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本章字数：20362）
　　1

　　黄尘滚滚的中原。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是司机的助手，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他红头涨脸的，急得两只眼睛都突了出来，向前面大声呐喊着。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给堵住了。他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或是假装不听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前面的卡车终于良心发现了，退后一步，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我们也开得慢些，”那助手向司机说：“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体扭过去往后面看着，笑嘻嘻的十分高兴，但是忽然之间，又涨红了脸大喝一声，“他妈的！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都笑了起来。也有人说：“这司机的作风不好，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这次人民政府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学校里的积极份子都抢着报名参加。这一支土改工作队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内中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像刘荃。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尾，两只手臂松松的环抱着，架在膝盖上，天气虽然已经入秋，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烫的。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被汗水浸湿了，嶙嶙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蝉声“吱呀……吱呀……”叫得热闹，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无穷无尽，笔直的伸展下去。

　　刘荃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卷起一阵阵的沙土扑在脸上，就像一层粗糙的纱面幕，不停在脸上拍打着。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皱着眉毛，眯萋着眼，然而仍含着笑容。人个子很高，棕黄色的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右颊有一个很深的酒涡。

　　“东方红，太阳升”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唱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来一辆骡车，卡车往路边一歪，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芦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枝枝叶叶，擦得嗤啦嗤啦，响成一片。女同学们尖叫起来，纷纷躲藏着，往旁边倒过去，更加挤成一团。大家又是一阵哗笑。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在同伴的背上敲着，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然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荃最喜欢这一个歌，那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使他联想到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同时他不由得想着，一群人在疾驰的卡车上高歌着穿过广原，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洼陷下去，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矗立着。这是因为土质松软，骡车的铁壳轮子一辗就是一道沟，千百年来的骡车老在这条道上走着，路就成了个土沟，有一两丈深。坐在卡车上，只看得见平原上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坐得腿发麻，大家尽可能的掉换位置，人丛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现在挪了个方向，朝这边坐着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但是梢上还微微有些卷曲。脸型圆中带尖，小小的微凸的鼻子，薄而红的嘴唇。漆黑的一双眼睛，眼梢撇得长长的，有一道深痕。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袖子高高的卷了起来，直卷到肘弯上面。手臂似乎太瘦一点，然而生在她身上，就仿佛手臂瘦一点，反而更显出一种少女的情味。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刮了来，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上车以前，大家曾经挨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所以谁也不好意思郑重出之，不过笑嘻嘻的随便咕哝这么一声。人多，有许多人也仍旧闹不清楚。然而像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她自己报名，说叫黄绢，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大概全车的男性没有一个没听清楚。刘荃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这人实在太美丽了，偶尔看她两眼，就彷佛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别过头去，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在胸前一下一下的扇着。扇了一会，自己又觉得这是多余的，车子开得这样快，风呜呜的直吹过来，还要扇些什么。于是把帽子戴到头上去。但是跟着又来了第二个感想，这样大的风，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赶紧又摘下来。看看别人，谁也没戴着帽子，自己的帽子本来是不是戴着的，倒记不起来了，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他没大听见她和别人说话，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常常把她的一把伞伸到车外去，插到树丛中，擦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根树打拍子的那个女孩子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头，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下级干部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种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高个子，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子很重，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出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子，和其它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触。他口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哂得头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后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浓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点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又高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滑，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慰着。车子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汽车已经驰出了土沟，眼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阴暗而又明晰。

　　“到了！到了！”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高粱秸子长得比人还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高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子里拥出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出来，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头上扎着白毛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口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欢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子上跨过去，扑突扑突跳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出那昏黄的光，照着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紧了。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跳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着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性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头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水沿着油纸伞的边缘，亮晶晶的成片的流下来，正落在他头上。黄绢也觉得了，当然也没好说什么，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就靠近他些，紧挨着他走。这样，总算这把伞不是完全一面倒，那成片的雨水也不再淋在他头上，变为淋在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也就到了庙门口了。先到的一批人都挤在檐下，抖帽子的抖帽子，拧裤脚的拧裤脚，酒了一地的水。他们这一对最后来到的，大家都望着他们。刘荃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他仿佛觉得大家对于黄绢总特别注意些，说是“虎视眈眈”也许太过分了，但是空气里似乎确是有点异样。一上了台阶，他把伞交还给黄绢，谢了她一声，就匆匆的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围着张励说话。张励给他们大家介绍。支部书记李向前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高领子的白布小褂，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李向前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张励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李向前对农会组织孙全贵说：“快让他们烙饼。”又向工作队员们抱歉的笑着说：“预备了三十斤白面，五十个鸡蛋，这天热，肉留不住，也没敢杀猪，不准知道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可千万别费事，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张励说。

　　“用吃白面了，”刘荃插进来说：“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们做饭，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着头皮，把眼睛望着他们，嘴里唏溜唏溜的笑着。“下这么大雨，就在这儿吃一顿吧，早一点歇着，同志们今天也辛苦了。”

　　“也不费什么事，东西都现成，都现成。”孙全贵说。
　　“我看，我们也不必和大伙儿闹对立，”张励微笑着向刘荃说：“无论什么事，总得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死脑筋，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以着，那也是一种教条主义。”说到这里，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荃真没有想到，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再一想，究竟自曰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这次下乡，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大概张励嫌他锋芒太露了，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好在工作队里建立起威信来。他这样想着，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也就忍耐下去了，脸上也是含着微笑。

