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就湿透了，这时马车突然停下。

我往外看，想知道个中原因。我惊喜地看到皮果提从一道围篱后冒了出来并爬到车上。她抱住我，紧紧往她怀里搂，把我的鼻子都压得好疼，不过当时我并没觉得鼻子疼，直到后来才发现。皮果提什么也没说。她抽出一只手伸到胳膊肘下的口袋里，掏出几个装着糕点的纸包并塞到我的几个口袋里，还朝我手里放了一个钱包，但仍然什么也没说。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紧紧抱住我一挤，便下了车跑着走开了。我现在相信，也一直这么相信——她的长袍上没有留下一颗扣子了。我从滚来滚去的扣子中捡起了一颗，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了很久。

车夫看着我，那神情像是问我她还会不会回来。我摇摇头，说我认为她不会了。“那就走吧，”车夫对那懒洋洋的马说；那马就按吩咐开路了。

这时，我已哭到再也不能哭的程度了，于是我开始想到再哭也没用了，尤其想到罗德利克·兰顿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长在艰难中，我所记得的，都没哭过。车夫见我下了这决心，便建议我把小手帕摊在马背上晾干。我谢了他，并同意那样的。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那手帕显得特别小。

我现在有心思来检查那个钱包了。这是个硬皮钱包，带一个搭扣，装着三个亮闪闪的先令，显然，皮果提因为一心要让我高兴还用白粉把这三个先令打磨过。但钱包里更珍贵的内容是用一张纸包的两个半克朗。我母亲在纸上亲笔写道：“致卫卫，附上我的爱。”我再也撑不住了，只得又请求那车夫把我那小手帕递给我。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不用，我也认为我的确最好不用。于是，我就用袖子擦擦眼睛，止住了自己。

尽管由于先前的激动，我还不时发出大声呜咽，但我再也没哭了。慢吞吞地又走了不多远后，我就问车夫会不会一直走到那里。

“一直走到哪？”车夫问。

“那儿。”我说。

“那儿是哪？”车夫问。

“离伦敦不远。”我说。

“嗨，就是那匹马，”那车夫抖抖缰绳指着那匹马说，“还走不到一半，它就会比猪肉还死气沉沉。”

“那么说，你只走到雅茅斯吗？”我问。

“差不多，”车夫说，“到了那儿，我就送你上长途马车，由长途马车再把你送到——管它是什么的地方。”

对这位车夫（他姓巴吉斯）来说，这算是说了很多话了。正如我在前面的某一章里说过，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几乎不和人交谈。我给他一块蛋糕以示酬谢，他一大口就吃了，真像一只大象。而且那块点心在他脸上引起的表情不比在一只大象脸上引起的多什么。

“·她做的，啊？”巴吉斯先生问道，他老坐在前踏板上，把双臂分别支在膝盖上，向前无精打采地倾着身子。

“你是说皮果提吗，先生？”

“啊！”巴吉斯先生说，“是她。”

“对，我们的点心全由她做，饭也全由她烧。”

“是这样吗？”巴吉斯先生说。

他努起嘴，像是要吹口哨似的，但没吹。他坐在那儿盯住马耳朵，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新鲜玩艺。就这样，他坐着，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又慢慢地说：

“没有情人吧，我相信。”

“你是说杏仁，巴吉斯先生？”因为我以为他还要吃点别的，就指明那是什么点心。

“情人，”巴吉斯先生说，“是情人；没人和她要好吧？”

“和皮果提？”

“啊！”他说，“和她？”

“哦，没有，她从没有过情人。”

“真的没有？”

他又努起嘴，像要吹口哨似的，但又没吹，他仍坐在那儿盯住马耳朵看。

“那么她做，”巴吉斯先生想了半天又说，“各种苹果饼，还有各种饭菜，是吗？”

我回答说事实正如此。

“嗨，我想告诉你，”巴吉斯先生说，“也许你会给她写信吧？”

“我当然会给她写信。”我答道。

“啊！”他慢慢把眼光转向我说，“是这样！如果你给他写信，也许你会记得写：巴吉斯愿意，是吗？”

“巴吉斯愿意。”我重复道，什么也不懂，“就这句话？”

“是的。”他说着，一边考虑着，“是——是的。巴吉斯愿意。”

“可你明天又要到布兰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想到届时我已离那儿很远了，我吞吞吐吐地说，“你更可以自己去说呀。”

他摇摇头，反对这主意，又一次非常郑重地强调先前那个请求，“巴吉斯愿意，就是这句话。”我满心答应了。当天下午在一家客栈里等候马车时，我就要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皮果提写了封短信。那信是这样写的：“我亲爱的皮果提，我已平安到了这里。巴吉斯愿意。向妈妈转致我的爱。你亲爱的。又：他说他特别要你知道——巴吉斯愿意。”

我承诺了将做那事后，巴吉斯先生又陷入了完全的沉默。最近一向发生的一切使我累得很，我就躺在车箱里的一只袋子上睡着了。我睡得很香，直到抵达雅茅斯才醒来。我们驾车来到一家客栈的小院子里，这时的雅茅斯在我眼里成了一个全新的陌生地，以致我马上就打消了有可能和皮果提先生家里人见面的希望，甚至可能和小爱米丽见面的希望也打消了。

长途马车就在院子里，虽然还没套上马，但整个车都干干净净，那样子一点也不像是就要去伦敦。我正在想这个，并捉摸我那个箱子会被怎么处置——那箱子被巴吉斯先生放在院子靠柱子的边道上了（他把车赶进院子里转过身来）——还在猜我会遭遇到什么，这时一个女士从一个挂了些禽肉和大块腿肉的半圆窗口朝外张望，她说：

“那就是从布兰德斯通来的小先生吗？”

“是的，夫人，”我说。

“姓什么？”那女士问道。

“科波菲尔，夫人，”我说。

“那不对，”那女士答道。“没人在这儿为姓这个的预付过饭钱。”

“是姓默德斯通吗，夫人？”我说。

“如果你就是默德斯通少爷，”那女士说，“为什么一开始要说另一个姓呢？”

我向那女士解释了一番其中原因，她就摇铃并叫道：“威廉！带人去餐厅！”一个侍者听到这话就从院子对面的厨房里跑出来带人去餐厅，当他发现要带的不过是我，显得好不吃惊。

这是很长的大房间，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地图。哪怕这些地图真是外国而我又被抛弃在它们之中，我也怀疑我是不是会觉得更加身处异地它乡了。我手拿帽子，在靠门的椅子一角上落坐，我觉得这够大大咧咧的。当那侍者为我铺上台布并摆出一套调味瓶时，我想我一定羞得满脸通红了。

他给我拿来一些排骨和蔬菜，还那么粗鲁地揭开盖，以至我还生怕先前怎么冒犯了他呢。但他为我在桌旁放下一张椅子，还很殷勤地说：“嗨，六呎高！来吧！”

我谢了他，在桌边坐下。可他站在我对面那么一个劲地瞪着眼看我，我觉得很难灵活地使用刀叉，或很难不把肉汤溅在自己身上，每次我与他目光相遇，我的脸就红得可怕。注视着我吃第二块排骨时，他说：

“还有为你准备的半品托啤酒呢。你现在喝吗？”

我谢了他，并说要。于是，他把那酒从一个大罐里倒进一只大杯子，并把杯子对着亮光举起来，使这酒看起来更好看了。

“哦，看哪！”他说，“好像很多呢，是吧？”

“真的看起来很多，”我笑着答道。看到他心情那么好，我也很高兴了。他眼睛眨个不停，长了一脸疙瘩，一头的头发竖着。他站在那儿一手叉着腰，另一只手举着玻璃杯对着亮光，看上去挺友好的。

“昨天，这儿有一个先生”他说，“——一个挺壮实的先生，叫好锯匠——也许你认识他？”

“不，”我说，“我认为不——”

“他穿着短裤打着裹腿，戴着宽边帽，还套着灰外衣，系着花点围脖，”那侍者说。

“不，”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那荣幸——”

“他走进这里，”那侍者盯着从杯里透过的光亮说，“要了一杯这样的啤酒——我劝他别要——他·偏·偏·要——喝了以后，倒下去死了。这酒对他来说年代太久了。这酒本不该拿出来的；就是这回事。”

听到这个可悲的事故，我大为震惊；我便说我以为我还是喝点水为好。

“嗨，你看，”那侍者仍眯着一只眼盯着从杯子里透过的光亮说，“我们这儿的人不喜欢要了的东西剩下什么。这会使他们生气。可是，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它喝掉。我已经习惯它了，习惯了就没什么了。我觉得它对我没害，如果我仰起头来一口气喝干。我能喝吗？”

我回答说，如果他认为喝下去没危险就喝吧，我会很感激他；但如果他不那么认为就千万别那样做。当他仰起头一口气喝下去时，我真怕极了，我承认，我怕看到他遭到和那可怜的好锯匠一样的命运而倒在地毯上没一口热气。可那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相反，他看上去更加精神了。

“我们这儿有什么菜呀？”他把叉子伸到我盘子里说，“不是排骨吧？”

“排骨，”我说。

“天哪，”他叫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排骨，嗨，排骨正是可以解去这种啤酒的毒性的东西。这可不是运气吗？”

于是，他一手拿起一块排骨，一手拿起一个土豆，津津有味地全吃了，这下让我高兴得不得了。他又拿起一块排骨和一个土豆；然后又是一块排骨和一个土豆。我们吃完后，他又端来一个布丁，在我面前放好，他好像在想什么，有些走神。

“饼怎么样？”他打起精神问。

“这是布丁，”我答道。

“布丁！”他叫道，“嗨，天哪，这就是的！什么！”他走近了一点看，“你不是说这是个鸡蛋面粉布丁吧？”

“对，它的确是的。”

“嗨，鸡蛋面粉布丁，”他拿起一把大勺说，“是我最爱吃的布丁！这不是运气吗？快吃，小伙计，让我们看谁吃得最多。”

当然侍者吃得最多。他一次又一次要和我比赛，但以他的大勺对我的小勺，以他的大口对我的小口，以他的饭量对我的饭量，从第一口开始，我就被远远扔在后面了，根本没机会追上他。我想，我还从没见到什么人像这样吃布丁吃得香的；布丁吃完后，他大笑起来，好像还在香香地品味那布丁呢。

看到他那么友好又好相处，我就向他要笔、墨水和纸，好给皮果提写信。他不但拿了来，还好心好意地看着我写。我写好信，他问我要去哪里上学。

我说，“离伦敦很近。”我也只知道这些。

“哦，看哪！”他看上去很沮丧地说，“这事真叫我难过。”

“为什么？”我问他道。

“哦，上帝！”他摇着头说，“那正是他们弄断了一个小男孩肋骨的学校——两根肋骨——他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呢。

我应该说他是——让我看看——你多大了，大概？”

我告诉他我在八岁和九岁之间。

“正是这个年龄，”他说，“他八岁零六个月时被他们弄断了第一根肋骨，到八岁零八个月时又被他们弄断了第二根，结果要了他的命。”

这事件实在让人听了不太舒服，我无法对自己掩饰这点，也无法对那侍者掩饰这点，我又问他这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回答并没给我什么鼓舞，因为那只是三个可答的字：“打断的。”

就在这时，院里长途马车及时吹响了号角，于是我急忙站起来，半为了有一个钱包而骄傲地吞吞吐吐问他，有什么我得付钱的。

“一张信纸，”他答道，“你买了一张信纸吧？”

我不记得我买过。

“信纸很贵，”他说，“由于要纳税。三个便士。在这个国家，我们就这样被抽税。除了给侍者，再没什么了。墨水就算了，我来·贴吧。”

“你应该——我应该——我应当给多少——你希望给侍者多少呢？”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问。

“如果我没有一个家，那家又没有都染上天花，”那侍者说，“我不会要六便士。如果我不用供养年老的父母，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里，那侍者很动情了——”我不会要一个法生。如果我有一个好处所，又受到好的待遇，我就要请求你收下我的一点什么，而不是向你要。可我是靠剩饭剩菜度日，睡呢就睡在煤堆上——”说到这里，那侍者哭了起来。

我很同情他的不幸，觉得无论如何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都是心地残忍冷酷的。我从我那三个亮闪闪的先令拿了一个给他，他谦卑恭敬地接了下来，并马上用拇指捻了捻，试试真伪。

我被人从车子后面举进车时，有一点难堪，因为我发现人们以为我一个人把中餐全吃完了。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无意间听到那女士在半圆窗后对看车的人说，“当心那孩子，乔治，要不他会胀得裂开的！”此外，我还看到周围那些女仆都走了出来看着我笑，好像我是个怪物。而那个侍者——我那不幸的朋友——已经重又振作了起来，看上去不但不为此不安，反而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跟着大家一起大惊小怪。如果我对他产生了什么怀疑，我想这是引起那疑心的一半原因。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由于怀着孩子单纯的信任和一个幼者对长者的天生信赖（这种天性被任何孩子过早用世俗的精明来取代都会使我惋惜），我总的来说并不怎么怀疑他，以后也没有。

