会开的那么轰轰烈烈,又枪毙了那些地主,他们也知道现在世道是真变了,是他们的天下了!”

  张励只得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就又别过脸去,向旁边的几个工作队员说:“你们看,群众这子下真站起来了!群众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别又害怕,别缩在后头,做了群众的尾巴。”

  “对!”李向前连忙说:“这么着吧,我去把同志们都找来,我们大家去看,给他们打气。”

  工作队员们都在小学校里会齐了。张励在阶下迎着他们,像训话似的讲了一遍,使大家在参观施刑之前先有了思想上的准备。

  “我们不是片面的人道主义者。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谦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每一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我们要记着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

  经他这样一讲解,大家走进小学校的时候都觉得有点栗栗的,又有一种稚气的好奇心,加上兴奋紧张与神秘感。他们从课室旁边走过,里面小学生正在上课,教员照着书本子念一句,满堂的学生跟着念一句,坐在板凳上摇摆着身体,念得有腔有调。在那下午的阳光中,那瞌睡的书听得人昏昏欲睡。工作队员们向学校的后进走去,听去那书声渐渐远了,不由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彷佛离开他们熟悉的世界渐渐远了。

  他们一个个都放出沉着的脸色,庄严而能不阴郁,走到后进的院子里。一上台阶,就看见檐下系着一根粗麻绳。那绳子在空中挂下来,被风吹着,微微摇晃着,使人看了,先有三分心悸。檐下站着几个佃农,看他们那个样子,都有点惶惶然。那一种气氛,就像是这里刚才有人自缢身亡,尸首刚解了下来。

  大家站在檐下等着。李向前、孙全贵也都来了。随即有一群人从后面的柴房把一个中年妇人架了出来。是韩廷榜的妻子,怀着孕已经快足月了,穿着一身污旧的灰色条纹布夹袄裤,剪短了的头发披散了一脸。

  “你这封建剥削大地主,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害怕!”人丛里有人叱喝着:“从前对你太客气了,你偏自讨苦吃,反动到底!今天再不坦白,要了你的狗命!”

  女人虽然垂着头,虽然黄瘦,但是她挺着那六七个月的大肚子,总像是有一股骄矜不屈,肠肥脑满的神气。

  “捆起来!给她‘吊半边猪’!”

  几个积极分子指挥着韩家的佃户们,把她拖翻在地上,就用檐下那根绳子把她的右臂右腿绑扎在一起,把绳子往上一扯,身体就忽悠悠的离开了地面,高高吊在空中。再把那悬空挂下来的左臂和左腿绑在一起。再在那条腿上栓上两只沉重的木桶。

  那女人一声声地发出微弱的呻吟,有时候彷佛也在喃喃地哀告求饶,只是因为前面的牙齿都被打落了,发音不清楚,声音又低,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话。檐下有一道阳光斜斜地射进来,照亮了她的上半身。一只苍蝇在阳光中飞过,通身成为金色,苍蝇绕了个圈子,歇在她鼻子上,那鼻子只是一胞脓血。

  旁边预备了一大桶水,两个佃户抬起水桶来,一点点地往她身上栓着的两只桶里加水。

  “嗳哟!嗳哟!”她的呻吟声渐渐高了。痛苦使她脸上渐渐有了生气。那只苍蝇也飞开了,在阳光中通身金色。

  “快坦白!还有钱呢?首饰呢?收在什么地方?”一个积极分子大声问。

  “嗳哟!嗳哟!”只是一声声地呻吟着,变换着各种音调,翻来覆去掉换着,似乎想在各种不同的声调里寻找片刻的安慰,能够减轻一丝一毫的痛苦也好。

  “快说!说了马上放你下来!只要妳肯坦白,马上放你回家去!钱收在哪儿?还有金子呢?金戒指呢?”

  “没有哇!”她喘息着,“嗳哟真的没有!嗳哟我的妈呀,疼死我了!受不了了!”她的一颗头往下歪垂着,脸上的肌肉被地心吸力往下扯拉着,眉梢眼角都吊了起来,倒显得年轻了许多。眼睛也变得非常明亮。脸上像是在笑。不知道为什么,恐怖与痛苦的表情过了一个程度,就有点笑容。

  工作队员们站在旁边,极力避免挤在一堆,免得像是害怕似的。心里也不一定是害怕。看着那大肚子的孕妇被吊在那里,吊成那样奇异的形成,一个人变成像一只肥粽子似的,彷佛人类最后的一点尊严都被剥夺净尽了,无论什么人看了,都不免感觉到一种本能的羞惭。

  “怎么样?到底肯不肯坦白?”
  “嗳哟,冤枉呀!嗳哟,我前世作了什么孽,这辈子死得这样惨呵!”

