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但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认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观察事物又有不同的角度，分歧很正常，而一言堂有害无益。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好，大目标一致为根本，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何足挂齿。

　　未去大学，在筹办连锁店的同时，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装修店面时，我仍在营业。按规定，长安撤县设区后，把市容环境卫生抓得很严，绝对不能出    

店经营，装修时必须停业。我当时供应着不少宾馆、饭店，停业一段时间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老主顾。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经区委领导特批，在市容局办理了“占道经营许可证”，未花任何费用，店里得以正常营业，所有这些放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为了让老孙依照他的想法放手工作，此后对于连锁店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对于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或要求加盟者，我一概介绍给老孙，只是老孙偶尔需要帮忙，派车来接我。

　　风浪之后，我愈加向往平静的生活。这时，如果某高校能稍微给我一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就职。可惜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心理，我也不好意思再走回头路，再返身去找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前文说过，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于是，我与老孙商议，连锁店全盘委托于他，我找个单位，重新体验为党工作的乐趣。老孙内心可能也不乐意，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建议我将此消息暂时不要公之于众。毕竟我当初虽然说过不去高校，但并未承诺一辈子只卖肉而不要其他工作，何况在公司里，我只是个配角，准确地说，仅仅是个招牌，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此而已，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西方人重视圣诞、元旦，周斌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仿佛已经西化，对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持无所谓的态度。早就听说过完公历年，周斌要过来，当时只当说说而已，毕竟加州距离西安何止万里，不是去一趟周至、户县那样容易，抬脚就可以到的。不料元旦刚过，他还真到了。那天老孙打电话来，我正在去区人事局的路上，老孙说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过来。我一听赶忙取消了与人事局的约会，上班之事又放置起来。

　　周斌此来，带着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博士，听说是攻读畜牧工程专业的，我以为要对我的方案进行论证，要有大举措，心中窃为之一喜。

　　他们本住喜来登大酒店，没想到酒店部分装修，油漆味儿刺鼻，外国人命贵，担心摄入过量致癌物质，临时搬到了凯悦饭店。周斌此来，除我之外，最高兴的当属我的两个孩子，大包小包的礼物，洋货国货一应俱全。过惯穷日子的孩子们哪里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他们一改以往腼腆的个性，跟在后面“伯伯、伯伯”叫个不停。

　　经过长途跋涉，又要倒时差，周斌看起来很疲惫，寒暄了一阵，问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叮嘱我搞好方案，明天晚些时候碰头讨论，便回了饭店。

　　老板此来，除了汇报工作、安排来年工作计划之外，提出新的设想为第一要务。我不敢懈怠，周斌他们走后，我赶紧回房，泡上茶，点上烟，将如何做自己的品牌，投资养殖、屠宰、销售、深加工一条龙等一揽子方案，在头脑中细细地筹划了一遍，紧要之处仔细推敲，写写画画列出要点，最后附上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分析。忙完这一切，已经接近午夜，熬过了头却很难入睡，又辗转反侧，将方案要点再过一遍，唯恐有所遗漏，直至了然于心。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凯悦饭店，用过自助餐，在大厅的茶苑里，老孙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老板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期望。对于我的设想建议，周斌思索良久，未作正面回答，而一边的女博士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终还是老孙打破僵局，说兴平那边有一家规模养殖场，取得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证，建议先一起去看看再作理论，大家一致赞同。

　　兴平是咸阳专区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因几家省级企业落户而设市。近几年，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下滑，人们收入有限，所以兴平市消费水平并不高，然而却是养猪大市，其大肉主要供应西安、咸阳市场。老孙与养殖场老板似乎很熟，说明来意，未费周折，经过消毒，我与周斌、女博士，还有前文提到的高桥屠宰场老板老王就进了养殖区。其养殖规模不小，足足有四五千头，大多是二元、三元杂交品种，品系优良。女博士似乎与猪情有独钟，不停地给一帮蠢家伙拍照，镁光灯吓得猪群东躲西藏，引起养殖方反感，我们不得不急急地退出。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晁庄、界庄。那是距离兴平市区不远的两个小村庄。走进村子，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用木材圈起的待宰圈。这里的人们以杀猪为业，每家都是一个小型屠宰坊，私屠乱宰的情况比较严重。听说村子里办理了一本营业执照，村民家里便是一个个分散的车间。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国家明令禁止，不知何故，兴平市仍然予以保留。

　　老孙的意见是，与兴平这家养殖场合作，连锁店先从此地进货，运作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屠宰场。

