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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和红双 （ 本章字数：4850） |
在我的经验中，特困生大多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尽管有此思想准备，见到红梅和红双，我还是吓了一大跳。这两个19岁的大二女生，看上去分明是俩十三四岁的孩子。像绝大多数双胞胎一样，不细看，你分不清她们谁是谁，一样没长开的只有一米五零的单薄身形，黑黑瘦瘦的小脸儿，稍显局促的神情。不过等她们一开口说话，你能猜得出红梅是姐姐，言语之中她对红双一副号令的口气，回答记者提问，她更有板有眼和小心谨慎。 她们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同一年级，不同的只是红梅高中三年就读于赫赫有名的宏志班，红双读的是普通中学。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她俩就读的北京××学院经贸系的办公室，她们一前一后地来办新学期注册，老师痛快地盖了章，尽管她们的学费还没交上来。前一年，校方考虑到她们家境困难，红梅又来自于宏志班，免除了她们两人的5000元学费。但第二年之后，至多也只能免除一半，也就是说她们还得凑2500元才行。 红双 姑姑还在想办法，姑姑和姑父都退休了，一个月工资两人加起来不到1000元，姑姑就到口腔医院做临时工帮人打扫卫生，一个月有300块钱。她都60多岁了，天天还要早出晚归的，有时一次提好几个壶，楼上楼下跑，她拿不了，累得不行。她1986年就退休了，要是再晚退几个月，就能赶上涨工资，钱就会比现在多拿点，可那时候没办法，因为我们俩开始上小学，不然没人照顾我们。 我出生不久就被抱来北京给姑姑养了，老家在枣强，太穷了，养不活我。我没见过我妈，照片？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照片，姑姑家也许有吧，我没看见过。她们说我妈脑子有问题，我也说不清，就是那种有时就会犯的病。我爸爸眼睛有白内障，也不能下地干活儿，白内障也不是治不了的病啊，可能是那时候也治不起，慢慢地就瞎了。我姐是3岁多送过来的，因为我妈死了。1989年，我爸爸也死了。有段时间，他在北京跟我们住。跟他有关的事，我就记得有一次放学，他去接我，那个时候他已经瞎了，拄着拐棍往我来的路上摸索着走过来（她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我们也没别的亲戚，要不我们的户口也到不了北京，上高一那年才转过来的，为这事，姑姑她们折腾了不少年。姑姑这边有四个哥哥，都没上过大学。三个哥哥都结婚了，日子过得也都不宽裕。 我们俩能考上大学，别人都说挺争气的。可是我姑姑就惨了。 我们上小学、初中，都没北京户口，学校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也没按借读生标准多收我们的钱，老师们对我们都挺照顾的。后来我姐还上了宏志班，不用交学费，家里轻松不少。我有时候就想，也想不明白，生活到底对我们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我回过老家，那儿还是很穷，有的十几岁了还在上小学，要这么想，我们运气算好的。可是从小到大，总是因为钱发愁，从来没放松过。我们花钱，都得前思后想的，没有一次是不绷着劲儿的。我的同学都不用这样，有时候想想也不平衡。 不是自卑。一直就这样，习惯了。我个头儿这么点儿，也不自卑吧，你看我穿的是高跟鞋，好一点儿。我这裙子？你猜多少钱？30多块，我自己挣钱买的。 打工？不能说。我们在**卖水来着。 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不让在那儿卖啊。同学知道了不好吧？我们暑假就一个多月，别的工作不好找，人家都要长期的，不要我们。为什么想到卖水？我们家里有在东华门夜市那儿卖的。**那儿，不是没树荫吗？人又多，好卖啊。我们一次批发6瓶水，不能多带，因为有人抓，还常是便衣。被逮着没面子。我们给逮着了三回，一共罚了30块钱去了。他们训人挺狠的，我哭过，我姐没有。在那儿卖水的都是外地人。北京人就我们俩。42度的时候？