  “这就死啦?有这么容易!”李向前背着手站在旁边,不由得笑了起来。

  “来来,大家加油!”孙全贵说:“今天非得突破她这顽固堡垒!”

  “啊……”突然听见一声拖得极长的惨叫,那声音那样尖锐清亮,彷佛破空而来,简直不知是什么人,人在什么地方?

  地下那只水桶里的水已经剩得不多,应当轻些了,但是那佃户抬着桶倒水,竟拎它不动,手一软,泼溅了许多在脚上。

  “你说!快说!有金子没有?”那积极分子更加逼着问。

  “有!有!嗳哟饶了我吧!有金戒指!”

  “金戒指在哪儿?”

  “有金戒指!嗳哟!嗳哟!饶命吧大爷!”

  “在哪儿?快说!”

  “想不起来了——嗳哟!放我下来让我想想——”

  “说了就放你下来!”

  “在夹墙里!在夹墙里!”

  “胡说,夹墙里早抄过了,有一根针也抄出来了!”

  “那就没有了!”她喘息着说。

  “好,你不说——不说——你这是自讨苦吃,反动到底!”

  手腕和腿腕扎在一起,那猪毛绳子深深地咬啮到肿胀的肌肉里。呻吟声低微得听不见了。

  “操他奶奶——昏过去了!”孙全贵说。

  李向前说:“妈的,快浇水,给她脸上浇水。”

  佃户搬起地下的水桶,把桶底一掀,剩下的水统统泼在她脸上了。

  汪了一地的水。那倒挂着油腻的发梢上,一滴滴的往下滴水。

  “嗳哟!嗳哟!”渐渐又恢复了她那叹息似的呻吟,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眼睛微微张开一线。在那亮晶晶湿淋淋的脸上,只有眼睛没有光。

  “快坦白!不然老子又来!——妈的,没有水了?”

  恰巧有个小学生从课堂里溜了出来,也挤在人缝里张望着。这人就叫着苍他的名字:“嗳,耿小三,去打桶水来!”

  那孩子害怕,一抹头跑了。

  “小狗腿”那人骂了一声。

  “我去我去。”另一个人提起了水桶走下台阶。

  “嗳哟!嗳哟!”那妇人一面呻吟着,脸色却渐渐转成灰暗而平和。又有两只苍蝇飞了来叮在她鼻子上那块脓血上。她额上的汗珠晶莹地突出来。很大的一颗颗。苍蝇也是晶莹地叮在那莫,一动也不动。

  刘荃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不知不觉地一直握紧了拳头,手臂由紧张而感到酸痛。他想换一个姿势,但是胳膊已经麻了,动弹不得。只能让手指在身上爬着,一点一点从口袋里爬了出来。

  “怎么还不来,我瞧瞧去,”那积极分子不耐烦地说。他走下台阶。那小学生并没有舍得去远,还蹲在院子里玩,把墙阴的一块大石头掀起一两寸,在石头底下捉蟋蟀。那积极分子忽然一个转念,便三脚两步走了过去,弯下腰去搬那块石头。把那孩子又吓跑了。

  “妈的,今天干他一个痛快!”那人端着那块长满了青苔的石头,走上台阶,砰的一声,就丢到那妇女身下挂着的水桶里去,水花四溅。大家不由得哗然叫喊起来,在混乱中也听不见那女人的一声锐叫。

  随即来了一阵寂静,在那寂静中可以听到一种奇异的轻柔而又沉重的声音,像是鸭蹼踏在浅水里,泊泊作声。那被撕裂的身体依旧高高悬挂在那里,却流下一滩深红色的鲜血,在地下那水潭里缓缓漾开来,渐渐溶化在水中。
  那只吊桶还在空中滴溜溜乱转。女人的身体也跟着微微动荡,却像是完全漠不关心的样子,变得超然起来。一颗头倒挂下来,微风拨动着她那潮湿垢腻的发丝。

  “妈的,太便宜了她!来,把她解下来,抬出去!”只有李向前一个人还很镇静。

  积极分子与佃户们七手八脚拥上来解绳子。刘荃注意到黄绢的脸色非常苍白,用失神的眼睛四面望着,仅是在找他,他很快地走上去,从后面握住她的一只肘弯。

  “来,我们快出去,去看他们怎么对付韩廷榜。也不能饶了他!”

