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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本章字数：17117） |
| “你知道北京为什么改变了政策？”那徐子桐是“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立刻把肩膀一耸，头往前一伸，凑上来轻声说：“都是上次苏联作家爱伦堡到中国来，参观大游行，看见游行的人统统穿着解放装，就问旁边的译员：‘这些人都是干部吗？’译员说：‘不，是老百姓。’爱伦堡说：‘老百姓应当穿老百姓的衣裳，太整齐划一了反而不好，像操兵似的，不像是自动自发地参加游行。’所以北京这次游行，喝！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高跟鞋，旗袍而且越花花绿绿的越好，听说那两天上理发店电烫，简直挤不上去。” “唉，早晓得——”马浩然一面咕噜着，一面数出一迭钞票来递给那裁缝。 “嗳，老马，跟你商量，”陆志豪嘻皮笑脸把手臂圈在他肩上。“这两天有一笔急用，你通融个十万八万的，月底发薪一定奉还。” 马浩然忙摇着头把皮夹子揣了起来，笑着在口袋上拍了拍。“这点钱借给了你，家里开不出伙食了！” “何至于？发了薪才几天？” “哪，你不信，算给你听：按月的抗美援朝捐献——这也是你老兄指名向我挑战；民主挑战，我也只好民主应战，每月认捐一百个单位，一直到把美帝赶出了朝鲜为止。” “对不起对不起，”志豪笑着说：“这回还是要请你帮帮忙，帮帮忙——” “哪，一共剩下一百五十个单位，领了薪水走出这间屋子，人民银行就在过道里摆着小摊子，等着接受存款——算准了我们是哪一天发薪水。” “现在真是无孔不入，”徐子桐也岔了进来。摇着头叹息着说：“人民银行在电影院门口也摆着摊子，专门吸收存款。这还不够，你看见没有，那种卖糖人儿卖吊袜带的玻璃柜二把手小车，也让人民银行租了去当作活动柜台——推着满街跑。” 志豪半天插不上嘴去，只得搭讪着走开了。徐子桐悄悄地把肘弯推了推马浩然。“老马，你也是的——‘财不露白’，明晓得他这两天逢人就借钱，见了他逃跑还来不及，你倒大把的钞票拿出来馋他！” 马浩然皱着眉说：“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大漏洞，拖了这么一屁股的债！” “还不是为了女人！” “为个把女人，又何至于闹得这样焦头烂额。现在上海滩上，什么都不便宜，就是女人便宜。” “妳不知道，他这位对象，提起此马来头大——”徐子桐急忙住了口，回过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 “什么大来头？最出名的交际花，现在也迁就得很。” “嗳，你不知道，他这位未婚妻是个党员，以前在苏北搞过工作的，生着很厉害的肺病。现在在解放日报当编辑。自从认识了小陆，就搬了他家去住着，把二楼辟作病室，医药费也完全由他担任。” 马浩然有点将信将疑。“他们组织上不是管照顾么？怎么堂堂解放日报的编辑，生了病都不给医？” “舶来品的针药该多贵呀。靠组织上给治，顶多来个什么‘睡眠治疗法’、‘运动治疗法’，指望不药自愈。” 马浩然闭着嘴吁了口气。“想必总是非常砾亮了，”他终于说。 “那当然了。不过听说脾气挺大。动不动抬出马恩列斯来把小陆训一通。” “小陆这人也真傻。太不值得了。” “我说他就像那些信佛的人‘请经’一样，把半部马列主义请到家里去供着。” 马浩然不住地摇头。“太不上算了！” 徐子桐却点头摇脑地微笑着。“据我所知，也并不完全是不上算。” 马浩然倒是一听就明白了，也向他作会心的微笑。 志豪看他们俩鬼鬼祟祟挤眉弄眼的神气，也猜着一定是议论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实在有点坐不住，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索性迟到早退，滥污拆到底，大不了受检讨。早一点回去，在戈珊上报馆以前还赶得及见她一面，说两句话。天天总是他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 他站了起来，去拿他的上衣。这两天天气乍暖，大家在室内都穿着衬衫，把上衣挂在墙上的一只衣钩上。重重迭迭一件件蓝灰色的列宁服，完全一式一样，无法辨认。他把手在一只衣袋外面捏了捏，听见一包香烟的纸壳微微发出响声，掏出来一看着，并不是他抽的那种牌子。连摸了几只口袋，才找到一条蓝白格子大手帕，是他自己的，当然那件上装也是他的了。偶尔一回头，却看见一屋子人都向他望着。他不由得涨红了脸。 “不摸口袋，简直不知道哪一件是自己的，”他一面把衣服拿下来，穿上身去，一面喃喃地说着。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又低下头去办公，但是似乎对他的行动仍旧很注意。志豪觉得他无形中受了很大的侮辱。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到了家，他母亲听见他回来了，在楼下起坐间里喊了一声：“今天回来得早！”他唔了一声，怕她唤住他说话，改作两级楼梯一跨，三脚两步上了楼。 戈珊在灯下坐着，把一只小电筒拆开来装干电，像是正预备出去。 