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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气已成惯性

秦林

在公允面前，男人应该持什么样的性格？没有定式。但没有定式里却含有一种男人所应有的人格内涵，亦即要有男人样。任何地方的男人，都不能承受“没个男人样”之类的公允之轻。然而在这种公允面前，上海男人无疑受到了众多非议。非议的说头有很多。诸如小气、虚伪、琐碎、矫情、爱面子、爱打扮、爱谈资、爱算计、爱斗嘴等习性。如果这些习性表现在一个女人身上，通常人们会习惯性地予以忍让或包容。毕竟女人“小”男人“大”，若不让着女人点儿人家怎么会叫你大男人呢？但如果表现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个男人在公允面

前自然就显得轻飘飘了。奇怪的是，上海男人似乎并不视小气、虚伪、琐碎、矫情、爱面子、爱打扮、爱谈资、爱算计、爱斗嘴为轻，反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认定惟有此，才称得上一个十足的上海男人，一个离经叛道于“大男子主义”的上海男人。孰知固守这种习性的后面，上海男人是不是已经正滑向另一种极端呢？　　曾经有一个朋友和我谈起上海男人时说：“如果要给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扣些什么不中听和帽子的话，那么便是——她把她的男主人身上的气都给吸走了。”这话虽是一句玩笑，但认真揣摩起来，觉得其中喻意还真不浅。因为上海男人的小气在全国是出了名的；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大气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要论上海现在最大的反差是什么，我便可以说：城市本身的大气与这里的男人的小气是也。　　小气的真正动因来自于自私。当然，人或多或少都是有自私心的，但自私心要有适度，超出了一定的适度，小气就会受到无限度的膨胀，继而成为一个人的品行。这种品行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不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的了，它甚至会造成对他人利益的伤害。因为一旦小气已成为惯性，一切与利益有关的事或物在他的眼里就统统都是排他的。　　上海男人的小气最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所谓的“生活智慧”。比如吃馄饨数个、上餐厅拒付尾账、带小秤上市场等。这倒还不算什么“标准”，更让天下男人们匪夷所思的是，上海男人身上总是兼具一种对小便宜的难舍情结。因为有了这种情结，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机会。这种情形只要到消费场所去就可以见到：比如在酒量上最“谦虚”的向来是上海男人，但一旦到了“啤酒免费”的餐厅，他便会“原形毕露”，恨不得能把餐厅的所有啤酒全都装到自己的肚子里去；比如难得出一趟差，这一路回来定是“满载而归”，不信，你打开行李包看看，你一定会发现里面塞满了他所经之处宾馆饭店一次性的牙刷、牙膏、拖鞋、洗发水、浴液、浴帽、信纸、信封、亮鞋擦、袋泡茶、卫生纸……而这些在外人认为是贪小便宜的行为在上海男人看来却是“人家允许拿的”，又不犯法又能得利，何乐不为？——这是他们眼瞳的小、眼圈的小。　　我就见识过上海一位朋友以“小气治小气”的事。