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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本章字数：17260） |
| 6. 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数据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数据组长到数据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数据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着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着，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 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着她带来的几张照片。 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着腰站在旁边看着，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 “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 戈珊略点了点头。 “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 “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着，随即探身过来指点着，“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 “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于说。 “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着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 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 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乳房被割掉了。” 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象。那变成像乳罩一样。 “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 她看他彷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着：“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注销来，不定多么胡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 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具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着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着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着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着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 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着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 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着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 刘荃默默地听着。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象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着：“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在线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 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 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 “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于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 “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 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 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 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于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彷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 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着。 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不上从前衙门里的一个师爷。 隔壁房间里忽然地板上咕咚咕咚，发出沉重的响声，震得他们这边桌上的茶杯都在碟子里霍霍响着。是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因天气太冷，在那里蹦跳着取暖。 窗外的天空是纯净的一色的浅灰。外面园子里，竹篱笆圈着一块棕黄色的草地，红灰色三角形的石头砌的一条小路穿过草坪，一块块石头因为天气潮湿，颜色深浅不匀。在那阴寒的下午，房间里的空气像一缸冷水一样，坐久了使人觉得混身盐潮卤滴，如同吃食店里高挂着的一只卤鸭。刘荃与张励每人在棉制服里穿着两套夏季制服，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住。张励找了点废纸，在铜火盆里燃烧着取暖，然后索性把整卷的朱丝栏信笺稿纸都加上去。办公室里别的没有，纸张是丰富的。他们这边屋里分到这么一只火盆，大概也还是沾了周玉宝的光，因为她是管照顾的。 听说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阔人的住宅，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占用了，胜利后也就糊里胡涂当作敌产接收了下来，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接收了去，所以饱经沧桑。像楼下这间办公室，就破坏得相当厉害，白粉的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煤烟熏的黑渍子，是烧饭的煤球炉子熏的。地板上也是斑斑点点，都是香烟头烫出的焦痕。那粉蓝色糊壁花纸上也抹着一条条臭虫血，又有没撕干净的白纸标语。刘荃瑟缩地向着火，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易主楼台常似梦，依人心事总如灰。”以前在学校里读到，倒也觉得平常，这时候却颠来倒去放在心里回味着，觉得和自己的心境非常接近。 怎么会忽然耽溺在旧诗的趣味里，真是没有出息，他想。但是也许并不算没出息，现在从毛主席到陈毅，不都是喜欢做诗填词吗？动不动就要横菜赋诗一番。似乎中共的儒将特别多，就连这里的赵楚崔平两位同志，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吗？——他们并没有作了歪诗送到报上去发表，刘荃认为这也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只做到团长的地位，官还不够大。 他看到赵楚与周玉宝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时候想象着，不知道他自己和黄绢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他现在虽然消极得厉害，总仍觉得做和黄绢如果处在赵周的地位里，多少总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许多措施完全是由个别干部决定的。 当然一方面仍旧不免要造谣、说谎，做他现在干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里来，有黄绢在那里，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必说违心的话，不会觉得是非黑白完全没有标准，使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失去凭依，而至于疯狂。 要是有一天能够和她在一起，也像赵楚与周玉宝一样，有孩子，有一个流浪的小家庭，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这是一个疲倦的中年人的愿望，在一个年轻人，这是精神上的萎缩。 这样的愿望，已经最没出息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 火盆里那一点红红的火光很快地已经要熄灭了。刘荃心里异常灰暗。张励又去找些纸来烧，背着身子站在那里寻找燃料。刘荃突然从衣袋里摸出黄绢最近的两封信，连着信封用力团成一团，丢到火盆里。火焰突然往上一窜，照亮了他的脸。 他倒又觉得空虚起来，开始计算着几时可以收到她下一封信。 7. 五十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锣鼓喧天，军乐队铜乐队吹吹打打。马路上断绝交通，一个贩羊的人牵了一群羊，等了半天，无法穿过马路，把羊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羊们披着一身肮脏褴褛的发毛，低着头把鼻子嗅来嗅去，在那棵洋梧桐下小小的一方泥土土寻找可吃的东西。它们对于人们的喧嚣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只偶而对另一只羊淡淡地看一眼。 游行的队伍停下来了，因为前面在那里耍龙灯。其实也并不是灯，只是一个布制的龙身，店员们新学着耍弄，像京戏票友拙劣地舞动飘带。远远望过去，只看见许多黑压压的人头上涌现一个蚯蚓式的白布圆筒，在空中一上一下。舞了一会，白布圆筒扯直了，暂时休息一下，那边一个淡青色的布筒又蚯蚓式地波动起来。 