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间，我的生日到了，那以前学校发生的一切我都掠过不谈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斯梯福兹比过去更令人仰慕敬佩。如果不提前，学期结束时他就要离开了。在我眼里，他比以前更朝气蓬勃，更独立不驯，因此也更使人着迷。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心中只留下那时的那件大事的印象，对其它的那些较小的事的记忆似乎都被它吞没了。

我甚至难以相信自我回到萨伦到我生日这其间竟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只能认为这样是因为我知道事实应当如此；否则我会深信这两件事之间并无间隔，它们是接连而至的。

那是怎样的一天，我对此记得多清楚呀！我还能感到那天弥漫在空中的雾气；我还能透过那雾看到幽灵般的冷霜；我还能感到被霜打湿的头发垂到我脸上；在那个雾气沉沉的早上，一根流着蜡泪的蜡烛幽幽点燃在阴暗的教室里供照明之用，我还在那里张望，能看到同学们呵气暖和手指和跺地板取暖时呼出的白气在那清冷的空气中盘旋缭绕。

吃过早饭，我们已被从操场带进了教室后，夏普先生走进来说：

“大卫·科波菲尔去会客室。”

我心想准是皮果提又送来好多些吃的了，所以听到这命令心中为之一振。我附近的一些学生在我慌慌张张离开座位时还请我分发好东西时千万别忘了他们。

“别着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我的孩子，来得及呢，别着急。”

如果我当时有点头脑的话，就会对他说话时那动感情的语调有些奇怪了；可我当时想都没想。我急急忙忙来到客厅，看到克里克尔先生坐在那儿吃早餐，他面前放着一份报纸和那根棍子，克里克尔太太手里拿着封打开了的信。但是那儿没有一大包吃的。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带到一张沙发前和我一起坐下，并说道，“我要和你很好地谈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克里克尔先生当然是我一直在注视的，他这时摇了摇头，并不朝我看，还用很大一块黄油烤面包塞住嘴而止住了一声叹息。

“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世界每天有变化，”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知道人们是怎样在这世界上逝去。可是我们人人都得知道这事，大卫；我们有的在年轻时就知道了，有的上了年纪后才知道，而有的一生都知道。”

我热切地看着她。

“你在假期结束离家返校时，”克里克尔太太停了一会又说，“他们都好吗？”又停了一会，“你妈妈好吗？”

不知为什么，我发抖了，但我仍然热切地看着她，不愿回答。

“因为，”她说，“我很伤心地在今天早上听说，你妈妈病得很重。”

在克里克尔太太和我之间升起一层雾，她的身影似乎在那雾后动了一下。然后，我感到滚烫的泪水顺着我脸往下淌，接着她的身影又不晃动了。

“她病情很险恶。”她又道。

我这时便明白了。

“她死了。”

根本不必这么告诉我。我已经伤心地大哭了起来，我感觉得到我已是这么一个广漠世界上的一个孤儿了。

她对我真是好极了。她一整天把我留在那里，有时让我在那儿单独呆呆；我哭，哭累了就睡觉，睡醒了再哭。当我再不能哭时，我就开始想了，这时我心头的压力重到无以复加，我的悲伤是那样一种无法缓解的钝痛。

可我的思绪是纷乱懒散的，我并没有专注地去想压在我心头的不幸，只是围绕着这不幸在纷乱懒散地胡想。我想到了我们那幢寂静关闭的房子。我想到那婴儿，据克里克尔太太说也早就日益虚弱了，他们相信他也会死。我想到我们住宅附近墓地上我父亲的坟墓，想到在那棵我十分熟悉的树下躺着的母亲。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儿时，我站到一张椅子上照镜子，看到我的眼睛好红，我的脸好凄苦。过了几个小时后，我考虑这样看来也许我的眼泪真的流不出来了。还考虑当我走到家门口时——因为我要回家参加葬礼——我失去的亲人有什么最使我想起来感动。我意识到在全体学生中我获得尊严感，由于我的伤心我已成为重要人物了。

如果有孩子真正感受到彻心的悲痛，那我就是一个。可我记得这重要性于我是种得意——那天下午，别的学生都呆在教室里时，我却在操场上散步。他们上课时，我看到他们向窗外朝我看，我觉得我与众不同，便更加愁容满面，步子也迈得更慢了。放学后，他们出了教室和我说话，我觉得我那样真好——一点也不对他们表现出骄傲，和以前一样地注意他们每个人。