志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刚才医生怎么说？”他问。 “还不是那一套。”她把电筒一扳，对着外面的阳台。酒杯口粗细的一道淡黄色的光，穿过那黑暗的小阳台。 他觉得她已经跟着这道光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他用嘴唇轻轻地咬着她手臂上的温软的肌肉。“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医生不是说的，顶要紧是静养。照你这样成天跑来跑去，吃药打针都是白费的。” “白吃了，白打了，你心疼了。”她把电筒的光收了回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射着。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噢，我说错了，妳不是心疼钱，是心疼我，是不是？——少肉麻些！” 她突然用力把他一推，沙发旁边的一盏台灯被撞翻了跌下地去，乳黄色水浪纹玻璃灯罩砸得粉碎。 “这是干什么？”志豪大声说。戈珊索性捞起一只茶杯来往地下一扔，当朗一声响，茶杯碎成三四瓣。“你不是心疼钱么？不心疼你嚷些什么？” “志豪！”他母亲在楼底下喊着，似乎有些惊慌起来。“志豪！” 戈珊又抓起一只厚玻璃烟缸，对准了穿衣镜掷去。“倒要看你心疼不心疼！”她说。 志豪走到洋台上去站着，靠在铁阑干上望着下面的小院子。 戈珊把电筒揣在口袋里，走到那有裂纹的大镜子前面掠了掠头发，把腰带抽一抽紧，然后走出房去。 她下楼，陆老太太上楼，正在楼梯口遇见了。 “怎么了？”陆老太太微笑着问。“吓我一跳，听见唏玲晃朗响。” “是我砸碎了两只碗，”戈珊笑着说。 “哟！让李妈来扫出去吧，在屋子里穿着拖鞋，别踩在碎磁上。”随即叫了声“李妈！”又说：“戈小姐不吃饭出去？就要开饭了！” 陆老太太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但是她对于戈珊搬进来住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人“惹不起”，等于引狼入室。然而反对无效，儿子也有这样大了，管不住了，又赶着这婚姻自主的年头儿，对方又是个共产党，现在正是得势，她也只好自己譬解着，倘若有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乱世倒也是个护身符，不失为“以毒攻毒”。 她这种心理，戈珊非常明了，并且就连志豪也不免有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奇异的动物；即使是最隐秘最真挚的感情里，有时候也会夹杂着一些势利的成分，在志豪的眼中看来，她是这城市的征服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神秘英勇浪漫的女斗士。他不免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感觉。而最使她感到难堪的是：事实上她绝对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重要。她的政治生命不过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知道。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她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 她总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爱志豪。不过她实在讨厌他那种婆婆妈妈的温情。永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认为于她的健康有碍。她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毁灭她的蚀骨的欢情，赶在死亡前面毁灭她。而他不断地使她记起死亡。有时候他使她已经死了，他是个痴心的婴孩伏在母亲的尸身上吮吸着她的胸乳。 她是这衖堂里唯一的一个“夜归人”，隔邻都听见她每天深夜回来揿铃，叫门。今天却回来得特别早，还不到十一点钟。 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她约了刘荃到报馆里谈话，商量着编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小册子，第一本暂名“美帝侵华史”，把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一切不幸事件都归罪于美国。 “美帝的爪牙是隐藏着的，不像德日帝国主义那样的显露，”戈珊解释着。 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商讨怎样证明美国是德日的幕后主使人。戈珊那里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但是刚才从家里吵了一架出来，匆忙中忘了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叫刘荃跟着她回去拿。 “你住在你们宿舍里么？”刘荃问。 “不，我住在亲戚家里。” 刘荃也没有再问下去。所有工作上接触到的同志们的底细，都不应当多打听，那是触犯纪律的。但是刘荃不免在心里忖量着，她所谓亲戚是否就是今天医院里的那个青年。他觉得很有趣。今天他在医院里透视过了，肺部完全健康，所以突然感到轻松起来，彷佛白拾到了几十年的光阴，心情很闲适，到哪里都像是观光性质。 戈珊这家亲戚住的是半西式衖堂房子，由后门进出。有一个女佣来开门。戈珊领着他进去，一同上楼，一面听见楼下房间里一个老妇人高声间：“李妈，是谁呀？” “是戈小姐，”那女佣回答。 称戈小姐而不称同志，可见是一个标准小资产阶级家庭，刘荃心里想。楼下的穿堂里放着一只旧式的衣帽架，两边的房门都开着，射出灯光来。有一间屋子里开着无线电，是提琴独奏，那音乐很是凄凉宛转。 戈珊一听见志豪的屋子里开着无线电，就知道他算是负气，不在楼上等着她。那乐声越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越使她觉得讨厌。 到了楼上的房间里，戈珊把电灯一开，看着地板上的碎磁盘倒是都已经扫干净了。她让刘荃坐下，把那本书找了出来递给他。 “你先大略地看一遍吧，有什么疑问，可以现在就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她掏出香烟来敬了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向一张沙发椅上一坐，身子直溜下去，像是疲倦到极点，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两只腿平伸出去，伸得老远。 那女佣忽然出现在门口，但并不是送茶来。她咳嗽了一声，说：“戈小姐，听电话。” 戈珊一看她那尴尬的脸色，而且明明没有听见电话铃响咎，就猜着一定是志豪派了佣人来，借着听电话的名义把她叫到楼下去，好和她吵闹。她知道他一定觉得很刺激，时间这样晚了，她还把男朋友往家里带，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他的无线电也已经停止了。 当着刘荃，她自然不便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却随手把房门带上了，就在门外向李妈说；“不管是谁，你去替我回掉他，就说我这会儿办公呢，叫他明天再打来。” “我搞不清，您去跟少爷说一声吧，”那女佣嗫嚅着说：“是少爷叫您出来——” 戈珊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告诉你人家这会儿忙着呢，还尽着啰唆！给我回掉他就是了。” 这两天天气炎热，一关上了门，房间里就感到闷热，刘荃心里想她出去的时候带上门，大概一定是他们的电话就装在二楼的过道里，她不愿意让人家听见她说话。等到她进来的时候，仍旧随手关门，他却并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时候另有更可注意的事发生。她一进来就走到他旁边，在他的沙发扶手上坐下了，低下头来看他那本书看到了什么地方。这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她那件列宁服里面似乎没穿衬衫，又少扣了一只钮子。从这角度过去，看得非常清楚那深Ｖ字形的衣领里掩映着的两只白腻的圆球。那是阳光晒不到的地方，皮肤由微黄泛入洁白，正像蛋卷里托出的雪糕球。刘荃当时仅只是感到震动与恍憾，像一个小孩在橱窗里看见奶油蛋糕，忽然发觉橱窗上并没有装玻璃，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了。 他如果马上赧然站起来就走，他觉得未免太滑稽了。而且他也像一切天真的人一样，有一种好胜的心理，不愿意被人家知道他的天真。他要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彷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然后借一个借口，很自然地站起来告辞。 戈珊彷佛嫌坐得不稳，伸出一只手臂来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伸到刘荃前面来替他掀着书页。那本书渐渐地越写越不通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刘荃的肩背上彷佛热烘烘地贴着两只灯泡。然后他忽然发现她掀书的那只手被他握住了。他听见她笑。她的笑声那样近，近得只是一阵暖热的鼻息，然而那声音听上去又像是异常遥远，像是云里雾里隐隐听见一种金属品的叮当。 她挣扎着不让他抚摸她的手臂，但是越是挣扎，接触越多，他甚至于可以分明地感觉到那两只乳头，像柔软的掀起的小嘴，钝钝地在他背上擦来擦去。 他突然阖起书站了起来说：“我得要走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微笑着望着他，搭在沙发背上的一只手臂折过来，把香烟送到嘴里去吸了一口，不经意地弹了弹身上的烟灰。 “回去太晚了，宿舍叫不开门。” 他检点刚才记的笔记，折迭起来夹在那本书里。