我得承认，因为无端成为车夫和看车人取笑的对象，我感到很不好受。他们说因为我坐在车后边，所以那部分重；还说我坐货车旅行更为威风。我大肚皮的故事传到外面一些乘客中，他们也听了很开心，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被当作两个或三个兄弟付膳食钱，还有我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被人承包了，以及另外一些让他们乐的问题。不过最糟的是，我知道有机会吃东西时我一定会不好意思吃东西，所以吃过那么一餐量少的午饭后，我就得一夜挨饿了——因为我匆忙中把我的糕饼忘在客栈里了。我的顾虑得到了证实。我们停下来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我却鼓不起勇气来吃半点，只好坐在火炉边并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就这样，也不能使我免遭更多的嘲讽；一个声音沙哑、满脸横肉的男人一路上不是不停地从三明治盒子里掏出东西吃，就是从瓶里喝水，他却说我像一条大蟒，吃一次就可维持好长时间；他说过这之后又真地狼吞虎咽了一份煮牛肉。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动身，预定次日上午八点左右抵达伦敦。那正是仲夏时分的天气，傍晚实在舒服。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独自想象那些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住在那里的人在做些什么。有些男孩追着我们并攀在车后晃了一段路，这时我便想不知他们的父亲可否都在世，不知他们在家是否快活。我的思路不断飞向我正前往的那种地方——想象中那的确是可怕的场景，除此之外，我还想了许多别的。我现在还记得，我有时任思绪飞往家和皮果提，我还使劲回忆在咬默德斯通先生前，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又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咬他好像是很遥远的远古年代的事了。

晚上就不像傍晚那样舒服，因为太凉；为了防止我从车上掉下去，我被安排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在那满脸横肉的和另一个人中间），他们俩打起盹，就把我挤得差点闷死。他们有时把我挤得那样紧，我不禁叫道：“哦！请别这样！”可他们却因为这叫声把他们吵醒了而不乐意。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穿皮大衣的女士，她被那样得严实包裹着，以致在昏暗中看起来不像一个女士，而像一个干草垛。这女士带了一只篮子，有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放在哪儿好，后来发现我的腿短，就决定把篮子放在我下面。那篮子挤着我还扎着我，使我非常痛苦；可是如果我稍微挪挪身子，使篮子里的一个大玻璃杯碰在别的什么东西上咣啷作响（因为那是必然的），她就很厉害地踹我一下，并说：“小心，别乱动。·你·的骨头还嫩着呢，·我能肯定。”

最后，太阳升起来了，我的伙伴们看上去也睡得舒服多了。晚上他们挣扎得那样辛苦，他们通过他们那可怕的喘气声和打鼾声来表现了这点，而现在都气声平静了。太阳升得越高，他们睡得越舒服。当他们个个醒了过来后，每个人都说自己没合过眼，如果听到有人说某人睡着过，那被说的人就会气忿忿地反驳。我记得我当时为此十分惊奇，至今我仍同样惊奇。因为我观察到，对人类所有的弱点来说，人们天性而又最不愿承认的却又共有的就是曾在马车上睡过觉（我不能想象这是为什么）。

当伦敦在远方出现时，我觉得伦敦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我又多么相信我喜欢的那些英雄的业绩将在那里不断重现，我还如何在心中依稀觉得这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富于神奇和罪恶的地方，这些我都不用在这儿停下来多讲了。我们渐渐接近它，并按时来到我们计划要去的那个位于白教堂区的旅店。我不记得那旅店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反正我知道它叫蓝什么的，而且那玩艺的样子还画在那辆马车的后部。

看车的人下车时向我看一看，在票房门口说：

“有个小家伙从苏弗克的布朗德斯通①来，是姓默德斯通的为他订的票，有什么人来接这小家伙吗？”

--------

①这看车的人没有读准地名。

没有人回答。

“请你再用科波菲尔这个姓试试看，先生，”我无奈地低下头说。

“有个小家伙从苏弗克的布朗德斯通来，是姓默德斯通的为他订的票，但他自称姓科波菲尔，现在还在这儿等人接，有人来接这小家伙吗？”看车的人说，“快点！有人来接吗？”

没有人。没有人回答。我不安地朝四周看，可是那问话没对任何人激起反应，如果不把那个系着裹腿的独眼男子排除在外的话。那人建议他们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个铜圈并把我拴到马厩里去。

梯子拿来后，我跟在那个像干草垛一样的女士后面下了车，但在她的篮子被拿开之前，我一下也不敢动。那时，车里已经没有乘客了，行李很快就被搬光了，马在行李搬完之前被牵走了，剩下马车被几个旅店的马夫推走了。可是仍然没人出面来招领从苏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这位小伙子，这位风尘仆仆的小伙子。

我那时比鲁滨孙·克鲁索还要孤单，鲁滨孙还没人看着他，也没人知道他孤单呢；受当班的售票员邀请，我进了票房，走过柜台后面，坐在他们秤行李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时，看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闻到马厩的气味（从那以后，那气味就永远和那个上午的回忆连在一起了），一连串万分恐怖的焦虑从我心头掠过。假设没人来接我，他们会让我在这里呆多久呢？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直到我那七个先令花光为止？晚上，我是不是要和那些行李一起在那些大木头箱子中的一个里睡觉、早上又在院子里的一个抽水泵前洗脸？或许每天晚上我会被赶到外面去，等次日售票处开门了再来等人接我？假设这一切并没什么弄错的，默德斯通先生制订了这计划来除掉我，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让我留下直到把那七个先令花光为止，那么当我开始挨饿时我就不能指望再呆在这里了。那不仅会让那个蓝什么怪物要担付我丧葬费的风险，还显然会让顾客感到不便和不快呢。如果我马上动身，设法走回家，我又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我又怎么能指望可以走那么远呢？就算我回了家，除了皮果提，我还能信任谁呢？就算我在最近的地方找到有关当局，要求献身去当兵或做水手，可我是这么小的家伙，他们准不会收下我。这些还有其它一百种类似的想法，使我觉得发烧，使我焦虑沮丧得发昏。正在我心焦如焚到极点时，一个人进来并悄悄向售票员说了什么，售票员便马上把我从磅秤上拉下推到那人跟前，好像我已被称过，买妥，交付并付过款了。

和这新相识手拉手走出售票处时，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面色萎黄，双颊深陷，他的下颏几乎和默德斯通先生的一样黑。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因为他把胡子刮掉了。他的头发没什么光泽而颜色晦暗枯焦。他穿着一套黑衣，那衣也颜色晦暗枯焦，而且裤腿和衣袖都嫌短了。他系了一条白围巾，那围巾并不很干净。我当时和现在都不认为那是他身上仅有的亚麻布服饰①，可他显示的或暗示他所有的只有那件亚麻服饰。

--------

①这里暗示该人未穿衬衣。

“你就是那个新生吧？”他说。

“是的，先生。”我说。

我以为我是的。我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员之一，”他说。

我向他鞠了一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我觉得对萨伦学校的一位学者和教员提到像我那箱子一类的平凡东西实在太愧得慌，于是出了院子又走了一小段路后，我才腆着脸皮提到它。我谦卑委婉地说也许那箱子以后还派得上用场，我们就折回去，他告诉售票员说中午让脚夫来取那箱子。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这时我们又走到先前往回折的地方了，“它很远吗？”

“在黑荒原那儿，”他说。

“那么远吗，先生？”我怯怯地问。

“挺远的，”他说，“我们要坐驿车去，有六英里的路呢。”

我是那样的虚弱和疲乏，想到还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说我头天夜里就什么也没吃过了，并说如果他允许我买点吃的我会对他非常感激。他听说后，显得很吃惊——我看到他停了下来打量我——他考虑了一小会儿后说他要去看住在不远处的一个老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买点面包或其它什么有益无碍的食品，然后在那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在那儿我们还能喝到些牛奶呢。

就这样，我们来到一家饼店向那橱窗里望，我不断提议，想买下那家店里每一种易消化的食品，而他则不断予以否决，然后我们决定买了一小块黑面包，那花了三便士。然后，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咸肉，为这我付出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而得到的找头是那么多，以至我想伦敦是一个东西便宜的地方。收起这些东西后，我们穿过一片喧嚣和嘈杂，这一下使我那本已疲累的脑子乱得无法言传，然后我们又走过一座桥，无疑，那就是伦敦桥（的确，我认为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我当时处于昏昏半睡的状态中），最后我们来到穷人住的房子，从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门前的石刻上，我知道这是济贫院的一个部分。石刻上说这些房子里是用来收容二十五个贫穷女人的。

萨伦学校的教员把那些小黑门中的一扇门闩拔掉，那些小黑门都很相像，每一扇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门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子。我们走进那些贫穷女人中的一个住的房子，那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汤锅烧开。那女人看到教员进去后，便不再拉她膝盖上的那个风箱，说了句什么，我觉得那话听起来是在说“我的查理！”但是看见我也进了屋，她便起身，搓着手行了一个含含糊糊的礼。

“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热热早餐，可以吗？”萨伦学校的教员说。

“我可以吗？”那老妇人说，“我可以，当然可以！”

“菲比茨恩太太今天怎么样？”教师看看坐在火炉边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人说，那老妇人是那样像一堆衣服，以至我至今还为当时没弄错坐到她身上而感到侥幸。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个妇人说，“这又是她不好受的一天。万一火炉的火过了气，我能断定她也会过气，而且再也不会回过气了。”

他俩看她时，我也看她。虽然那天很暖和，她却看上去除了火炉什么也不想。我想象连火炉上的汤锅也遭她忌妒呢；火炉竟被用来煮我的蛋、烤我的咸肉，她对此十分气愤，我得出这结论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看见她（用我那惶恐的眼看见她）在炉上烹调操作正进行时对我晃了晃拳头，那时其他人都没看她。阳光从小窗口里流泻而入，可她却把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着阳光而坐，把整个火炉挡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给它暖气，而不是它给她暖气，她那架式就像满怀戒备之心地监视那火炉。我的早饭做好后，火炉空了出来，她竟为此高兴得大声笑了起来——我得说，那笑声委实不动听。

我坐下吃我的黑面包、鸡蛋和咸肉，还有一小盆牛奶，这真是可口的一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时，那房里的老妇人对教员说：

“你带着笛子来了吗？”

“带了，”他说。

“吹一下吧，”那老妇人用讨好的口气请求道，“一定要吹哟。”

于是，教员把手伸到衣裾下，拿出那只分成三节的笛子用螺丝旋紧接好，便马上吹了起来。经过多年考虑，我的感受是：世界上再没人吹得比这更糟的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天然的也罢，用各种方法发出的也罢，只有他吹的最为让人凄惶。我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曲调——我怀疑他的吹奏中有没有曲调——但那吹奏声在我身上的影响是：首先，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恼，直到忍不住热泪往外淌；其次是夺去了我的食欲；最后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来。眼睛开始合上，我开始打起瞌睡，这时回忆又涌了出来。那个角橱敞开的小房间，还有房里那张方靠背的椅子，以及通到上面房间去的小楼梯和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我一进门就捉摸：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华美羽饰注定会落个什么下场又会怎么想——全从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我入睡了。笛声也听不见了，传来的是车轮声，我又上路了。马车颠簸了一下，我一下惊醒，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两腿交叠地坐在那儿吹得如泣如诉，而房子里的妇人兴冲冲地看。又轮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子，没有教员，没有萨伦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没有一切，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梦见他吹奏这凄惶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心怀赞叹地走到他身边，从椅背后俯过身去热烈地使劲搂了一下他脖子，这使他的吹奏中断了一小会。不是当时就是那以后，我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因为当他重新吹奏时——他的吹奏中断过，这是事实——我看到也听见那老妇人问菲比茨恩太太那是否美妙（指的是笛子），菲比茨恩太太回答说：“哎，哎！是啊！”她还朝着火炉点点头。我相信，她把吹奏之功全归结给了火炉。

我仿佛打了一个很长的盹，萨伦学校的教员才把笛子拆成三节后收起来，带我离开了。我们在附近发现了马车，便上到车顶上。可我太想睡了，当我们在路上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把我放到车厢里，那儿没有别的乘客，我就睡得很熟，直到发现车正在绿叶中往一个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会儿，车停了，终点站到了。

一条短短的路把我们——我是说那教员和我——带到了萨伦学校，一座高高的砖墙围住这学校，它看上去死气沉沉。墙里的一个门上方是萨伦学校的校名匾牌。我们拉门铃时，一张阴沉沉的脸从门的栅栏里仔细打量我们，门一打开我就发现这脸属于一个大块头的男子。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样，他支着条木头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员说。

那支着条木头腿的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这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并不大——把我们身后的大门锁上，拔出钥匙。我们朝座落在阴暗浓密的大树中的房子走去，这时他在我的向导背后叫道：

“咳！”

我们回头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双靴子。

“喏！鞋匠来过了，”他说，“那时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他再也没法修它们了。他说这靴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了，他为你还想修补而奇怪。”

他说着就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先生便回头走了几步把他那双靴子捡起。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时，他看着那靴子（恐怕他是很伤心的）。我这时才看到他穿的靴子已坏得没法穿了，他的长袜有一个地方破了，像嫩芽尖一样绽开。

萨伦学校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没任何装饰而光秃秃的。除此之外，学校四处都静悄悄的，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认为学生们都不在学校里。可他对我不知道时值假期显得很惊奇。所有的学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和克里克尔太太及小姐去海滨了，我是因为犯了过失才在假期内送到这里作为一种处罚，这些都是我们一块走时他告诉我的。

我睁大眼盯着他带我走进的课室看，这是我所见过的地方中最寂寞最荒凉的了。它现在还历历在我眼前。这是个长长的房间，里面放了三行课桌，六行长凳，墙上钉满了挂帽子和石板的钩子。脏兮兮的地板上尽是些零零散散的旧写字本和练习本。用那些旧本子的纸做成的蚕房也散乱地放在课桌上。在用硬纸板和铁丝做成的散发霉味的阁楼间，两只被主人抛下的可怜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来穿去，它们瞪着两只红眼睛向每一个角落打量，想搜到什么吃的。一只鸟在一个比它大不了什么的笼子里，它在那二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声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开口叫也不开口唱。屋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不卫生气味，就像厚灯芯绒裤发了霉，甜苹果没有通风，书籍变腐。假如这房间建成时就没有顶，一年四季从天上往屋里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风，也不会有这么多墨水溅在这屋里。

