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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本章字数：19399） |
|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迭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彷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着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着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彷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彷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衖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彷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彷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棒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棒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日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着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插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吸着。“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着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在他旁边走着，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熟？”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着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彷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棒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它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象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像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欢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交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着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着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性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着，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着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妳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着脱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着头望着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着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胡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着，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剎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于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着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着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着在他脸上乱吻着，“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黏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着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啰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着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对象抛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露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于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着。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抽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日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日，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露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着：“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妳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党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党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着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露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着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着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党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党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肮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着：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性一步步地逼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色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着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像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妳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 9. 这两天解放日报内部很混乱，人心惶惶。报社社长兰益群被检举贪污，扣押起来了。报上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挪用公款两亿两千万元，与商人合伙作投机买卖，并曾接受部下礼物价值一千万元以上。” 三反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告密信堆积如山。增产节约委员会——也就是三反司令部——从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作材料审查工作。刘荃是曾经参加三反学习的，也被调了去。组织上尽量地利用像他这样的青年干部担任三反第一线工作，名义上就是说他们“政治清白，质量良好，而思想上常起波动，立场不够坚定，正可以在三反的火在线给以考验和锻炼。”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是新进，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比较不会徇情。他们所检阅的告密信，都是检举处长以上的干部的罪行的。 有一天刘荃拆开了一封信，是检举陈毅市长的，署名“一个忠实党员”。信里说一九四六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改编的华东野战军，被困在鲁中南一带的山区。延安派了人送来大批的假法币，供给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采购必需品。陈毅就派干部化装商人混入济南青岛，替伤员购买医药。但是这笔款子只用半数买了医药器材与药品，其余都买了皮大衣、鸭绒被、皮靴、皮手套。此外还买了许多罐头食品给伤兵吃“营养餐”。但是“忠实党员”说：“我那时候正负了重伤，睡在篷帐里，连一条被子都没得盖。我听见说有这些食品，但是并没有看见过。后来我发现全堆在陈司令的总部里，我们退出鲁中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见了。” 他又控诉陈毅历次贻误军机，不听忠谏，损失士兵，放走敌人。一九四九年盲目攻击金门岛，又是一个惨重的失败。措词非常严重，刘荃看了，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只有马上拿了去请示上级。 他们这一组的组长不是外人，正是抗援总会华东分会的崔平同志。刘荃过去和崔平很少接触，只知道这人架子很大。现在高级干部穿西装的很多，他论地位还够不上穿西装，因此总是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熨烫精的黑呢人民装，更加衬出他那一张白净平整的长长的脸，大大的嘴。只是他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不愉快的疙瘩神气。也有人背后议论，说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有赖秀英这样一个爱人，但是他这样一个疙瘩人，怎么会爱上她的，始终是一个谜。 刘荃把这封信送到他办公室里，他正拿着一枚鸡血石图章，细心地用一根牙签剔着印纹里的红泥。刘荃记得他去年刚来那时候，赵楚崔平这干人都还是因陋就简，用着木头戳子，现在却是每人都有好多只精美的玉石象牙图章，都是人家送的。他们虽然不经管财务，不免也接触到一些商人，也希望人家对他们“有点表示”。照例送干部较轻的礼，总是美国货的自来水笔与手表，但是后来就有人挖空心思，改送好石头雕刻的图章，既高雅，又大方，又不落行贿的痕迹。所以竟成为一时风尚，干部们都讲究起此道来。 “崔同志，”刘荃说：“这一封信我想请崔同志看一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归档。” 崔平皱着眉接过那一迭信笺来。然而才看了两行，他那不耐烦的神气立刻消失了，急忙揭到最后一页去，看是什么人具名。然后又很快地掩上那一页，彷佛怕人看见似的。“这材料让我来处理吧，”他抬起头来向刘荃说。 刘荃正要去，崔平突然又叫了声“刘同志”。他向刘荃微笑，“在这三反战役里，我们尤其要强调组织性。你经手的这些资料，除了对我公开之外，要绝对保密的。” “我知道，”刘荃说。 