那是我到上海出差时他请我去一家特色餐厅吃饭。我陪他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才知道原来这家餐厅的“特色”是供应免费啤酒。菜还没上齐，我们的啤酒眼看就要见底了，我的朋友又招呼服务员添两扎啤酒来。　　服务员提醒说：“先生，你现在要的啤酒每扎按8元收费。”　　“咦，不是说啤酒免费吗？”　　“对不起，我们只能提供每人一扎啤酒的免费。”　　我的朋友不干了：“有你们这样小气的吗？这顿饭我不吃了，结账！”　　在我疑惑中，他真把账结了，接着他居然拉着我在旁边重开了一桌，那两扎本要收费的啤酒一下子又变成了免费酒。此情此景，我食欲全无，而我的朋友却为自己的“精明”沾沾自喜。他说自己对“小气”很看不惯，所以想方设法也要治一治他们。看着他说话间那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得意劲，我心里暗暗骂道：你他妈不应该治“小气”的人，而应该去当“小气”的人的老师！　　反映在上海男人身上的“小”还有很多：比如爱挑唆别人的矛盾这则是人品之小；比如爱和邻人抢占地盘则是本位之小；比如爱嫉妒爱面子则是承受能力之小；比如爱算计爱攀比则是底气之小……等等。这么多的“小”集于一个男人身上，便难免要患“小气”综合症。所以上海男人在人们概念里就是“小气”男人。“小气”男人就是“小男人”。　　在旧上海，若是吸烟的人向旁边的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①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男人也不“爽”。如前所说的各种事例足可为证。过去人们诟病上海男人小气时，上海男人姑且心不服但口还是服的，因而未曾见得谁在媒介上发表过为上海男人“小气”申辩的“宏论”，我想那可能是迫于社会公允的压力吧，但一旦具备了成熟的条件，这类“宏论”终将还是会有。不是吗？前些日子我在马尚龙的《我就是上海男人》中就读到这样的一段话：“上海男人就是那么小气。大概凭着三杯两盏的几句亲昵，上海男人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上海男人宁当施主，不当债主。上海男人也喜欢酒肉声色，但是上海男人少将酒肉作为友情的惟一载体，所以喝了酒说大话、夸海口、拜兄弟、认爹娘、开空头支票的也少，酒肉朋友也少。据说，在骗钱与被骗钱的案件中，上海男人也少。民间的经济诈骗大案层出不穷，在北方发生过，在南方发生过，惟独上海发生不了，就是上海男人普遍小气的缘故，因为小气，也就警惕，也就多了个心眼，也就少上当受骗。”就冲着马先生的这段话，我以为就可以为其单起一个篇名叫“小气男人非逻辑白皮书”！为什么叫“非逻辑”呢？因为如上所云中绝大部分的因与果风马牛不相及，是马先生自己凭着想当然而“当然”的。况且，马先生使用了“大概”、“据说”之类的词，既将“小气的上海男人”扶直了腰，又恰到好处地为自己“向全国人民开炮”的文责开脱，真是一举两得。　　马先生这番费尽思量的偷换概念，对上海男人的小气的确不无蛊惑性和煸动性——上海男人似乎真的要以小气为荣了。因为一个人只有小气，才有资格达到马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如果不小气些，那就意味着他即使不是诈骗犯也是属于开空头支票、出经济大案的人。“非逻辑”未必真的毫无逻辑：男人毋宁小气也不能大气。“因为小气，也就警惕，也就多了个心眼，也就少上当受骗。”要印证这种逻辑的可信度，上海男人就是一面镜子。问题是，除了真有生来就不长骨头者，世上又有几多男人能信得过马先生的这种荒唐的“小气定律”呢？