有一张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到阳台上去了，吸在铁阑干脚下贴着。他走出去拾。 戈珊把他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顶在手指上呼呼地旋转着玩，也跟到阳台上来。刘荃伸手来接帽子，她却把手一缩，藏在背后。他伸手来夺，她从这只手递到那只手。他抢帽子的结果却是抱住了她，他自己不知道抱得多么紧，只觉得在黑暗中她压在他胸膛上，使他不能呼吸，像一个绮丽而恐怖的噩梦。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仍旧问。他觉得她在笑他。当然她知道他要走是因为冲动得太厉害。 他一次次地吻着戈珊的腮颊与耳朵，与肘弯里面。他自己觉得很奇怪，在这样的狂热里，仍旧有一部分的脑筋清醒得近于冷酪。他不吻她的嘴唇，因为她有肺病。刚才在她房间里看见许多瓶瓶罐罐，PAS与肺病特效药。同时他也感到不安，那阳台上虽然黑暗，房间的灯光正把他们的剪影映在一个明亮的背景上，而且他开始注意到楼下的小院子里的人——黑暗中现出红红的一点火星，是香烟头上的火光。的确是有一个人吸着烟走来走去——现在似乎倚在铁门边。 “楼底下有人，”刘荃低声说：“看得见我们。” “去把屋里灯关了，不就看不见了？”他真的去关灯。 “你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戈珊一路笑着，也跟了进来。“别揿错了叫人铃。” “你就说得我那么胡涂。” 一片黑暗拍地打在脸上。 戈珊不知道在哪里。他几乎绊倒了一张椅子，终于在房门边上捉到了她。 然而这间房间里电灯一灭，简直像一个信号似的，立刻把楼下的志豪召唤了来。 有人在外面敲门。 “你看，一定是你刚才揿了铃，把佣人叫上来了！”戈珊吃吃地笑着。 “没有没有，我没有！” 敲门之外又霍霍地旋着门钮。幸而刚才电灯一灭，戈珊就去把钥匙转了一转，把门锁上了。 “什么事？”刘荃轻声问，心里却已经明白了一大半。“失火了？”他嘲笑地问。 “也许，”戈珊说。 “那是什么人？” “管他是谁！怎么，你害怕？” “我怕什么？” “不怕，那你老问干吗？” 蓬蓬蓬，更加疯狂地拍着门。 这样才够刺激，戈珊想。她在黑暗中像是关闭在一只丝绒垫底的神奇的箱子里，在波涛险恶的海洋上飘流着。 真正的危险是也没有的，她知道志豪的为人。小资产阶级的文明限制了他，他失去理性也只到这地步为止，徒然在仆役面前出这么一场丑，决不会再进一步拿斧头来砍破房门。明天一早她送刘荃出去，也不怕楼梯口有人握着手鎗躲在阴影里等候着，但是也难说，有时候狗急跳墙，把人逼到真正无法下台的时候，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她喜欢危险的气氛，它使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苏醒了过来。刘荃这小傻子也实在是可爱。而且她知道，对于他，她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个裸体女人。她做了他的夏娃。 此后刘荃没有再去找她。他告诉自己这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如同汽车肇事。但是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她。不一定想到她这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肉体。他对自己这种心理觉得惊讶、羞惭，但是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戈珊曾经打电话给他，说她搬了家，把她的新地址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打算去。但是有一天终于还是去了。 戈珊在一家白俄咖啡馆背后赁了一间房间住着，那白色的房子后面架着个小楼梯，绿漆铁阑干，水泥梯级，一直通到她房门口，所以也可以说是独门独户。大概她也就是图它进出方便。 房间是阴暗而不整洁的，苍绿的粉墙，椅背上与床阑干上永远挂满了衣物。到处是污秽的玻璃杯，一撮撮的烟灰。阳光蒙蒙地从紫红布的窗帘里透进来。在那薄明中，这一切是有一种浪漫气息的。 刘荃每次抽空溜来一遍，永远是在上午或是午后两三点钟。戈珊这样干报馆工作的人是以昼作夜的，他来的时候她总是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来开门。他走的时候她又在酣睡着。他觉得他只生活在她的梦境中。 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鬼混着。想到黄绢的时候，他觉得说不出来的惭愧，但是心里的矛盾太多了，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也太多。也就像“蚤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这一天下午，他为了一点公事，到楼上赵楚的办公室里去，在房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一只摇头电扇嗡嗡响着，他彷佛里面叫他进去，只是被风扇的声音盖没了。 