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连锁经营的泡沫 （ 本章字数：10086） |
我有位朋友毋建铭，西安师专毕业，曾在《长安报》任编辑、记者。1992年，我参加农村“社教”时，铺盖卷儿放在农村，偶尔回韦曲时没地方住，就和他挤一张单人床，一起喝酒、吹牛、拉广告、写文章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打算开完会绕道西安，前来看我，并粗略谈及双方合作经营肉类连锁的意向。 本人孤陋寡闻，对于外资企业知之甚少。常听人讲外国人的经营理念如何超前，管理方式如何先进，但只是耳闻，没有机会目睹。倒真想见识见识“假洋鬼子”的手段，便爽快答应。 不一日，又有人从大连打来电话，自称姓孙名玉光，北大哲学系1979级学生，周斌的密友，受周斌之托，拟来长安与我面谈合作事宜。现代交通方便快捷，顷刻之间，便到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因为校友这层关系，一切变得轻松而又简单。表姐夫作陪，我与老孙在西安钟楼饭店边吃边谈，丰盛的晚餐之后，协议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从西安归来，已接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稀少了许多，打字复印门市部都已打烊。老孙购买的又是返程机票，第二天拂晓就要启程。于是协议变成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字为据。 过了几日，老孙又来，摆谱似的，住在长安最豪华的金长城酒店。那段时间，天老是下雨，老孙戏谑地说他一来，西安就下雨，是他名中有“雨”（“玉”“雨”同音，按照训诂学的原则，音通则义同），给炎热的西安带来了雨露与凉爽。而天凉人们胃口好，肉则好卖，我的生意如日中天，火暴非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暗自祈祷：愿老孙的西安之行能够带来财气，大家发财。 因为天雨，除了偶尔出去转转，老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店里。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电话不用缴费一样，老孙的电话贼多。过了几天，老孙说他有事要去北京，担心所带现金不够。我赶忙声称自己没钱——如今这世道，坏人连累了好人，且不说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借钱时是孙子还钱时是大爷，钱财千万不可露帛。 “你误会了。”老孙急忙解释，然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一个姓纪的，请他电汇三万块钱过来，又不要告诉对方他在这儿。 我有点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没动。 “跟他不要客气！”老孙给我打气，说那是周斌在上海的一家分公司，一切安排好的。 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意思多嘴多舌，反正在电话之中谁又不见谁的面，谈不上丢人现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照着打过去，还真管用，三万块钱现金一分不少地很快汇了过来。至此，我开始打消疑虑，钦佩老孙的神通。 据老孙讲，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吉林日报》，后跳槽到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大连记者站站长。年过四十，胳膊腿僵硬了，不再适合没日没夜的新闻工作，便辞了职，与周斌合伙做生意，现任美国特思国际集团副总裁。 老孙去了北京，此后很长时间，再无消息，所留的电话号码，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时，好消息与坏传言不断袭来，我在漫长的焦急中等待。到后来，已经失去了耐心，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只待开学，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报到——也许换换环境，可以改变心境，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2002年至2003年，西安气候异常，冬日奇冷无比，晚上进购的肉，第二天清晨结成了冰块，连骨头都难以剔下来，非得放在火炉旁烘烤不行。据某建筑工地老板讲，最冷的一夜，室外居然降到摄氏零下37度，在西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春天虽温暖，但来去匆匆，眨巴眨巴眼睛，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夏季酷热难耐，真是冬有多冷，夏有多热，40度的高温也算稀松平常，近八十度的温差！试想，将手放入0度的水中，冰凉透骨，然后逐渐加温，至80度时，人的手如何承受得了。可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而人类的
适应能力又是何等顽强！到了秋季，阴雨霏霏，连绵不断，好久见不着太阳，仿佛将人也要下霉一般。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2003年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风大雨疾，行人匆匆。我心慌瞀乱，即将关门，一辆挂上海牌照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前。我以为是隔壁餐厅的主顾，未加理会，不料老孙却走下车来，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孙向我介绍，较胖的一位是他的好友，来自美国加州的周斌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某服装贸易公司老板纪雪明，就是曾经汇过三万块钱的那位。 “本该早点过来，可是事情太多……”周斌摊摊手，耸耸肩，作出无可奈何的情态，浓重的东北口音夹杂着些许英文，伴随着手势，颇有洋鬼子的韵味。 当晚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来到西安朱雀门附近的四川会馆。席间，周斌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说是要传到北京，请人民日报社“漫画与幽默”的主编徐鹏飞先生给我画像，作为注册商标。此前，老孙也曾多次说过，徐先生是他在《吉林日报》的同事，在漫画界享有盛誉。我也曾请《华商报》的李杰将我的资料照片传送给他。这次老孙进京，便是为了此事，不知何故尚未搞定。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服务员收拾桌椅，等着打烊，我们才回过神来。