梅尔先生离开了我，把他那双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楼上去。我轻轻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打量我经过的一切。突然，我发现一张书桌上平放了一块纸板告示，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当·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书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我慌张地向四处看却怎么也看不到它。我还在张望时，梅尔先生回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去。

“请你原谅，先生，”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这不是狗吗，先生？”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个学生。我奉命，科波菲尔，把这告示挂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开始就这样，可我只能这么做。”

他说着把我抱下来，把那专为我做的告示纸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个背包那样；打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

没人能想象我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难。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总觉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转过身看到没什么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为无论我的背向着什么地方，我总认为有人在那里。那个支条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难更深。他有那权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树，或围墙，或房子边，他就用那大嗓门从他的屋里往外吼：“咳，你这先生！你这科波菲尔！亮出那块告示板来，要不我就告发你！”操场是一个只铺了石子的院子，光秃秃的，正对着学校和勤杂房的背后，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板看到它，面包师傅看到了它。一句话，早上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每一个到学校来的人，无论从哪儿来，都会看到它：要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也开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场上有个旧门，学生们有在门上刻自己姓名的传统。门上满是这种刻痕。我好怕他们在假期结束时会回来，所以我读着这些名字时就不能不想象·这·一·位会用什么腔调又如何强调地读：“当心他！他咬人。”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杰什么，姓斯梯福兹的——总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还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准会用有力的声音来读告示，然后就扯我的头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汤米·特拉德尔的，我怕他会拿这开玩笑，并装出很怕我的样子。第三个是乔治·邓普尔，我想象中他会把这告示当成歌来唱。我看着那扇门，像一个提心吊胆的小动物那样看着门，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声称和我不往来，并用各自的口气大声叫：“当心他。他咬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有四十五个学生。

对着书桌和长凳，我这么想。我去自己的床上时，爬到床上后以及向其它空空的床铺看去时，我还是这么想。我得一个夜晚接一个夜晚地做梦，梦见我母亲像从前那样和我在一起，或梦见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会，或梦见坐在马车车厢外边的地方旅行，或梦见又和那个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无论是什么情形，都梦见人们瞪眼看我并尖叫，因为他们很不快活地发现我只穿了件小睡衣，还挂着那块告示板。

那单调的生活，还有那对开学的不断焦虑，真是令人痛苦得难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尔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课，由于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么指责就都做完。做功课之前和之后，我都散步——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在木头腿的人监视下散步。我记得多清楚逼真啊——学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气，院里裂开了的绿色石板，一个漏水的旧桶，还有那些变了色的狰狞树干，雨天里这些树比别的树更往下滴水，阳光下这些树比别的树透过的风要少。一点钟时，我们——梅尔先生和我——在一个长长的饭厅的一端吃饭，那饭厅里放满了松木桌，一股油腻的气味在饭厅里荡漾。然后我们再做功课，直到喝茶。喝茶时，梅尔先生用蓝茶杯喝，我用一只锡罐喝。整整一天里，梅尔先生就在教室里他那张单独摆在一边的书桌旁努力工作，用笔、墨水、尺子、帐本和写字纸算上半年的帐（据我所发现），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晚上他收拾起那些东西后就拿出笛子来吹，一直吹到我几乎觉得他要把自己一点点吹进笛子最上面那个孔，然后从键上一点点漫出去。

我看到小小的我手支着头，坐在灯光幽暗的教室里，一面听梅尔先生吹奏，一面记诵第二天的功课。我看到我自己把书合上，仍然在听梅尔先生那哀切的吹奏，从笛声中我听到了家里往日的声音，听到了雅茅斯海滩上的刮风声，我感到伤感和孤独。我看到我自己走过那些没有人住的屋子去就寝，我坐在床边，因为听不到皮果提的安慰而哭泣。我看到我自己早晨走下楼，在楼梯旁窗子上一道阴森的破口处向外张望那挂在外层屋屋顶上的校钟，外层屋屋顶上还有一个风标；我好怕那钟叫杰·斯梯福兹和其它人上课的时刻会到。在我预先的种种忧虑中，那种时刻的可怕仅次于木腿人把生锈的大门打开让克里克尔先生进门的时刻。在这些种种场合中，我不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场合中我得背着那块板发出同样的警告。

梅尔先生和我说得不多，但对我从不苛刻粗暴。我想，我们已经成了不交谈的朋友了。我忘了提到这点：他有时自言自语，冷笑，捏拳，咬牙，扯头发，那样子真是无法形容。可他就是有这么一些特别之处的人，开始也叫我好生害怕，可不久我就习惯了。第六章　我扩大了我的相识圈子

第六章　我扩大了我的相识圈子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月左右，那木腿人便开始拿着拖把和一桶水拐来拐去，于是我估计他是在做迎接克里克尔先生和那些学生的准备工作了。我这估计没错；因为不久那拖把就伸进教室把梅尔先生和我赶了出去，我们俩有那么几天能在什么地方住就在那儿住下来，能在那儿怎么过就那么过下去。在那几天里，我们总会遇到两、三个先前几乎没露过面的年轻女人，由于我们还不断处于浓浓灰尘包围中，我也不断地打喷嚏，好像那萨伦学校是一个巨型鼻烟盒一样。

一天，梅尔先生告诉我说克里克尔先生当晚就要回来了。那天晚上喝过茶后，我听说他已经到了。在上床睡觉前，我被木头腿的人带到他那儿去见他。

克里克尔先生住的房子要比我们住的舒服得多。他还有一个小花园，和那灰扑扑的操场相比，这花园真是赏心悦目了。那操场实在是一个小型的沙漠，我想除了双峰或单峰的骆驼外，谁也不会在那里感到自在惬意的。我浑身打颤去朝见克里克尔先生，竟注意到走道舒适，我觉得这真是够胆大的了。我刚进屋时就那样被克里克尔先生的威严慑住了，以至除了他以外，我几乎没看到克里克尔太太和克里克尔小姐（她俩当时就在场，在客厅里）。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克里克尔先生这个大块头先生，身上挂着一束表链和些饰物，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旁边放着一个大杯子和一把壶。

“啊哈！”克里克尔先生说，“这就是那个牙需要锉锉的年轻人了！把他身子转过去。”

木腿人把我的身子转过去，露出了那块告示板，让他充分观察了后又把我身子转过来，使我面对克里克尔先生，而他自己就站到克里克尔先生一旁。克里克尔先生的脸相凶凶的，眼睛小而深陷在脑袋里；他前额上暴着粗大的青筋，鼻子很小，下巴却很大。他的头顶和后脑勺都秃了，每侧太阳穴上盖了稀稀落落的湿头发，那头发刚开始变白，在前额上会合。他整个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没嗓音，只能小声说话。他这么说话时，由于紧张，或由于自觉用那么小的声音说话，使他本来很愤怒的脸更加愤怒，那暴出的粗大青筋更加粗大。回忆这一切时，我对我当时把这些视为他的主要特征一点也不惊奇了。

“那么，”克里克尔先生说，“关于这学生有什么报告吗？”

“还没发现他的什么过失呢，”木腿人答道，“没有机会呢。”

我想，克里克尔先生这下很失望了。我想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这时我才瞟了她们一眼，她们都很瘦，一声不吭）没有失望。

“过来，先生！”克里克尔先生向我招手道。

“过来！”木头腿人也那么打着手势说。

“我有幸认识你的继父。”克里克尔先生拉住我的耳朵小声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吗？嘿？”克里克尔先生说着又恶意捉弄我似地拧着我的耳朵。

“还不呢，先生，”我痛得咬住了牙说。

“还不呢？嘿？”克里克尔先生重复道，“可你很快就会的。

嘿？”

“你很快就会的。嘿？”木头腿人又跟着重复道。后来，我发现他总是这么做——用他那粗嗓门为克里克尔先生做传声筒，把话传给学生们听。

我很害怕，便说我也希望如此，如果他高兴这样的话。他把我的耳朵拧得好痛，我那时觉得我耳朵都像火辣辣烧着了一样。

“我要告诉你我是个什么人。”克里克尔先生小声说，并狠狠地拧了我耳朵一下而终于放开了它。他最后那一拧使我泪水涌出了眼眶。“我是一个鞑靼。”

“一个鞑靼。”木腿人说。

“我说我要做件事时，我就做。”克里克尔先生说道：“我说我要做成一件事时，我就要做成。”

“——要做成一件事时，我就要做成。”木头腿人复述道。

“我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克里克尔先生说道，“我就是这么样的人。我履行我的职责。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我的亲骨肉——”他说到这儿时向克里克尔太太看去，“如果反对我，就不是我的亲骨肉了。我甩开它。”他对木头腿人说，“那小子又来过吗？”

“没有。”这是那回答。

“没有。”克里克尔先生说，“他明事点了。他了解我了。让他躲开。我说让他躲开。”克里克尔先生说着，一边拍着桌子，一边盯着克里克尔太太，“因为他了解我了。你现在也开始了解我了，我的小朋友，你可以走了。带他走吧。”

听到叫我离开的命令我真高兴，由于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都在擦眼睛，我为她们像为我自己一样感到不快。可我心中怀着一个请求，这请求于我至关重要，我不能不说出来，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勇气是否充足。

“对不起，先生——”

克里克尔先生小声说，“哈！什么？”他眼睛朝下盯住我，好像要用他的眼睛把我烧成灰烬。

“对不起，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如果允许我（我的确为我以前的所为后悔，先生），在学生回校前，把这告示板摘下——”

克里克尔先生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是当真还是只想吓唬我一下，我不知道，不过在他从椅子那儿走开之前，也没等木腿人押送我，我就慌慌张张地撤离了，一步也没停地回到了我的卧室。来到卧室里，我发现没人跟在我身后追上来，我就上了床，因为就寝时间到了。我在床上不住发抖了两个来钟头。

第二天早上，夏普先生回来了。夏普先生是首席教员，地位高于梅尔先生。梅尔先生和他的学生一起就餐，而夏普先生早饭和晚饭都与克里克尔先生共同进餐。他挺软弱，看上去有些体力不支的样子，我这么认为。他的鼻子很大，他的头总歪向一边，那样子好像这头对他都太重了些一样。他的头发光滑卷曲，但据第一个返校的学生告诉我说那是假发（还是二手货的假发，那学生说），而且夏普先生每星期六下午去把它卷一次。

告诉我这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托马斯·特拉德尔。他是返校的第一个学生。他对我作自我介绍时说，我可以在那扇大门右上角顶闩上找到他的名字；我一听这话就说“特拉德尔？”他回答说：“正是。”然后他请我把我自己和我家详详细细说给他听。

对我来说，特拉德尔第一个回校真是幸事。他对我那块告示板那么感兴趣，每当有学生返校，无论他们是大还是小，他都马上向他们这样介绍我：“瞧这儿！一种游戏！”这下使我不会显得或感到尴尬难堪。也幸好大部分返校的学生都情绪低落，不像我先想象的那样来拿我取乐。也有一些人像印地安野人一样围着我手舞足蹈，其中大多数忍不住把我当作狗来拍我，摸我，好让我不咬他们，他们还说“趴下，先生！”并叫我陶译儿。和这么多陌生人在一起遭此待遇的确让我难堪，让我流了些眼泪，但总的来说，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不过，直到詹·斯梯尔福兹来后，我才算真正被学校接受了。他以学问大者而著称，长得也很帅气，至少比我年长六岁，我被带到他面前就像被带到大法官面前一样。在操场的一个棚子里，他仔细问了我所受的惩罚，然后很得意地斟字酌句发表了他的意见——“真是奇耻大辱。”就为这，我从此死心塌地向着他。

“你有多少钱，科波菲尔？”他用那几个字总结了我的事件后和我一起走开时说道。

我告诉他我有七先令。

“你最好把钱交给我保管。”他说，“至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这么做。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了。”

我急忙采纳了他这友好的建议，打开皮果提的钱包，把钱倒在他手里。

“你现在要花点吗？”他问我。

“不，谢谢你，”我答道。

“如果你想花就能花，你知道的。”斯梯福兹道，“只管说。”

“不，谢谢你，先生。”我又说了一遍。

“也许，你等会想花两个先令去买一瓶葡萄酒拿到寝室里去？”斯梯福兹说，“我发现你就住在我的寝室里。”

这想法当然不曾涌上我心头，但我说好的，我想那样做。

“很好。”斯梯福兹说，“你也会很高兴地再花一个先令什么的买些蜜饯饼吧，我敢说。”

我说对呀，我也想那么做。

“再用一个先令买饼干，再用一个买水果，呃？”斯梯福兹说，“我说，小科波菲尔，你要把钱花光了。”

我笑了笑，因为他在笑，可我心里有些不好受。

“好了！”斯梯福兹说，“我们应当尽可能花好这笔钱，就这样。我要尽力帮助你。我想出学校就能出学校，我还可以把吃食偷偷带进来。”他说着把钱放进了他的口袋，并很和气地告诉我说用不着担心、他会小心，一切都会很好的。

他说话算话，一切都很好，如果不把我暗地的忧虑计在内的话——我怕把母亲的那两个半克郎乱花了，虽说我把包那克郎的钱好生保存了起来，那是非常宝贵的纪念。我们上楼睡觉时，他拿出那些价值七先令的东西，摆在月光下的我那张床上，并说道：

“看哪，小科波菲尔，你可以举办一个盛宴了！”

有他在一旁，在我那么大时，我无法想象主持宴会；想到这时我就双手发抖。我请求他替我来主持，和我同住一屋的其它学生也都支持我这请求，于是他也就答应了并坐在我的枕头上分配食品——我得说他分得非常公道——他用一只没有脚的小玻璃杯来传递葡萄酒，那酒杯是他的东西。至于我，就坐在他左边，其余的人就围在我们周围，或坐在附近的床上，或坐在地板上。