那也得去呀，那不更好卖吗？天热，人家才更渴啊。不过也有不少人不信我们，以为我们卖的是假的，其实我们和那些固定摆摊的是从一个地方进的货。也有好一点儿不抓我们的人。有一回，有一个男的，说那边有个人要买水，他把我们招呼过去，说让我们先等会儿，他走了几步又回来了，说我不骗你们了你们挺不容易的，然后他就拿出证件给我们看。一般腰里别着步话机的是便衣，这个人没拿，我们就没看出来。平时，有几个眼熟的我们认识，看见就赶紧跑。我们俩一块儿卖，能互相照应着点儿。我们挣了不少钱，800多块。我留了100元，眼镜就是拿这钱买的。剩下的就交学费。 红梅显得比我老道吧？我在高中的时候平时就是学习，她见的采访的人多，说话比我强，办事能力也比我好。我胆儿小，见到生人不敢说话，害怕在一群人面前说话，也不太会办事，懂得也不多。宿舍里，有的时候别人聊的我就不知道，不像她们，知道得那么多，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其实我也考上了宏志班的，升高中报名填表的时候划错了杠，就没上成。我姑姑有时候说我：“你那时候填好了的话，不也能上了吗？”我才不眼热她呢！老是有活动，事儿那么多。不过，我这么说其实也是个借口，有时我也有点儿羡慕。她们活动比我们多，认识的人也比我多，她的通讯录上的人就比我的多，有很多社会上的人。有一回，她们班和别的几个学校搞活动，到家里亲手做饭什么的，那几个人都是别的学校的，我就不认识别的学校的人。 上宏志班的好处是经济上稳定，可像我这样在普通中学清清静静的，有自己的好处。我也不想跟她在一个班，分不清，再说在两个学校，还有竞争。还有，从我内心不愿别人资助，好像很弱，但有时也不得不让人帮。我觉着亲友的资助感情上近点儿，心里踏实点儿。社会上的，你不认识人家接受别人钱的话，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自己不去劳动，别人就给你钱，总觉得不自在。社会上比我们还苦的人多着呢，比如那些山区的，比我们更惨。我们过得去就行了。本来社会上的资金就挺紧的，如果那些有钱人花钱不那么浪费，一桌菜上万，如果他们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出点钱给那些孩子多好。 上高中以前，我们俩没啥不同，她成绩比我好点，别的都差不多。不过现在，我觉得我们将来一定不同的。我也说不清会怎么不同。高中以前不这么想，大家上了不同的中学。以后，我就觉得肯定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是粘在一起的那种，我们不太亲，也从来不在一起谈将来的事，我也没具体想过以后会怎样，走一步算一步了。反正将来得让姑姑过上好日子。不过，我从来没说过将来要赚多少多少钱这样的话，开玩笑也没说过。钱对我来说太是个事儿，一次也没松驰地花过，也从不曾轻松地拿它开玩笑。 在我和红双聊天的当儿，红梅出去办事，后来才知道是去帮老师填新生的卡片。记者问：“是不是你的字写得好看？” 红梅 不是，是有报酬的，算是勤工俭学。等到了期末还会有长期的活儿，在图书馆帮忙。上个学期我想在外面找小时工做，那个中介公司非要让交120块钱，说是管理费100元，报名费20。可活儿就做了两次，发传单，总共才得了70块钱。我这几天又去找，几次都关着门，说不定他们就是骗人的。 你看我还是不大会办事，我也不怎么会说话。 妹妹说你在宏志班三年挺受锻炼的？ 确实是敢说一点儿了，说话能力比以前好了点儿。第一次见记者的时候我胆子可小了。是在军训的时候，开车回去时记者走过来问，我很紧张，还往高老师（我们的班主任）身后钻，后来慢慢地就没事了。反正他们问得都差不多。比如家里什么情况啊，上宏志班什么感觉啊，当时怎么想啊。 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了，他们拿的是那种裹着一层毛毛的话筒，让我坐在台阶上，后面是我们教学楼的背景，他问：“要是有一个人比你还困难，你会不会把上宏志班的机会让给他呀？”当时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后我还挺后悔的呢。说“让”的话就好了。 可是那会儿我觉得我太需要这个机会了。 我一开始听说有这么个班的时候，想怎么可能呢？我就那么想的，太意外了。初中那会儿，我一想高中，就觉得肯定费用特别多，家里太困难，就上个技校、中专什么的好了，早早出来工作，大姑就可以放松一下。