　　张励问李向前，当地有多少党员。又问了些别的话，说明天要各种团体分别开会，传达政策。干部都到齐了，农会主任、妇会主任、民兵队长、村长、村副、支部组织、支部宣传。他们大都还带有几分农民的羞涩，静静的蹲在房门口，听着这边说话。也有蹲在檐下的。

　　民兵搬着鸡蛋蔬菜，出来进去忙个不了。侧屋里发出烙饼的香味。刘荃不看见那两个司机，问别人，都说不知道。他出去找他们，去叫他们来吃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一出庙门，几棵大槐树簌簌的往下滴水，还当是又下了起雨来。然而地上已经微微有些月光了。

　　卡车的黑影矗立在路边。有一群人围在车子旁边看着，指指戳戳。刘荃向那边走过去，远远的听见妇女和小孩说话的声音。

　　“不许动！”女人呵叱着。“下来！！还不下来！打死你！”

　　小孩带着哭者说：“揿一揿，轻轻的揿一揿嘛！”

　　汽车喇叭低低的“嘟”一响，大家都笑了起来。女人仍旧叱骂着。

　　“这些人是区上下来的还是县里下来的？”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一个男子回笞。

　　“说是要闹斗争了。”

　　骂孩子的女人说：“不是说要分地吗？”

　　没有人回答。后来正是那男子说了一声“地也要分的，斗也得斗。”

　　“不斗光分地不行吗？”

　　“不斗还行！叫斗就得斗！”

　　他的妻在旁边仿佛有点不安起来。“回去吧，孩子他爹。”

　　一群徜徉着走开了，女人们抱着孩子。

　　刘荃听他们说话的声口，就猜着两个司机绝对不会在卡车里面。走过去一看，果然车子里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他踌躇了一会，才追了下去，向那男子喊了一声，“嗳，老乡！刚才那两个开车的上哪儿去了，你们看见没有？”

　　他们回过头来望着他。一个赤稞着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脚，呆呆的向他望着，手里拨弄着一个细竹签搭的框架，大概是刚才拿着去欢迎他们的一盏红星灯，被雨淋得只剩下一个星形的架子，上面还挂着两三条破烂的红纸。

　　他们没有说话，刘荃以为他们不会回答他了。

　　“上合作社去了，”那男子突然向那边一座小白房子指了一指。然后他们很快的继续往前走。只有那小男孩还挺着隆起来的肚子，站在那里眼睁睁望着地，拨弄着那竹签编的架子。

　　“小顺！”妇人粗声呵叱着。

　　小孩也跟着他们走了。

　　刘荃站在那里，倒呆了一会。然后他慢慢的向合作社走去。这大路边上荒凉得很，偶然有两所房屋，都是高粱秸子扎的墙，只有这合作社是个瓦屋，里面仿佛点得很亮，窗纸上人影幢幢。刘荃觉得很奇怪，这时倒还开着门。这两个司机也不知道跑到合作社去干什么，这乡下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买的，而且他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城去了。

　　他心里正这样想着，远远的看见合作社的门一开，两个人走了出来。月光照在那白粉墙上，这两个人对着墙站着，就溺起尿来。他们嘴里衔着的香烟头在黑暗中发出两点红光。

　　刘荃突然住后退了一步，隐身在瓜棚底下。他听见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有一个人听去很耳熟，就是那农会组织孙全贵。

　　“闹不起来的！”他在那里说，“我们这儿连个大地主都没有。不像七里堡，他们有大地主，三百顷地，干起来多有劲！你听见说没有，他还没分呢，大红绸面子的被窝都堆在干部炕上了！”

　　他们一面说着话，系着裤子走了。

　　刘荃缓缓的向合作社走过来，心里也说不上来有些什么感想，只觉得悄然。一推门进去，迎面拦着柜台，靠着又有一个贴烧饼的炉子，一个赶面的柜台，一块砧板。有两个人站在柜台前面喝酒，柜上有一只小小的黄泥坛子。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刘荃走上去指着两个司机的肩膀，“等着你们吃饭吧。”

　　“你也来一碗吧，同志？”司机说，“淋得这么浑身稀湿，要生病。你不喝一点去去寒气？”

　　“不喝了，你们也喝得差不多了吧，可以去吃饭了。”

　　两个司机吃得脸红红的，踉踉跄跄跟着他一同出来。

　　回到庙里吃了饭，大家就预备安欧。男女队员各占一间教室，腾出地方来打地铺，在那青石板地下铺着一堆堆的高粱秸子。吹熄了灯，那迷离的月光就从窗格子里照进来，照在地下，成为朦陇的白玉古钱的图案。院子里唧唧国国的虫声，加上雨后的蛙声，响成一片。屋子里面又常有一种枯嗤枯嗤扑喇扑喇的声音，也不知道是老鼠是蝙蝠？还是风振着那破烂的窗子，使人听着心里老是不能安定。虽然这样，大家实在困倦得很厉害，不久也就鼾声四起了。