我们坐在那儿低声谈着；或者不如说他们谈着，而我听着，这情形我记得多清楚呀！从窗口照进的月光照亮了地板上一小块地方，在地板上画出了个小窗子，我们大多数人都坐在阴影里，只有当斯梯福兹为了在桌上找什么时把火柴扔进磷粉盒时，才有一道瞬间即逝的蓝光掠过我们！那黑暗，那秘密的聚会，那无论说什么都用的悄声低语，这一切引起的神秘感觉又袭上我心头，我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严肃和敬畏的感觉听他们对我说的一切，由于这种感觉，我为他们和我挨得这么近而高兴，而当特拉德尔有意说他看到角落里有个鬼时，这感觉也使我受了吓（虽然我强装着大笑）。

我听到有关学校和属于学校的一切。我听说到克里克尔先生自称鞑靼是有理由的；在所有的教员中，他是最严厉、最狠心的。他每天都朝周围抽来抽去，朝左边抽，朝右边抽，像个骑兵那样毫不手软留情地朝学生们抽。除了用鞭抽打学生，他什么也不懂；杰·斯梯福兹说他比学校里最笨的学生还无知；很多年以前，他是个小小的酒商，破产后又把克里克尔太太的钱全花光了，才来办学堂赚钱；还有很多这类的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那个叫屯哥的木腿人是个牛脾气的野蛮人，他先前在酒料业帮过工，由于为克里克尔先生服务时断了条腿——据同学们推测——又替他做过一桩欺骗人的生意并知道他的底细，所以跟着克里克尔先生来到教育界。我还听说，除了克里克尔先生是唯一的例外，屯哥把学校里的一切人，教员也罢，学生也罢，都视作天敌。他以冷酷恶毒地行事为一生中唯一的乐趣。我听说克里克尔先生有一个儿子，和屯哥处得不好。这位儿子也在学校帮忙做事，一次由于学校的纪律过严而对他父亲规劝了几句，此外——据推测——还为他父亲对他母亲的举动提过抗议，就被克里克尔先生赶出了门；

也就从那时起，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从此郁郁寡欢。

可是我听到的关于克里克尔先生的事中最堪称奇的是：在这个学校里有一个学生，是他决不敢对其动手的。这个学生就是詹·斯梯福兹。人们谈到这事时，斯梯福兹亲自证实了这一点，他还说他倒想看看克里克尔先生动动手。一个很温顺的学生（不是我）问他说如果他看到克里克尔动手了又怎么办，他把一支火柴扔进磷粉盒，好让他回答时有光照着他，并说他用一直放在壁炉架上的那个七个半先令的墨水瓶砸在他前额上，把他打倒。有那么一会儿功夫，我们坐在暗处，大气也不敢出。

我听说夏普先生和梅尔先生所得的酬报都被认为极低；还有，当克里克尔先生的饭桌上有冷肉和热肉时，夏普先生总会说他喜欢冷的，这一点也由唯一受到优待的可与之共进餐的学生——詹·斯梯福兹——予以证实。我听说夏普先生的假发并不合适于他，他犯不着为那假发那么“自鸣得意”——有人说“神气活现”——因为从他背后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自己本身的红头发。

我听说有一个煤商的儿子以学费抵煤帐来读书，所以人们叫他“汇票或交换品”——这名字是从算术课本里选出来说明这种处置办法的。我听说，在学校里，大家都认为克里克尔小姐爱上了斯梯福兹；当我坐在暗中，想到他那好听的声音，他那英俊的模样，他那潇洒的风度，还有他那卷曲的头发，我想这事准是真的。我听说梅尔先生不是那种坏人，只是身上连半个先令也没有；毫无疑问，梅尔老太太，他的母亲，是一个穷光蛋。于是，我想到我的那顿早餐，想起那约摸像是“我的查理”的声音，可我一直对那事像只耗子一样不透一点风声。

我一直听，直到宴会结束后，还听了一段时间，听了这些以及其它一些。大多数客人吃喝以后就上床去睡了，我们衣还没脱完，仍低声说着话或听着，最后也上床了。

“晚安，小科波菲尔。”斯梯福兹说，“我会照顾你的。”

“你心地真好。”我满心感激地答道，“我真感激你。”

“你没有姐姐吧，是吧？”斯梯福兹打了个呵欠说。

“没有。”我答道。

“太可惜了。”斯梯福兹说。“如果你有一个姐姐的话，我想她准是个俊俏的姑娘，羞怯怯的，小小巧巧，眼睛明亮。我一定会很想结识她。晚安，小科波菲尔。”

“晚安，老哥。”

上床以后，我还很想他，我记得我支起身子，朝他的那儿看，他躺在月光下，头舒服地支在一只手臂上，那漂亮的脸向上仰着。在我眼里，他是拥有很大权势的人，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他念念不忘。月光下，并没有朦胧的未来向他投下阴郁的暗影，在我梦到的我终夜在里面徘徊的花园里，也没有半点他脚步的影子。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校读书

第二天，学校正式开学了。我记得，克里克尔先生用过早饭后走进教室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乱哄哄的吵闹声一下变得死一般寂静，他站在门口，像故事里的巨人查看俘虏一样查看我们。

屯哥站在克里克尔先生一旁。我想，他没机会恶狠狠地叫“安静！”因为同学们都吓得一声不响，一动也不动了。

看得出克里克尔先生在说话了，又听到屯哥这么说：

“嗨，学生们，这是一个新学期了。在新学期里，当心你们自己。重新注意你们的功课，因为我会重新注意处罚。我不会手软的。你们自己擦来擦去没什么用，你们是擦不掉我在你们身上留下的痕迹的。好了，大家开始上课了。”

这可怕的开场白结束后，屯哥又拐着出去了，而克里克尔先生却走到我的座位前，对我说如果我以咬人著称，他也以咬人著称。然后，他把那根棍子给我看，问我对把那东西代替牙齿作何感想。那牙很锋利吗，嘿？那是双料的牙齿吗，嘿？咬得很深吗，嘿？它咬人吗，嘿？它咬人吗，嘿？他问一句，就用那东西在我身上抽一条伤痕出来，抽得我扭来扭去。于是，我很快就充分体会到了萨伦学校的优待（如斯梯福兹所说），并很快哭了起来。

我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遭遇如此。恰恰相反，大多数学生（尤其年龄小的那些）都在克里克尔先生巡视教室时受到同样的提醒。那天的课还没开始，就有一半的人在扭动哭泣了。在那天的课结束前，全校有多少人扭动哭泣，我真没勇气去回忆，否则我好像在夸张了。

我想再没什么人比克里克尔先生更能从自己职业中找到享受了。他以打学生为乐，仿佛这可以满足他的一种强烈欲望。我深信，他不能抗拒打胖学生的想法。那种学生好像有什么东西非常奇特，使他非得在一天内把这种学生身上抽打出伤痕才能安宁。我自己就是胖乎乎的，所以我知道这点，而且现在想到那家伙，我都怀着一种义愤，哪怕我没受到他欺侮我也这样；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莽汉，他不配受到这么大的信任，正如他不配做海军元帅或陆军总司令一样：不过不论他从事后两者的哪一种职务，他的作恶大概都不会少一些。

我们在他眼里多么卑贱啊，就像屈服在一尊残忍的偶像下的小小的可怜赎罪人。现在回顾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开端啊——在持那样一个操行的人面前那样卑微，那样低贱！

现在我好像又坐在课桌边了，注意着他的眼光——卑贱地注意着他的眼光。他正为另一个受难者用界尺指正算术作业，这受难者因手被那同一界尺打肿而想用小手帕擦去点疼痛。我有很多事要做。我不是无所事事才去注意他的眼光，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病态地被他眼光吸引，我心怀恐怖地想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是轮到我还是其它的人受难。在我前面的那一排小学生也对他的眼神怀着同样的兴趣而注意着。我想他也知道这点，虽说他做出不知道的样子。他用界尺指着算术作业时，那副嘴脸真可怕；现在他把他的眼光朝我们这一排投来了，于是我们一面发抖，一面朝书本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朝他瞟去。一个不幸的犯人犯了作业做得不好的罪，被他命令走到他前面去。那犯人结结巴巴地求饶，并保证明天一定做得好些。克里克尔先生打他之前讲了个笑话，我们都笑了——我们像群可怜的小狗都笑了，其时我们个个面白如灰，魂都吓出窍了。

现在我好像又坐在课桌边了。这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夏日下午，我周围一阵嗡嗡嘤嘤声，那些学生就像无数只大青头苍蝇一样。我感到微温的肥肉那种油腻（一个或两个小时前我们吃的饭）我的头就像一大块铅一样沉。我宁愿放弃一切来换场觉睡。我坐在那儿，眼睛盯着克里克尔先生，像一只小猫头鹰那样对他眨眼；有那么一下，我被睡魔征服了，昏睡中仍依稀看到他用界尺指着那些算术作业；我迷糊着，只到他轻轻来到我后面，在我背上留下一道红伤痕把我弄醒，好叫我把他看得更清楚些。

我好像又来到操场上，眼光仍被他迷住，虽说我根本看不见他。我看着那个窗子，因为我知道他就在窗背后，那窗子就代表着他。如果他的脸在窗边显出来，我马上露出可怜巴巴的顺从表情。如果他从窗口朝外张望，那么就连最大胆的学生（斯梯福兹除外）也会停下嘶喊而做出安静的样子来。一天，特拉德尔（世界上最倒楣的学生）无意之间用球把窗户砸破了。现在，我想到当时的场面还吓得发抖呢，我觉得那球好像砸在克里克尔先生那神圣的脑袋瓜上。

可怜的特拉德尔！他是学生中最快活的，由于穿着窄小的天蓝色衣服，他的胳臂和腿看上去就像德国香肠或卷筒布丁一样。他总是挨棍子抽——我想，在那半年里，他天天都挨棍子抽，只有一个正逢是假日的星期一例外，那天他只被界尺打了两只手板心——他总要写信把这告诉他叔叔，可又从没写信。他头倚在课桌上。过了一会儿就又高兴起来，泪痕还没干，他就已经在石板上画满了骷髅。开始，我曾奇怪：特拉德尔能从画这些骷髅里得到什么安慰呢？有一个时期，我把他当作一个修身养性的人，认为他是用那些死亡的象征来提醒他自己：挨打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可现在我相信他那样做，只不过因为骷髅容易画，都是一个样。

可是他，特拉德尔是个正派人；他始终认为同学之间应当互相援助，这是神圣的义务。为此他吃了好几次苦头；特别有一次在教堂里，斯梯福兹笑出了声，执事以为是特拉德尔，就把他带了出去。我现在好像又看到他在会众们轻视下被押出去。虽然第二天他为这事很伤心，并为此被关在教堂院子里那么多小时（他出来时，那一本拉丁文词典全画满了骷髅），可他就是没说出谁是真正的捣乱的人。可是他得了报偿：斯梯福兹说在特拉德尔心里是没有任何阴险卑劣的思想的，我们都认为这是最高的赞赏了。就我来说，只要能得到这种报偿，我宁愿吃尽千般苦（虽说我的勇气远不如特拉德尔的，更比不上他那么老成）。

我一生中见过的大世面之一就是：看斯梯福兹和克里克尔小姐肩并肩，臂挽臂，在去到教堂的路上走在我们前面。我不认为克里克尔小姐容貌比得上爱米丽的美丽，我也不爱她（我根本不敢），可我相信她是一个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的年轻女郎，没人能在风度方面赛过她。当穿着白裤子的斯梯福兹为她拿着阳伞时，我因为认识他而感到自豪；我深信她只可能全心崇拜他。在我眼里，夏普先生和梅尔先生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可斯梯福兹和他们比起来就如同一个太阳和两颗星相比。

斯梯福兹不断保护我，成了非常有用的朋友；因为没人敢冒犯他喜欢的人。他不能——或者说不管怎么样他没这么做——保护我不受克里克尔先生的欺凌，克里克尔先生对我十分苛刻。每次我受到了比平时更恶劣的待遇后，斯梯福兹总说我缺少他的勇气，而且他是决不会忍受这一切的。我认为他这么说是想鼓励我，因而把这当作他的善意。克里克尔先生的苛刻也有一种好处，我所知道的唯一好处，那就是当他在我坐的长凳后走过时想打我却发现那告示板碍了他手，于是不久那告示板就给取下了，我也再没看到它。

一件意外的事加强了我和斯梯福兹之间的友谊，也使我十分得意和骄傲，虽说有时也引起些不便。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承他好心站在操场上和我交谈，我无意中提起某人或某事——现在我忘了是什么了——好像是《培尔格林·皮克尔》中的某个人。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可是到了晚上我上床时，他问我是不是有那本书。

我告诉他我没有，并向他解释我是怎么读到那本书的，还提到一些别的书。

“你还记得它们吗？”斯梯福兹说。

“哦，当然记得，”我答道，我记性很好，我相信我把他们记得很清楚。

“那么我告诉你吧，小科波菲尔。”斯梯福兹说，“你把那些书讲给我听。我晚上不能很早入睡，早上也总醒得很早。我们一本一本地讲。我们可以把这当作每天的‘天方夜谈’。”

这安排使我很得意，并从那晚起就付诸实行。在我讲述时，我给我喜爱的作者带来了什么损害不能由我来说，我也不想知道个究竟；可是我对他们怀着很深厚的崇敬，我自认为我是怀着朴实的热诚来叙述那一切的，这种朴实的热诚在我身上持续了很久。