  她木然地跟着他走了出去,过了两重院落,出了小学校。刘荃也并没有想好到哪里去,只是想逃走,逃到无人的地方去,稍微镇定一下之后再回来。他们穿过了大路,走到野地里。外面的阳光这样的明亮,使他们觉得很诧异。那阳光虽然温暖,一阵秋风吹上身来,却又寒浸浸的。太阳快下去了,乌雀都忙碌起来,到处听见它们唧唧喳喳叫着。那苍黄的田野一直伸展到天尽头,看着自然使人心里一宽。

  黄绢突然扯了扯他的手臂。“你看那是干什么,”她轻声说。

  那田野里有一辆骡车纵横奔驰着,来往地绕圈子,彷佛没有一定的目的。在他们这样不懂农务的人看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工作,只觉得很奇异,看它常拣田地里锯断的树桩上驰过。远远地也有些人站在田径上观看,并且吶喊着,也不知喊些什么。

  那车子后面拖着一个东西,刘荃起初以为犁耙,原来是一个灰黑色的长长包裹。他这一连串的发现,非常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车子后面是拖着一个人。听说有一种叫做“辗地滚子”的刑罚,原来就是这样。这人一定就是韩廷榜了。

  刘荃与黄绢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那骡车横冲直撞,就像是一辆机件坏了的汽车,彷佛随时都可以疯狂地冲到他们身上来。

  黄绢突然转过身去,拉着他就走。她的手指一根根都是硬叉叉的,又硬又冷。

  本来大概不会注意到,现在他们看见地上有一棵树桩,那砍断了的粗糙的平面上钩着一些灰黑色的破布条。显然是韩廷榜衣服上扯下来的。那布条上又黏着些灰白色的东西,不成片又不成缕,大概是皮肤。

  又有一棵树桩上挂着一搭子柔软黏腻的红鲜鲜的东西,像是扯烂的肠子。

  他们很快地走着,走到那土圩子那里,顺着那土墙转了个弯,又走了一截路。然后他们停了下来,把背脊贴在墙上。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像整个的人里面都掏空了似的。

  那斜阳正是迎面照过来,惨红的阳光照在那黄土墙上,说不出来的一种惨淡。

  他们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然后刘荃忽然发觉他们还握看手。他把她的手拖了过来,但是她彷佛觉都不觉得,半晌,才别过头来望着他。

  刘荃突然拥抱着她。她把脸埋在他胸前,他便用力把她的脸揿没在他身上。他紧紧地抱着她不要留一点空隙,要把四周那可怕的世界完全排挤出去,关在外面。

  “黄绢,”他轻声说。

  然后他又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妳的。”

  她不动,也不作声。然后她突然抬起头来向他望了望,随即别过脸去。

  “你这样说,好像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她说。

  “好,那么忘记你,好不好,”他笑着说:“马上一转背就忘了。”

  她的脸虽然别了过去,他可以看见她的面颊圆圆地突了出来,知道她是在笑。

  他吻她。那恐怖的世界终于像退潮似的,轰然澎湃着退了下去,把他们孤孤单单留在虚空中。

  “你什么时候走?”黄绢说:“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

  他没有回答,只抱得她更紧一点。

  她的面颊贴在他胸前的口袋上,可以听见口袋里有些纸张发出细微的清脆的响声。“这是什么?”

  “你的信。——真不顾寄掉它,寄了就没了。”

  “那你就带到上海去再寄。”
  “你家里的人看见上海的邮戳,不会觉得奇怪么?”

  她嗤嗤地笑了起来。“你怕我以后不写信给你?”

  “你总要等收到了我的信,知道了我的地址才会写来。你算算,那还要等多少时候。”

  墙根的枯草瑟瑟响着。一阵阵的归鸦呱呱叫着,在红色的天上飞了过去。

  “第一次看见你那天,你记得,大家在卡车上唱歌,”刘荃说:“我就留神听你的声音。”

  “我的喉咙不好。”

  “你唱歌的声音比平常说话声音尖些,不过也非常好听。”

  黄绢低下头去把额角抵在他胸前,格格地笑了起来。

  “干吗笑?”