他把门一堆，却怔住了，看见赵楚与周玉宝夫妇俩郑重地握手。这赵楚生就一张赤红的长方脸，粗浓的眉毛，也说得上一貌堂堂，他微微躬着身，放出那最诚恳最热烈的笑容向他太太望去，玉宝也浓浓地堆出一脸笑容，眼睛里射出愉快的光辉，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一上一下用力摇撼着。 刘荃急忙把房门轻而缓地掩上，没关上之前，听见玉宝在说，“再来一遍。” “来，拥抱一下，”赵楚说。 刘荃知道他们演习的是俄罗斯式的拥抱，很快地把两边面颊各吻一下，这是现在通行的国际友人间的仪节，讲究的是抱得要紧，吻得要快。难处就在谁先吻谁，不经预先约定，而又一味要快、快、快，很容易双方的动作起冲突，撞痛了脸和鼻子。在宾客众多的大场面里，大家蜂拥而上，一连换上一二十个人，都是刮辣松脆左颊一个响吻，右颊一个响吻，把头左一转右一转，真要转昏了。的确需要事先下一番苦功练习。刘荃并且听见说，中共最重视的就是酬应苏联友人的礼节，一点都错不得。中级以下的干部，稍有一点失仪的地方，当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要受最严厉的处分。就连赵楚这样有军功的人也不是例外。想必他们夫妇总是要赴什么重要宴会，所以在这里私下演礼。 刘荃捏着一把汗走下楼去，心里想幸而没有被他们发觉。如果知道被他看见了，不一定马上当面发作，但是总有办法收拾他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会工夫，忽然有个通讯员来叫他。 “周同志请你上去一趟。” 刘荃不觉皱眉，心里想到底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惴惴地走上楼去，来到玉宝的办公室里，她却是一个人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裁缝。玉宝这一向常常叫裁缝来做旗袍，在举行晚会的时候穿，特别是有国际友人在座的场所，这也是最近一般政府首要的爱人间的一种风气。这裁缝是苏州人，和玉宝言语不通，所以总是把刘荃叫上来当翻译，刘荃勉强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 “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 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着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 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着一身旧绸衫裤，背剪着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着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 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 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 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着。“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 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着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 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 “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 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着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迭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 “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 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着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着，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折。 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 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一点享受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不由得痛心。 