但其弊病是我到了夜间就犯睏，或提不起精神讲故事，这时说书就变成很苦的差事了，可还非得说，因为绝不能让斯梯福兹失望或不高兴。一大早，我无精打采，好想再睡一个钟头，却要像希拉乍德王妃①那样被叫醒，在起床铃没响之前讲完一个长故事，这真是件讨厌的事。不过，斯梯福兹一定要这么做，而且作为回报，他给我讲解算术和练习，以及一切对我来说很难的功课，所以在这交易上我并没吃亏。不过，说句公道话，我所以受感动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也不是因为畏惧他。我崇拜他，爱他，他的赞许就足以回报了。此刻，当我怀着一颗疼痛的心回忆这些琐事时，我感到当时那种赞许是多么宝贵呀。

--------

①《天方夜谈》中讲故事来救自己的人。

斯梯福兹也很体贴，在一次特殊的事件上，他不顾一切地表示了这种体贴，我怀疑特拉德尔和其它人都会因此有点不快呢。皮果提答应过要写来的信——那是多么让人快乐的信啊！——在开学后头几个星期里来了；连信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个完全被桔子包住的蛋糕和两瓶樱草酒。我照例将这宝贝放在斯梯福兹脚前，请他处置。

“那么，我告诉你怎么办，小科波菲尔，”他说，“酒留着给你讲故事时润嗓子。”

听到这主意，我脸刷一下红了，我谦虚地请求他不要这么想。可他说他已经注意到我有时嗓子嘶哑——他用的是“有点带嗞嗄声”这种说法——所以这酒的点点滴滴都应该用在他说的用途上。就这样，这酒被锁进他的箱子里并由他倒进一个玻璃瓶里，每次他认为我得保养一下时，就叫我用软木塞里的芦管吸一口。有时，为了使它更加有效，他就好心地把桔子汁往里面挤，并把姜搅和在里面，或将薄荷溶了丢进去；虽说我不能断言这类实验使那气味变得好多了，或就说这正是健胃的合剂，不过我每晚最后一件事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都是感激地喝下它，并深深感到了他的关心。

我觉得我们好像把皮尔格林的故事讲了好几个月，又把别的故事讲了几个月。我可以肯定我们这个团体从来没有因为没有故事而感到扫兴，那酒也几乎和故事一样持久。可怜的特拉德尔——只要想到那学生，我就会很怪地一方面想笑，又同时想流泪——一句话，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合唱队；听到开心处，他就狂笑；听到故事里讲到什么惊险时，他又怕得要命。这一来就总使我讲不下去。最令人好笑的是，我记得，只要讲到和吉尔·布拉斯的历险有关的大人物，他就装出忍不住地叩得牙响；我还记得，讲到吉尔·布拉斯在马德里遇上了强盗头目时，这个倒楣的小丑装出那种恐怖的样子，以至被在走廊上暗暗巡视的克里克尔先生听到了动静，于是背上扰乱寝室的罪名而被狠揍了一顿。

由于在黑暗中讲了这么多故事，我心底的浪漫梦幻的情绪也受到了鼓舞；从这一方面来说，这差事对我是不太有益处的。但是由于我已被视作我寝舍的开心果，我又意识到虽然我是最小的，却因为我的故事在同学中广为传开而引起很多对我的关注，于是这反而激发我努力用功。在一个只靠残酷治理的学校里，无论这治理人是不是个混球，总不可能有什么可学的。我深信，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当时其它学校的学生一样是无知的一群；学生们都因为受到太多非难和打击而不能好好用功；正如任何人在不断遭遇到不幸、痛苦和忧虑时都不能好好做事一样，学生们也不能好好用功。我因为我那小小的虚荣心和斯梯福兹的帮助，竟受到促进；虽说我并没少受什么责罚，但我却是同学中一个例外——我不断捡拾到一些零零星星的知识。

在这方面，我得到梅尔先生很大帮助，他喜欢我，我想起这就非常感激，看到斯梯福兹那么动心机地说他坏话，而且几乎从不放过机会怂恿别人或自己这么去伤害梅尔先生，我常感到痛苦。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特别难过，因为不久以后我就把梅尔先生带我去见那两个老妇人的事说给斯梯福兹听了。就像我没法对斯梯福兹隐藏一个饼或任何具体实在的东西一样，我没法对他隐藏这样一个秘密。我常常害怕，怕斯梯福兹会把这事说出来或用这事来嘲讽梅尔先生。

我相信，我在那第一个早晨吃着早餐，并在孔雀翎毛影子下随着笛声入睡时，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曾料到把我这个无关紧要的人带到济贫院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一次拜访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而且是种有害的。

一天，克里克尔先生由于不适未到校，这当然使学校气氛轻松快乐，早晨上课时吵闹声仍很大。学生们为大获解放而开心，以致变得难于被控制了；虽说那可怕的屯哥拖着条木腿进来了两、三次，还记下了主要捣蛋鬼的名字，却并没产生什么了不得的影响，因为学生们深知明天总会有麻烦上身的，所以他们认为得乐且乐无疑为上上策。

确切说，那是一个半放假的日子，因为那天是星期六。由于操场上有闹声会惊扰克里克尔先生，而天气又不适合外出散步，那天下午我们就奉命呆在教室里，做专为这种情况而设计的功课，这种功课要比平时省力得多。这也是每周夏普先生外出卷假发的日子，于是，就由一向任苦差的梅尔先生管理学校了。

如果我可以把一头牛或一只熊和任何像梅尔先生那么性子温顺的人联想到一起。那么那天下午，当吵闹声达到最大时，我会把他想成被一千条狗围攻的这两种动物之一。我记得，他俯在书桌上，用那削瘦的手支住疼痛不已的头，悲惨万状地拼命想在那片令下议院发言人也会头昏脑胀的喧闹声中继续干他那烦心的工作。学生们从座位上跑上跑下，一起玩“争座位”，这是一群笑的学生，唱的学生，说的学生，跳的学生，喊叫的学生，这些学生围住他转来转去，龇着牙做怪样子，在他身后或当他面取笑他：他的穷酸，他的靴子，他的外套，他的母亲，一切他们注意到的属于他的，都被他们取笑。

“安静下来！”梅尔先生一下站了起来，用书敲着桌子喊道：“这是什么意思！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让人发疯。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同学们？”

他用来敲桌子的书是我的；我站在他身边，目光随着他的环视教室，我看到学生们都停了下来，有些突然受了惊，有些感到了点畏意，有些也许生了愧意。

斯梯福兹的座位在教室最当头，就在这长长的房间的那边。他手插在口袋里倚墙而立地笑，当梅尔先生看他时，他像吹口哨似地把嘴努起。

“安静下来，斯梯福兹先生！”梅尔先生道。

“你自己安静下来吧。”斯梯福兹的脸变红了说，“你在对谁说话？”

“坐下。”梅尔先生说。

“你自己坐下，”斯梯福兹说，“管你自己的事吧。”

响起一阵低声的笑语和一些喝采声，可是梅尔先生的脸色那么苍白，所以很快又安静了下来；一个本打算蹦到他身后去模仿他母亲的学生改变了主意，装出要修笔的样子。

“如果你认为，斯梯福兹，”梅尔先生说，“我不知道你有可以操纵这里任何人头脑的力量。”——他不觉（我猜想）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或者，你认为我不能在几分钟里就看出你驱使那些比你小的同学用各种方法侮辱我，那你就错了。”

“我可不会为你费什么神，”斯梯福兹冷冷地说，“所以我实际上没干什么错事。”

“你利用你在这里得宠的地位，先生，”梅尔先生继续道，这时他的嘴唇哆嗦得很厉害，“来侮辱一个有身份的人——”

“一个什么？——他在哪儿呀？”斯梯福兹说。

这时有人喊道：“可耻呀，杰·斯梯福兹！太坏了！”这是克拉德尔；梅尔先生忙拉住他并叫他别再说什么。

——“侮辱一个命运不济的人，先生，而且从来没有冒犯过你的人，你的年纪和聪明足以懂得许多不应侮辱这人的理由。”梅尔先生说，他的嘴唇抖得更厉害了，“你这事做得卑鄙下贱。你可以坐下或站在你座位上，只要你愿意，先生。

科波菲尔，往下读。”

“小科波菲尔，”斯梯福兹说着走到教室的这一端，“停一下，我实实在在对你说吧，梅尔先生。你居然说我卑鄙或下贱，或说类似的话时，你自己却是个厚颜无耻的乞丐。你一直就是一个乞丐，你心里明白；可你说那种话时，你就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乞丐。”

我至今还弄不清是他要打梅尔先生还是梅尔先生要打他，或是双方都有这种意图。我看到大家一下全像化成了石头一样僵住了，我还发现克里克尔先生来到了我们中间，屯哥在他身旁，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站在门口仿佛大受惊吓地朝屋里看。梅尔先生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两肘支在桌上，双手掩住了脸。

“梅尔先生，”克里克尔先生摇摇梅尔先生的胳膊道；克里克尔先生的低语声现在已足够让人听得清了，屯哥觉得没必要再复述，“我希望，你没忘记你的身份吧？”

“没有忘记，先生，没有，”那教员露出脸答道，并十分不安地晃了晃脑袋还搓着手，“没有忘记，先生，没有。我记得我的身份，我——没有忘记，克里克尔先生，我没忘记过我的身份，我——我一直记得我的身份，先生——我——心里希望你哪怕早一点记起了我的身份也好，克里克尔先生。那——那——就也会更仁慈点，先生，更公正点，先生。那也总可以使我免去些什么，先生。”

克里克尔先生严历地看着梅尔先生，一只手搭在屯哥肩上，坐到那张桌上，双脚落在桌旁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宝座上朝梅尔先生看去，后者仍然极度不安地晃着脑袋搓着手。然后，克里克尔先生向斯梯福兹转过身说：

“喏，先生，他既然不屑于告诉我，那么那是怎么回事呢？”

斯梯福兹有一小会儿回避那问题不作回答，只是轻蔑又愤怒地看着他的对手而保持缄默。我记得，就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不由自主地想他的仪表多像个高尚的人哪，而和他相比，梅尔先生多么平庸无华。

“那么，他说得宠是什么意思？”终于，斯梯福兹说话了。

“得宠？”克里克尔重复道，额上的青筋马上暴了起来，“谁说得宠？”

“他说的，”斯梯福兹说。

“请说说，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先生？”克里克尔先生很生气地转向他助手问道。

“我的意思是，克里克尔先生，”他低声答道，“如我说的那样：没有学生可以利用他得宠的地位来侮辱我。”

“来侮辱·你？”克里克尔先生说，“我的天！可是请允许我问你一声，你这位姓什么的先生，”说到这时，克里克尔先生把胳膊、棍子都抱到他胸前，而且眉头那么用力皱起打成了个结，以至那双小眼睛都几乎变得不见了；“你大谈得宠时，是否也应顾及对我的尊重呢？对我呀，先生，”克里克尔先生说着把头朝梅尔先生伸了过去又马上缩了回来，“这儿的一校之长，也是你的雇主呀。”

“那是不得体，先生，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梅尔先生说，“如果我当时头脑冷静就不会那么说了。”

这时，斯梯福兹插言了。

“当时，他还说我卑鄙，还说我下贱，我就称他为乞丐。如果我当时头脑冷静，我也不会称他乞丐。可我这么做了，我愿承担一切后果。”

也许没考虑到有没有什么后果要承担，我当时觉得这番话真是讲得太堂堂正正了。这番话对别的同学也发生了影响，因为他们中发生了一阵小小激动，虽然没人说什么话。

“我真吃惊，斯梯福兹——虽然你的坦白令人起敬，”克里克尔先生说，“令人起敬，当然——我真吃惊，斯梯福兹，我必须说，斯梯福兹，你居然把这样一个绰号加在由萨伦学校雇佣的任何人身上，先生。”

斯梯福兹笑了一声。

“这可不能算作对我所说的一种回答，”克里克尔先生说，“我期待着从你那儿得到更多的回答呢，斯梯福兹。”

如果在我眼里，梅尔先生在那英俊的学生面前显得平庸，那么克里克尔先生就庸俗得没法形容了。

“让他来否认吧，”斯梯福兹说。

“否认他是个乞丐吗，斯梯福兹？”克里克尔喊道，“怎么了？他在哪行过乞？”

“如果他本人不是乞丐，他有个近亲是，”斯梯福兹说，“那也一样。”

他朝我瞥了一眼，梅尔先生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我心里好愧，脸也火辣辣的，抬起了头，可是梅尔先生盯着斯梯福兹看。他仍不断拍着我的肩，但眼却朝斯梯福兹看着。

“既然你期待我，克里克尔先生，能为自己说出理由来，”斯梯福兹说，“并说出我的意思——我得说的是：他的母亲就住在济贫院里靠救济度日。”

梅尔先生仍然看着他，一边仍然拍着我的肩。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低声自言自语道：“是的，我想到过是这回事。”

克里克尔先生向助手转过身去，很严肃地皱着眉，拼命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

“喏，你听到这位先生说的了吧，梅尔先生。请你无论如何当着全体学生更正他说的。”

“他没说错，先生，用不着更正，”梅尔先生在一片死寂中答道，“他说的属实。”

“那么，请你当众宣布，”克里克尔先生把头歪向一边，眼光向全体学生转了转说，“在这之前，我是不是一点也不知道此事呢？”

“我相信你并不曾直接知道。”他答道。

“是吧，你说的我并不曾知道，”克里克尔说，“是不是，你说？”

“我确信你从不认为我的境况很好，”他的助手答道，“你知道我在你这里的地位一直怎样、现在怎样。”

“如果你这样说，那我确信，”克里克尔先生道，他额头上的青筋胀得比以前更粗了，“你在这里的地位就完全不合适，你错把这儿当成一个慈善学校了。梅尔先生，请让我们就此分手吧。越快越好。”