周斌刚从地球的另一面过来，要倒时差，谈兴正浓，我们几个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我，早上必须早起，多年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于是提议早点休息。本来他们打算住在市内，顺便兜风，观赏古城夜景，没想到全被我打乱了。 户县双庄屠宰场老板杨伟，曾多次与我联系，希望能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此次周斌他们前来，汽车方便，在与我洽谈合作、考察西安市场之余，便有了户县之行。 据杨伟讲，他们距离西安市区仅半小时的车程，但车速达到九十迈，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小车尚且如此，倘若换作货车，跑一趟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冬天勉强凑合，到了夏天，如果从他们那里进货，耽误时间不说，倘无冷藏运输设备，一流的货，到了西安市场，便会成为“注水肉”；倘用冷藏车运送，又会失去新鲜度，成为四川人所谓的“冻——肉——”。总之无论其他条件如何优越，在地理位置上，首先占了下筹。 双庄屠宰场修葺一新，硬件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能力为日加工生猪三四百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屠宰量只有二三十头，难怪老板杨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 周斌是做服装贸易生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杀猪卖肉，自然知之甚少。作为投资商，考察市场必不可少，不能稀里糊涂地将“富兰克林”打了水漂。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所以，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折腾得焦头烂额，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们四处考察，好在有从上海开过来的汽车代步，方便快捷了许多。 我眼里没水，不会讨价还价，因而很少转悠服装市场。一件衣物索价三百，还价一百五，连腰砍！我觉得心够黑的，老板必定大放血。岂料行家只扫了一眼：“什么玩意？只值二三十块。” 我猜想，周斌他们可能将杀猪卖肉与服装贸易生意相提并论，误以为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考察市场时，很少考虑中长期运营成本，一味追求气派、洋火。老孙也跟着人云亦云： “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看到眼前利益。” 对于他们的做法，我最初持保留意见。反过来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很少在大千世界走动，成为井底之蛙，看待事物也许管中窥豹。可能他们是对的，他们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来，见过大世面，对经营管理又都是行家里手，依照他们的方略，说不定会别有洞天，所以，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了他们的意见。 周斌在西安呆过五天，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了短期发展目标后，就飞回了美国，留下老孙、老纪负责具体实施。 不久，周斌通过长春公司转过来五十万元人民币，放在临时账户里，作为西安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前期启动资金，但问题随之出现。 首先，按照最初的约定，我们应当申请注册中外合作企业，享受国家许多优惠政策，但我是个体经营者，依照有关规定，自然人不能直接接纳美元与外资合作。老孙与我商议，既然做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权宜之计，先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就近在长安区注册私人公司，待业务发展，需要大笔资金时，再想办法予以腾挪。由于我两人同为北大毕业，老孙的意思，也跟母校沾点光，揩点油，拟名“北大仁食业有限公司”，谁知去工商局一查，北大已经实行了品牌保护，该名称不能使用。老孙就与周斌电话沟通，好几天不能确定，时间白白耗着，实在没辙了，于是干脆沿用美国公司的名称——西安特思食品有限公司。 接着，去工商局注册，验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周斌转过来的钱放在建设银行，但不能作为注册资金，理由是我们两人注册个体企业，为防止洗钱行为，公司的资金不能转入个人账户。咨询了好几家会计师事务所，都表示这是新规定，爱莫能助。一时之间，我与老孙去哪里筹措几十万元资金？事情因此拖了许久，几乎无计可施时，西安某会计师谢鸣打来电话，让我联系原长安造纸厂厂长，现为西安高新开发区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注册会计师王宗让先生，他在长安人熟，看能不能另辟蹊径。王先生是老熟人，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
话人就到了。说明情由，王先生倒笑了： “正路不行，就来邪的。”看过银行提供的对账单，“刷、刷、刷”提笔写了资金证明，“啪”的一声，盖上朱红大印，末了，还怕我们人缘不熟，再受为难，又陪我们一起去工商局，说说笑笑，完成了注册手续。 相比之下，去市技术监督局办理代码证则要简单得多。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带上有效证件及相关印鉴，交足了费用，不出两三天，跑上三四趟，代码证便到手了。有了代码证，再在银行开设正式账户，死钱就盘活了。 经历了登记注册手续的繁复过程，老孙大发感慨：“早知办公司如此麻烦，开始先不注册，运行起来，有关方面自会找你。”话虽如此，几十万资金总不能提现，即使提现，也不可能带在手头，拎着大量现金，危险性大权且放在一边，公安局不立案侦查，告你个走私贩毒，那才是咄咄怪事。 自从我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唯恐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人揪住，捅将出去，时不时地搞点花边新闻，弄得沸沸扬扬，引得人们指手画脚，转过头去戳脊梁骨，反倒不如过去活得舒心自在、无所顾忌。 贾平凹先生对于名人的论述很精辟，摘抄于此，与诸君奇文共欣赏： 一般人以为作了名人就十分幸福，以致尽一切努力追逐名，其实名人头脑一时冷静下来，各自是一肚子悲酸。中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留洋，未出国留洋的人觉得出去了就必然发财，而出国留洋者即便在国外做牛做马，回来时也要装个人模狗样来显阔。