琐碎难以长大志

秦林

有句话叫“好男儿志在四方”。其意是指男人不可只有小志，更不能无志。志在何处？当然不仅限于自己生活的小圈之里，而是人类可知与不可知的整个世界。然而，用这句话来衡度上海男人，似乎有点离谱。为什么？因为在上海男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眼界：上海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只要身在上海，就可以管窥甚至把握整个世界的脉膊。　　上海男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这种眼界是画地为牢，上海也因此真正地成了造就上海男

人小家子气的温床。所谓小家子气，就是缺乏胆略，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现状，爱计较眼前的利益得失。在常人眼里，小家子气是小女人的专利。它让人必须把相当大的精力投放在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成天缕不清理不完的“小节”之事搅得你支离破碎，你哪儿还有时间去考虑“志在四方”？然而上海男人的精细的性格注定了他们凡事不但“要拘小节”，而且对还要对小节的任何细微之处都不愿意放过。因此人们才会说上海男人琐碎，琐碎则难以长大志，所以上海男人无大志。　　琐碎的男人很视利。上海男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视利便是他们的软肋：无论是闲聊还是辩论，寸土必争的是他们的快感。自己占了便宜，便觉得天经地义，让他人遇着好事，就是天理难容。满腔怒火地说别人的坏话、寝食不安地传播是非，飞短流长，与长舌妇一般——这是他们心眼的小、心胸的小。　　琐碎的男人很胆小。上海男人大都是老大不小的“大男”，他们活了大半辈子，但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沧桑的世事，并不能使得他们的眼眶‘深’一点、眼瞳‘大’一点。婆婆妈妈之事，做起来理直气壮。蝇头小利，即能使他为之苦苦追寻；半丝危险，就能吓得他退避三舍。婆婆妈妈之事，做起来理直气壮。绅士风度之类，更是天方夜谭。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因为拔一毛也会痛的。”（①孔曦：《上海小男人》）在资本运营上，他们属于不见棺材不落泪一族。具体地说，他们最好扔出去一分钱后一转眼就能坐享其成地变成两分钱，要不，他们为什么玩命地把钱往股市里扔，但在企业经济投资上畏首畏尾呢？——这是他们气魄的小、气量的小。　　因为琐碎，上海男人即使想做些鸡狗盗之事也只能是“小打小闹”，在社会上起不了什么太大的风浪（当然，这只是指极少数品德恶劣之徒），而不是像马尚龙所说的“惟独上海发生不了”。比如以“软行骗”的方式诈人钱财的事，我想到过上海的人绝对能数列出一篓筐来。我自己就遇到过一起啼笑皆非的事：那是去年（2002年）夏天，我在吴淞酒店门口站着等人，两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拎着一只纸袋迎了上来，其中一个操着上海口音的男人问道：“兄弟，到上海来找人办事？”　　“是。”我警戒却又礼貌地回答。　　“是安徽来的？”另一个同样操着上海口音的男人试探性地问。　　“不，是北京来的。”　　接着，他俩便从纸袋里取出两罐包装十分精美的茶叶，对我进行一唱一和的引诱，目的是要我买下那两罐带有880元正式发票但只以5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我的黄山毛尖。原因是他们本想送给外地出差来上海的一个朋友，结果他们送来时那个朋友已经走了。他俩不喝茶，为了不糟蹋好东西，只好“出血转让”。谁能猜出他们在我不为所动的前提下将价钱让到什么地步？200元！我正为自己的明智而庆幸呢。下午我到外面办完事回下榻的酒店，却发现桌子上摆着四罐和我中午遇见的那两罐同一“版本”的黄山毛尖。买家是与我同行的一个同事。这家伙上了人家的当还要兴高采烈，说是只花500元就从一个上海人手里转让来价值1600元的特等茶——真是“划算”到家了。结果呢，而我打开其中的一罐一瞅，竟是一斤不值十五元的毛胚茶！我的同事掐了掐手指，还好：加上包装盒，只被骗走四百多元。这在行恶层面来看充其量只能算是“因恶小而为之”的“小恶”而已。说来也可笑，上海男人因为琐碎，就连事前事后经过严密盘算万无一失的行恶，也只能算是骗吃骗喝的小打小闹。

有一种虚伪叫“惊艳”

秦林

上海男人爱打扮，不但爱打扮，而且还爱喷香水。你若与他擦身而过，他总能给你留下一种奇特的“惊艳”。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阴柔性不无干系。城市的阴柔从好的方面说是女人的功劳所至，或者说是靠女人“作”出来的。上海的女人“作”出了上海形象的基调，也“作”出了衣冠楚楚却又可怜兮兮的上海小男人性格。　　然而上海男人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小男人。尽管他们无法为自己在阴柔笼罩下的生存现状