“再没比现在更好的了。”梅尔先生站起来说道。

“先生，那就听便吧！”克里克尔先生说。

“我向你告辞了，克里克尔先生，还有你们大家，”梅尔先生向教室里环视了一眼说，并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詹姆斯·斯梯福兹，我对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你有一天会为你今天的行为而羞耻。眼下，我决不愿把你看作我的朋友，也不愿把你看作我关心的任何人的朋友。”

他再次把手放在我肩上，然后从他桌里拿出笛子和几本书，把钥匙留在桌里给他的后任，就夹着那些财产走出了学校。于是，克里克尔先生通过屯哥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感谢斯梯福兹，因为后者保住了（或许太强烈了点）萨伦学校的独立和尊严；他用和斯梯福兹握手来结束了演说，而我们则喝采三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我猜想是为了斯梯福兹吧，我热情地参予了喝采，虽说我心里仍很难过。然后，克里克尔先生因为发现特拉德尔为了梅尔先生离去不但不喝采反而哭泣，就把他揍了一顿。再然后，克里克尔先生就回他的沙发，或床，或他原来呆的别的什么玩艺上去了。

现在，就剩下我们学生自己在那里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很茫然地面面相觑。我自己由于与刚发生的事有关而感到内疚后悔，要不是怕不时看看我的斯梯福兹会说我不讲交情，我真会忍不住也哭起来；可我表示了我的痛苦后，他会很不高兴的，我只好忍住。他很生特拉德尔的气，说特拉德尔挨了揍他快活。

可怜的特拉德尔已不再把头趴在桌上了，现在他正像平常渲泄自己时那样做——画了一大堆骷髅。他说他并不在意自己，梅尔先生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谁不公正地对待他？你这个小妞？”斯梯福兹说。

“当然是你呀。”特拉德尔答道。

“我做了什么呀？”斯梯福兹说。

“你做了什么？”特拉德尔反问道，“伤了他感情，弄掉了他的位置。”

“他的感情！”斯梯福兹轻蔑地重复道，“他的感情没多久就会复原的，我可以担保。他的感情可不像你的，特拉德尔小姐。说到他的位置——那很要紧，是不是？——难道你以为我不会写信叫家里给他些钱吗，妞妞？”

我们认为斯梯福兹这么想是高尚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寡妇，据说无论他向她提什么要求，她几乎都办到。看到特拉德尔被这么反击，我们都高兴极了，并把斯梯福兹推崇得上了天，尤其当他居然肯告诉我们，说这么做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好时；他无私地这样做，让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恩惠。

可我必须说，那天晚上我在暗中讲故事时，梅尔先生的笛声好像不止一次在我耳边凄凄凉凉地响起；当斯梯福兹终于乏了而我也躺下时，我想象那笛子正在什么地方如此凄楚地被吹响，我难过极了。

不久，我由于被斯梯福兹吸引而忘了梅尔先生。在新教员还没找到之前，斯梯福兹代他的一些课，斯梯福兹连书也不用，完全是轻轻松松玩耍一样（我觉得他什么都记得），新教员来自一个拉丁语学校，在上任前，一天在客厅吃饭时被介绍与斯梯福兹相识。斯梯福兹对他予以很高评价。对我们说他是一块“砖头”。虽说我不知道这是种什么学位，但我因此非常尊敬他；虽说他从没像梅尔先生那样为我——并不是说我算什么了不起的人——费过什么心血，我对他的高深学问从没有过半点怀疑。

在那半年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另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没忘。为了很多理由我不能忘记它。

一天下午，我们都被整治到昏头转向的地步了，克里克尔先生还狠狠地向四周出击。就在这时，屯哥进来了，用他一贯的粗嗓门叫道：“有人找科波菲尔！”

“来人是谁，把他们带到哪间屋去。”他就这些和克里克尔先生交谈了几句；然后——照惯例，在叫到我名字时我就起立了并吓得战战兢兢——我就被告之先从后面楼梯走去换件干净的衣，再去饭厅。我怀着我那小小年纪还从未有过的紧张执行这命令，走到客厅门口时，我突然想到或许是母亲来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想来者是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开门之前，我缩回手，停下哭了一小会。

开始，我没看到任何人，却感到门后有推力。我向门后一看，吃惊地看到了皮果提先生和汉姆。他们紧贴墙站着，向我脱帽致意。我不禁大笑，不过我这样笑更多的原因乃是看到了他们而快乐，而不只是被他们做出的样子逗笑的。我们很亲热地握手；我笑啊，笑啊，直到我拿出小手帕来擦眼睛。

皮果提先生（我记得，在那次来访期间，他的嘴就没合拢过）见我那样做便表现出十分关心，他用胳膊推推汉姆，要后者说点什么。

“高兴起来，卫少爷！”汉姆用他那种傻乎乎的方式说，“天哪，你长了好多！”

“我长了吗？”我擦着眼睛问。我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哭，不过一看见老朋友我就要哭。

“长了吗，卫少爷？他可不是长了吗！”汉姆说。

“可不是长了！”皮果提先生说。

他俩相对大笑，这下弄得我也又笑开了。于是我们又一起大笑，一直笑到我又快哭了。

“你知道妈妈好吗，皮果提先生？”我说。“还有我亲爱的、亲爱的老皮果提好吗？”

“非常好。”皮果提先生说。

“小爱米丽呢？还有高米芝太太呢？”

“非——常好，”皮果提先生说。

大家沉默下来。为了打破沉默，皮果提先生从他口袋里掏出两只特大的龙虾，一个巨号的螃蟹，一大帆布袋的小虾，他将这些都堆在汉姆的怀里。

“你看，”皮果提先生说，“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时，我知道你喜欢这种小小的海味，所以我们冒冒失失带来这些。这都是那个老妈妈烧的，她烧的，就是高米芝太太烧的。不错。”皮果提先生慢慢吞吞地说，我当时想他可能还没准备好说别的什么才粘住这个话题，“高米芝太太，我可以向你保证，是她煮的这一些呢。”

我表示了感谢。于是，皮果提先生看了看不好意思在傻笑的汉姆一眼，也没帮他什么就又说道：

“我们是，你知道，风平浪静地乘一只雅茅斯的帆船到格雷夫森德的。我妹妹把这个地方的地名写给了我，并写信给我说，如果我来格雷夫森德，一定要来找卫少爷，替她卑谦地请安，并转告一家人都非常好。小爱米丽，你知道，我一回去她就会写信给我妹妹，告诉她我见了你，你非常好，这样我们做了一个兜圈子的游戏。”

我想了想，才明白皮果提用这个比喻来指消息将传一个圈。于是，我很诚挚地感谢他。我还说，我相信小爱米丽也和我们当时在海滩上拾贝壳石子时相比有些变化了；说这话时，我觉得我脸都红了。

“她要变成一个大人了，她就要变成那样了，”皮果提先生说，“问他吧。”

他指的是汉姆。汉姆对一大袋的小虾笑咪咪地表示此乃事实。

“她漂亮的脸蛋哟！”皮果提先生说着，他的脸也像灯一样亮亮的了。

“她的学问哟！”汉姆说道。

“她写的字哟！”皮果提先生说，“天哪，那字一个个黑得像玉！一个个那么大，不管在哪你都能看清它。”

看到皮果提先生怀着那种热情提到他宠爱的人时真让人愉快。他仿佛又站在我面前了，他那毛乎乎的大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爱心和骄傲而发光，我没法形容这一切。他诚实的眼睛冒着火花而亮闪闪的，好像它们的深处被什么灿烂的东西撩动着。他宽广的胸膛因为高兴而一起一伏。由于热诚，他两只有力的大手握在一起，为了加重他说的，他又挥动着右臂（在我这个小人儿看来，那就像把大锤子）。

汉姆和他一样热诚。要不是斯梯福兹冷不丁地进了屋而使他们不好意思，我敢说他俩还会说许多关于小爱米丽的话。见我站在屋角和生人说着话，斯梯福兹本正在唱歌也不唱了，并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小科波菲尔！”（因为一般这不是做会客室用的）于是他就从我们身旁经过往外面走。

我不能确定，当时是因为有一个斯梯福兹这样的朋友自豪，还是迫切想解释我如何有皮果提先生这样的朋友，反正在他往外走时我叫住了他。天哪，过了这么久，我还记得那么清楚——我礼貌有加地对他说：

“不要走，斯梯福兹，对不起。这两位是雅茅斯的船家——非常善良的好人——他们是我保姆的亲戚，从格雷夫森德来看我的。”

“哦，哦！”斯梯福兹转过身说，“很高兴能见到他们。你们二位好。”

他举止里有种潇洒，那是快乐优雅的举止而不是傲慢，我仍然相信他举止中还有种魅力。由于他的这种举止，由于他旺盛的活力，他悦耳的声音，他英俊的脸和好看的身材，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吸引力（我想很少人有这种吸引力），他有一种魅力，我相信；而人的天性中的弱点正是向这种魅力屈服。没什么人能抗拒这种魅力。所以，我看到他俩多么高兴能和他在一起，而且很快就对他敞开了心怀。

“请你一定让她们在家里的知道，皮果提先生，”我说，“在信上告诉她们说斯梯福兹先生对我很好，如果没有他，我在这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胡说！”斯梯福兹笑着说，“千万别告诉她们这种事。”

“如果斯梯福兹先生到了诺弗克或萨弗克，皮果提先生，”我说，“只要我在那地方，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带他去雅茅斯看你的那所房子，只要他愿意去。斯梯福兹，你决不曾看过那样好的房子。那是用一条真正的船做的！”

“用一条船做的，真的？”斯梯福兹说，“对这样地地道道的船家来说，那真是再好不过的房子了。”

“是这样的，先生，是这样的，先生，”汉姆咧嘴笑着说，“你说对了，年轻的先生。卫少爷，先生说得对，地地道道的船家！嗬嗬，他也真地地道道呀！”

皮果提先生的高兴劲不下于他的侄子的，不过出于谦虚他没这么大叫大嚷地表示出来罢了。

“好吧，先生，”他鞠了一躬，边笑着把领巾往怀里掖边说，“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在我们那一行里，我是卖力干的，先生。”

“最棒的人也不过如此了。皮果提先生，”斯梯福兹说。他已经知道他的姓了。

“我敢说，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先生，”皮果提摇摇头说，“你干得真好——好极了！谢谢你，先生，我感谢你对我们的热情。我是个粗人，先生，可我直爽——至少，我希望我直爽，你明白。我的房子没什么好看的，先生，不过如果你和卫少爷一起来看它的话，那完全可以由你支配。我真是一只卧妞，是的，”皮果提先生想说的是蜗牛，比喻他走得很慢，因为他每次说完一句话就想走，却不知怎么地又回来了，“不过，我巴不得你俩都好，我巴不得你俩都快乐！”

汉姆应了那句客气话，于是我们用最热情的方式和他们分手了。那天晚上，我差点忍不住要向斯梯福兹谈起漂亮的小爱米丽，可我太不好意思去提到她的名字，也怕遭他讥笑。我记得，我很不安地把皮果提先生那句“她要变成一个大人了”想了好久，不过我最后断定那话是没什么意思的。

我们乘人不注意，把那些介类，或像皮果提先生那么谦虚地称作“海味”的东西转运进寝室，那天晚上大吃了一顿。可是特拉德尔没福气消受，他太不幸了，连和别人一样平安吃下这顿晚饭都不成。半夜他病了——他太软弱了——病因是螃蟹；吃下黑药水和蓝药丸后（据父亲行医的丹普尔说那药力足以破坏一匹马的体力），他又挨了一顿棍子并被罚背六章希腊文圣经，因为他不肯招供。

那半年的其它日子在我记忆中是一片混沌，只记得是日复一日为我们的小命挣扎努力；夏天逝去，季节转换，严寒的早晨，我们被铃声唤起床；夜晚，在那清冷清冷的气息中我们就寝；晚上的教室灯光黯淡，炉火无温，早上的教室则像一个巨大的颤抖着的机器，总是那样依次变来变去的炖牛肉和烤牛肉，炖羊肉和烤羊肉；一块块的黄油面包；卷了角的课本，开了裂的石板，泪水打湿了的抄本，挨棍子，挨界尺，剪头发，下雨的星期天，板油夹的布丁，还有无处不在的那脏兮兮的墨迹。

可我记得很清楚，经过一段好长的日子后，放假的日子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小黑点而是一点点朝我们走近，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先计算月份，继而计算星期，再而计算日子；我于是怕会不让我回家。当我听斯梯福兹说已来通知让我回家了。我又怀上一种在动身前摔断腿的朦胧不安。终于，放假的日子由下下个星期而下星期，又由后天而明天而今天而今晚。那天晚上，我上了雅茅斯的邮车，我回家去了。

在雅茅斯的邮车里，我时睡时醒，并做了许多关于这一切的梦。但每次醒来，窗外的地面已不是萨伦学校的操场了，耳边响起的也不是克里克尔先生对特拉德尔发出的声音，而是车夫吆喝马的声音呢。

第八章　我的假日　　　　　

特别快乐的一个下午

天亮之前，我们来到邮车当停的那家小旅店（那不是我那个侍者所在的旅店），我被带进一间很可爱的小小卧室里，门上用油漆写着“海豚”两个字。虽说在楼下火炉前喝了给我的热茶，我仍然很冷，我知道；所以我很高兴能上海豚的床，用海豚的毯子把我从头到脚裹住入睡了。

早上九点，车夫巴吉斯要来接我。我八点便起床，在指定时间前做好准备等他。由于晚上没睡足，我有点头昏。他接待我的样子就像我们分手不过是五分钟前的事，好像我只是去旅店兑换了零钱或干类似的事。

我和我的箱子上了车后，车夫也就座了，那匹懒洋洋的马又用它那惯有的步子拉我们上路了。

“你看上去气色挺好，巴吉斯先生，”我说，心想他听了会很高兴。

巴吉斯先生用袖口擦了擦脸，然后看了看袖口好像是想在那上面看到他的好气色；可他对我讨好未作任何回答。

“我转达了你的口信，巴吉斯先生，”我说，“我给皮果提写信了。”