　　刘荃心里有事，一直没睡着，翻来覆去的，身底下的高粱秸子老是窸窣作声。睡久了，那青石板里透出一股子寒气来。秋后的蚊子也非常厉害。大概是他拍蚊子的声音，把张励惊醒了。他看见张励从铺位上坐起来，趿上鞋走了出去，想必是去解手。过了一会，张励回来了，坐了下来沉重的打了两个呵欠。在黑暗中只看见他的汗背心的白影子。

　　“你还没睡着，刘同志？”他问：“睡不惯吧？”

　　刘荃本来想说被蚊子咬得睡不奢，但是听张励的口气里似乎含有一种谈笑的意味，就不愿意这样回答。他顿了一顿，然后微笑着说：“不是。我在这儿想着，这村子的情形不简单。”

　　“哪儿的情形都不简单。——怎么，你听见什么话了？”张励似乎很感兴趣，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自己先抽出一支，把盒子扔到刘荃的铺位上人抽烟。”

　　刘荃走过来拿洋火，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把孙全贵的话告诉了他。

　　张励听见说七里堡还没斗争，地主的被窝倒已经堆到干部的炕上去了，他笑了起来。“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的追求享受。不过我们搞工作，是不能撇开干部的。应当就利用这工作来进行干部教育。”

　　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态度又那样轻松。在这黑暗中听着他说话，刘荃不由得就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又告诉他那几个农民的态度，几乎带着敌意。他们似乎反对斗争。

　　“唉，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后，”张励笑了。“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把人民的敌人当是好人。常常动摇，常常靠不住，一脑袋的变天思想，胆子又小，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

　　刘荃非常惊异，想不到他把农民估计得这样低。“照这样，这土改怎么搞得起来呢？我们不是要走群众路线吗？”

　　“走群众的路线，一方面得倚赖群众，一方面就得启发群众，帮助群众，进行思想动员。”

　　刘荃默然吸着烟。

　　张励呼起一口痰在喉咙里，吐了出去，然后就躺了下来，在石板地上揿灭了香烟。“你也小心点，别把高粱秸子烧着了。”

　　2

　　清晨的蝉，刚刚叫起来，声音还很嫩。那鸡蛋的阳光，照在那笔直的黄土巷子里，墙根堆着一滩滩的粪便。在这静悄悄的土黄色的世界里，李向前领着一群土改工作队员一拐弯走了过来，大家都还没有睡醒，背上背着背包。

　　走过了一家人家，在那光滑的土墙上，开着两扇旧黑木板门。李向前在那处掩的门上随意的拍了两下，叫了“唐占魁！”就领头走了进去。

　　里面一个四方的院子，支起一个小小的黄瓜棚，正中又牵着一根绳子，晾着妇人与小孩的花布兜肚。

　　“唐占魁！”李向前大声叫着。

　　屋里出来了一个妇人，苍黄的脸上浮着一脸局促的笑容，站在那土台阶上，把她卷起的袖子放了下来，两只袖子只管轮流的往下抹着，抹个不了。

　　“他爹下地去了，李同志。”

　　李向前特地指出刘荃来。“这位是刘同志，以后他就住在你们这儿了。人家可是替咱们办事来的，咱们可得好好招呼着。”

　　“对，对！应当的！”女人陪着笑说：“咱知道，昨天晚上农会来嘱咐过了。”

　　“你进去瞧瞧吧，刘同志。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李向前匆匆带着别的工作队员走了。

　　“进来坐，你这位同志，”女人带着很不确定的神气，笑着说。“吃啦吗？”

　　“还没有呢。”

　　“哟！那我去生火去，给你蒸两个馍吧？”

　　“就吃凉的也行，不用蒸了。”

　　“进来坐，进来坐。”她领他走了进去，一面就昂着头喊了一声，“二妞呀，拿个馍来！多拿几个！——还是蒸一蒸吧？”她有点担忧地问他。
　　他又客气地再三拒绝了。她领他走进右首一间屋子，一进去看见光秃秃的一张土炕，倒占掉大半间房。炕头只堆着几只空箩空缸，和一些零乱的麦草。然而这家人家大概光景还不算坏，那凹凸不平的黄土墙上，还刷着几块白粉，屋顶上淋下来的雨，又在那白粉上冲出两大条黄色的痕迹，倒更透出一种箫条的况味。紧挨着炕，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桌子，那妇人从桌子下面拖出一张黑木方凳，让他坐下，自己却靠着门框站着相陪。

　　“你们有几个孩子？”刘荃想引着她说话，他要学习接近群众。

　　“唉，早先丢了两个小子，现在就剩一个了，还有一个闺女。”

　　他又问长问短，和她叙起家常来。

　　“他们唐家不是本地人！”虽然已经结了婚二十了，她仍旧称她婆家为“他们唐家”。“二妞她爹十几岁的时候，跟他爹娘逃荒到这儿来，苦扒苦挣，好容易混的，总算自己有地种了。”她说的都是这些老话，近年来乡下的情形却一句也没提。

　　进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穿着一身紫花布衫裤，系着黑布围裙，两只手提着围裙的角，走到桌子面前，把围裙往上一掀，六七只黑面馒头骨突骨突滚到桌上去，听那声音，就可以知道是硬得像铁打的一样。

　　“二妞你把炕上扫扫。”