刘荃站在队伍里，无聊地望着路边的羊群。他很想抚摸它们，搔搔它们颔下含黯的鬈毛。 马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忽然在一只羊面前蹲了下来，在它颔下捞一把了。 刘荃很意外地高兴起来。“可见是‘人同此心’，”他想。 那孩子蹲在那里对着羊的脸望着。“羊妈妈！”他突然叫了一声，把声音压得很扁，像羊的叫声。“羊妈妈！” 那只羊淡然漠地着了他眼，“咩！”了一声，随即掉过头去。 队伍又开始向前移动。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是张励扮的反革命。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反革命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着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 各种卖吃食的小贩都挽着篮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来穿去，轻声吆喝着，兜售油条、麻花、麻球、奶油面包、黄松糕。有时候拥不进队伍的中心，就在旁边陪着他们走。只有这些小贩，倒真是自动地参加游行。 游行者为了经济起见，大都是预先备下了早午餐两，揣在口袋里带着面包、冷馒头、山东千层大饼、白煮鸡蛋。排在刘荃这单位前面的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工。刘荃看着他们带来的食物大家交换着，每样尝一点，有时也彼此开玩笑，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 “中国人反正无论做一件什么事，结果总是变成大家吃一顿，”刘荃想：“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认为是苦役，也还是带着些野餐性质。” 然而无论怎样善于苦中作乐，从早上走到中午，中午走到下午，面前依旧长途漫漫，也就撑不住这口气了。 “我不行了，老陈，痔疮要发了！”刘荃听见他前面的一个店员在呻吟着：“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了，天还墨黑，就从家里出来——电车还没出厂，只可走——走到公司去集合。你算算看有多少路！家里住在提篮桥——足足穿过半个上海！” “我也不懂，要那么早集合干什么？”那老陈说：“排着队站在那里，一等等了三个钟头才出发。下次带张小板凳来坐坐。” “操那，”那人轻轻地骂了一句：“哪里带得了这许多东西？十里路走下来，一斤重也变成了十斤重。” “谁说不是呢，连件雨衣都不好带。拿在手里累死了，穿上身上闷死了。这天气也说不定的，出起大太阳来，热得你走投无路。” “雨是一定要下的。哪一次游行不下雨？”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说自从共产党来了，每一次大游行都碰到雨天。学习小组里早已指出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变天思想”，分明是说老天与共产党不合作，共产党一定站不长的。 老陈没敢接口。老陈高高举着竹竿，竿顶缀着一只银纸飞机。他那患痔疮的同事也擎着根竹竿，上面却是一只纸糊的小白猪，像狄斯耐卡通中的人物，不知是什么寓意。 担任舞狮的一个学徒把那纸扎的青色狮子背在背上，疲乏地埋着头前走。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腰身很长很长，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虽然不十分像人，反正毫无狮意。 人们手里举着的红绿纸旗渐渐东倒西歪，如同大风吹折了的芦苇。大家一步拖一步，时而向地下吐口痰，像大出丧的行列里雇来的乞丐。 萧萧地下起雨来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然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 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前面三叉路口有一个慰劳站，在那里大声喊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同志们。加油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 大兴公司的职工们微窘地苦笑着。雨越下越大了。红绿纸旗只剩下了一些光杆，一根根旗竿却都直竖了起来。慰劳站的店员同志们用洋磁漱盂从大缸里舀出冷茶，在密密的雨丝中递到他们唇边。 队伍继续前进。一个撑着大黑洋伞站在街沿上看着热闹的女人忽然走上前来，“喂”了一声，把一件旧雨衣向老陈手里一塞。 “咦？陈家嫂嫂给老陈送了雨衣来！”职工的队伍里腾起一阵哗笑。 “嗳，老陈，你太太真心疼你呀！你看，下这样大的雨还等在这里，怕你淋了雨受凉！” “有孟姜女送寒衣，就有陈师母送雨衣！” 大家七嘴八舌取笑他，老陈涨红了脸说；“门人家老夫老妻了，吃什么豆腐！” 他把竹竿挟在胁下，腾出两只手来，一头走一头扣雨衣的钮子。黑洋伞已经走开了，游行的队伍已经走过了十几家门面，同事们也已经停止打趣他了，老陈却还在那里红着脸分辩：“我们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回去从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又打了个哈哈，说：“哪是什么心疼我——怕我伤了风过给小孩子们，那还差不多！”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是又冷又湿又疲倦。