“啊！”巴吉斯先生说。

巴吉斯先生干巴巴地答应着，看上去不怎么高兴。

“那么写对吗，巴吉斯先生？”我犹豫了一小会后问道。

“怎么了，不对。”巴吉斯先生说。

“不是那句话吗？”

“那话是对的，也许，”巴吉斯先生说，“可到了那儿就完了完。”

由于我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就重复他的话问道；“完了完，巴吉斯先生？”

“没结果呀，”他解释道，一边斜瞥了我一眼，“没回信。”

“你想要个回信，巴吉斯先生？”我睁大了眼问，因为这对我说可是新鲜事了。

“一个人说他愿意时，”巴吉斯先生又把眼光缓缓投向我说，“那就等于说，这个人等着一个回信呀。”

“哦，巴吉斯先生？”

“哦，”巴吉斯先生的眼光又落到马耳朵上了，“从那时起，那人就在等一个回信。”

“你把这点告诉她了吗，巴吉斯先生？”

“没——有，”巴吉斯先生想了想说，“我不打算去把这告诉她。我和她说过的话通共不过六句。我不打算去把这告诉她。”

“你愿意我把这告诉她吗，巴吉斯先生？”我迟疑地问。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这么说，”巴吉斯先生说着又慢慢地看了我一眼，“巴吉斯在等一个回信。你说——叫什么？”

“她叫什么？”

“嗯！”巴吉斯先生点点头说。

“皮果提。”

“教名呢？还是姓？”巴吉斯先生道。

“哦，这不是她的教名，她的教名是克拉拉。”

“是吗？”巴吉斯先生说。

似乎这一切使他发现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他于是坐在那儿沉思，并小声吹着口哨，就这样过了一小会儿。

“嘿！”他终于又说道，“你说，‘皮果提呀！巴吉斯在等一个回信呢！’她也许会说：‘什么回信？’你说，‘对我给你说的那句话的回信呀。’‘那是什么话呀？’她说。‘巴吉斯愿意，’你就说。”

一边这么巧妙地指导我，巴吉斯先生又一面用胳膊肘对我腰部重重地碰了一下。然后，他又按老样子地低头看着马。有那么半个小时里，他没对这事再说什么，那以后才从口袋里掏出支粉笔，在车篷里写上“克拉拉·皮果提”几个字，显然是作为他个人备忘录用的。

啊，那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啊——当你回那个已不再是真正的家的家时，当回到那里发现所见到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旧日那个快乐的家、而那旧日的家却已是一个不再现的旧梦了！母亲、皮果提和我彼此亲热友爱而无外人插在我们中间的日子又历历在目了，使我伤感，我竟不知道我是不是为回到家而高兴呢，还是愿意呆在外面和斯梯福兹厮伴而忘掉它。可我还是到了，不一会就来到那幢住宅前。那儿的那些叶落尽了的老榆树在抖峭中向我摇摆它们的那些手，那儿的那些旧鸦巢在风中一片片地吹散飘去。

车夫把我的箱子放在花园门口就走了，剩下我在那里。我沿小径向屋子走去，一面盯着那些窗子，每踏一步都生怕会从窗口看到默德斯通先生或默德斯通小姐从那儿探头往下看。不过，没有面孔出现。走到屋前，又知道天黑前怎么开门，我就没敲门边轻轻地、怯怯地走了进去。

上帝知道，当我走进门厅听到母亲在旧客厅里唱歌的声音时，我心头一种多么童稚的记忆又被唤醒了。她很轻很轻地唱。我想在我还是一个小毛头时，也一定躺在她怀里听她这样唱过。这曲子是新的，可是却让我感到那么亲切，充满了我的心怀，就像一个久违的好友归来。

从母亲低唱的那种孤独和沉思的样子，我断定她是一个人在那里。于是我轻轻走进去。她坐在火炉边给一个婴儿喂奶，她把婴儿的小手按在她脖子上，自己低头看那婴儿的小脸，并对那婴儿轻轻唱歌。我猜得不错，没别的人在她身边。

我对她说话，让她惊动得叫了起来。可是，她看到我时，便叫我是她亲爱的卫卫，她亲爱的孩子！她走过半间房子迎上来，跪在地上亲我，把我的头贴在她胸上去挨她怀里那个小小人儿，又把小小人儿的手放在我嘴上。

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我真希望我那时就怀着那种感觉死了！我那时比以后任何时候都更适于进天堂。

“他是你的小弟弟，”母亲抚摸着我说，“卫卫，我可爱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然后，她又一次又一次地亲吻我，抱住我的脖子。她这么做时，皮果提跑了进来并一下坐到我们旁边的地上，对我们俩又疯狂了十五分钟左右。

似乎没人指望到我会回得这么早，车夫比平日提前了很多。似乎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拜访附近什么人家去了，到夜晚才会回。我先前根本没料到我们仨可以不受惊扰地聚在一起；我当时觉得好像亲切的旧时光又回来了。

我们一起在火炉边吃饭。皮果提想伺候我们，可母亲不让她这样做而叫她和我们一起吃。我用我的那只绘有鼓满帆的战舰的褐色盘子，我不在家时，皮果提一直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她说就是给她一百镑她也不肯打破它。我用我的那只刻有“大卫”字样的旧杯子，还用我的那些不会割伤手的小刀小叉。

吃饭时，我想这是把巴吉斯先生的话告诉皮果提的好机会了。我还没把要告诉的话说完，她就开始笑起来了，并用围裙蒙住脸。

“皮果提！”母亲说，“怎么了？”

皮果提笑得更厉害了。我母亲想把她的围裙拉开，她反而蒙得更紧，好像用一条口袋把她头包住了一样地坐在那里。

“你在干什么呀，你这个蠢东西？”母亲笑问道。

“哦，那该死的人！”皮果提叫道，“他想娶我呢。”

“他和你很般配，是吗？”母亲说。

“哦！我不知道他，”皮果提说，“别问我。他再好我也不要他。我不嫁任何人。”

“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告诉他呢，你这可笑的家伙？”母亲说。

“把这告诉他，”皮果提隔着围裙往外看着答道。“他从没对我提起过有关那事的一个字。他心里更清楚，只要他敢对我说一个字，我就一定会搧他一耳光。”

我相信，她当时的脸色比任何时候更红，比任何一张脸都红。每次她大笑一阵后就又蒙上脸，这么大笑过两或三次后，她才又继续吃饭。

我看出，虽然在皮果提注意到时我母亲也微笑，但她变得更加严肃、更若有所思了。一开始我就发现她变了。她的脸依然很秀美，却看上去忧伤脆弱；她的手那么瘦骨伶丁，那么苍白，我觉得几近透明了。但这还不全是我现在说的变化，我说的是她的气质变了。她变得焦虑不安。终于她亲热地把手搭在她的老仆人手上，她说：

“皮果提，亲爱的，你不会结婚吧？”

“我，太太？”皮果提瞪着眼答道，“上帝保佑你，我不会。”

“不会很快结婚吧？”母亲温柔地说。

“永远不会！”皮果提大声说。

母亲握住她的手说：

“别离开我，皮果提。和我在一起吧。也许不会很久了。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我离开你，我的宝贝？”皮果提叫道，“怎么着我也不会的呀！怎么了，你那小脑袋里想些什么呀？”皮果提已习惯于有时把我母亲当一个孩子那样来对其交谈了。

可是母亲除了表示感谢没说什么别的，皮果提就又照她的那方式继续说：

“我离开你？我想我了解我自己。皮果提离开你？我倒想看看她试着这么做呢！不，不会的，不会的，”皮果提抱着胳膊摇头说，“她不是那种人，我亲爱的。如果她这么做了，有些猫会开心，但是它们开心不了。它们会更烦恼呢。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我变成一个孤拐倔犟的老婆子。等我太聋了，太跛了，太瞎了，牙掉光了说话也说不清了，成个废物了，连别人都懒在我身上挑刺了。我就去我的卫卫那儿，请他收留我。”

“那样的话，皮果提，”我说，“我一定会很高兴看到你，像欢迎一个女王一样欢迎你。”

“上帝保佑你那难得的好心肠！”皮果提叫道。“我就知道你会那样做！”于是她又亲了我一下，对我的善意表示感谢，再用围裙蒙住脸来把巴吉斯取笑一番。那以后，她从摇篮里抱出那婴儿来喂他。那以后，她收拾了饭桌；再以后她换了一顶帽子，拿着她的针线匣和尺子、还有那块蜡烛头走进来，一切都和原先的一模一样。

我们向炉而坐，愉快地谈话。我告诉她们说那克里克尔先生是多么严厉的先生，于是她们对我深表同情。我告诉她们斯梯福兹是多好的人，怎样保护我，于是皮果提说她要步行二十英里去看他。那婴儿醒来时，我把她抱起来，亲热地照顾他。他又睡着后，我就依已间断好久的老习惯那样爬到母亲身边坐下，手搂住她的腰，小红脸蛋贴在她肩头，能感觉到她美丽的秀发垂在我身上——我记得，我常把她的头发想作天使的翅膀——我真快乐呀。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炉火，在那烧红的煤块中好像看见了幻景，我几乎坚信我根本就没离开家过，而默德斯通先生和默德斯通小姐不过是那幻景，随着火光暗淡时会消失，我记忆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母亲、皮果提和我才是实实在在的。

皮果提尽她目力所及地补一只袜子，她坐在那里，把那袜子像手套一样戴在手上，右手执针，火光一闪亮时她就马上缝一针。我总想不出她从哪儿找出这么些要补的袜子。从我躺在摇篮里起，她就似乎只干这一种针线活而没缝过别的。

“我想知道，”皮果提说道，她有时会对一些最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兴趣要探究，“卫卫的姨婆不知怎么样。”

“哦，皮果提！”我母亲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说，“你说的话真糊涂！”

“是啊，可我的确想知道呢，太太。”皮果提说。

“是什么使你想起这么一个人了？”母亲问道，“这世上再没别的人好想了吗？”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皮果提说，“我的头脑从来不能挑选该想的人，这只可能是我太蠢的原故。他们随意来去，他们也随意不来不去。我想知道她怎么样了。”

“你真荒唐，皮果提，”母亲答道，“人们会以为你在盼她再来一次呢。”

“天哪，千万别！”皮果提叫道。

“好吧，那就别再谈这种不快的事了，这才是好人，”母亲说，“无疑，贝西小姐把自己关在海边那小屋里，要永远呆在那里了。不管怎么说，她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

“不！”皮果提若有所思道，“不，再也不会了。我想知道，如果她死了，她会不会给卫卫留下点什么呢？”

“我的天哪，皮果提，”母亲答道，“你是个多糊涂的女人呀！你知道她根本就对这可怜又可爱的孩子出生有多反感呀！”

“我想她现在也该宽恕他了。”皮果提暗示道。

“为什么她现在就会宽恕他呢？”母亲很敏锐地问。

“他现在有个弟弟了呀，我的意思是这个。”皮果提说。

母亲立刻哭了起来，她不知道皮果提为什么竟敢说这种话。

“好像摇篮里这个无辜的小家伙于你或任何人有过什么害处一样，你这个偏狭的东西！”她说，“你最好去嫁给那个车夫巴吉斯。你怎么不去呢？”

“如果我这样做，只会使默德斯通小姐开心。”皮果提说。

“你心思多坏呀，皮果提！”母亲回答说，“你嫉妒默德斯通小姐都到了可笑的地步。你要把钥匙都收由你保管，由你来发放一切东西，是不是？你这么想，我也不吃惊。可你知道她是出于好心和善意做这些事的！你知道她是这样的，皮果提——你知道得很清楚。”

皮果提低声嘟囔了几句，听着像是“讨厌的好心”还有别的什么，大意是那种好心也未免太过份了。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这个坏脾气的东西，”母亲说，“我了解你，皮果提，完全了解你。你知道我了解你，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脸红得像火烧。可是一次只说一件事。现在说的是默德斯通小姐，皮果提，你回避不了。你曾听她不止一次说过，说她认为我太没头脑，也太——啊——啊——”

“漂亮。”皮果提提醒道。

“那么，”母亲半笑着半问道，“她如果蠢到说这种话，也是我的错吗？”

“没人会怪你的。”皮果提说。

“没人，我希望没人会这样，当然！”母亲答道，“你曾听她不止一次说为了这个原因，她希望把我从这些麻烦中解脱出来。她认为我不宜为这些事操心，我自己也真弄不明白我究竟是不是适宜这些；她不是总起早睡晚，不停地走来走去吗？她不是总在做各种事，钻进各种地方——什么煤屋，储藏室，还有些我弄不清的地方吗？那些地方决不会是很舒服的——你是暗示这样做不是出于一种热诚心肠吗？”

“我根本不暗示。”皮果提说。

“可你那样做了，皮果提。”母亲接应道，“你除了干活，就暗示，再也不干什么别的了。你总暗示，从那里得到满足。

你谈到默德斯通先生的好心时——”

“我从没那么说。”皮果提说。

“是没那么说，皮果提，”母亲道，“不过，你暗示过。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这是你最坏之处。你要暗示。刚才我说我了解你，现在你知道我了解你。你谈到默德斯通先生的好心时又装出看不起的样子，我不相信你是真地打心眼里看不起，皮果提，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那好心有多好，而且他又怎样为这些好心驱动去行事。假如他过去对某人似乎严厉了点——皮果提，你明白，我相信卫卫也明白，我指的并非在场的哪一个人——那也完全是因为他深知这样是为了某人好。因为我，他自然而然地爱某人。并完全为某人好而行事。他比我更长于对这问题做决断，因为我很明白我是个软弱、轻率、幼稚的人，而他是个坚定、严肃、认真的人。他也，”说到这儿，她那好动感情的天性又使泪水偷偷流满了她的脸，“他也为**了很多心；我应该非常感激他，在思想中服从他，如果我没这么做，皮果提，我就难过，自责，怀疑自己的良心，不知怎么办好。”