　　那二妞爬上炕去，拿着一把高粱秸子扎的小扫帚在土炕上沙沙扫着，面积很大，她跪着爬来爬去。她的背影很苗条，一双脚胖墩墩的带着几分稚气，脚穿着褪色的粉红线袜，圆口青布鞋。

　　她母亲老是把眼睛望着她，仿佛有点忧虑似的。“我来扫，”她突然说：“去拿酱萝卜来。带双筷子来。”

　　妇人一面扫着炕，掉过头来看着二妞送了一碟酱萝卜来，又看着她走出去。

　　然后那妇人又用忧愁的眼光望着刘荃吃东西。“吃得惯么？”她微笑着问，“我听见说，这次来的都是学生。”

　　“学生就吃不了苦吗？”刘荃笑着说。

　　她也笑。但是过了一会，她又说，“对付着吃一顿，待会儿给你赶面条。”仿佛带着一种安慰的意味。

　　他觉得她这人很可亲。“不用费事了，唐大婶，我一会儿要出去，中饭不在这儿吃。”

　　“说是今天要开会，有我们没有呀？”妇人皱着眉望着他。

　　“你们在会不在会？今天开农会跟妇联会。”

　　“农会本来没有我们，说我们是中农。今年春上又闹‘纠偏’，说中农也在会。”她别过头来向门外喊了一声，“二妞呀！去到地里去告诉你爹一声，叫他去开会。听见没有呀，妞儿？回头开妇会，你也去听听。听见没有？”

　　那馒头里面夹着沙子，吃起来卡嗤卡嗤响着，很难下咽。刘荃向她要一点水喝，她连声说“有，有，”走了出去。但是一去不来。他勉强吃了两只馒头，就匆匆走出房去，叫了声“我出去了，唐大婶！”

　　“我这儿生火呢，同志，水一会儿就得。”

　　“不用做开水，我出去了。”

　　他走到院子里，二妞拿着个锄头，在瓜棚下面刨土，见人走过，头也没拍，只抬起手背擦了擦汗。

　　他应当回到小学校去集中，但是刚才来的时候，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也没留神，回去的路倒有点记不清楚了。在大门口站着，踌躇了一会，又转过身来。他看那二妞见了人总是很怕羞的样子，因此特地正了脸色，向她点了个头。“我上小学校去，是不是一直朝东走？”

　　“朝东……”她拿锄头比划了一下，仿佛不知道应当怎样说，想了一想，才又说：“朝东走，看见那棵枣树就转弯。再走一截子，看见绿豆田，出了墟子就是那庙了。”她走到大门口来指点着。她的脸晒得红红的。头发已经剪了，齐齐的披在脖子背后，两鬓拢得高高的。被风吹乱了的前刘海，都簇拥到脸的两边，倒更衬托出睑的鹅蛋形。她是单眼皮，乌亮的眼珠子上罩着一排直而长的睫毛，侧面看去，很有一种东方美。

　　“二妞！你还没去叫你爹？”她母亲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就在里面叫喊着。“我还当你走了呢！”

　　“忙什么，开会还早呢。还没响锣。”她虽然这样回答着，一面也就把围裙解了下来，用围裙周身掸着，仿佛预备出门的样子。

　　刘荃本来想再问得更仔细一点，因为用枣树和绿豆田来做标帜，是很靠不住的，不一定认识。但是听她母亲叫她，倒像是她母亲听见她和他说话，就有点不放心似的。他就没有再罗唆下去，谢了一声就走了。

　　在小巷里走着，脚底下的浮士窸窸窣窣响着，听着就像背后有人跟着似的。他可以想象，要不是这青天白日的时候，如果半夜里一个人走着，还真有点害怕。两边永远是单调的黄土墙，到了那转弯的地方，实在小容易辨认。他正站在一个三叉路口，向一棵树端相着，背后忽然有人说起话来，倒使他吃了一惊。

　　“那不是枣树。”
　　他回过来一看，不觉咦了一声，然后就笑了。“倒幸亏你跟我顺路，不然真会迷了路了。”

　　二妞微笑着把衣襟牵了一牵，没有说什么，偏过头去望着那日光中的土墙上的人影子。

　　这巷子里的地，中间低两边高，很不好走，因此两人依旧一前一后，在中间一条窄沟里走着。刘荃和她说话，需要回过头去，就照顾不到面的高低不平的路。说话既不方便，而且也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因此大家静悄悄的，也还是和刚才一样，只听见脚底下踩着浮士，刷刷的发出响声来。

　　“你加入了识字班没有？”在很长的一段静默以后，刘荃终于想出这样一句话来。

　　“加入了。”

　　“认识了好些字了？”

　　“不认识字。”

　　“怎么入了识字班会不识字呢？你是客气吧？”

　　“该转弯了。”她虽然没有回答他的问句，但是语声中带着笑声，仿佛刚才是极力忍住了笑。

　　可以看得见土墟子了。墙洞里露出一方方碧绿的麦田，红通通的高粱地。

　　“哪，那是绿豆苗。”她终于指着一个门洞子说。

　　“哦，那就是绿豆田。”

　　“我就猜着你不认识。”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也笑了。

　　出了那黄土围墙，就正站在一棵大树下面。这树长在个小土坡上，下去几步路就是大路。在路那边，老远就可以看见那绿树丛中露出一株红墙来，是那关帝庙。再往远处看去，又是那一条条一方方的田地，绿锦似的一直伸展到天际。