只有老陈旁边那人苍白着脸嘟嚷了一声：“痔疮一定要发了！我晓得不对——一定要发了！” “吃什么豆腐！”老陈还在那里脸红红地抗议着。他显然十分得意，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 刘荃跟在他们后面走着，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着。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想到这里，刘荃突然感到一阵难堪的空虚。 前面的队伍转了弯。他远远看见前面火炬的行列在寒雨中行进，火炬头上的黄红色的火舌头缩得很小，在雨中流窜着，舐着那灰色的空白的天，像狗舌头惘惘舐着空碟子，有一下没一下。 刘荃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那天淋着雨游行回来，就患感冒躺下了，热度久久不退。他们这机关里的人生了病，都是包在一家市立医院里诊治。刘荃到医院里去了一次，医生说有肺病嫌疑，叫他明天再来透视一下。 青年学生与干部患肺病的本来非常多，由于生活太苦。“个个干部身上都生臭虫，就称臭虫为‘革命虫’——那么肺痨菌应当叫‘解放菌’，”刘荃曾经这样想着。终于轮到自己头上了。 那医院的门诊非常挤，早晨七点钟就得去排班挂号，站在那里等着，下午二时起诊，轮到刘荃看了病出来，天都黑了。走到枫林桥那里搭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两个妇人站在那里等着，一老一少，刘荃觉得她们似乎有点眼熟，大概她们也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不是病人就是探病的家属。两人虽然也一问一答地说着话，似乎并不是一路来的，也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少妇穿着一件旧花布旗袍，十分寒素。另一个妇人有五十来岁，戴着眼镜，胖胖的身材，手里提着一只洋磁食篮。 这地段相当荒凉，桥边只有一盏黯淡的街灯，照着那灰白色的广阔的桥身，此外什么都看不见，连桥下的水都看不见。 刘荃忽然听见一阵息息率率啜泣的声音。是那少妇。 “郑太太，快不要这样，”那老妇人在旁边劝着。 “卢太太，你说他说的这种话叫人听了难受不难受，”那年轻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今天又在那里说‘我不中用了，丢下你们怎么办，真得饿死！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马上就嫁人，孩子一个也别留下，统统献给国家。’”她在呜咽中忽然发出一声笑声来。“我没好说的——这么点大，献给国家，国家要吗？真不要了！非得要等你把他们养活大了，哼，那时候一声说要，你不给可也不成！” 那老妇人起初没有作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意外地强硬刺耳：“可不是吗？要等到十六七，十七八，中学毕业——那岁数的孩子，正是最傻的时候，真肯卖命，送了命都不哼一声！就是这时候最有用！我这孩子不就是这样，去年参了干，吃不了那苦，害了场大病，一生病马上给送回来了。嗳，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当当也得给他请医生吃药，好好的调养。后来总算好了，天天吃鸡汤呀，牛肉汁呀，养得他胖胖的，跟他回来那时候简直换了个人。与兴头头的走了。这回又害伤寒，又给送回来，反正做父母的就是傻，自己哪怕喝粥，也得想法子让他住医院，天天熬了鸡汤给他送去。这两天总算见好了。好了他又要走了！”说到这里，不由得也淌眼抹泪起来。 他们三个人只是三条黑影，映在那大桥的灰白色的驼峰上？刘荃稍稍走远了几步。很奇异地，他的第一个感觉仅只是：“上海人真是——还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大概一直对他们还算是特别宽容。在乡下或是别的城市里就绝对不敢这样乱说。——知道我是什么人？可能是政治保卫处的特务，马上可以逮捕她们。” “非得逼着我，要我马上答应他！叫我说什么好，你说！”那少妇抽咽着说。 “不要难过了，郑太太，生病的人说的话怎么能当真？”那老妇人劝着别人，自己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一只手提着食篮，一只手挽着皮包，提着食篮的手又抬起来擦眼泪，那空的洋磁屉子往旁边一侧，滑了出来，豁朗一声响。她低着头整理那食篮。“唉，好了倒又要走了！”她说。 洋磁屉子又豁朗一声滑了出来。 “我也和这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刘荃想：“我们是幸运的，国家‘要’我们。现在全中国这样无家的青年总不止几千万，都是把全生命献给政府的。中国是什么都缺，只有生命是廉价的。廉价的东西也的确是不经用，”他悲愤地想：“许多人都是很快地就生了肺病，马上给扔到垃圾堆上去。” 明天他再到臀院里去透视，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 公共汽车终于轰隆轰隆驰来了，摇摇晃晃载着一车的灯光。刘荃挤进那昏黄的灯下的车厢，方才觉得他又回到了人间。刚才那黑暗中的灰白的桥边，那两个妇人呜咽的声音，实在不像人境。 车上非常挤。现在一般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延迟了，工时延长，下班后还要学习，所以每天公共汽车要拥挤到八九点钟，才渐渐空下来。 那桥边的两个妇人正挤在刘荃旁边。那少妇眼睛红红地向前面直视着。那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倒还薄施脂粉，嘴角浮着习惯的微笑，只是眼镜玻璃的下缘汪着一抹泪痕。她们在车上一直没有交谈。 