我要在第二天夜里回家，但不是乘邮车，而是乘一种很笨重的夜班车。这种车又叫“农夫”，因为主要是供在行驶区间做短途旅行上下的农夫用的。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故事，特拉德尔坚持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至今不知道他当时认为那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不过，这是他当时唯一可出借的东西，可怜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画满了骷髅的信纸，分别时他把这张信纸送给我，以使我的悲伤能从中得到安慰，并帮我获得安宁。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萨伦学校。当时我没想到我这一离开就再没回来。我们慢慢走了一整夜，直到早上九、十点钟才到雅茅斯。我往车外看，想找到巴吉斯先生，可他不在那儿；倒是一个胖乎乎、呼吸急促而看上去挺快活的小老头在那儿。这小老头穿着黑衣，短裤齐膝处飘着些褪色的丝带，他穿的袜子也是黑的，还戴着大宽边礼帽。他大喘气地走到车窗前说：

“您是科波菲尔大人吗？”

“是的，先生。”

“请跟我走吧，少爷，”他拉开车门说，“我将很荣幸地送你回家。”

我把手放进他手中时，一面揣摸他是谁。我们来到一条窄街上的铺子里，铺门上写着：欧默，专营布料，成衣，衣饰，丧事用品，等等。这家店铺逼仄，令人透不过气来，里面放满了各种做好和没做好的衣，还有一个橱窗，里面放满了大礼帽和女式软帽。我们走进铺子后的一个小客厅里，看到三个年轻女人正在用堆在桌上的一大些黑色衣料做着活，地上尽是些布头。屋中间有个烧得很旺的大火炉，还有一种逼人的气味，那是些热烘烘的黑绉纱发出来的气味；当时我可不知道那是什么味，现在才明白的。

那三个看起来又勤快又舒心的年轻女人抬头看看我又继续做手头的活。一针针，一线线。这时，窗外小院那一头的一个作坊里传来很有规律的铁锤声：“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一点变动也没有。

“嘿！”我的引路人对那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位说道，“你们做得怎么样了，明妮？”

“在试衣的时候我们能完工”，她头也不抬，愉快地答道，“别担心，父亲。”

欧默先生摘下宽边帽坐了下来，大口喘着气。他太胖了，得先喘上一阵才能说：

“不错。”

“父亲！”明妮开玩笑说，“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海豚了！”

“嘿！我不知道怎么是这样，我亲爱的，”他对这问题想了想这样回答道，“我是挺那样的了。”

“你是那么一个心宽的人，你知道，”明妮说，“你对一切都能看得开。”

“不看开也没用啊，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

“是没用，真的，”他的女儿答道，“我们在这里都很开心，感谢上天！对不对，父亲？”

“我希望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现在我喘过气了，那我想我要给这年轻的学者量身子了。请进铺子去吧，科波菲尔少爷。”

我按欧默先生的要求，走在他前面。他给我看了一卷衣料，说那是高级货，要不是为父母服丧用，那就再好不过了。然后他量了我的各种尺寸，并记在一个本子上。他记尺寸时，叫我看他的存货，有的款式据他说是“刚流行”，有的款式他说是“刚过时”。

“为这，我们时不时要亏点钱呢。”欧默先生说，“可是款式和人类相像呀，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或怎样来的，也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或怎样走掉的。在我看来，一切都象人生，如果你从那个观点看的话。”

我太悲哀，无法对那问题进行讨论，无论怎么说，也没法讨论那问题；欧默先生吃力地喘着气把我带回了客厅。

这时，他向一扇门后一道很陡的台阶下叫道：“把茶和黄油面包拿来！”在那两样东西拿上来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坐在那儿向四周张望，并听着屋里穿针引线声和院里那边由锤子敲打出的音调。那两样东西被只盘子端上来，是专为我准备的。

“我已经认得你，”欧默先生看了我几分钟后说，而在那几分钟里我并没对那份早餐怎么在意，因为那些黑色的东西已把我的胃口败坏了，“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年轻的朋友。”

“是吗，先生？”