　　我以为不妥：其一，兴平这家养殖场的货固然不错，基本为优良品种，瘦肉率高，但价格较长安还贵两毛，长安较西安又贵四到五毛，大肉利润本身很薄，投入市场，缺乏竞争力；其二，此地距离西安路途遥远，必须经过西宝高速，长年累月，运输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三，兴平多年形成的习惯，先一天宰杀第二天上市的猪，肉不新鲜，冬季勉强凑合，到了夏日，极易变质。必须使用冷藏车，而冰冻肉在西安本身就缺乏市场；其四，以后倘屠宰场建在此地，我们人生地疏，对合作方依赖性太强，极易让人牵着鼻子走；其五，媒体对瘦肉精极力渲染，人们谈“精”色变，太瘦的大肉有人还真不敢买，我在长安区的肉店之所以出售比较肥的肉，原因就在这里。何况我们自己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如何对外宣传？走捷径有时会把自己绕进去。

我与老孙争得脸红耳赤，周斌与女博士在一旁听着，未参与任何意见，末了一句“容我掂量掂量，OK？”周斌说。

　　三天之后，我们仍然驱车来到四川会馆。当初的合作协议是在这里签署的，我猜想，故地重游，周斌可能另有深意。

　　酒过三巡，各抒己见，依然是老一套。周斌最后总结：老孙与我在半年之中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现在要加快连锁店进程，希望我能从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协助老孙抓紧连锁店建设；装修好的店面要尽快试营业，同时扩大范围，争取在2004年5月份前，西安地区的连锁店数量达到一十四家。待连锁店形成一定气候，销售问题彻底解决了，再考虑养殖、屠宰到深加工一条龙等其他项目。并强调“一条龙”一定要搞，但不是现在。

　　我能听出周斌话中的弦外之音，表扬之中暗含批评：几十万元扔在西安，六个多月了，你们两个吃干饭的，尽干些没有明堂的虚事！

　　我也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但想法得不到实施，小打小闹又有什么意思？

　　周斌走了，我的心有点凉。西安的连锁店装修完工的已有四家，在一般人眼里，“四”是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更有商家将“四”与“死”联系在一起，无论登记汽车牌照还是选择电话号码，都不喜欢“四”。但周斌似乎不这样看，经商做生意，希望“天天有事”，即“三三四四”，倘若没事，整日坐冷板凳，便没了生意，赚谁的钱？所以要在2004年4月底前建成十四个连锁店。

　　老孙的意思，我因名牌大学毕业，单位效益不佳，下海、下岗，自谋生路而出名，故连锁店雇用人员，首选下岗职工或未就业之大学生，于是介绍西安石油学院一名休学的大学生在我的肉店接受培训。

　　我们开公司办企业，目的是为了盈利，为了做大做强，并非开设慈善机构，救济天下苍生，即使救济，也是赚钱以后的事。老孙以为杀猪卖肉是眼窍活，“灵人不可细教”，聪明人仔细观察三两天，大致可以摸出其中的窍道。但老孙忽略了一点，手、眼的功夫非十天、半月就能练就，卖肉也与其他技术工种一样，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况且，想要保持生意的稳定，首先要保证从业人员的稳定，所以连锁店最好招聘具有实践经验而又能够长期稳定之人，这样经过简单培训，便可上岗。

　　我目测了该大学生，以为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即使花费一定的心血与精力培养成功，干不了几天，又要上学，完成学业之后又不一定看上杀猪卖肉这等下三烂的活计，到头来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

　　该大学生写了一封长信，老孙转交于我，信中期期艾艾，悲悲戚戚。我心中不忍，建议老孙资助大学生一笔钱，助其完成学业。老孙的意思，先放在肉店，观察观察再说。

　　我办不成大事，就是心地太软。与老孙分歧太多，担心在老孙眼里，我处处与他“为难”、“作对”，凡他所说，我都不赞成，因而不好直接违拂老孙的意思，勉强接纳了该大学生。

　　学卖肉从剔皮开始，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冬季，天气寒冷，大学生养尊处优惯了，怕冷，又似乎有洁癖，见不得油腻，每动一下肉，便要净手，然后找把椅子上坐下，双手插入裤兜，挑起二郎腿，一副大老板的架势。早上生意忙时，帮不了忙，还碍手碍脚。他与我肉店的小学徒年龄相仿，两人呆在一起，才找着了玩耍的对象。一次去西京大学送肉，骑着摩托车，一个带一个，本来半小时即可返回，却送了整整一个下午，让人担心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我把有关情况告知老孙，老孙自己也观察了两天，认为确实不行，方辞退了该大学生。