皮果提坐在那里，把袜底贴住下巴，默默看着炉火。

“好了，皮果提，”母亲的语气变了，“我们别闹别扭了，因为我受不了这个。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知道，如果我在这世上还有朋友的话。我叫你可笑的东西，或讨厌的东西，或别的什么的时候，皮果提，我只是说，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从科波菲尔先生第一次带我上这儿来时你到大门口迎接我的那时起，你就一直是我真正的朋友。”

皮果提对此的反应并不慢，她使劲抱了我一下，以此表示同意了友好条约。我相信，我当时对那番谈话的真正性质有了些明白，但我现在也确信：那好心人发起并参加那场谈话，意在使我母亲可以用她喜好的那些自相矛盾的小结论安慰她自己。这一着还真高明，因为我记得母亲那晚在以后的时间里格外开心，皮果提也不怎么顶撞她了。

我们喝了茶，拨了炉灰，又剪了烛花，然后我就为纪念旧日时光给皮果提读了一段鳄鱼的书——她从口袋里拿出那本书，我不知道她是否一直把那书收在那儿——然后我们又谈论萨伦学校，这下又把我的话题带到斯梯福兹身上，他是我引为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很开心；那一个晚上，那所有同样的快乐晚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注定了结束我生活中那一卷的那一个晚上，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失。

当听到车轮声时，已近十点钟了。于是我们都站了起来。母亲忙说时刻已晚，而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又主张年轻人早睡早起，所以我还是上床去为好。我吻了她，他们还没进屋，我就拿了蜡烛上楼去了。当我上去来到我曾受监禁的卧室时，我那童稚的幻觉里似乎感到他们把一阵冷风带进了家，把旧日亲近的感觉像一片羽毛一样吹走了。

早晨下楼吃早饭时，我十分不安，因为自从犯了重罪后我还一直没见到过默德斯通先生呢。但反正是躲不开的，我还是下楼了，在下楼时我停下过两三次，而踮着脚尖跑回我的卧室，但终于还是在客厅露面了。

他背对着火炉站在那里，默德斯通小姐正在准备茶。我进去时，他盯着我，但并没做出任何打招呼的表示。

惶惑了一会后，我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请你原谅，先生，我为我的行为后悔，我希望你原谅我。”

“我很高兴地听到你说你后悔，大卫。”他说。

他伸给我的手正是我咬过的那一只。我的眼光不禁在那上面的红疤痕上停了一下；可是当我看到他脸上那阴毒的表情时，我的脸比那疤痕还要红。

“你好，小姐。”我对默德斯通小姐说。

“哦，天哪！”默德斯通小姐叹口气说，一边把茶匙伸向我以代替她的手指，“放多久的假呢？”

“一个月，小姐。”

“从什么时候算起？”

“从今天起，小姐。”

“哦！”默德斯通小姐说，“那现在就去了一天了。”

她每天早上都用这种态度减去日历上的一天，她就这样在整个假期都这么做。她总闷闷地减，减了十天，直到数字变成两位数，她才变得略感希望了。日子往前过，她便几乎快活起来了。

就在这第一天，倒楣的我把她投入一种极度惊恐的状态中，虽说她一般来讲并不会有这种弱点。我来到她和我母亲坐着的那屋里，那只有几个星期大的婴儿就在我母亲膝盖上，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抱起。突然，默德斯通小姐发出那么一种尖叫声，使我差点仍掉那个婴儿。

“我亲爱的珍！”母亲叫道。

“天哪，克拉拉，你看到了吗？”默德斯通小姐喊道。

“看到什么，我亲爱的珍？”母亲说，“在什么地方？”

“他抱起他了！”默德斯通小姐叫道，“那孩子把婴儿抱起来了！”

她吓得站不住了，却又挺起身来扑向我，从我怀里把婴儿夺走。然后，她晕了过去。她难受得那么厉害，他们只好给她喝下些樱桃白兰地。她清醒后，郑重宣布禁止我以任何借口碰我的弟弟。我那可怜的母亲温顺地用下面这番话认可了那禁令（我看得出她并不情愿如此）：“无疑，你是对的，我亲爱的珍。”

还有一次，又是我们三个在一起时，还是为这可爱的婴儿——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而使默德斯通小姐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那婴儿躺在我母亲膝盖上，母亲看着他的眼睛后说：

“卫卫，过来！”于是她又看看我的眼睛。

我见默德斯通小姐放下了手上的珠子。

“我敢说，”母亲轻柔地说，“他俩绝对相像。我请他们像我，我觉得他们长得像我，而他俩彼此也相像。”

“你说些什么，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说。

“我亲爱的珍，”母亲吞吞吐吐道，因为被这么一责问，她有些生畏了，“我发现婴儿的眼睛长得和卫卫的一模一样。”

“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很恼怒地站起来说，“你有时简直是个地道的蠢人。”

“我亲爱的珍。”母亲抗议道。

“一个地道的蠢人，”默德斯通小姐说，“还有谁会把我弟弟的儿子和你的孩子比较？他们根本长得不相像。他们没一点相像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无相似处。我希望他们永远这样。我可不愿坐在这儿，听人这样做比较。”说罢她就很威风地走出房间，把门在身后砰一声关上。

一句话，在默德斯通小姐眼里，我不讨人喜欢。一句话，在这儿的任何人眼里，甚至在我自己眼里，我都不讨人喜欢；因为喜欢我的人没法表示出来，而不喜欢我的人可以充分表示出来，使我敏锐地觉察到并总显得畏缩、粗俗和迟钝。

我觉得我使他们不快，正如他们使我不快一样。如果我走到他们呆着的房间，他们本在一起谈话，我母亲本来也看上去还高兴，可我一进去她脸上就不觉蒙上一层愁云。如果默德斯通先生兴致还好，那我就破坏了他的兴致。如果默德斯通小姐比平常心情更坏，那我就加重了她的不快。我的理解力已足以使我明白我母亲总在受折磨；她怕对我说话或对我和蔼，这一来就会得罪他们了，而且事后又要受训斥。她不但终日怕自己得罪他们，也怕我得罪他们，于是哪怕我稍稍动一下，她也不安地观察他们神色。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回避他们；有许多寒冷的时间是我坐在我那毫无快意的卧室里度过的，我在那里披着小大衣，看着书，听着教堂的钟声。

晚上，我有时去厨房和皮果提坐在一起。在那里，我觉得惬意，也不怕表现出自己本色来。但这些也不能在客厅里得到许可。笼罩在客厅的那种折磨人的气氛连这些都禁止。他们把我当作训练我母亲、磨炼她的工具，不许我走开。

“大卫”，一天晚上，我正像往常那样要离开客厅时，默德斯通先生说，“我很遗憾，我发现你很阴郁孤僻。”

“像一只熊一样孤僻！”默德斯通小姐说。

我站住了，低下了头。

“嘿，大卫，”默德斯通先生说，“阴郁孤僻是所有气质中最坏的呀。”

“在我见过的所有那些孤僻气质中，这孩子的，”他姐姐道，“是最执拗最倔犟的了。我想，亲爱的克拉拉，你也一定看出来了吧？”

“我请你原谅，我亲爱的珍，”母亲说，“你很肯定——我想你会原谅我的，我亲爱的珍——你了解卫卫吗？”

“如果我不了解这个孩子，或任何孩子，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答道，“我应当感到羞愧。我不自夸学识渊博，但我敢说我不乏常识。”

“无疑，我亲爱的珍，”母亲答道，“你的理解力很强——”

“哦，天哪，别这么说吧！请千万别这么说，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很生气地打断了母亲的话。

“不过我能肯定是这样的，”母亲继续说道，“大家也公认，而我也从许多方面受益而深知这一点——至少，我应该这样——没人比我自己更坚信这一点了；所以我很虚心地这么说，我亲爱的珍，我担保。”

“你们可以说我不理解那个孩子，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摆弄着她腕上的那副手镣说。“我们可以同意，请你原谅，我根本就不理解那孩子。对我来说，他太深奥了。不过，或许我弟弟的洞察力使他可以多少看出这孩子的个性吧。我相信，当我们——不合宜地——打断他说话时，他正在就此谈话呢。”

“我想，克拉拉，”默德斯通用低沉而严肃的声音说，“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有比你更好也更不受感情支配的裁决人吧。”

“爱德华，”母亲怯生生地答道，“对于任何问题，你都比我这个要冒充的裁决人强多了。你和珍都比我强，我只是说——”

“你只是说一些软弱又欠考虑的话，”他答道，“尽量别那么做吧，我亲爱的克拉拉，要时时留心你自己呀。”

母亲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是说“是，我亲爱的爱德华。”

可她并没发出什么声音来。

“我很遗憾，大卫，我这么说，”默德斯通先生把头和眼光直呆呆转向我说，“说发现你阴郁孤僻。我不能容忍让这么一种气质在我眼皮下发展而不予以努力的纠正。你也得努力，少爷，改正它。我们一定要努力为你改掉它。”

“请原谅，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回来后并不曾有意要阴郁。”

“不要用谎话来掩饰了，少爷！”他那么凶狠狠地答道，以至我看到母亲不觉伸出发颤的手来，想把我和他隔开。“你怀着阴郁心情躲在你那间屋里不出来。在你该呆在这里时，你呆在你那间屋里。现在你得知道，不再多说了，我要你留在这里而不是呆在那里。另外，我要你在这里服从。你了解我，大卫。我一定要这样办。”

默德斯通小姐嘎嘎地干笑了一声。

“我要有一种恭敬、利索和立即照办的态度对待我本人，”他继续道，“对待珍·默德斯通，对待你母亲。我不允许由一个孩子任着性子像这间屋有流行病似地避开。坐下吧。”

他像对狗一样命令我，我也像狗一样服从。

“还有一件事，”他说，“我注意到你喜欢和下流庸俗的人结伴。不许你和仆人交往。你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但厨房不能改善你。关于那个教唆你的女人，我不说什么了——因为你，克拉拉，”他用更低沉的声音对我母亲说，“出于旧日关系以及根深蒂固的谬想，还未能克服敬畏她的弱点。”

“那是种最莫名其妙的谬误思想！”默德斯通小姐叫道。

“我只说，”他又继续对我说，“我不许你和那女仆皮果提结伴，你必须改了这点。喏，大卫，你了解我，你知道如果你不完完全全服从我会有什么结果。”

我知道得很清楚——就因为我那可怜的母亲，我也比他所认为的要知道得更清楚——我完完全全服从了他，从此不再躲进我自己的房间；也不再躲到皮果提那里。一天又一天，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客厅里，眼巴巴盼着晚上到，好去睡觉。

我受的约束有多令人厌恶，连续几小时以同一种姿式坐在那里，不敢动动胳膊或腿，否则默德斯通小姐就会指责（哪怕有一点这种想法她也会这么做），说我好动；也不敢动动眼睛，否则就会被看作一种不高兴或查审的样子，这就又成我受指责的新口实了！坐在那里，听时钟滴答响；看默德斯通小姐穿钢珠，猜想她是否会嫁人，若是的，又会是哪个背时人娶了她；数火炉架上嵌线的根数多少；我的眼光从墙纸上的波纹和螺旋形中游走到天花板，那是多么不堪的沉闷啊！

在恶劣的冬天气候里，我是怎样独自在泥泞的小巷中走来走去，心头压着那客厅，还有在客厅里的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那是我无法摆脱的重负，那是我无法消除的梦魇，那重担压迫我的心智也变迟钝了！

在沉寂和不安中，我吃的是什么样的饭呢！坐在饭桌边，总感到一副刀叉是多余的，那就是我的；有一只盘子和一把椅子是多余的，那就是我的；有一个人是多余的，那就是我！

那是什么样的晚上啊！当蜡烛拿进屋后，我就该做点什么事，可我哪敢读任何有趣的书，我只好看一些生硬无比的算术论文，那些度量衡表像是些爱国歌曲或情歌的歌谱一样让我眼花缭乱；它们根本不肯好好地停下来让我学习，却好像把我的头当老***针眼一样穿来穿去，从一只耳朵进，从另一只耳朵出。

我怎样打了呵欠和犯着睏呢，虽说我拼命小心！我怎样从瞌睡中惊醒；又怎样对哪怕偶或想出的小问题也找不到答案；我看上去多么像片空白，为所有的人忽视，却又妨碍了所有的人；当九点时第一声钟声敲响时，默德斯通小姐马上命令我去睡时，我感到多么如释重负啊。

就这样，假期一点点地挨过去了。终于有天早上，默德斯通小姐说：“最后一天要过去了！”并给我喝了那个假期里最后一杯茶。

我对走并不感到难过。我那时本已陷入一种愚痴境地了，不过又开始恢复了点心智，想念起斯梯福兹来，尽管他身后有克里克尔先生的阴影。巴吉斯先生又来到了大门口；母亲俯身和我告别时，默德斯通小姐又发出警告：“克拉拉！”

我吻了她，也吻了小弟弟，心里那会真难过，但并不为离开难过——因为我们之间有沟坎相隔，实际上每天我们都是分开着的。活在我心中的与其说是她对我的拥抱，不如说是拥抱后的情景，虽然她是那么尽可能地热情拥抱我。

我上了马车后，听到她叫我。我向外看去：她独自站在院门前，把那婴儿抱起要我看。那天清冷而无风，她抱着那孩子眼巴巴望着我，她的头发纹丝不动，衣折也不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