那洋磁食篮的边上黄黄的腻满了鸡油，正抵在那少妇身上，随着车身的震动，在她衣服上挨挨擦擦的。她憎厌地用力一堆。 “嗳——嗳——”老妇人生气地说，急忙托住了那滑出来的洋磁屉子。 卖票的油嘴滑舌在人丛中沙着嗓子喊叫：“哔，大家往里轧轧！都挤在门口干什么？里面又没有老虎吃了你！——嗳，请进去，请进去，客堂里坐坐！” 有人嗤嗤地笑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理会，只是攀着车杠站着打盹，把车票衔在嘴里。疲乏的苍黄的脸，玫瑰红的狭长的车票从嘴里挂下来，像缢鬼的舌头。 第二天！刘荃又是早晨七点钟就到医院里去排班。 内科病人排成一条长龙，在那暗绿粉墙的广大的候诊室里折来折去，转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甬道里。到了中午，排班的人有些就有家属来替换他们出去吃饭。 下午的门诊终于开始了。 刘荃忽然看见解放日报的戈珊匆匆地挤了进来，笔直地朝着诊室的门挤过去。 难道她有优先权？太不民主了！ “怎么这时候才来？”一个排队的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等得急死了，眼看着就要轮到了。” “你看我把时间扣得多准，不早不迟，刚巧这时候来，”戈珊笑着说。她挟着一只深黄色硬纸大信封，里面像是装着Ｘ光照片。大概她也是肺病。 那青年生着一张白净的小方脸，肥厚的小小的口与鼻，永远攒着眉。刘荃记得刚才一直看见他焦急地向外面张望着。他也可能是报馆里的工役，一早到医院里来代替她排班。现在大家一律穿着解放装，也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与行业。 但是他掳起袖管来，却露出腕上戴的一只游泳表，一个工友是买不起的。“你看你看，都快三点了！”他把表送到她脸跟前，带笑抱怨着：“人家好容易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又要迟到——” “谁叫你来的，叫个工友来不是一样？” “老妈子们懂得什么；待会儿排班排错了，排到组织疗法那儿去，或是外科、产科，不是害你白跑一趟！” 她噗嗤一笑。“你倒是不会排错到产科那儿！排错了自会有人把你赶出来！” 旁边的人哄然笑了起来。那青年脸色微有些发红，也跟着笑。 “得了得了，还不快走！”她不经意地把那黄纸大封套像赶苍蝇似地拂了两拂，把他赶开了，她自己站到他的位置上。 刘荃虽然排在她后面，隔得很远，那队伍却是曲曲折折的，他就站在他们附近。戈珊一扭过头来，刚巧看见了他。“咦，刘同志！好久不见了！”她立刻跑过来握手。“我正找你呢，打电话给你打不到——” “哦，对不起，我这两天请了病假。” “怎么病了？不严重吧？” “没什么，有点热度。” 戈珊一跑开，那青年只好又站到她的位置上去。他不耐烦起来了。“嗳，戈珊，我真得走了！”他向这边嚷着。 “戈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刘荃连忙问。 她把声音低了一低。“现在计划着要编几本小册子。最好能够突击一下。” “哦。” “你今天待会儿上报馆来一趟。我七点钟以后总在那儿的。” 她向他点了个头，随即回到她的岗位上。那青年现在可以脱身了，倒又站在旁边不走。“问得仔细一点，”他嘱咐着，彷佛怕医生诊断得不够详细。 戈珊只管把那大信封当扇子搧着，像是没听见他说话。然后她转过脸来，彷佛忽然看见了他，立刻把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还不走！” 那青年忙在人丛中挤了出去。 刘荃看他们这神气，显然关系不同寻常。这青年男子却不像一个干部，而像一个普通的薪水阶级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戈珊特别垂青的一个新干部。以她的资历与地位，也许也够得上像丁玲那样蓄有一个小爱人。 诊室的门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病人挣扎着往外挤。轮到戈珊进去了。 几分钟后，戈珊又匆匆地扣着胸前的钮子，走了出来。门上装着半截乳白玻璃，映出她的剪影，蓬乱的长发披在背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青灰色布的夏季列宁装，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腴白的手臂。她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除了她的面颊似乎特别红艳，有一种“北地胭脂”的情味。 她别过身来，把她那黄色大信封略略向他扬了一扬，作为打招呼，然后就在人丛中不见了。 替戈珊排队的那青年从医院里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他服务的中纺公司。他一走进办公室，近门一张写字台上的一个会计马浩然就嚷了起来。 “陆忠豪来了！——嗳，你这位老兄，你倒写意的！今天大家帮着清点布疋，累得腰酸背痛，倒正好给你躲过了！” 陆志豪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同事徐子桐便在旁边代他解释：“人家是正事，陪他令堂太太上医院去看病。” 大家玩笑惯了的，陆志豪一时放不下脸来，只骂了声“别胡说！”搥了他一拳。 一个红帮裁缝看见陆志豪来了，走过来向他收账。他们这里的职工上上下下统包给这裁缝，每人做了两套夏季解放装。 马浩然也还没有付钱，掏出皮夹子来，嘴里不断地抱怨着：“这趟真冤枉，都是为了游行，关照下来叫大家都穿新解放装——后来不是说，北京都是穿了西装游行！早晓得这样，压箱底还有两套旧西装，也好拿出来派派用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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