“打你出生起，”欧默先生说，“我可以说在那之前。我在认识你之前认识你的父亲。他身高五呎九时半，占地二十五呎。”

“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从院子那边传来这声音。

“他占地二十五呎，如果他占了其中一小块地的话，”欧默先生很和善地说，“那不是他的要求就是她的指示，我不记得了。”

“你知道我的小弟弟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道。

欧默先生摇摇头。

“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

“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他说。

“哦，可怜的小家伙！他死了？”

“别多想你无能为力的事，”欧默先生说，“是呀，那婴儿死了。”

听到这消息，我的伤口又裂开了。我离开那份我几乎没尝一口的早餐，走到那间小房间的一个角落的一张桌子前，把头靠在那儿，明妮忙把那张桌子收拾好，要不，放在那上面的丧服就会被我的眼泪弄脏了。她是模样好脾气也好的女孩，她轻柔慈爱地把我的头发从我眼睛上拨开；可她和我完全不同，她此时因就要按时完成活计了而很快活。

这时，那锤子声也止住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从院子的那边走到这屋里。他手拿一把锤子，嘴里衔着许多小钉子。他得先把这些小钉子从嘴里拿出来才能说话。

“嘿，约拉姆！”欧默先生说，“你干得怎么样了？”

“挺好，”约拉姆说，“干完了，先生。”

明妮的脸有些发红，另外两个女孩相顾笑了笑。

“什么！昨晚我在俱乐部的时候，你就点着蜡烛干的吗？

是不是？”欧默先生闭上一只眼说。

“是的”约拉姆道，“因为你说过，把那干完后，我们可以一起做次短短的旅行——明妮和我——还有你。”

“哦！我以为你要把我排除在外呢，”欧默先生说着大笑起来，直到笑得咳嗽起来。

“——因为你这么好心地说了那话，”那小伙子继续说，“我就挺心甘情愿地去干，你看就是这样。你能把你对它的看法告诉我吗？”

“我会的，”欧默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亲爱的，”他停下来转身对我说，“你愿意去看看你——”

“别这样做，父亲。”明妮拦住了他说。

“我觉得这样做也许并非不合适。我亲爱的，”欧默先生道，“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我也说不出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去看的是我无比亲爱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没看到过任何人制做那玩艺，也从没看到我所知道的棺材，但当那声音不断响时，我就想到那是什么声音；当那小伙子走进来时，我就确信他做的是什么了。

那两年轻女子（我还不曾听说她们的名字呢）干完手上的活后，又刷掉衣上沾的线头，便去店堂里收拾，准备接待顾客。明妮留在后面，把她们做好的东西折好，放进两只筐里。她一边跪着折衣放衣，一边小声哼一支轻快的小曲。她忙着干活时，约拉姆——我已确信他就是她的心上人了——走了进来，冷不丁亲了她一下（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我就在一旁），并告诉她，说她父亲已吩咐套车，他得马上准备好。然后他又走出去，她就把顶针和剪刀放进口袋里，把那穿了根黑线的针仔细别在她长袍的前襟上，再利索地穿上外套。从门后一面小镜子里，我看到映在那里的她那张喜气洋洋的脸。

我坐在屋角的桌子旁，一手支着头，一边看着这一切、一边想着完全不同的另一些事。马车马上就来到店门口，先被放上车的是两只衣筐，然后是我，再就是那三位。我记得那是辆客货两用的车，漆成很阴郁的颜色，由一匹长尾巴的黑马拉着。车厢里就坐着我们几个实在太宽敞了。

想到他们当时乘车的原因，看到他们那么快活地坐在车上，我想我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和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奇怪感觉（也许，我现在世故多了）。我不生他们的气；我好像被扔到一些与其毫无半点沟通可言的东西中间一样，对他们更加生畏了。他们好不快活。那年长的坐在车前部赶车，那两年轻的就坐他后面，他对他们说话时，他们就马上趋身向前，分别俯在他那张大胖脸的两侧，很注意地听，要不是我那么退缩，他们也会和我交谈的。可我心情沮丧地坐在一角。他们的调情和恣情把我吓住了（虽然那还远远够不上是喧闹），我几乎奇怪——居然他们不因那铁石心肠而受到任何责罚！