　　“你们的地是旱地还是水地？”

　　“喏，就是那边那个。”她指了一指。

　　“嗳呀，那不是早走过了吗？”

　　“那边那个庙就是小学堂，”她又指了指。

　　假使走到这里还找不到那小学校，那也未免太低能了，他心里想。他笑着向她道谢，“真是对不住，让你多走了这些路，”他说。

　　“我们走惯了的，”她随口回答着，眼睛已经向对面的庙宇望了过去。庙前似乎很热闹，许多穿制服的人忙忙的向里走，大概都是工作队里的人。

　　刘荃独自在那山坡上走了下去，到了路上，不由得又回过头去望了望。她还站在那里，手裹板着一根树干，把它扳得低低的，摇撼着玩。强烈的阳光正照在她脸上。她的头发不大黑，是被太阳晒焦了的；再被阳光一照，那头发与睑与手臂都像是有金色光泽的木头。她整个的像一个古艳的黄杨木雕像。然而就在他回过头来的一刹那间，她已经一扭身走了进去。那板下来的树枝被她突然一松手，一弹弹了回去，那碧绿的枝条映着淡蓝色的天，尽在空中一上一下，动荡个不

　　停。刘荃站在那里望着那树枝，倒看呆了。

　　墙的门洞子里忽然又走出一个人来，却是黄绢。刘荃定了定神，再看了看，是黄绢。她举起一本笔记簿来挡着头上的太阳。天热，她把帽子推到脑后去，短头发也掖在耳朵背后，但是依旧有几根散乱的发丝被汗水黏在面颊上，莹白的脸上透出浅浅的红晕。刘荃站在这里向上面望着，就像是在这里等着她似的，也只好将错就错，就算是早已看见了她，向她带笑点着头。

　　“这儿的路真不好认，”他说，“幸亏遇见一个村子里的人，送了一程子。你倒真有本事，一个人走了来了。”

　　她笑了起来。“你当我认识路？要不是有你们在前头带路，我绕来绕去，不知道要绕到什么时候呢！”

　　“哦，你看见我在前头走？”刘荃笑着说。底下接下去很自然的一句问句，就是“怎么没叫我呢？”但是结果并没有问出口来。

　　“那是哪家的姑娘？很活泼的。”

　　“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刚巧顺路，她到田上去叫她父亲去开会。”

　　他附带加上的两句解释，也许是多馀的，她即使听见了，似乎也并没有加以注意。因为这时候有别的女同志走过，她立刻赶上去招呼她们，态度仿佛比平常更亲热些，大家一面谈笑着，匆匆的走上庙的石级，倒把他丢在后面。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行动，她刚才的谈话里也并没有丝毫不愉快的表示，然而他直觉的感到她是对他有些不满。但是为什么呢？如果他以为她不高兴是为了二妞，他应当觉得高兴才是。但是究竟不是那样自命不凡的人，以为任何女性都对他有好感。证据是，他并不觉得高兴，只觉得无缘无故的心里很不痛快。

　　工作队在庙里集中以后，分两组去参加农会与妇联会开会。全部同志与一小部分男同志去主持妇联的大会。刘荃这一组是到一个大族的祠堂去开农会的。今天的会，不过是例行公事。由张励和几个队员轮流演讲土地改革的原理，从私有制度的由来说起，农民等于上了一课社会发展史，都听得昏昏欲睡。刘荃也讲了一段。

　　一个会开了六个钟头。散会以后，大家回到村子里来，天已经黑了。刘荃回到唐家，他一进门，就看一个瘦瘦的中年汉子，身量不高，衔着个旱烟袋迎上前来，向他点头笑着。想必就是唐占魁了。
　　“上那边屋去坐！”他仿佛比他女人还要木讷，连个“同志”也不会叫。

　　他把刘荃让到今天早晨那闲房里去，二妞随即送了一盏灯进来。但是这油灯搁在桌上，搁不稳，大概因为这泥地凹凸不平的缘故。二妞把灯放在炕上，又出去找了块砖头垫在桌腿下面。她蹲在桌子底下，把砖头垫上了，屡次昂头来看看垫平正了没有，又堆了推桌子，看它摇晃不摇晃。这时候刘荃注意到她头发上戴了一朵浅粉色的小花，早晨似乎没有看见。

　　唐占魁坐在炕上吮着旱烟袋。他光着膀子，穿着一件白布背心，灯光照在他赭黄色的脸上，脸上很平坦，但是像泥土开裂一样，有几道很深的皱纹。

　　“今天的会开得太长了吧？”刘荃说。

　　唐占魁唏唏的笑了几声，客气的说，“也不算长，不算长。”然后又沉默下来了。

　　刘荃看他彷佛有心事的样子，就又把土改的大致办法向他讲解了一遍。问知他有十一亩地，一年收不到十石粮食，交了粮，一家人刚够吃的。像他这样的中农，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定律，他的财产是在政府保护下的，可以绝对用不着忧虑。

　　然而唐占魁仍旧皱着眉头。“说是要‘打乱重分’，有这话没有呀？”

　　“没有的话。像你们这中农的地，绝对不去动你们的。”

