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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于打铁铺里的新生命 （ 本章字数：2804） |
|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火红的炭火，火红的铁，火热的青春，火热的血。一个火热的男子和一个温柔伶俐的娇妻的全部事业和所有生活故事，都是以这个每天一斤米房租的“造梦工场”为舞台。 日子一天天过去，快乐的“夫妻铁业合作社”，不断地给当地的乡亲锻造出上好铁器的同时，还“锻造”出自己的情爱结晶——第一个儿子——楼忠福，在1954年3月出生了。 “哇！哇！哇！哇！” 新生命的啼哭，似乎要故意超过父亲铿锵的铁锤，响亮而清脆。屋外面，正是雷雨交加。婴儿是无知的，无知则无所畏，所以在雷雨交加中，他只管用自己的铿锵啼哭宣告属于自己的“时间开始了”。 37岁得子，在传统中国的观念里，已经算是迟到了。所以这个“坚硬”的铁匠在儿子出生后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既感慨自己作为一个百姓穷苦的生活，也冀望新生的儿子将来能够富贵安康。他想到要给儿子起个好名字，好让儿子将来有出息。但是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决定让妻子王凤珠去找大舅给儿子起名字。大舅在派出所工作，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954年，正是限制人口流动的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实行的第一年，从这年开始中国人出生后就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户籍。从这年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百姓，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地，如果到外地去必须经过批准才是合法的，否则就可能被政府视为“非法”。 因为这个政策当时被宣传得相当严厉，所以儿子还没有满月，王凤珠就抱着孩子去找大舅了，一来是为了上户口，二来是让他起名字。 大舅感念自己的艰辛、感念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在战乱和灾难中颠沛流离的命运，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顺顺当当，能够有福有禄。他给外甥起了一个非常传统而功利的名字——忠福——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朋友，而且有福有禄。 1954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入社的人口也不断扩张。这时候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也因为楼忠福这位“新社员”的诞生而“扩张了规模”。为了生计，楼忠福的母亲还没有坐完中国女人传统的月子，就开始为丈夫拉起风箱了。 幼小的楼忠福，多数时候被放在打铁铺里面的卧室睡觉和玩耍，风箱的节拍、铁锤的声音和飞溅的火星代替了儿歌和玩具。这算很幸运的了，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地区，这已经算是新奇而先进的工业场所了。更多的孩子，只能在村前屋后玩耍泥沙石块和互相追逐。如果有打铁的匠人过来，那孩子们简直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听听风箱的节拍，看看铁锤砸向通红的铁块时飞溅的火星，观赏一块废铁如何在铁匠的手里变成一把锋利镰刀的整个过程。这种感受比看社戏中翻滚的艺人还要来得新奇、有趣。 风箱的节拍，就像时钟的指针，数走了无数分分秒秒和白天黑夜，“合作社”中的“新社员”也一天天长大。一岁多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新社员”，已经不安分于静静地坐着观看父母“表演”了。他一会儿过去与母亲抢风箱，一会儿过去跟父亲要铁锤，参与意识极强。不过到他真能拿得动一把铁锤的时候，他们家的“合作社”也已不得不关门了。 1955年毛泽东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好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过的。自古烟柳繁华的钱塘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这段时间，他多次登山，并作了好几首风月味道颇浓的小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这么一种平心静气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风，在让毛泽东展现温情一面的同时，并没有让他老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热情减退。 但像铁匠楼茂春这样兢兢业业地寻求三餐一宿的农村基层手工业者，就吃不消这种天马行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了。他们对很多莫名其妙的运动感到懊恼和愤怒，认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闲谈中，楼茂春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说了很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合作社的大锅饭弊病，认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养懒汉的地方。 可是底层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建议，并没有动摇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和决心。1955年７月，毛泽东嫌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速度太慢，当年主持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被他批评为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提出“根据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的形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完成”。 最高指示一下达，1956年初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立即掀起高潮。这个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所有的土豆和散沙都必须进入进口的“苏联麻袋”。到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多的手工业者都被放进了合作社的“麻袋”。东阳的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底宣告全部完成。 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别无选择地被推进社会主义大合作社的“麻袋”，因为镇领导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房东下命令不允许把房子租给他们。看来在容不下私有财产、放不下书生书桌的年月，连一把铁锤也是没有地方摆放的。 1955年和1956年，中国又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记忆的。1955年，顾准以“戴罪之身”正努力从“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孤独地跋涉而出，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急风暴雨般地在全国展开。这年，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奉马列为宗师”的陈寅恪受到了第一次批判。年底，梁漱溟在一次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争论农村工作的问题，而梁漱溟的认真执着显然触到了毛泽东的“雅量”的极限，所以梁漱溟也质问毛泽东有没有容纳异见的“雅量”。毛泽东的“领袖雅量”显然还是在的，但是在场的很多知识分子和官员却以夸张的方式，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爱戴和拥护★。 1956年初毛泽东在南宁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接着到长沙饮水、武昌食鱼，然后又于5月底6月初在武汉畅游了长江。这年的苏联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真相，这件事情显然是构成当年中国政治人考量中国问题的重要背景。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宣布“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斗争任务主要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一个将中国带离偏轨的机会，可惜上足了发条的历史显然已经不受控制。 这年，顾准坚定地离开政府工作，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开始冷静地反思理想主义的“龙种”何以弃化为现实世界的满地“跳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进行探源和梳理，与年轻的吴敬琏的师友关系，也从此开始。 同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广”包产到户的试验——在一个“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刻，浙江人勇敢地展示了“犹有花枝俏”的杰出精神品格★。但是这场勇敢试验的结局，是一部分人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一部分人受到批判，一部分人被送进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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