于是，他们停下来喂马，吃喝开心时，我应坚持禁食而不去碰他们碰过的东西。所以，一到家，我就尽快地从后面爬下马车，这样，就不至于和他们一起在那仿佛看着我的肃穆窗子前了，那些窗子一度曾那么明亮亮而现在却好像搭下了眼皮。哦，看到我母亲房间的窗户时，还有那个在好时光时曾是我的窗户时，我先前为回来时什么能让我流泪而操心是多么不必要的了！

我还没走到门口，皮果提就抱住我，把我带进了房子，一看到我，她就悲痛迸发，但她很快控制了，只低声和我说话，轻轻走路，好像怕死者受到惊扰一样。我发现她已很长一段时间没上过床了。她整夜地坐在那里不动，守候着。她说，只要她的那位可怜又可爱的美人还留在这地面上，她就决不会离开她。

我走进客厅，默德斯通先生在客厅里，可他并没注意到我，只是坐在火炉边的扶手椅上默默流泪，默默深思。在铺满信件和文件的书桌旁坐着正忙着的默德斯通小姐，她向我伸出凉凉的手指，然后低声而严厉地问我是否已量过丧服尺寸了。

我说：“量过了。”

“你的衬衣呢？”默德斯通小姐问，“你带回来了吗？”

“是的，小姐。我把我的衣服都带回来了。”

这就是她那种坚定所给予我的全部安慰。我深信，在那样一种情形下，她很得意地显示她那种冷酷气质里的一切刻毒，她把这些称为是她的坚定、自制、意志和练达。她特别引以为荣的是她办事能力，现在她正持一付铁石心肠，把一切都用笔墨写下而以此来炫耀其能力。那一天余下的时间，以及后来的日子里，她从早到晚都坐在她那张书桌边，用一支坚硬的笔嚓嚓写划，对每一个人说话都用那种镇静低沉的语调，脸上的肌肉没一丝松驰过，甚至她的衣着也没半点显示出慌乱。

她的弟弟有时拿起一本书，可我没见到他读过。他打开书，盯着书，好像在读，却整整一个小时没翻过书。然后，他放下书，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常合手而坐地看着他，数他的步子，就这样度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他很少对她说话，根本不对我说话。在那死寂的住宅里，除了那些钟，他就是唯一安定不下的了。

出殡前的那些天里，我几乎看不到皮果提，除了在上楼下楼时我总看到她在我母亲和那婴儿躺着的屋子附近，那就是每晚我上床后她来到我身边，坐在我床头。在出殡的前一两天——我想是前一两天，不过在那段沉重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是满脑乱成一片，根本没留心日子的消长——她把我带进那个房间。我只记得，在床上一种白色罩单下，仿佛躺着这幢住宅的庄严寂静的化身，床四周美丽、整洁、清新。她要轻轻掀开那罩单时，我叫道：“哦，别这样！哦，别这样！”

并捉住了她的手。

就算出殡是昨天举行的，我也不可能记得更清楚了。我一走进那间最好的客厅时，那屋里的气氛，旺旺的炉火，瓶中酒液的熠熠折光，杯盘的式样，糕饼的微微甜香，默德斯通小姐穿的衣发出的气味，还有我们穿的黑衣，我都记得好清楚。齐力普先生也在客厅里，并过来和我说话。

“大卫少爷好吗？”他祥和地说。

我不能对他说我很好。我向他伸出手，他握住了。

“天哪！”齐力普先生柔和地笑道，眼中有什么东西亮闪闪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在我们身边长大了。他们长得我们都认不出了，小姐？”

他后一句话是对默德斯通小姐说的，但后者并不作答。

“有了很大的进步吧，小姐？”齐力普先生说。

默德斯通小姐只是做样子式地点点头，但皱着眉头，算是回答。受挫的齐力普先生握着我的手走到屋角，再也没开口说话。

我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我要说出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只关注自己或回家以后关注过自己什么。现在，钟声响起，欧默先生和另一个人过来叫我们准备好。正好似很久以前皮果提就告诉过我的那样，曾送我父亲去那同一个墓地的人又在同一间屋里准备好了。

这一行有默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普先生，齐力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杠夫和他们所抬的东西已来到花园里了，他们在我们前面走过花园小径，穿过榆树林，经过院门，来到墓地；夏日的早晨，我曾常在那里听鸟儿欢唱。