　　“那就好，那就好，”唐占魁叹了口气，“自从听见那话，心里就是一个疙瘩。我这几亩地，别的没什么，地性是摸熟了。沿河那块地，是大前年买的杨老二的，挺好的地，杨家几个兄弟不成材，把地都荒了，那士不知多硬。自从我种上了，一年翻两回，又常常挑些熟土来垫上，这现在收成已经比从前好多了。要是换给别人，就是多换两亩都有点舍不得。”

　　他的田都是一亩一亩零碎置进的，听他说起来，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历史，也有它独特的个性。他也像一切沉默寡言的人一样，有时候一开口说起他喜爱的事物，忽然滔滔不绝起来，变得非常唠叨。刘荃听着，倒觉得很有兴味。

　　二妞出去了又进来了，倚在房门口呆呆地听着。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问叫他们出去吃饭，她做了荞麦面烙饼。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灶上的火还很旺，她叫二妞去坐上一锅水。

　　灶旁有一只酱黄色的大水缸。二妞揭开缸盖，拿起葫芦瓢来舀水，但是还没有舀下去，先在水里匆匆的照了一照自己的睑。她把那朵花向后面掖了掖。再照了照，总彷佛有点不放心。结果又把那朵花摘了下来，倒插在鬓边。这次却没有插牢，那粉红的花声息毫无的落了下来，在那暗黄色的水面上漂浮着。影沉沉的水里映出她的脸，那朵花正栖息在她眼睛上，一动也不动，二妞也没有去捞它，手扶奢缸沿，只管望着自己的影子。

　　“怎么舀点水要那么许多时候，又不是绣花，”她母亲说话了，“尽在那儿看些什么？”

　　“我看今天这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浑，”二妞说，“底下那么厚的泥。”

　　她把花捞起来洒了洒水，依旧插在头发上，匆匆的舀上一锅水，送到灶上去，然后也坐到桌上来吃饭。她斜签着身子坐着，低着头吃饭，刘荃因为不愿意让她觉得窘，也尽量避免朝她那边看去。但是她刚才在水缸里照镜子的神气，却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感觉，似乎有一种渺茫的快感，又觉得有些不安。

　　3

　　工作队这两天忙着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着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着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于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后，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着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后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着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

　　“什么地主的仇恨不深？实在是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程度不够，所以对于被地主剥削的事实并不感到愤恨，”张励说：“而你们只看到表面，就武断的认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不深，这正证明了你们对政策理解的程度不够。”

　　于是大家又作了详尽的检讨与反省。

　　李向前向工作队提出一个意见，每天中午用大锅煮“斗争饭”吃，工作队和干部民兵一同吃吃，叫起人来比较方便，省得满处去找。反正粮食是现成的，是春上清匪反霸的斗争果实，由农会保管着。

　　“那是人民的财产。”刘荃立刻说：“不应当由我们来享受。”

　　黄绢向来不大说话的，这次也说，“本来我们下乡应当‘三同’，”她是指同吃、同住、同工作。“现在我们不下地工作，已经不对了，再要吃得比别人好，未免太说不过去。我住的那家人家是个赤贫户，就靠吃些豆皮麸皮糠皮过日子，从来没吃过什么正经粮食。”

　　被分派在赤贫户家里的，不止她一个，也都是跟着吃糠，自然也有人急于想换换口味，就和她辩驳起来。“不下地工作，那是因为时间上不许可——这次土改是有时限的，要尽早的完成它。其实是经济时间，大家在一起吃‘斗争饭’倒也是一个办法，干部民兵都会齐了，叫人有人。”

　　一时大家议论纷纭。

　　“同志们是来帮助老百姓闹斗争的，”李向前说：“就是吃老百姓两顿饭，也是应该的。”

　　“那么难道说，不吃，就不斗争了？”黄绢说。

　　张励是支持她的。他说：“吃得太讲究了也的确是不好，要照顾到影响。”

　　“斗争饭”的建议就榈浅了。但是不久他们又发现，因为农会的谷仓设备不大好，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谷子都发热，变红了，也有的发了芽。这样看起来，也就没有理由反对拿点出来吃吃。于是就在小学校的院子里砌起大灶来，每天给工作人员做一顿午饭。后来一度有谣言说李向前和农会主任串通了，大批的盗卖粮食，都报销在斗争饭上。也是因为别的干部看着眼红，所以才闹到张励跟前，但是李向前把张励敷衍得很好，因此事态并没有扩大。工作队员们也只是恍惚听见有这样的传说。

　　访问贫雇农的工作已经告一结束，忙着给区上写汇报，大家帮着抄录。发给黄绢的一份似乎特别长些，一直抄到黄昏后，人都走光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小学校的教务室里埋头抄写。桌上点着一根红蜡烛，插在泥制的烛台上。在那黄昏的烛光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白粉剥落的墙上贴着一张石印的孙中山先生像，一张彩印的毛泽东像，每一张画像的两边都贴着两条白纸标语，像对联似的。对面墙上又高挂着两只大红色的腰鼓，那铜匝铜钉微微的闪出金光来。小学生的作文，写在绿丝格的竹纸上，高高下下贴了一墙。

　　张励走了过来，说：“我们突击一下吧，我来帮你抄，今天晚上抄好它，明天一早派人送去。”