  “我根本没有唱,就光是假装着张张嘴。”

  不知道为什么,两人都狂笑得无法停止。

  “我们都有点歇斯底里。”刘荃说。

  他也像一切人一样,面对着极大的恐怖的时候,首先只想到自全。他拥抱着她,这时他知道,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除此以外,在这种世界上,也根本没有别的安全。只要有她在一起,他什么都能忍受,什么苦难都能想办法度过。他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她,照顾他自己,他们一定要设法通过这凶残的时代。

  于是他有了一个决定,那是简单得近于可笑的,彷佛是一种极世俗的“上进”的念头。他一定要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希望能一步步地升迁,等到当上了团级干部,就可以有结婚的权利。

  “黄绢。我到南边去,也许很快就会回来,也许一时不会回来,”他说:“反正在一两年内我一定要想办法,我们要调在一个地方工作,以后永远不分开。”

  她仅只抚摸着他的脸与头发,痴痴地望着他。

  “看什么?”他终于问。

  “你的头发是新剃的?”她微笑着说:“怪不得看着有点两样。”

  “昨天在县城里剃的。”

  “有点土头土脑。”她扳下他的颈项,用力吻着他的头发。

  他虽然在这样沉醉的时候,也还是有半个人是警觉的。彷佛听见土墙那边有人声。他们很快地分开了。有人一路说着话走了过来。

  刘荃与黄绢立即转过身去,沿着墙根缓缓走着。走到土墙的尽头,一转弯正是大路,路边约合作社倒已经点上了灯。看到那灯火,他们才惘惘地意识到天色已经昏黑了。

  有人在合作社的窗口招着手喊叫:“刘荃!刘荃!张同志找你呢!果实账还没结清。”

  刘荃只得走了进去。一进去就无法脱身。这天晚上,刘荃因为明天一早就要动身,照理应当早一点去睡,却表现了无比的工作热情,在合作社陪着黄绢与其它的工作队员们,算盘滴答搭答,算了大半夜的账。

  他回到小学校里收拾收拾,刚睡下没有一会,就被张励叫醒了。天色还是漆黑的,校役送上灯来,匆匆吃了早饭就上路。李向前孙全贵也都来了,抢着替他们掮了背包,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子。张励又叮咛一番话,方才分手。

  太阳还没出土。漫天都是一条条橙红浅粉的云霞,天空非常高远广阔,那黑暗的地面却显得十分扁平。远远近近一声颤抖摇曳的鸡啼,彷佛炊烟四起,在地平在线袅袅上升。

  刘荃一路走着,不由得时时地向那昏暗的原野中望去,看见地面上露出一撅撅的树桩,就似乎有些心惊肉跳。上面是否还挂着皮肉与肚肠,自然也看不清楚。黎明的鸟雀唧唧喳喳叫得正欢。想必早被鸟雀啄得干干净净了。

  他这样望着,却注意到那野地里蹲着一个黑影,依稀看见是一个女人,在地里挖掘山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动一动。已经走过去老远了,又回头来看了看。天色渐渐明亮起来了,那蹲踞着的人形彷佛缩小了许多,却变得很清晰。可不是二妞吗?

  刘荃继续往前走着。那条骡车路渐渐凹陷下去,两旁的土岸渐渐遮住了视线。被露水湿润了泥土微微发出土腥气。两边的土地不住地升高,升高,把他们关在土腥气的甬道里。那遍地都是恐怖的大地,终于被关闭在外面,看不见了,也许永远不会再看见了,而他突然感到无限的依恋。
  他向张励说:“你先走一步,我去解个手再来。”

  张励在这土沟里走着,决看不见他的。

  他往回跑。跑到平原上,转到一棵树后面,向大路上张望了一会。没有人在侦察他。

  二妞彷佛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向她飞跑过来。她本能地把破烂的短衫拉扯着掩在胸前,半站起身来,像要逃跑似的。

  “二妞!是我!”刘荃第一次叫着她的名字。“你怎么样?还好么?我一直惦记看。”

  二妞又蹲到地下去掘红薯,漠然地。

  他在她跟前站住了,望看她用手指在泥地里挖掘着。

  “我现在马上就要走了,不回来了。”他默然了一会之后,这样说着。

  二妞依旧没有说什么,却抬起一只手来,把手指插在她那灰扑扑的涩成一片的头发里,艰难地爬梳着。然后彷佛又省悟过来,一手的泥土,全抹到头发上去了,于是又垂下了手。

  “我很不放心你,”刘荃说。

  她似乎又忘了,又用手指去梳理头发,低着头,十只手指都插在乱头发里,缓缓地爬梳着。

  “二妞,你……”他想说“你恨我吗?”但是又觉得问得太无聊。她当然恨他的。一方面他又直觉地感到她并不十分恨他。“你跟你母亲说一声,”他接着说下去:“说我走了,我没能帮助你们,心里非常难受。”