没想到忽然有一个宏志班，一开始还以为是瞎传呢，报名过了好几天才去的。 要是没有宏志班，我也到不了现在这一步。我庆幸有这机会。 不过，若是让我重新选择，我想我会选择其他的道路，会在其他方面培养兴趣，不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在其他方面太差了。比如打球啦，我什么球都不行，课外活动我也没什么擅长的，口头表达能力也不行。 宏志班的要求特别严，行为规范很紧。我们自己都有个向上的目标，自己学完了必须作贡献。就像老师老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为社会上别人给你这么多，你不能拿了就完了，得放出去。要在普通高中，自己学完了就完了，是为自己学的。可我们潜意识里有这种提醒，因为社会上给我们的太多了。 社会的人情真是个大人情，让你压力更大。亲友的帮助比较直接，亲戚的什么时候都能还，可社会上的，你也还不了，你就得提醒自己，你得为他们做出点什么。就算现在我离开宏志班了，也是这样，脑子里有这么一个弦，现在也有。 我们那时候得到的捐助真多，捐什么的都有。校服、运动服，运动服是友谊商店捐的，还有一个半大衣，是万惠双安商场给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棉大衣，后来我们又捐给水灾灾区了。 我们那时候活动也特别多。记者采访，出去做报告。那些采访都形式化了，本来正上课呢，说你们都到语音室去，然后大家就去戴上耳塞，做一下，让他们拍拍，再回来上课。有时候到楼下跳集体舞。有时候高老师说：“有个活动拖不了，我们下去帮他们点儿。”我们就下去。经常是高老师利用她的课，课下再给我们补。 也有同学烦过，但大家都能理解。企业来捐助，他们有的也是想宣传品牌，扩大影响，最终的收益是我们，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就不烦了。像高老师说过的，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老师说多宣传我们，对其他人是激励，特别是对其他生活优越但不好好学习的人，让他们了解我们，让他们有志向，这对他们有帮助。我们出去做报告，虽然每次讲得都差不多，但听的人是第一次听啊。 我们就是比别人压力大些，个人时间少一些。 我们的班训是“特别有礼貌，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老师督促得我们可紧了。弄点小事，就说我们，说宏志班的学生平时都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你们宏志班也乱倒剩菜，其他人会怎么想？总之是“不能忘本”。当时大家也想，就这点事儿我们注意就是了，老说什么呀？可是前两天，见高老师在电视里教训下一届的，好像是有同学嫌饭菜不够吃，宏志班不想搞特殊，多要，高老师就让大家批发了真空包装的大头菜，菜不够的时候就吃点榨菜，但有的大头菜没吃掉，长毛了，她批评大家不爱惜。听着她教训很熟悉，也很亲切，再回过头看，挺好。 要是没有宏志班，可能就是另一种人生。 见到红梅姐妹之前，我采访红梅的班主任高老师，红梅谈到对事对物的看法，时不时就有高老师的“语录”出来，例如“贫穷不是耻辱，你不要比现在，你去跟人家比将来”。记得这位老师种种教育方式之一是开专题班会，让每个人写自己的故事，把贫穷袒露在大家面前，你穷我穷大家穷。所以在采访中，谈到家里的窘况，宏志班出身的红梅比妹妹要“大方”得多，习惯得多。我得知她们的情况，也是来自于某一期《实话实说》节目中，作为嘉宾的高老师举了两姐妹的例子对场上另外两特困生姐妹励志。 采访结束我请她们去学校附近的餐馆吃饭，路上碰见红梅同班的一个女生，那女生一眼望去就是那种精神上生活上都优裕从容的孩子，像她们这个年龄大多数衣食无忧的孩子一样身心都轻快饱满。相比之下，我身边的红梅红双姐妹，虽然我知道她们身体还算结实健康，但她们没有少年人的光华和水分。 没吃完的菜我们打包带走，红双不厌其烦地把鸡丁一块一块拨拉出来，在我习惯性地不当回事地说着“算了算了”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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