　　他站在黄绢背后看她抄到那里，手里拿着顶帽子不住的指着，一半也是替她扇着。他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一下一下的扇着，那蜡烛的光焰一闪一闪，跳动得很厉害。黄绢只管把眼光注视在纸张上，不由得一阵阵的眩晕起来。她心里觉得十分不耐烦，但是极力忍耐着，搁下笔来，把草稿分了一半给他，又把烛台往那边推了一推。但是他并没有坐到那边去，依旧挨着桌子角站着，不经意的把那一叠稿纸竖起来在桌面上托托的敲着，慢慢的把那一叠子稿纸比齐了。

　　“你好好的往下干吧，黄同志，”他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表现得非常好，今天在会上发言，思想性也很强。你是候补党员，等我回去反应上去，应当可以提前准许入党。”

　　他的手就此按在她肩膀上了。黄绢只管继续抄写着，头也没抬，却在挪动纸张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把身子一偏，让了过去。“我是很虚心学习的，可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她微笑着说。

　　“要求突出，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看法。”他一面说着，已经把她按在纸上的左手握在手里，但是又被她挣脱了。她只管低垂着眼睛，眼窝里簇拥着那长睫毛的阴影，腮颊上的红晕一阵阵的深起来。

　　“你瘦了吧？怎么会刚巧把你派到一个赤贫家裹住着，”他俯身望着她，蜡烛的火光离他的嘴唇很近，现在那火焰是因为他的言语而颤抖着。“给你换一家中农吧，调剂调剂。”

　　“那又何必呢？我们下乡来又不是为了享受，吃这一点苦算得了什么。”

　　“吃苦也得一步步的练习着来，自己的健康也不能不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他又抚摩着她的手，并且渐渐的顺着胳膊往上溜。

　　这一次她很突兀的把手一缩了回去，跟着就往上一站。“我去多叫几个人来帮着抄，可以快一点。”她红奢脸，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面说着，已经向门外走去。
　　“叫校工去叫去。”他高声喊着：“老韩！老韩！”

　　没有人答应，只听见一间间的空房里嗡嗡的发出“韩！韩！”的回声，似乎更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不用叫他了，我自己去，反正我也要回去吃饭去。”她匆匆的说，人已经到了院子里。

　　她回到村子里，动员了好几个人来。她自己先去吃饭，吃完了饭，才邀了一个女同志一同来到庙里，那时候大家七手八脚，也已经抄得差不多了。张励的态度也依旧和平时一样，和她们随便谈笑着，在和悦中带着几分庄严。完工以后，大家一同打着灯笼回到村上去。

　　但是第二天中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吃斗争饭的时候，他忽然捧着碗踱了过来，正着脸色向黄绢说：“黄绢同志，你这种作风不大好，要注意影响。”

　　黄绢倒呆住了，还以为他是指昨天晚上的事，想不到他竟有脸当众宣布出来?

　　“把苍蝇捞出来也就算了，你把这一碗粥都糟蹋了，”张励拿筷子指着她搁下来不吃的那碗粥。“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我记得你是第一个反对吃斗争饭的，认为太浪费。这正是知识份子好高骛远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张同志，你这话太不科学了，”黄绢红着脸气烘烘的说：“苍蝇是传染病菌的，连小学生都知道。”

　　“苍蝇在粥里熬奢，早已死了，病菌还能生存着么？你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洁癖。”

　　“我亲眼看见它掉进粥里，还活着呢，”黄绢又端起碗来用筷子把那苍蝇挑给他看。

　　“这算什么，人家农民还不是照样吃，凭什么你的性命比农民值钱？”

　　两个人一个大声指责，一个大声抗辩，许多干部和民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张励也觉得有些不妥，随即微笑着说：“自己同志，跟你提意见是好意，是要帮助你进步，你这样不接受批评，态度实在不大好，应当提出来在小组上讨论。”

　　当时刘荃非常替她不平，但同时也稍稍觉得有一点诧异，因为她今天不知为什么火气这么大，一开口就和张励顶撞起来。

　　她后来也懊悔她太沉不住气，明明知道是斗不过他的，即使大胆暴露他昨天的暧昧态度，也不会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徒然毁了她白日己的前途。

　　那天他们小组开会，把她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些人虽然都是天真的青年，为情势所逼，不能不顾到白曰己的前程，彼此之间本来就竞争得很厉害；既是示意叫他们抨击某人，当然加以无情的围剿，正是一个邀功的好机会。隔了好几天以后，还又有人在会上提出来质问：“那天开完会以后，曾经有人看见黄绢同志跑到野地里去，哭了一场。可见她表面上装作接受批评，心里还是不服。”

　　有片刻的寂静。然后黄绢微笑着说：“是有这么回事。我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么关切，这么热心的帮助我进步，不由得感动得哭了。”

　　这样，总算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这两天工作队员天天参加干部会议，在合作社里秘密开会，酝酿斗争对象。这一天正在开会，忽然有人嚷了起来：“有奸细，有奸细！”

　　“是韩廷榜！”

　　“是他！我看见他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家嚷成一片。

　　当下就有几个干部跑出门去，把那地主韩廷榜架了进来，又喝骂那守门的民兵不管事。那韩廷榜是个高个子，黄瘦面庞，高鼻子，细眼睛，头发留得长长的，已经有几茎花白的了，正中挑着头路，两面分披下来。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蓝色帆布鞋。