我们围着墓穴而立。我觉得那天好像和所有别的日子都不同，连阳光的颜色都不同，是一种格外凄惨的颜色。此刻，墓穴周围是我们和将入土安息的人从家里带来的肃穆和寂静。我们脱下帽站在那里时，我听到教士说：“主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他的声音在露天里听来似乎很奇特，但非常清晰明了。接着，我听到了呜咽声，然后我看到旁观者中那位善良忠心的仆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中，我最爱的是她；我那幼小的心中坚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做得好。”

在那一小群人中，有许多我熟悉的面孔，有我在教堂里看来看去时认识的面孔，有当年看到我母亲如鲜花初放时来到这村里时的面孔，可我并不在意这些面孔——除了我的悲痛，我什么也不在意——但我看到了这些并认识这些，我甚至看到我背后很远处站着的明妮，以及她朝她那离我很近的情人飞送的眼风。

一切结束了，土填进去了，我们散开回去了。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住宅，那么漂亮，依然如旧，可在我年轻的心里，它和已失去的是联系得那么密切。于是它使我悲从中来，与它唤起的悲痛相比，我一切其它的悲痛都不算什么了。可是，他们扶着我往前走。齐力普先生对我说话，到家后，他又拿给我一点水喝，我向他告辞回我的卧室去时，他那么温柔地和我分手就像女人一样。

正如我说的，这一切宛如在昨天发生的一样。而后来的许多事已飘往彼岸，将来，一切被忘却的事都会在那里重现，可是这一件事会像一块巨大的岩石站立在大海中。

我知道皮果提会到我房里来。当时那种安息日的寂静于我们俩都很合适（那一天那么像星期天！我已经忘了）。她坐在我小床上，紧靠着我，抓住我的手，时而把我的手放到她唇边，时而用她的手来抚摸，仿佛是在照顾我那小弟弟一样。

她按她的方式，把她不得不说的所发生的事告诉我。

“她一直不舒坦，”皮果提说，“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这样。她心神不定，也不快活。那小毛头生下来时，我以为她会好起来了。可她更虚弱了，一天比一天差。小毛头出生前，她总喜欢一个人坐在那儿哭；小毛头出生后，她总轻轻对着他唱——唱得好轻，有一次我听到后都觉得那是天上的声音，是正在飘着远去的声音。

“我觉得她近来变得更胆小、更担惊受吓了；一句粗暴的话于她就像一记拳头。可她在我眼里还是那样，在她那傻乎乎的皮果提眼里，她永远也不会改变；我那可爱的小姑娘是不会改变的。”

说到这里，皮果提停了下来，轻轻拍子拍我的手。

“我最后一次看到老样子的她是在那一晚，是你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亲爱的。你回学校去的那天，她对我说：‘我再也不会见到我亲爱的宝贝了。’不知为什么我知道这事，这是真话，我知道。

“打那以后，她老想打起精神，每当他们说她没思想、不操心时，她总强打精神，但已没用了。告诉我的那话，她从来没对她丈夫说过——她不敢对任何人说那事——直到一天夜里，也就是那事发生前一个多星期，她才对我说：‘我亲爱的，我想我要死了。’

“‘现在我心里轻松了，皮果提’，那天夜里我扶她上床时她说，‘他会越来越相信了，可怜的家伙，在离到头不多的日子里他会一日比一日更相信了；然后一切都成为过去。我累极了。假如这是睡眠，那么在我睡眠时坐在我一旁吧，别离开我。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吧！上帝看顾保护我那没有父亲的孩子吧！’

“那以后，我就没离开过她，”皮果提说，“她常和楼下的那两位说话——因为她爱他们，不爱她周围的人她就受不了——不过，他们从她床边走开后，她总转向我，好像哪儿有皮果提哪儿才能安息，否则她没法睡着。

“在最后那晚，她在夜里吻了我，并说：‘如果我的婴儿也死了，皮果提，请叫他们把他放在我怀里，把我们埋在一起。’（这都照办了，因为那可怜的小羔羊只比她多活了一天。）她还说：‘让我那最亲爱的儿子送我们去我们的安息地吧，并告诉他，他的母亲曾躺在这里为他祝福过，不只一次，而是一千次。’”