找到更恰当的说词，但他们却能以“素人”式的涵养，通过扩张自己另一方面与众不同的影响力，来冲淡自己弱势之处。所谓影响力，恰如前面所说的那副“惊艳”的外表。男人“惊艳”，社会上各说不一：有人说只有性格懦弱的男人才会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香饽饽似的；有人说只注重外表打造的男人是厌倦了做男人的男人；有人干脆将这种人评之与女人为伍。当然，也有人认为既有“惊艳”的外表又有朴实的内在的男人才称得上标准的男人。但这种人在国内男人中毕竟是凤毛麟角。上海男人一心想做的就是这种凤毛麟角的男人。然而想归想，真正做起来就难乎其难，尤其是上海男人，那就更难了。为什么难呢？因为上海男人最缺的就是朴实的内在，又极其留意别人对他们形象的评价。如此一来，内外失衡便在所难免，无怪乎当人们透过外表端看上海男人时，得来的骂声会远远超过赞扬声。　　上海男人对自己在外地人心中糟糕的口碑好像都有些置若罔闻，因为这个部落所特有的性格注定了他们当中很难找到能挺身而出为自己部落申辩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几乎都有这相关性一种想法：“人家说上海男人又不是说阿拉一个人，大家都不着急，阿拉急什么？你真和人家急了谁来帮你？吃力不讨好！还是自个儿管好自个儿的算啦！”他们用什么行动来自个儿管自个儿的呢？把自己装扮成绅士。　　上海男人一变成绅士，那就更“惊艳”了。殊知更“惊艳”的结果不但丝毫无助于改变人们对上海男人的偏见，而且还造成人们更起劲地耻笑他们。因为谁都知道，真正的绅士应该是宽怀大度，而不是凡事与人斤斤计较的。　　说到这里，让我不禁想起“虚伪”这个词。对于“虚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简单解释就是“表里不一”。在人际关系中，虚伪的人最擅长于通过展露自己“惊艳”的皮表，以掩盖内在的平庸。上海男人恰恰是“惊艳”其表，但凡与人共事长久了，小气、琐碎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本性是内在的，当人们透过上海男人“惊艳”的外表看到了他们的品行时，或许会惊呼：原来上海男人竟是如此平庸，如此虚伪！　　上海男人就是如此的平庸。如今的上海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外乡人移民到上海来投资和发展，在条件、环境对等的前提下，上海男人发展的机会比“外人”多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但上海男人宁可甘当各“外人”财团的“高级走卒”，也不敢掏出兜里的钱去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竞争。他们大都用很精细的眼光看着到上海来投资冒险的各种行业的商人，然后经过精心揣摩，找准某一家财更大气更粗的老板，投其门下，干起旱涝保收的行当（亦称白领）。经过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在上海发迹的不少“外人”跟着上海这座城市的不断壮大也纷纷富起来了，而“惊艳”的上海男人迄今为止还只是停留在“高级白领”上津津乐道。你说上海男人平庸不平庸？　　上海男人就是如此的虚伪。撇开只把绅士风度献给女人不说，单说他们要面子这一点，就无处不显出他们善于伪装的一面。有一句话叫“死要面子”，说的是一个人本来能耐不怎么样，但在众人面前却能表现得十分有能耐的样子，以此博得不知情者们的交口称誉。上海男人把面子看成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没了面子自然没了“惊艳”，没了“惊艳”，也就平庸了了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像女人保护自己的容颜一样保护好自己的面子，至死不渝。然而光靠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伪装与潜藏的综合本领。比如分明是穷得很，他也会很机智地数落外地的有钱人“再富也是农民”；比如分明是没本事当老板，他也会声称只有上海男人才最有资格当称职的白领；比如分明是只想请客不想买单，他也能落落大方地招呼服务员，然后掏钱时就比客人慢半拍；比如分明是自己很平庸，他也能通过动辄骂别人“没素质”的形式来反衬自己所谓“高雅”的素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顺带一提：上海男人之所以难以成就大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原因，就是他们把有限的聪明才智在“小人伎俩”上浪费太多了，以致他们本来就不算出色的脑子里又增添了“防人”的负担——这些竟然都只是为了顾全自己的一个面子而已。你说上海男人虚伪不虚伪？　　当然，仅仅为“死要面子”而虚伪并不怎么可怕，可怕的是在“惊艳”背后裹着的不为人知的卑劣的小聪明，这种小聪明中所隐含的虚伪，最能蒙蔽涉世未深的青年。毕竟对现代一些较浅薄的年轻人而言，“惊艳”是诱人的，因此也是充满陷阱的。《羊城晚报》于2003年2月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女博士后”原来是个男人》一文，就披露了一个叫戴某的上海男青年，因其面貌酷似女子，有点“奶油”味，又虚伪得没治，便以“惊艳”的外表为“成本”，干起行骗的勾当。既以“护花使者”的面目骗女性的情感，又多次“男扮女装”地骗取男性的钱财，直到2002年底东窗事发。这个案子里，戴某的虚伪已经成了其次，因为人们通过这个案子更能认清这样一个道理：内在平庸的男人必然是虚伪的男人；虚伪的男人是很危险的，一旦他有了“惊艳”的外表，那就更危险了。

“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

秦林

说到对外国人的谦恭，人们自然地又会联想到“崇洋”二字。这么一挂勾，似乎就可以给上海的男人下一个定论：既排外又崇洋。然而上海男人的崇洋与浑身充满奴性的崇洋又截然不同。奴性的崇洋属于那些一辈子都找不着自己的性格支点的人的生存形态，对于这种人，不要太多的阐述，一个“奴”字就够说明一切了。而上海男人身上反映出来的崇洋从文化角度而言却恰恰是延续了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的惯性。