　　抽空与区人事局接上头，大致谈了我的想法:自己已经年届不惑，转眼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像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幻想，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希望能去文化部门，发挥专业所长，安安静静做学问，争取在有生之年，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人事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亲自承办此事，很快就有了回音，区委党校、政协文史办、广播事业局等诸多单位可供参考。权衡再三，我最终选择了地方志办公室。我以为区志办是一个文化部门，业务相对单一，工作之余，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自己想做和必须做的事，党的事业与个人奔小康两不误。

　　依照常理，事情既然决定了，年前就应该报到，但逼近年关，连锁店急于开业，具体事务千头万绪，老孙又人地两生。我答应过周斌，尽力协助老孙办好连锁店，这样，上班的事又搁置起来。

　　吃过几次牛拽马不拽、意见不统一的亏，这次，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仔细分析过肉店经营的特点之后，我们的主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拟将连锁店承包经营。但多次犹豫，贻误了时机，轮到我们烧香，庙门便关了。按照陕西人的习惯，辛苦了一年，到了春节，是享受收获喜悦的时候，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很少有人这时出门打工，因而肉店的雇员出奇地难找，更遑论承包经营了。按理，我是内行，这一点应该未雨绸缪，提早谋划，确定人选，毕竟卖肉不能等同于建筑工地的小工，随便拉一个，傻子、瘸子、哑巴都能派上用场，然而想到几次建议，老孙都未采纳，而在此之前，老孙也一直主张使用下岗职工和未就业之大学生，我的社会交往有限，自忖跟前没有合适的人选，以为老孙另有主意，故而一直没有在意。

　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两位，却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承包。没有办法，遂高价雇用了他们，先开一家试营业。但2004年冬，货源紧缺，进货又成为问题。我开肉店时间长了，有一些老关系，解决自己肉店的供货勉强可以，哪有隔夜之炊，建议连锁店从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老孙是外行，有些胆怯，遂让给我供货的批发商先供吧，大不了我的肉店少卖一点，应付应付老主顾，优先保证连锁店。

　　第一天送去三头，只卖掉一头。老孙说，肉不好，很难卖。我便让在我的店里选货，需要多少拿多少。

　　从此，每天早晨天还未亮，老孙的小汽车准时停在我店门前等待拉货，可惜二十多万元高级轿车倒成了拉肉的工具。如此过了几天，我肉店里像争抢似的，七八头肉根本不够卖，每天早早关门，而连锁店却一头也卖不完，老孙不停地打电话：“卖不动，很难卖！”我很奇怪，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那天才十点多，我店里的肉已经所剩无几，叮嘱雇员看着卖，自己坐上老孙的汽车，直奔连锁店，店里两个雇员坐在那里，门可罗雀，肉剔开的时间太久，卖不出去，蒸发掉水分，已经发干，失去了新鲜度。询问过价格，才知道连锁店竟比我的肉店价格高出一元左右，这就不难解释少人问津的原因。我急吩咐雇员，及时调整价格。但雇员担心：“地理位置太偏，量上不去，价格再低，保不住要赔钱。”

　　“赔本的买卖行家做，有赔才有赚！”当着老孙的面，我向雇员仔细解释了薄利多销、多中取利的道理，事实上，依然是老生常谈，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一套。此后，连锁店的经营逐步好转，老孙才相信地理位置的重要，进价不宜过高的道理，不再提及与兴平某养殖场合作之事。

　　前文提到，长安区由于费重，大肉批发价要比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贵四五毛钱。时光荏苒，时光如梭，一眨眼到了腊月二十五，肉食进入一年之中销售最旺的季节，我肉店里的销量成倍增长。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连锁店也从中摸着一些门道。我建议连锁店改从批发市场进货，以降低成本，借春节之大好时机，增加销量，扩大影响。老孙也信心大增，几次约我看车，准备购进一辆轻型货车，专门为几家连锁店进货，可我一直抽身不开。

　　春节之后，进入销售淡季，生意萧条了许多。老孙休假期满，从大连返回西安后，认为有些富余时间，想去上海，一是看看老朋友老纪，二是先探探路，看能否开拓上海市场，不料这一去便失去了音讯。听老白鸡讲，老孙不幸遭遇车祸，在大连家里养伤，几次想帮我联系，可老白鸡身在北京，杂务繁忙，一时半刻又脱身不得。我既已答应人事局，不可拖延得时日太久，春节过完，便去区志办报了到，重新又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