又是一阵沉默，她又轻轻拍拍我的手。

“那天夜里很晚了，”皮果提又说；“她向我要点喝的。她喝过后，朝我那么温顺地微笑，多可爱！——多美啊！

“天亮了，太阳正在升起，这时她对我说，科波菲尔先生过去对她多仁慈，多体贴，他多么容忍她，当她怀疑自己时，他告诉她说一颗爱心比智慧更好、更有力，在她心中他是一个幸福的人。‘皮果提，我亲爱的，’她又说道，‘让我挨你更近些吧，’因为她很虚弱了。‘把你那好胳膊放在我脖子下吧，’她说，‘让我把脸转向你，你的脸离我太远了，我要挨近你的脸。’我照她说的办了；哦，卫卫！我第一次和你分手时说的话可真应验了，这时候到了——我说过她喜欢把她那可怜的头放在她那笨头笨脑又坏脾性的皮果提怀里——她就这么死了，像一个睡着了的孩子一样！”

皮果提的叙述就这么结束了。从听到母亲的死讯那一会儿起，她后来这几年的印象已从我心中消失了。从那一会儿起，我所能记起的母亲就是我最早印象中的她——常把亮亮的卷发绕在手指上，常在黄昏时和我在客厅里跳舞。皮果提所告诉我的一切，不但没让我重记起后来这几年的她，反越发使我早年印象中的她在我心中生下根来。这也许很奇怪，但却是千真万确。她死后飞回她那平静安宁，无烦无恼的青春中去了，其它的一切全被抹去了。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是我孩提时期的母亲；她怀中那小人（就像我也曾躺在她怀中一样）和她一起长眠了，那是我。

第十章　我受到冷落，我成了孤儿

沉郁的出殡日子过去了，光线自由地照进那住宅时，默德斯通小姐处理的第一件事物就是告诉皮果提一个月后走人。虽然皮果提不喜欢这份活计，可我相信，为了我，她宁愿舍弃世上最好的工作来保住这一份。她告诉我，我们必须分开了，也告诉了我为什么要这样；于是我们十分真诚地互相安慰。

至于我和我的前程，从没有被提起，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为。据我猜想，如果我也能用提前一个月的预告被打发走的话，他们也会很欣慰的。有一次，我鼓足了勇气问默德斯通小姐什么时候我回校，她冷冷地说她相信我根本不用回校了。她再也没告诉我别的。我心急如焚地想知道要把我怎么办，皮果提也和我一样，可我俩谁也得不到半点消息。

我的处境有了变化。虽然这变化使我眼下不再那样不安了，但如果我有能力思考的话会对我的前景更不安。这变化是这样的——以往对我的约束全解除了。我不仅不用再呆在客厅守着那乏味的岗位，有时我坐在那儿，默德斯通小姐还对我皱眉头，要我走开。再也没有对我警告说不得和皮果提在一起了，假如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就根本没人要找我或问起我。一开始的日子里，我还天天都怕又要由他来着手教育我，可不久我就想这种怕是没由来的，我所能预料的就是会被冷落。

当时我还并不认为这一发现会给我很多痛苦。我仍由于母亲之死的剧变而神魂迷离，处于对其它事漠然的状态中。我记得，的的确确，我曾突发奇想，考虑到下面种种情形的可能：我再也受不到什么教育，也得不到照顾；我成了一个潦倒、俗气又终日不快的汉子，在乡下过着平庸的日子；也可能我会摆脱这种境况，像一个故事里的英雄那样，去什么地方闯天下。不过，这一切都是稍瞬既逝的幻象，是我有时坐着看到的白日梦境，它们像淡淡画在或写在我卧室的墙上，一旦逝去，墙上仍是空白一片。

“皮果提”，一天夜里，我在厨房的火炉前暖手时我心里重重地低声说道，“默德斯通先生比先前更不喜欢我了。他一直就没怎么喜欢过我，皮果提；不过现在他只要有办法，他连见我都不愿意了。”

“也许他太伤心了。”皮果提抚摸着我的头发说。

“我敢说，皮果提，我也很伤心。如果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伤心，我就根本不那么想了。不过不是那回事；哦，不，不是那回事。”