玉宝积极准备着参加的那宴会，就在这两天内。在宴会的次日，玉宝又为了要出席一个会议，叫刘荃给她拟一篇演说稿。他拟好了给送上楼去，却老远就听见赖秀英的声音在玉宝的办公室里，两人一会率率索索，一会又大说大笑的，似乎亲热异常。刘荃非常诧异，因为一向知道这两个人是水火不兼容的。 “真没瞧见过……” “还扭上去朗诵普希金……” “——进‘破鞋’！” 老区称荡妇为“破鞋”。她们似乎是在议论著昨天宴会上的一个浪漫的女性。有了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无怪她们同仇敌忾起来，忽然谈得这样投机。 “真不要脸！你看见她对那苏联专家那神气？”周玉宝说：“净找着他闹！” 刘荃走了进去，玉宝就接过那篇演说稿来看。赖秀英还在旁边说：“她自己也灌了不少伏特加。” 刘荃一离开那间房，又听见赖秀英带笑高声说：“是他们社长说的：‘我们的戈珊同志不会说俄文哪？——人家眼睛会说世界语！’” “还他妈的怪得意的呢！”周玉宝说。 刘荃怔了一怔，心里想原来是说戈珊。“他们社长”总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了。 他虽然明知道戈珊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见这些话，不免总觉得有点刺激，当天下午就借了个借口溜出去看她。 已经快到她上报馆的时候了，她还没有起床。 “酒醒了没有？”刘荃微笑着说，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也没喝多少。”她咳嗽得很厉害。“你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的？” “那苏联专家告诉我的。” 戈珊稍稍呆了一呆，随即笑了起来。“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就不许我认识个把苏联专家？” 戈珊恨恨地横了他一眼。 “我不懂世界语，”刘荃笑着说。 “什么？” “世界语我没学过，你用眼睛对我说话是白说了。” 戈珊探身过来打他，用力过猛，往斜里一裁，倒在他的身上格格地笑。“你这家伙真可恶，越学越坏了！” “跟谁学的？” 戈珊嗤嗤地笑着。“我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她把头枕在他膝盖上，仰着脸望着他，伸手抚弄着他的面颊。 他扳开了她的手。 戈珊知道他心里仍旧感到不痛快，就噘起了嘴说：“不行，你得告诉我，是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是那苏联专家说的。” “什么苏联专家？我知道，还不是你们那儿两个姑娘们造的谣言！那两人都是地道的土包子，见了外国人吓的没处躲，看见别人出风头可又要吃醋，背后就去糟蹋人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刘荃觉得这话倒也很近情理，周玉宝与赖秀英恐怕也的确有这种心理。 戈珊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已经摇动了。“女人都是妒忌心最强的，”她又说。 “是吗？我也听见说。”刘荃微笑着说。 “女人像我这样的真少，”戈珊说：“我倒是从来不妒忌的。” “是吗？” “是吗，是吗——干吗这样阴阳怪气的？” 她继续抚摸着他的脸，他也抚摸着她。 她怕痒，身子一扭一扭，头枕在他的膝盖上，也溜了下去，倒挂在空中。那美艳的脸庞颠倒着看，彷佛更加美艳。刘荃想起小时候在校园里，在金黄的夕照里把头向后仰着，仰到不能再仰了，倒看着满天的霞彩与青葱的园地，一切都特别显得鲜艳欲滴。 他忍不住伏下身去吻她的白嫩的喉咙。 “真的，我从来不妒忌的。你有别的女朋友我绝对不干涉，”戈珊说。 “哦。”他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从来不把你过去恋爱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她一定逼着他说。 “你自己的事从来不告诉我，倒尽着查问我。”刘荃说。 “我告诉你你要吃醋的，你告诉我我不会吃醋的。” “你这种态度真好，可惜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吃醋的机会。” “还耍赖，还耍赖！”两条白蛇紧紧地匝住他的颈项。“勒死你！今天非得要你把那女朋友的事招出来！” “什么女朋女？”刘荃并不是存心欺骗她，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黄绢的名字，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但是后来戈珊说：“告诉你，我早已充分掌握了材料，不过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 刘荃笑了起来。“你这一套逼供的手段我也会。” “真是不识好歹，”戈珊在他额角上重重戳了一下。“——不要你了！给你头上贴一张邮票寄到济南去。” 刘荃震了一震，笑着说：“济南？” 她向他笑。“寄给济南团支部黄绢同志。”