  太阳出来了,黄黄地照在树梢上。

  树枝上结着一颗颗小小的枣子,两头尖,青色中微泛黄红。从前她笑他不认识枣树,要不是看见这树上结着枣子,他也还是不认识。

  他惘然地站在树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二妞,”他又说:“你年纪还轻得很。年纪这样轻的人,不要灰心。”

  二妞微微摇了摇头。那样子也可能是说不灰心。但是她随即流下两行眼泪来,抬起两只泥污的手,用手背在脸上不住地揩擦着。

  刘荃站在那里,半天没有作声。“我走了,”他终于说:“你自己保重。”

  二妞忽然抬起头来,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笑了一笑。她那洁白的牙齿打落了两只,前面露出黑洞洞的一个缺口,那笑容使人看着不由得觉得震动,有一种惨厉之感。

  刘荃转过身去走了。他走得很快,但是那枣树叶子成阵地沙沙落下地了,嗤溜嗤溜顺地溜着,总是跑在他前头。

  5.

  车厢里的广播机播送着解放歌曲与苏联音乐,从早到晚无休无歇,震耳欲聋。火车轰隆轰隆向前面疾驰,但是永远冲不出那音乐的氛围,随它跑得多么快,那闹轰轰的音乐永远黏附在它身上,拉不完扯不断,摔不开。

  天黑了,车上亮了电灯。广播机播出一个尖锐的女音:“现在——开始——供应——晚餐——现在——开始——供应——晚餐——”

  乘客开始骚动起来,听从那尖锐的声音的调度,按照车辆的号码,分批轮流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间过了,窗外一片漆黑。广播机里奏的是一个苏联红军的军歌,金鼓齐鸣,喊声震天。听众彷佛被关闭在黑暗窒息的留声机匣子里面,卷在那疯狂的旋律里,毫无闪避腾挪的余地。

  幸而中国人一向对于喧嚣的声音不大敏感。大家依旧打盹的盹,看报的看报,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广播机里的女人突然又锐叫起来:“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卫——黄河——铁桥!——大家——把窗子——关起来!——大家——保卫——列车!——保卫——黄河——铁桥!”

  车厢里一片砰砰的响声。大家纷纷站起来关车窗。

  张励与刘荃本来倚在椅背上打盹,也都惊醒了。刘荃坐在近窗的一面,睡眼惺忪站起来关窗。但是那扇窗户嵌牢在里面,涩滞得厉害,再也推不上去。张励也站起来,帮着他扳,也没有用。

  “乘务员!乘务员同志!”张励叫喊着。
  不看见乘务员。只有一个解放军背着枪在车厢里出现,缓缓地在座位中间的一条甬道里踱过来又踱过去。

  刘荃继续用力扳那扇窗户,火车正在疾驰,风力非常大,另一个关窗的人随便向外面吐了口痰,立刻被风刮到后面去,刘荃正把脸探到窗外,落了几点唾沫星子在他脸上。他皱了皱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子。

  然后他突然注意到那解放军紧张地端着枪对准了他。他衣袋里的那只手不敢拿出来了。

  显然是以为他是在掏手榴弹,预备炸毁铁桥。

  火车轮轨轰隆轰隆的响声突放大了一百倍。车子正在过桥,浓黑的窗外不断地掠过较浅淡的灰黑斜十字架,钢铁的桥阑干的剪影,仓皇地一瞥即逝。

  “乘务员同志!”张励还在着急叫喊着:“这扇窗子怎么回事,关不上!”

  最后的一个灰色斜十字架在黑暗中消逝了。轮轨的隆隆声突然轻了下来,恢复正常。解放军放下了枪。刘荃也松了口气,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也忘了刚才是为什么要拿手帕,只软弱地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

  “同志们!”广播机里那尖厉的声音又叫了起来:“列车——现在——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充满了喜悦,彷佛刚打了一个胜仗似的。

  这一段路轨常常出事吗?常常有游击队或是特工人员炸毁铁桥,经过抢修后又照常通车?如果有过这类的事,报纸上当然不会刊载,大家也无从知道。刘荃不禁和张励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想着:“刚才真是想不到,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但是刘荃随即想着:“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着,到处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着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彷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着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

  “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眼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着玩的呀,瞪着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子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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