　　“韩廷榜，你来干什么？”李向前大声喝问。

　　“我来见各位主任有话说，看见同志们在这儿开会，没敢进来……没敢进来。”他不住的点着头哈着腰笑着。

　　“你有什么话说？”张励说。

　　“我是来献地的。”他想挣脱一只手，往口袋里掏地契，结果由别人代他掏了出来，把那小布包呈了上去。

　　张励取出里面的地契来看，一面笑着说：“他们地主献地有三献，献坏、献远、献少。”

　　李向前也凑上来看，说：“这还不是拣的他最坏最远的几亩旱地，拿来糊弄人。”

　　“原则上不应当拿他的。这地是应当还给他的佃户的，他不能拿别人的地做人情。”张励把几张地契仍旧用那块白布一裹，掷还给韩廷榜。
　　“去去去！”李向前吆喝着：“快走！还不是借着献地来打听消息的！”

　　众人把韩廷榜叉了出去。当下继续开会，张励使问起韩廷榜的出身与历史。这人祖上传下来有四十来亩地，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城里读过几年中学。后来经亲戚介绍出去，在外面混小差使，因为人太老实，也没捞到什么油水，而且后来被人排挤，终于还是铩羽回来。但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所以每隔一两年的工夫，也仍旧要到北京去一趟，托他丈人替他谋事，照例总是在丈人家里住一两个月，就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这一向看看乡下情形不对，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半个月前就想溜，预备留下老婆孩子，一个人逃出去投弃他丈人。但是这时候村口上已经查得很紧，他被民兵截留了下来，送到村公所去盘问了一番，依旧放他回去，只是此后就加派了几个人看守着他家前后门。

　　这时候干部会议里又把他提出来讨论，是否应当早一点把他扣起来。同时又怕他会把地契藏匿起来或是销毁掉，决定提前叫他的佃户去跟他算账，去问他把地契要了来。

　　一共有五个人种着他家的田，都是老佃户了。农会把他们叫了来，教了他们一番话，叫他们去索取地契。他们只管笑着答应着，一个眼不见，就少了一个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几个说是去找他去，一个个的也都溜了。干部们等来等去，等得焦急起来，再派人去找，原来他们几个人都下地工作去了。

　　李向前、孙全贵气得直骂：“这些人死落后，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步一步来嘛，别着急，”张励说：“搞工作总不免有碰钉子的时候。”

　　又把几个佃户叫了来，反复晓谕。佃户们终于到韩廷榜家里把地契要了来，但是并没有经过算账的手续，也没有给他难堪。农会事后一调查，非常不满。再开干部会议，孙全贵就在会上发言，说：“咱早就说了——闹不起来的！又没个大地主，贫雇农倒有一百六十多户，一个人才能分多少地？闹个什么劲儿！”

　　李向前也说：“一家分不到一亩地，眼看着人家富农中农，三十亩地，动都不去动他，怎么不眼红？要分就都拿来分了——不是我说！一家闹上两亩地种种，谁不乐意，不怕老百姓不起来！”

　　工作队员起初都沉默着，后来就有人吱吱喳喳议论起来，终于由刘荃开口说：“这是违反政策的。”

　　又有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斗争对象多了似乎不好。”

　　“应当缩小打击面，”黄绢说。

　　“我们不能死抱着条文，”张励考虑了一会之后，这样说了：“各地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非常不一样，所以根据土地多少来划分阶级，也不能有硬性的规定。过去划分的阶级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尽可以提出来重新讨论。”

　　他再向干部们一解释，一时大家都活泼起来了，七嘴八舌发言的人很多，提出许多人名来，认为都可以划入地主阶级。

　　一向从不开口的支部宣传夏逢春也兴奋的说：“韩长锁那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夏逢春是个老实人，跟在李向前孙全贵后头转，当了一年多的干部，连一个老婆都没混上，到现在还是打光棍。

　　妇会主席也开了口：“老婆还穿着新棉袄哪！”

　　当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拟出一张单子来。前三名里就有唐占魁的名字。唐占魁虽然没有佃户，也雇不起长工，在农忙的时候却雇过短工。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给他打过工。农会就把这几个人找了来，发动他们斗争唐占魁。

　　几个雇工都有点怯寒，内中只有一个冯天佑比较胆子大些，敢说话。

　　“唐占魁倒是……待人还厚道，”他迟疑的说：“同志们面前，咱不敢瞎扯，咱有一句说一句。替他家干活，他们自己吃什么，咱也吃什么，给起工钱也爽快。”

　　“你别这么傻，自己给人家剥削了去都不知道，还拿人家当好人，”李向前说：“你不想想，他不剥削穷人，他哪儿来的那些地？”

　　“那是他们一家子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

　　“你别这么死心眼儿，胳膊肘子朝外弯，不帮着自己穷哥儿们，倒去护着那些骑在穷人头上的人。”

　　“不是这么说，李同志。人不能没长心，老唐对咱不能算坏，那年咱死了爹，自己家里叔公叔婆都不肯帮忙，还是他借的钱买的棺材。”

　　“原来是这样，”张励岔进来说：“他这么一点小恩就买住你的心了！”

　　“别这么傻了，”李向前说：“这一点小恩小惠算得了什么？你真跟他算起账来，他的地怕不要分一半给你！”

　　冯天佑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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