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哼，告诉你：我的情报网比你深入，而且我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不像你，听了点没根据的话就来跟我乱发脾气！” 那天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猜测着她是从那里打听到的。他觉得实在有点奇怪，因为黄绢和他的事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乘电车回去，在电车上掏钱买票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把他装零碎钞票的那只旧信封拿出来看了看。黄绢寄给他的信很多，他一向总是利用那信封装钱，可以随身带来带去，彷佛也是一种安慰。已经成了习惯。那信封上的邮戳虽然可看出是济南寄出的，寄信人的名字却只有“黄缄”两个字。但是在这励行节约的时候，大家写信都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一遍，所以她这封信也就是他寄给他的，里面赫然写着她的姓名住址。戈珊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翻他的口袋。信封破了就再换一只，她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通信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一点线索。不过他知道，下次他问她，她一定仍旧故作神秘，不肯说实话的。 他把那破旧的信封又揣到口袋里去。近来越来越怕写信了，也怕接到她的信。虽然大家说来说去只是几句冠冕堂皇互相鼓励的话。 他觉得他应当把实话告诉黄绢，叫她不要等他了，他不值得她爱。会有比他好的人去爱她的。至于他，让他去吧，他已经习惯于黑暗。少女是光，妇人是温暖。眼前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点温暖。他对于戈珊没有存着什么幻想，但是他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和他一样被欺诓的，在学生时代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她什么都完了，她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所以她把男女关系看得那样随便。他觉得她需要一个人去爱她。她或者会好起来。 有时侯他这样想。有时候他又怀疑他只是贪恋着那迷人的肉体，而又不能正视这单纯的事实，所以要加上这么许多解释。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他到她那里去，突然天色阴黑，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很大。刘荃扶着阑干，沿着那露天的小楼梯走上去，潮湿的水泥梯级已经成了暗黄色，上面黏着一两片洋梧桐娇黄的落叶。他揿了半天铃没有人开门，她一定是出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来，又找出一张纸条子，抵在那绿漆小门上匆匆写了两行字，“来访不遇。明天下午或者能来。”下面没有署名。她会知道是他。他把那张纸双折了一下，弯下腰来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一阵狂风吹过来，她那紫红布窗帘突然鼓荡着，从窗户里飞了出来，飘在半空中，像是向他挥手。跟着就又往里面一吸，吸了进去。密密的雨点也跟着往里扫射，可以听见她沙沙地打在桌上，像撒豆子似的。刘荃不禁有些担忧，想起他们编的那小册子的校样，前两天看见她从报馆里带回来搁在那张桌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恐怕全打湿了。那窗户离那楼梯有好几尺远，也没法替她关窗。 他转过身走下楼梯，快到人行道上了，忽然隐隐地听见一声“砰！”回过头来一看，那玻璃窗已经关上了。成片的雨水在那玻璃上流着，那紫红色的窗帘静静地被关闭在玻璃里面。 刘荃站在那里，茫然地向上面望着。然后他很快地走了，心里充满了愤怒。 她那里向来除了她自己，什么人都没有。听她说有时候叫白俄房东的女佣替她打扫打扫房间，但是如果是那女佣，外面揿铃揿得这样啊，也绝对没有不开门的理由。 第二天他再到她那里去，有一个黑红肤色的青年在那里，是文化局警卫科的人。戈珊的态度很自然，替他们介绍之后，大家随便谈着。但是刘荃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质问她，对于这种浮泛的应酬式的谈话实在感到不耐烦。那青年虽然也不大开口，却老是坐着不走。大家就这样干迸着，等着看谁把谁迸走。 谈话一直延长下去。刘荃有意无意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他趁着出差，弯到这里来一趟，实在应当走了。 “你别性急，”戈珊说：“魏同志大概也就快来了。他们这些忙人，约了时候向来不算数的。” “哪个魏同志？”那青年问。 “还有谁？”