人一旦成为名人，名字是自己的，别人用得最多，从出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了自己的安静和真实，完全凭着别人的好恶来活着，说好时说得水能点灯，一俊遮百丑；说得不好时，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人常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名人以名而荣，名人也以名而毁。未名人和名人的区别，就是《围城》的定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 大肉是时鲜食品，寿命有限，而主顾多为回头客，本大利薄，生意比较稳定。虽然与周斌达成合作意向，但具体如何操作，我心里没谱，只能看老孙他们有何高招。因而，对于合作，我持审慎态度，除了几个非常亲密之人，对外界没有透露片言只语。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瞒过十多天之后，嗅觉灵敏的新闻界，还是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先是《三秦都市报》，在2003年8月16日率先登出消息，“眼镜肉店成为香饽饽，美企业慕名前来投资”，文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比我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为详尽。接着其他媒体蜂拥而至，开始第二轮采访大战。对于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我干脆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有的甚至避而不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前面的路是黑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表态，能隐瞒多久先隐瞒多久。 然而，对于有的媒体却是不能隐瞒的，譬如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我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是书生意气太浓，胸无城府，心肠太软，总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问，愧对自己的良心。所以，当《华商报》记者江雪与李杰再次登门的时候，我闪烁其词，大致谈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叮嘱他们事情未定局前先不要见报。没想到第二天即2003年8月16日偏偏刊登出来。也许是行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报道与我的本义不十分相符，最起码在语气的运用上将我的犹豫变成了肯定，使我猝不及防，一时间非常被动。 比如原先说好要到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书，我也十分向往大学的生活，在那里，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还有人按时发工资，而且据说工资还不低，养家糊口足矣。自1989年从学校毕业，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自不量力地企图改造社会，不想却跌进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难以自拔，一眨眼十多年成为过去，其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转眼之间，恍若隔世。而今，可谓再世为人，对世间的一切，什么名、利、金钱、地位……都看得淡了，深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哲理。现在有这个机会，利用劫后余生，捧起久违的书本，静下心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而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当时尚在暑假，学校的工作还不正常，否则，后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
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所以，思虑良久，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十几年，如果到大学去，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大学里博士、硕士多如牛毛，自己的学位低，要拾起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然后牵扯评职称，倘若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得五六年光景，这样不知不觉间十年光阴又要过去，而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权衡利弊，与其在大学发展，不如继续经营肉店，自己从事肉食行业好几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轻车熟路，再加上美方的资金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将肉食的品牌做大做强。 我头脑蠢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台词，我还能再说什么？反过来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我已经人到中年，携家带口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是过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如果再如年轻人一般，争强好胜，累死累活又有什么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兵法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商场如战场，断了退路，不再瞻前顾后，一心一意做生意，说不定真能有成就。 如此这般，又对新闻界坦言了，等于下定了决心，准备与老孙一道，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接着，筹备连锁店紧锣密鼓。我们在踩点的同时，各地要求加盟的信函如雪片般飞至，不少人甚至不远千里亲自登门。