崔平略略向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走了。 刘荃走了出来，不免有种种的猜测。看那封告密信的口吻，对于军中的内幕知道得这样详细，执笔的人至少是个营级以上的干部。他曾经听见说崔平赵楚从前都是陈毅的部下。再看崔平刚才那副紧张的神气，不见得仅只是因为这封信胆子太大，“反”到了陈毅头上。他似乎是为写信的人害怕。——难道是赵楚写的么？那笔迹歪歪斜斜，似乎是经过矫饰的，但是说穿了也确是有点像赵楚的笔迹。 陈毅的地位决不会因此起动摇的，刘荃想，除非这封信刚巧被他的政敌抓到手里，聪明地加以利用。但是就最近的趋势看来，这三反运动表面上虽然雷厉风行，一般高级干部还是很少受到影响。主持三反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与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晓，已经因为搞得太过火了而获罪。他们求功心切，大批开革了党内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量”。这次召开三反工作干部大会”，主席台上不看见他们俩，而另换了两张陌生的脸。此后也没有在别处露面过，从此就失踪了。大家暗地里都觉得奇怪，后来渐渐听见说，饶漱石是被调到北京马列学院去学习了，刘晓也被革去了“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的兼职，不再领导三反了。 这告密的人以卵击石，倒实在是有点危险。总算是这封信落到了崔平手里。刚才崔平那样特地提出来叮嘱他保守秘密，也许是想销毁那封信。 这一天晚上刘荃回到宿舍里来，却有一件意外的事在等着他。张励已经被释放了。这也是政府对于“自己人”的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据。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似乎还保存着旧式的帮会作风。对于党员，总是“反”的时候特别大吹大擂，事后却是从轻发落。前一向把张励关了起来当作老虎打，一连十二夜，党小组夜夜开检讨会。起初他也叫冤，但是后来终于痛哭流涕地供认出来，“到了上海以后，思想上起了质变，”除了和戈珊发生暧昧关系，有一个时期还常到舞场去“批判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终于被一个舞女所诱惑。他的经济来源是向印刷所与纸商拿回扣，但是不常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贪污的数目也不大。党支部把他的坦白书公开了，下了断语：“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终于拯救了他。”同时因为他坦白彻底，还把他升了一级，说：“我们要在工作锻炼中考验他。” 张励因祸得福，这次回到宿舍里来，也可以算是衣锦荣归，只是瘦了许多。刘荃慰问了他几句，自己觉得很窘，因为现在他知道张励早就知道了他和戈珊的秘密。张励这次出了事，主要也是戈珊害了他，以至于二罪俱发。眼看着刘荃倒始终安然无事，“逍遥法外”，戈珊明明是袒护着他，拿别人来开刀。张励岂不要恨他？ 张励的态度倒像是坦然，完全若无其事。刘荃向他自己说：“共产党员的确是不把男女关系放在心上的。”但是他究竟认识张励相当久了，从其它方面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大量的人。 那天晚上两人同睡在一间房里，刘荃总觉得十分不安，好容易才睡着，天不亮倒又醒了，所以那天起来得特别早。出来得也早，到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大门还没有开，只好在街道上徘徊着。那是一个寒雨霏霏的早晨，这条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只看见一两个女佣买了菜回来，篮子里倚着大棵的青菜，菜叶上满是冰花。偶尔听见一声铃响，静静地滑过一辆三轮车，车夫披着蓑衣式的橙黄油布斗篷。附近没有门洞子可以避雨，刘荃扶起了雨衣的领子，顺着一带漆成黑色的竹篱踱了过去，又踱了回来。 增产节约委员会门口停着一辆汽车，刚才看见那汽车夫缩着腿横躺在前座睡觉，这时候却坐了起来，打开了车门，从嗓子眼里大声呼出一口痰来，向街沿上吐。 “早，刘同志！”那人打着呵欠向他招呼。刘荃认出他是崔平的司机，就也向他点头笑着说：“我今天来早了，门还没开。” “上车上来坐会儿吧——下雨。” “不用了，”刘荃说，但是那司机已经替他推开了后座的车门，情不可却，也就跨了进去。里面的空气非常混浊，含着一种浓睡的气息。 “昨天一夜没回去，没办法，就在车上对付了一晚上，脖子都睡酸了。”那司机又打了个呵欠，把背脊牵动着在棉制服上摩擦了两下，代替搔痒。 “怎么没回去？”那司机略略把脸向着办公处的方向扬了一扬，大约是指崔平。“办了一夜的公，这会儿还在楼上呢。” 刘荃想到车主人可能随时走出来，他很不愿意被他发现自己坐在他车上。“我上那边去买包香烟。”他推开了车门。 “我也得去买点什么吃的。咳，苦差使！”那司机笑着回过头来向他说：“一样当司机当勤务，在市长那儿当差横是不见得像我们这样啃大饼。昨天上陈市长家去，人家那是真阔——听见勤务在那儿骂燕云楼的伙计：‘天天送烤鸭子来，鸭子一天比一天瘦，一点味儿都没有！’”他推门跳下车来，锁上了车门，向路角的大饼摊走去。 刘荃站在人行道上，却怔住了。崔平昨天到陈毅那里去过？是不是和那封告密信有关？照理这封信关系重大，是应当请示上级处理的，上级就是陈毅——他是三反总司令。但是…… 刘荃又顺着那竹篱缓缓走了开去。这封信一定不是赵楚写的，不然崔平和他这样的好朋友，难道会出卖他么？正想到这里，忽然听见一阵汽车喇叭响，一回头，看见办公处的一个工役站在汽车旁边狂揿着喇叭，那司机已经从路角奔了过来，一面跑，一面把一副大饼油条向嘴里乱塞。同时崔平已经一阵风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大约因为一宿没睡，脸色惨白，眼睛里满是红丝，胡子没来得及剃，两颊青青的一片胡子渣，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一脸的杀气。刘荃正望着他发呆，汽车已经呜的一声开走了。 “上陈市长那儿，”崔平向司机粗声说，然后他沉重地向后面车垫上一靠。 雨水在车窗上亮晶晶地流着。汽车里面依旧充满了那浓浊的睡眠的气味，又加上了冷油条的油腥气。 昨天那封信送了去，到了陈毅手里，赵楚反正是死定了。再写一份检举书检举他，也不算落井下石。石头是无法伤害死尸的。崔平向他自己说，这不过是像在战场上，以死人的身体作为掩蔽物。 