戈珊笑着说：“就是你们的老魏。” “他要上这儿来？”那青年显然吃了一惊。 戈珊似乎不愿意多说，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把下颏微微向刘荃努了努。“喏，这位刘同志有点事找他，我约了他们在这儿见面。” 那青年像是恐慌起来，随即搭讪着站起来匆匆告辞走了。 “你看讨厌不讨厌？”戈珊伸了个懒腰，“要不是我抬出他的上级来吓唬了他一下，还不肯走呢！” 刘荃没有作声。 戈珊见他满脸不快的样子，立刻向他身上一坐，又委屈又疲乏地把脸埋在他肩窝里。“知道妳今天要来，特为在这儿等着你，这小鬼偏跑了来赖在这儿不走——就有这样不识相的人！真气死了！你昨天淋着雨没有？” 刘荃半晌才答了声：“还好。” “我真倒霉，在外滩，刚赶上。” “哦，我还当妳在家里呢，看见你关窗户。” “活见鬼了！”戈珊张大了眼睛望着他。“我在家怎会不开门？” “我怎么知道呢？” “妳又瞎疑心！”她顽皮搥了他一下。“怎么你看见有人关窗户？是谁？是我呀？” 刘荃懒懒地说：“反正不是你就是另外那个人，又有什么分别。” 戈珊一听这话，显然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立刻理直气壮起来，一歪身从他膝盖上溜了下来，坐在沙发上把他乱推乱撞。“得了得了，你走吧！我受不了！一天到晚找岔子跟我闹，老是瞎疑心！我告诉你吧，昨天不错，是有人在这屋里！就是今天来的那小王。他是结过婚的，他女人在新闻出版处做事，两人一个住在男宿舍里，一个住在女宿舍里，所以没办法，跟我商量，借我这地方会面。” “哦，”刘荃微笑着说：“这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人家是正式的夫妇。干吗要你这样替他们守秘密！”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蚂？先我没说，也是因为怕妳不乐意，觉得我这儿成了个小旅馆。真讨厌，那小王，刚才还在那儿磨着我，下星期还要来。所以老坐着不肯走呢！” 他明知道她是说谎，虽然她这谎话说得相当圆。 她又和他纠缠着。拥抱着她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样的女人，他就是在她里面生了根，她也仍旧是出墙红杏，她的眼睛向他笑，真正的她似乎在那微笑的眼睛的深处闪烁着，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使他更疯狂地要占有她。 在他的疯狂接近顶颠的时侯，忽然门铃响了。 “是谁？不要是魏同志吧？”刘荃说。 “唔？” “你忘了？小王的上司。你不是说他要来吗？” 两人同声笑了起来。“不要真是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刘荃说。 外面的人继续揿铃。 “让他揿去，”戈珊说：“管他是谁。” 又揿了很长的两响。刘荃有点不安起来。 “别理他，”戈珊说。 铃声终于停止了。似乎人已经走了。但是房门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三角，面积渐渐大了起来，是一折迭着的便条，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刘荃不由得想起昨天他自已站在门外揿铃的情形，并且昨天那时候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情形，也如在目前。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污秽黯淡，而且稍有点滑稽。 他突然坐起身来穿衣服。 “怎么回事？要走了？”戈珊诧异地笑着。 刘荃没有回答。 她随即生起气来。“你这脑袋完全封建，送封信来都要吃醋——吃的哪一门子的醋？发了昏了！你凭什么资格管我？好，你走，你走，以后可再也别来了！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刘荃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俯身系鞋带。 戈珊的一枝香烟一直不离手，她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香烟使劲揿在他胳膊上。他想甩开她，但是她下死劲揪住了他不放。被烧灼的皮肤丝丝作声。他夺回了手臂，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 8.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数据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数据，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着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彷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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