是的，当我们审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轨迹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她开埠时的背景；想起她的背景时又不得不将她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扯到了一起。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南京条约》，上海就没有外滩的洋房，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洋人到上海来传导西方文化，也就没有现代的上海人所自诩的“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如此一来，上海男人与“洋”字的任何瓜葛（当然也包括崇洋）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国人尽管可以声讨上海男人的种种缺陷，但在批判崇洋时，还必须给上海男人予适度的宽容。　　当然，对于“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上海男人并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是愉悦的。毕竟这句话真实地写证了外国人霸权上海给上海带来的历史沧桑。我很欣赏登琨艳说过的一段话：“城市的迷人常常是因为她曾经丰富的历史，不论她是摧残或沧桑。如果说我真的喜欢上海，实在是因为她有独特的历史。那段历史对我们的祖先是悲、是伤，时间过去了，她的伤痕记忆已经成为她丰富美丽的一部分，甚至是她的全部。而今天她再度风华璀璨，也因为那段历史的伤痕，增强她的可读性，只是人们健忘，只看见她美丽的外表，而我的建筑本位眼睛，却常看见她的历史，她像部史诗般的立体小说。”（①登琨艳：《上海历史的缱绻与哀怨》）我想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登琨艳的这段话算是对上海既璀璨又充满伤痕的历史的最好表白。上海的独特性全部反映在这段缱绻与哀怨兼具的表白中。哀怨自然始自于《南京条约》。　　《条约》中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但由于海域和地理位置的因素，洋人们更看重上海——这座人口众多却是一盘散沙的新兴城邦。上海口岸于是便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输往中国大陆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的最大窗口，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更是这个窗口中最廉价的“就地取材”的劳务资源。而与此同时，当年在上海稍有些地位的人纷纷向洋人攀亲，于是又有了上海人与洋人“共同制造”的混血儿一族。混血儿在国人眼中是要受讥笑的，惟有上海人会引以自荣。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大都是贵族或准贵族的后裔；二是上海一开埠就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身为中国人，但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接受的教育的培养基，都直接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以至“上海人族”成为中国国土中独一无二的、多重性格组合而成的“半土不洋”的“部落”。对于形成这种“部落”的历史根基，有多少新生代的上海人不但不为其哀怨，反为“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的“美名”而沾沾自喜呢？　　其实与“洋”字关系甚密的本来也不是上海之独有。比如福建、广东二省，与海外关系的密度远在上海之上，所以福建、广东也“崇洋”。但在上海人眼里，福建、广东的“洋气”与上海相比却差一大截，理由不由分说：福建、广东的“洋”或多或少地搀有“偷渡”之类的歪门邪道意味，而上海人的“洋”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是“阳光大道”的，是值得张扬的，是可以居高临下地“沪眼看人低”的。　　当然，上海人有理由为自己的“洋”而骄傲，只是别傲不到点子上。比如若逢得不同地域的男人们在一起夸自己的城市，上海男人大抵会“大拇哥”一翘，曰：我们上海有外滩，有浦东——那多“洋气”呀，谁会不说这就是中国的威尼斯、中国的纽约、中国的巴黎？这时要逢上福建、广东的男人，他们自然也会竖起他们的“大拇哥”，曰：我们有陈嘉庚、李嘉诚、林少良、王永庆等数不胜数的挣洋钱、做民族事的“洋男人”。而上海男人“全民皆洋”究竟“洋”了什么呢？是“洋”了西装领带，还是“洋”了绅士风度，或是“洋”了投资理念？不错，外滩地处上海，她是上海的标识，是什么标识呢？还不是“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的标识吗？　　上海的男人无疑不会为“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而气馁，因为他们已经又有了新“洋味”的骄傲资本。浦东的崛起就是例证。然而人们在浦东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又可以清晰地分出这样两类人：一类是土里土气的外地款爷，一类是气度非凡的上海工薪族。上班族平素里不把款爷放在眼里——这也只有上海才能成为普遍现象。原因还出在上海人对土里土气的外地人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在上海，“土”是很要命的，人一旦“土”了，即使再富裕又能怎样？有多少财产属于你，你也还是鸟枪放大炮的老土一个，别看  “阿拉上海宁”，每月只是领着薪水，日子过得虽清贫，但穿着十几二十元的着装走在街上，那也透着一种你们外地的“老土”所不具有的洋气呀！　　尽管上海男人自诩“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但他们心里无疑是脆弱的，自诩的目的无非是对外来诟病者的一种守卫。在这种守卫的同时，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①余秋雨：《文化苦旅》）