“您怎么知道不是那回事呢？”皮果提沉默了一会后说。

“他伤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当他和默德斯通小姐一起坐在火炉边时他很伤心，可是如果我一走进去，皮果提，他就是另一种情形了。”

“他就怎么样呢？”

“生气，”我答道，不觉摹仿他那样阴冷冷地皱眉头，“如果他只是伤心，他就不会那么样地看着我了。我只是伤心，可伤心使我变得更和善。”

皮果提有一小阵儿什么也不说；我烤着手，也像她一样一声不吭。

“卫卫，”她终于开口道。

“什么事，皮果提？”

“我亲爱的，我试了各种办法——一句话，一切现成的办法，一切没有过的办法——想在这儿，在布兰德斯通找一个合适的活计，可就找不到。”

“你想干什么呢，皮果提？”我沉思着说，“你想去碰碰运气吗？”

“我想我只有去雅茅斯了，”皮果提答道，“而且在那里住下。”

“我还以为你要去更远的地方呢，”我这时觉得好受些了，“而且再也看不到你了呢。我不时会去看你，我亲爱的老皮果提。你不会去世界的另一头吧，是不是？”

“不会的，上帝保佑！”皮果提非常激动地说，“只要你在这儿，我的宝贝，我活着就每个星期来看你。每个星期一定有一天来看你，只要我活着！”

听到这承诺，我觉得心头一大重负释去了，不过这还没完，因为皮果提又继续道：

“我要走了，卫卫，你知道，我先去我哥哥家，再住上两个星期——让我有时间考虑一下，回过神来。瞧，我一直想，也许由于他们眼下不想看到你在这里，会让你和我一起去呢。”

除了和身边诸人的关系有所改变（皮果提不属此例），如果还有什么能在当时让我稍稍感到点快乐，就是这个主意了。想到身边又会有那些显出是欢迎我的诚实面孔；重享甜美的星期天早上之宁静——钟声响起，小石头被扔进水里，影影绰绰的船破雾而驶；可以和小爱米丽游来逛去，向她倾诉我的烦恼，在海滩上的贝壳和小石子上寻找可以消除这些烦恼的符咒。想到以上种种，我心中感到一种平静。但很快，又为默德斯通小姐是否会允许我去而心乱；不过，这怀疑也不久就消除了，因为我们还在谈话时，正逢她来储藏室从事晚间搜索，于是皮果提就在当时令我吃惊的勇敢地谈到了这一话题。

“这孩子在那儿会变得懒惰的，”默德斯通小姐仔细审视着一个泡菜坛时说，“懒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过，依我看来，他就是在这儿——或在任何地方——也会变懒惰的，这是必然的。”

我看出皮果提已准备好作一番愤怒回去，但为了我着想，她强咽下那回答，保持沉默。

“唉！”默德斯通小姐眼睛仍盯着泡菜坛说；“我弟弟不应受扰或被弄得不舒服，这是至关重要的，比一切都重要。我想，我还是答允了好。”

我向她致谢，不流露半分高兴，生怕这一来会使她收回的答允。当她视线离开泡菜坛而转向我时，那眼神是那么酸溜溜的，好像她的眼睛已汲取坛里的东西一样，我不禁认为我上述的顾虑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这答允给了后就没收回；

那个月过完后，皮果提和我已做好离开的准备。

巴吉斯先生进到住宅里来提皮果提的箱子。以前，我从没见他走进花园的门，现在他第一次走进了住宅。他扛起最大的箱子走出去时，对我看了一眼，我觉得如果巴吉斯的脸上可以流露什么意义的话，那一眼里就有意义。

皮果提离开这么多年来她把它当作她自己家的地方，离开形成了她生命中两大依恋（我母亲和我）的地方，当然心绪不快。她很早就去了墓场，在那儿徘徊。她上车后，用手帕捂着眼睛坐下。

她没放下手帕时，巴吉斯先生也死板板的。他态度如常地坐在老地方，像一个填了芯的大人偶像。可是当皮果提开始打量四周时并和我说话了，他也有几次点点头、龇牙笑笑。

我压根不明白他是对谁这么做，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今天天气好极了，巴吉斯先生！”我出于礼貌这么说。

