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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 （ 本章字数：1604） |
| 在二十世的中国学术史发展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一个让无数学人殚 精竭虑的大课题，而在此方面也涌现了数百千位学术名家甚至大家，所提出的论点纷纭难辨，至今仍莫衷一是，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境界上，至少对大陆这边来说。从融通中西学术的角度来说，真正的起点应算是王国维，比他更早的严复，辜鸿铭虽然也通西学，但融通是谈不上的，后者更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只有王国维以西释中，有开创性的成就，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偏颇牵强处极多，但正如钱钟书说的，在当时，西方哲学修养，王国维是冠绝一时的。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论文现在何止数百篇，王国维也是通过西学的一些方法和观念的应用来达到对传统学术，尤其是乾嘉朴学的超越，后来陈寅恪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学术继承。 陈寅恪更以多门外语博通的深湛考据功力，把国学学术研究提高到世界性的东方学的高度上来，有真正的国际性的影响，当然，这里面的时代因素也是很强的，在中西会通上，陈寅恪仅仅限制于历史，对民族文化的最深沉的一些东西的贯通是没去做太多工作的，就象他自己承认的，所知仅限于禹域。对西方的性命义理所知实在有限，也不是他关心的重点，关于这一点，中西兼治的哲学家牟宗三早已有过批评，认为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就很外行，因为陈并不懂哲学。 作为七十年代以来被评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牟宗三，出中入西，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本体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全面用西方的哲学体系来解释中国学术的成功典范，在二十世 的中国学术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了，牟宗三从中西文化的根本特点着手，又顺应科技发展的现代潮流，彻底研究分析了中西文化哲学的品格，并独创一说，开启中国文化的新方向，指示世界文明的发展路径，虽然争议很大比如李泽厚就认为新儒家的学说大有问题，并不适合中国，牟宗三更是宋明理学，魏晋人物，言行不一，但从个人学术成就的角度来说，牟宗三达到了中国学术在新时期发展中的高峰，在中西融通中，实在是一代大家级的人物，从学术的比较上来说，当然各有各的风格，未可随意褒贬，但从对中西文化的圆融上来说，牟宗三已较前面学者更胜一筹。同样的，历史学者钱穆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但是，钱穆的学说太重 道德的理想主义，又有割裂穿凿的毛病，不及牟的精湛圆融，虽然他们的观点都有新儒家的一面，钱穆主要还是历史学家，朴学家。 中西文化掌握得全面的还是钱钟书，他对国学和西学知识的涉猎之广，恐怕要算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他对中西文学和哲学广泛论述和比较过，但好象更多的沉浸在一种远离现实的文人趣味中，对语言的把玩，对具体世象的评述中，对中国文化的走向没有发展的意见，对中西文化的会通显得相当初级，按照一当代评论家的说法，中西文化在钱的灵府之中，还是双峰并峙，并未浑融一体，有学者批评钱钟书缺乏理想性，恐怕是对的，钱钟书是一个更多的沉浸在自我的书本世界里，进行一种美学艺术的把玩和游戏的书生。 另外一个书生，王岳川，北京大学的博导，作为一个当代致力于出中入西的著名学者，也有着较为强烈的学统意识，在当代学术日益专业化的今天还能建立相对较为博通的学问结构，十分稀有，王岳川治学问题与方法并重，近几年着力于发现东方，以改变西方对中国妖魔化的想象，王岳川的学术领域包涵古今中西，虽然以文艺为中心，但整体的体系性还是很强的，对西方文化，介绍多于融通，但融通的也并非没有，最主要的是他借助全球化和西方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机，作出中国学术向西方学术进入的努力，这对还不够成熟的大陆学界来说，其开创意义可想而知，经过数十余年的封闭和愚昧教育，国内学界确实是要象王岳川一样提倡补课，否则还要受海外学人的嘲笑，而民族文化的建设同样还任重道远，中国在转型，世界在转型，何去何从，前贤已逝，只有更好的继承，更好的消化，才能更好的去发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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