费了一夜工夫写成的检举书，厚墩墩的，装在口袋里，他可以感觉到那口袋压在他胯骨上，那块地方一片麻木。 检举书里列举的赵楚的罪状也并不完全正确。只有他派他属下的解放军走私贩毒，那是确有其事，但是这件事谁没干过？赵楚还是最胆小的一个，在军队里生活得久了，也不大会适应当前的环境，索贿舞弊都不甚在行。但是陈毅关于三反的训话里曾经说过：“检举只要有百分之五正确就行了。” 检举书里也提到他和赵楚以往的交情，说：“过去屡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互相援救，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报恩思想，以温情主义动机为出发点，而不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但是虽然把过去加以否定，仍旧不厌其详地叙述着他们怎样一次次救了彼此的性命。因为他们的感情越是深厚，当然他的牺牲越大。三反中他虽然没有父母兄弟可检举，至少可以牺牲这样一个心腹朋友，作为最崇高的奉献。 这大概总可以稳度三反的难关了，他想，而且可以升级。 当然他的目的并不在此。昨天把那封检举陈毅的信给陈毅送了去，也实在是不得已。本来想把它隐匿起来的，但是怎么瞒得住，等到一一泄漏出去，大家都知道他和赵楚的交情，当然他们是同谋，势必同归于尽。 他不是怕死，他对自己说。在战场上倒下去是光荣的，但是在三反战役中倒下去，是否定了自己整个的革命历史。 很矛盾地，他恨不得能够在火在线再救赵楚一次，明明心迹。 汽车前面玻璃上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来扫去，“阁——阁——阁——阁——”响着。他的思想也跟着摆动。赵楚写这封告密信始终瞒着他，大概还是出于好意。怕他被株连，闯了祸预备“一身做事一身当”。唉，这傻子！崔平其实比他小一岁，但是总觉得自己年纪比他大，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欺负了他。在延安那时候，同爱一个女人，当然崔平求爱的手腕比较高明，有一天约她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吻了她，心里就很抱愧，觉得是叛友的行为。那时候是真傻。 他微笑了，自嘲地，又带着轻微的怅惘。 “阁——阁——阁——阁——”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过来，扫过去，但是似乎永远擦不干玻璃上纵横的泪痕。如果有人在流泪，那是死去多年的一个男孩子。 到了陈毅的住宅里，崔平坐在会客室里等着，一直等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见到了陈毅。但是陈对他很亲热，还留他吃饭。 他吃到了燕云楼的烤鸭子。他从陈公馆出来，坐到汽车上，摸了摸脸颊非常粗糙，想起早上没剃胡子，就吩咐司机弯到发馆去，从容地剃头修面，然后再回到增产节约委员会来。 “刚才有一位周玉宝同志来过，”办公处的勤务向他报告：“说有要紧的事见崔同志。等了半天了。刚走。” 原来事情已经发动了，实在神速。 那天晚上他回去，赖秀英一看见他就抢着告诉他赵楚被捕的消息，又告诉他周玉宝出去讨救兵去了。崔平也不愿意和她多说，只推身体疲倦，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有睡觉，今天要早早地睡了。正要解衣上床，周玉宝却仓皇地冲了进来，嚷着“崔同志回来了！我都急死了！找你不到！” 崔平颓然坐在床沿上，把一只手掌按在眼睛上，疲乏地徐徐横抹过去。“怎么回事？”他问：“我也刚听见说。” 他一向不大喜欢周玉宝。也许因为她太逞能。也许因为她女性的气息很强，一个男人如果不爱她就会对她有轻微的反感。不管他是为什么缘故不喜欢她，反正她对他永远含着敌意，那也是事实。但是今天她一看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立刻两泪交流，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你别着急，急也没用，”赖秀英在旁边说：“明天让崔平去想法子打听打听。他昨天晚上开会，一宿没睡，现在可得让他休息休息了——” “别着急，别着急，”崔平也安慰着她：“向来是只要有人检举，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不然就是不民主，怕减低群众检举的积极性。你不知道么，这是三反的一个原则。” 玉宝呜咽半晌，终于说了一声：“临走什么也没说，就叫我赶紧找你想办法。” 崔平听见这话，就像心上扎了一针，不由得脸色动了一动。他低下头去，疲乏地把一只手按在额前，在两只眼睛上横抹过去。“来的是哪一方面的人？”他问。 “是公安局的人，配合了解放军。” “现在押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 “我在外头跑了一天了，也没打听出来。” 崔平倒有点担忧起来。“你去找过些什么人？” “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曾同志，不是你们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的，还有公安部的老费，也是熟人。” 崔平急起来。“我劝你还是少东跑西跑，”他皱着眉说：“这时候人家各有各的心事，而且这样随便请托是违犯纪律的，反而对他有妨碍。” 玉宝一听这话，不禁心头火起，心里想他自己不热心帮忙，倒又不许找别人帮忙。她冷笑了一声，说：“对！是你说的，人家各有各的心事，也不见得肯帮忙。所以赵楚这人就是傻——为起朋友来，真连老婆孩子连自己性命都肯扔了，我替他想想真不值！” 崔平依旧皱着眉说：“这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你还是冷静一点，自己站稳立场，一切静等政府处置。政府是最英明的，决不会冤枉处罚一个人。相信政府就是相信自己。” 玉宝听他这口吻越来越不对了，她疑心他一定是已经听到一些风声，知道赵楚的罪名非常严重，怪不得他这样冷淡，极力避着嫌疑，躲得远远的。“崔同志，”她突然颤声说：“要是连你都……连你都不管他的事了，那还有什么指望？”她嚎啕大哭起来：“我也不要活着了，干脆把两个孩子摔死了，我一头碰死给你看！” “这是什么话？”崔平不耐烦地站起身来。 “讹上人了！”赖秀英说：“得了得了，崔平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睡觉，今天忙到这时候才回来，还不让他休息休息，你这会儿马上逼死他也没用。” “周同志，你冷静一点，”崔平按着她的肩膀，把她向房门外面推送了出去。