审视“上海绅士”

秦林

绅士（Gentleman）这个词本系泊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指旧时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过去人的理解是指地方或退职官僚。按现在人的理解，绅士便不再仅是地方或退职官僚，而是既有大将风度又不失对女士文明礼让的、有学问又不随意卖弄的、长得比较帅气的中青年男士。中国虽是以礼仪之邦著称，但像现在人所理解的这种绅士风范的男人却并不多见。中国的男人对这一点固有自知之明，所以，一般都不敢在他人面前妄以绅士自居。竟有上海的男人是例外。

据说上海男人自称绅士的理由是惟上海男人“入得厨房出得厅堂。”但我却不认为这就可以成为一个绅士的全部内涵。其实要评价一个人是不是绅士，首先要看他有没有绅士的风度，绅士的风度包含对绅士文化的充分理解和表意。一旦在理解和表意上达到了一定水准，就会自然地产生绅士的气质和气量，如果一个男人在气质和气量上都能征服他身边所有的人，那么他就具有了绅士美誉的资格。上海男人似乎生来就和“爱算计”和“爱计较”这两个词结上了缘，谁不知道爱算计别人或爱和别人计较都正是由于缺乏气质和气量使然？因此，“上海男人”的名字根本就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模糊概念。“上海男人”再加上“绅士”这个称呼，那就更模糊了。　　上海男人吃不得任何的亏，爱占人小便宜，这用上海男人自己的话说是精明，用外地人的话说是算计。精明算不上什么气质，但爱算计就自然是没气量了。没气量的男人不是绅士，所以上海男人不是绅士。　　上海男人成不了绅士几乎与全国人民都格格不入。有一位海派网友提到这个话题时声称：“上海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男人，谁更‘坏’来着？”我看这话说得就很不绅士！不是说“只有上海的男人才能享有绅士的美誉”吗？既然是绅士，而全国男人都不是，你就让不是绅士的人“诽谤”去吧。你一计较，说明你的气量小；你气量小，说明你同样也够不上绅士的资格。再说了，中国的大城市有很多，为什么全国各地人都和上海男人过不去，而不和北京男人、广州男人过不去呢？原因还在于上海男人总是在自己的本土和来自各地人过不去。绅士是不和众人过不去的。上海男人和全国各地人过不去，所以，上海男人不是绅士。　　乍看上海男人的外表，尤其当他在女性面前时的那番谦让的态度，你还真的很难说他不像个绅士；一旦他与哪个互不相知的同性发生了利益上的摩擦，那可就不依不饶了。因此有人认为，上海男人的绅士风度只是献给身边的女士的。上海男人自称很尊重女性，然他们所谓的“女性”来路要正，若是遇上村姑进沪或乡嫂进城找他办什么事，躲还躲不来呢！所以，上海男人不是绅士。　　或许上海男人以绅士自居的还有一条理由是他们把自己列为全国各大城市的男人中素质最高的男人。但这个定论是上海男人给自己做的，并没有得到全国各地的认可。据我得到的一份资料表明：有70％的没本事的上海男人正是仰仗着30％素质较高的男人而充作绅士的派头。况且这30%素质较高的上海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只是外地移民，抑或叫“新上海男人”。如果实在是要找些绅士的感觉的话，也应该到这类人当中去找，而不是到那些成天以“阿拉”为“荣”的“老上海”后裔当中去找。诚如易中天所说：“尽管上海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①易中天：《读城记》）　　不过，我并不是反对上海男人“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做派，而且恰恰认为上海男人身上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的优点很值得国内许多以“大男人”自居的男人们学习。是好的就是要得到人家的承认，并供人学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上海男人不要为此自己炒作自己，自己炒作自己反而让人反感。

啥叫“新上海男人”

秦林

在人类语言文字中，一个“新”字是很令人动容的。因为任何事物只要被盖以“新”的含义，它就会显示出勃勃的朝气与活力，价值也就会自然增长。最近以来，国人爱讲“新”、爱学“新”、爱求“新”，诸如新知、创新、新人、新解、新话题、新理念、新思路、新新人类等脍炙人口的时髦新词，人们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偏爱。在社会上处处在求新下，上海也出“新”了。出了什么新？“新上海男人”。那么究竟什么是新上海男人呢？我在相关资料中找到了一些专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