对于特许加盟，我是外八路，拿捏不准，不敢轻易表态，遂把来人引见给老孙，同时也把有关信件转给老孙，老孙是公司的法人，又有老纪协助，一切还须老孙最终定夺。 按照我的思路，公司的运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国各地有加盟意向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家，将之建成松散型联盟，在各省、市设总代理，提供品牌、技术、监督服务，收取加盟费。第二步，公司扎扎实实创品牌，从最基础的养殖、屠宰做起，向销售、深加工等一条龙发展。 老孙与周斌电话沟通后，不以为然，他们以为建立松散型联盟，在公司成立之初，人力、财力很有限的情况下，不好控制，容易将品牌搞砸、搞滥；养殖、屠宰投入资金量太大，万一遭遇风险，血本无归。依照他们的思路，先从样板店做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逐渐发展连锁店。待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摸索出路子，再搞特许加盟；至于形成从养殖到深加工一条龙，则要根据连锁店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能盲目。 我曾对一些养殖户进行过调查走访，用配方饲料喂养生猪，从猪崽到出栏大约需要四个月左右，每头生猪日消耗饲料平均约1250克。在饲料未涨价之前，大肉批发到64～66元/公斤，养殖户可保本经营，不赚不赔。饲料涨价后成本价约在800元/公斤左右。从2003年10月“非典”警戒解除之后，大肉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时批发达13元/公斤，最低也在10元/公斤以上。况且规模养殖，加入一定的青饲料，成本还有可能下降。老孙他们开始若遵从我的建议，首先建立养殖场，不遇诸如口蹄疫、五号病、禽流感等重大疫情，便可狠赚一笔。而且要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无异于空中楼阁——你说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处胡乱进货，质量如何保证？ 再说屠宰加工，国家控制建设项目，实行定点屠宰之后，任何集体、单位、个人不得私屠乱宰，哪怕只有一头猪杀掉自己食用，也必须到定点屠宰场加工，等于实行了屠宰加工专营。申请建立一家屠宰场的审批手续，仅需要五千元左右，而眼下仅一套手续就炒到了好几万元。可以说建设定点屠宰场是稳赚不赔的项目，关键是审批手续较难，但凭我们当时的人脉和影响，只要建起了养殖场，自养自宰，我想申请屠宰手续不是太难的。 但周斌、老孙他们考虑的不一样，也许资金有困难，也许涉足一个全新领域，先想牛刀小试，探探水的冷热深浅，担心万一投资过大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不好刨根问底。周斌是出资人，远在美国，我打国际长途很不方便，主要依靠老孙与他沟通。我觉得小打小闹太没劲，实在没意思，而自己未出资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闷在心里很难受。老孙是周斌的全权代表、公司法人，我理应尊重他的意见。 分歧归分歧，大目标一致。老孙与老纪在西安承租了写字楼，换过当地手机，汽车也留在了西安，拉开了扎根西安、大干一场的架势。 方针已经确定，踩点、选择连锁店的店址就成为第一要务。整治市容环境之后，取缔了摆摊设点和占道经营，门面房身价倍增。我与老孙、老纪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驱车在大街小巷瞎转悠了好几天，出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几个人一商量，为了加快进度，分头寻找，待有了眉目，再碰头商议。我发动妻哥、杨师傅等一起帮我搜寻，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郊与南郊各找着一处，我认为两处恰在城乡结合部，靠近农贸市场，房租价位适中，比较合适。领老孙、老纪看了，他们却认为地理位置偏僻，起不到宣传、示范作用，我反复强调，肉店不能一味追求新潮、气派，如果附近没有菜市场，即使开到钟鼓楼底下，房价高权且不说，还少人问津。 我的话歪理正，但老孙、老纪以为我讲话不中听，有损他们的颜面。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我借口一走了之，事情便搁置起来。 老孙、老纪人生地疏，他们托房屋中介公司代找店面。一晃到了“双节”，举家团聚的日子，老孙、老纪离家时日已久，需要回家看看，于是老孙回了大连，老纪也回了上海。恰好“双节”肉店生意很忙，人手不够，我则在店里帮忙。
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些事情，需要在北京稍作逗留，让我找中介公司一位叫刘义的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并付款。我约见了刘义，看过所找店面，上下两层，楼上两间，楼下一间，还有室内楼梯，认为其离菜市场太远，有效利用面积小，房租也贵，不太满意，遂推说我手头无钱，等老孙他们过来再说。事实上，老孙他们休假时，在我处放置了两万元现金，以备急用。我的意思是门店地理位置不佳，等老孙过来，看过店面后再作计议。一旦签订合同，缴纳租金，造成既定事实，即使老孙后悔，已经回天乏力。 老纪先于老孙返回到西安，我劝说不住，从我处拿了钱，与甲方签订了合同，刘义得到五百元中介费。接着刘义又找着一处，老纪开车接我，约我一同前去考察。我本抽身不开，最主要的是人微言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而懒得咸吃萝卜淡操心，但念老纪只身一人，不去有碍情面，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看过店面，我愈加不满意，认为地域太偏，犹如走入死胡同，谈不上半点前途，坚决不同意。但老纪说： “老孙交代了，让签。”我极力阻拦，均无济于事。最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缴纳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一个星期之后，老孙返回西安，我言明自己的顾虑：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竞争激烈，开店做生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老孙说得也很现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有动静，周斌那边又催得紧，先动起来再说。” 设身处地，我能理解老孙的难处，毕竟，我也曾经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 不久，上海那边有事，老纪必须回去，千钧重担就落在老孙一个人的肩上，我真为老孙捏了一把汗。
|
| 上一页 返回书目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