“别这么紧张，明天我们慢慢的想办法。” 玉宝本来还想损他几句，但是现在这时候不是得罪人的时候，真跟他闹僵了也不好，只得借此下台，回到自己房里，痛哭了一场，一夜也没阖眼。第二天一早就出去，四处奔走营救。仗着他们夫妇的革命历史长，认识的人多，虽然在这三反期间谁也不欢迎有人上门，尤其是已经出了岔子的人；但是究竟是多年的老同志了，“人有见面之情”，玉宝接连奔走了几天，也探出了一点消息。听见说赵楚是被检举贪污，案情严重，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绝对不许家属探望，或是送衣服与棉被。玉宝到处喊冤，极力替他保证没有贪污情事，并且拿出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撒泼哭闹，遍地打滚，那些熟识的部长局长也制伏不了她，谁都见了她头痛。党支部主任曾经来访问过她两次，劝她冷静地反省一下，搜集资料协助检举她的爱人。反而被她抓到这机会，极力为他洗刷了一番。双方都说得舌敝唇焦，毫无结果。 玉宝整天发疯似地在外面跑着。赵楚被捕是上一个星期三，在下一个星期二那天，她连碰了几个钉子，心灰意懒地回来，一到家，勤务就迎上来告诉她：“公安局来过人，说今天早上已经枪毙了，叫家属去收尸，还有点遗物，叫领回来。” 那天天气很好，暖洋洋的日光从楼梯口的窗口里射进来，一个工役骑在窗口擦玻璃窗，那灰色的抹布发出一股子潮湿的气味。玉宝在楼梯上走着，清晰地听见外面电车行驶的声音和学校的上课铃。这世界依旧若无其事地照常进行着，她痛恨这一切。 她痛恨那保姆抱着她的孩子站在房门口茫然观望着。这两天这保姆也和她一样被孤立起来，谁都离得她远远地。玉宝跑进房去，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但是那哭声在她听来，似乎异常微弱而遥远，像隔了垫着厚绒的沉重的门，生与死之间的门。他是听不见她了。 下午的阳光照在那沉寂的钢琴上，也照在那两只电话上，一只黑色的，一只白色的。许久没有人打电话来了，在阳光中可以看见那光滑的电话上罩着一层浮尘。 那沉默的电话也增加了她心上的重压。她的抽咽声渐渐低了下去。但是她用力抓着床单搥床，像在那垫着厚绒的沉默的生死门上搥打着。 “罪大恶极抗拒三反的贪污犯赵楚已在前天执行枪决。” 刘荃在报上看见这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急忙再看下去，还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赵被检举贪污浪费，纵容违法乱纪，走私漏税，经调查证据确凿，而该犯一贯质量恶劣作风，目无组织，蔑视纪律，对抗领导，拒不坦白。业经开除出党，逮捕法办，于前日清晨执行枪决。” 刘荃心里想，所谓“拒不坦白”，也不过是那么句话。不管他坦白了没有，反正要判死刑的时候就把“拒不坦白”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刘荃计算，自从他拆开那封检举陈毅的信，到赵楚处决，一共才不到一个星期。陈毅真是辣手。刘荃想到他是赵楚的下属，周玉宝仗着她是上司太太，又老是差他做这样做那样，被人看着还以为他是他们夫妇的亲信，实在使他有点栗栗自危。 这一天晚饭后，宿舍的工役忽然来叫他，说，“有一个女同志找你。” 刘荃以为是黄绢。她说她今天如果有空就来看他。但是走到会客室里一看，再也想不到，竟是周玉宝。越是怕被株连，越是投到他头上来。玉宝从来没到他们下级干部的宿舍来过，被大家看在眼里，不免要觉得奇怪。 “嗳，周同志，请坐请坐。”他觉得很窘，不知道应当怎样唁问，关于赵楚的死。 周玉宝大概些知道他很难措词，没等他开口，就微笑着问：“吃过饭没有？我有点事想麻烦你，不知行不行？”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我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党支部打算送到新闻日报去登。可是我那点程度你是知道的——”她向他笑了一笑，“写得实在见不得人，想请你给我修改一下。” “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行，”刘荃笑着说。 “你客气，我就当作是看不起我了，不肯帮忙。”她突然眼圈一红，言外显然是说世态炎凉。 刘荃不能让她想着他也是那种势利小人，只得把那份稿子接过来看。 她实在很有文艺天才。一看那标题就很醒目，“叛徒赵楚毒害了我”。下面署着周玉宝的名字。内容虽然有时候不大通顺，但是简洁扼要，共产党的词汇她也能灵活运用。 “搁在这儿你慢慢地改吧，我过天来拿，”玉宝说。 “马上就好了，没什么要改的，”刘荃连忙说。他实在怕她再来。 他略微改正了两个地方，自己又从头看了一遍，心里却有很多感触。那篇文章上说：“我出身于一个中农的家庭。我十二岁那一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山东掖县仓上村。工作同志们动员我们加入少年团，我在少年团里很活跃，学习也很努力，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准许入党。此后我一直搞民众工作。 我遇见了叛徒赵楚，当时认为他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历史清白，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上延安参加革命，而且为革命流过血。我们政治水平接近，工作上也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结合了。 全面胜利后我们一同调到上海来工作，我们分配到美好舒适的房间，还有冰箱电炉，和一架精致的钢琴。我们的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有美丽的玩具。我常常给他们穿上漂亮的童装，带着他们和叛徒赵楚一同乘着汽车去看电影。我逐渐养成了享乐观点，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三反运动开始了。人民的叛徒，国家的蟊贼赵楚被检举贪污与叛变革命，但是我政冶嗅觉不灵，始终被他欺骗蒙蔽，深信他是无辜的。他被逮捕后我竟四处奔走，替他呼吁、辩护。组织上一再地企图争取我，动员我协助检举他，我仍旧执迷不悟，站在他那一边。我向各方面哀恳、哭求。直到最后，我还梦想着政府一定会宽大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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