“不坏，”巴吉斯先生说，他说话小心，几乎从不让人明白他的心思。

“皮果提现在很舒服了，巴吉斯先生。”我这么说意在让他高兴。

“是吗，呃？”巴吉斯先生说道。

巴吉斯先生想了想，又很乖巧地瞟了皮果提一眼后说：

“你真的很舒服了吗？”

皮果提笑着作了肯定的回答。

“千真万确，你知道，是真的吗？”巴吉斯先生从座位上向她挪近了点，并用胳膊肘碰碰她，“真的吗？千真万确很舒服了吗？是吗？呃？”他每问一句，就朝她挪近一点，又碰她一下；于是最后我们被挤到车厢左角落里，我被挤得受不住了。

皮果提叫他注意到我的痛苦，巴吉斯先生立刻多给了我一点点空间，并一点点退回去。可我不能不看出，他似乎认为他已发明了一种奇妙的方法，这方法可以用一种简洁、如意、有力地方式把他的心思表达出来，而省去找话谈的不便。显然他为这暗笑了一些时候。渐渐地，他又转向皮果提，反复问：“你真的很舒服吗，呃？”并又像先前那样进攻我们，直到我几乎被挤得透不过气来，这才又退回。就这样，他一次次用同样的话和方式进攻，结果总一样。后来，我一见他挤过来，就连忙起身站到踏板上，假装看风景，这样我才没被再挤着。

他那么客气，为了我们而停在一家酒店前，请我们吃烤羊肉、喝啤酒。皮果提喝啤酒时，他又那么多动作，几乎让她呛住了。不过，当我们快接近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时，他要做的事多，没那么多时间调情了；当走到雅茅斯的路上时，我感觉得到我们都被颠得好苦，没什么闲情来做别的事了。

皮果提先生和汉姆在老地方等我们。他们很亲热地迎接皮果提和我，也和巴吉斯先生握了手。巴吉斯先生的帽子戴到后脑勺上了，从脸到腿都露出忸怩不安，我觉得他看上去一副呆模样。他们俩一人提起皮果提的一只箱子，我们正要离开时，巴吉斯先生煞有介事地用手指向我示意，要我去一个拱门下。

我说，“巴吉斯先生，事情还顺哪。”

我抬头仔细看他的脸，装出意味深长地说：“哦！”

“事还没完呢，”巴吉斯先生点点头神秘兮兮地说，“事情还顺哪。”

我又答道：“哦？”

“你知道谁愿意的吗？”我的朋友说，“是巴吉斯愿意。只有巴吉斯愿意呀。”

我点头同意。

“事情还顺呢，”巴吉斯握着手说，“我是你的朋友。是你首先让事情进行得顺利的。事情还顺哪。”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巴吉斯先生却极其神秘兮兮了，要不是皮果提叫我走，我准会站在那儿盯住他的脸看上一个小时，我敢说那样的话我能从他的脸上所得到的信息，准和从一个停了摆的钟面上所得的一样多。我们走路时，皮果提问我他说了些什么，我告诉她，他说的是事情还顺哪。

“他还那么厚脸皮，”皮果提说，“不过，我不在意！卫卫，亲爱的，如果我想要结婚，你会怎么看呢？”

“哦——我想，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喜欢我吧，皮果提？”我想了想答道。

这个心灵善良的人竟当时就停了下来，就在那儿搂住我，就她那永不变的爱心做了许多允诺，连街上的行人和她走在前面的亲戚也大为吃惊。

“告诉我，你要说什么，亲爱的？”当结束了那番动作后，我们又往前走时，我问道。

“如果你想嫁给——巴吉斯先生，皮果提？”

“是的，”皮果提说。

“我想那是件好事。因为那一来，你知道，皮果提，你就随时有马有车载你来看我，又不用花一个钱，还肯定能来。”

“这宝贝多有见识呀！”皮果提叫道，“这正是我一个月前所想的！对，我的好宝贝，我想我就更不用依靠别人了，你知道，还不用说我在自己的家里做事比在别人家做事更快活。我也不知道，如果现在给一个生人做仆人，我还适合干什么了。而且，我就永远挨我那美人的墓地很近了，”皮果提沉思着说，“我想去看时就可以去；等到我也躺下休息时，我可以躺到离我那可爱的女孩不远的地方！”

有一会儿，我俩都什么也没说。

“不过，如果我的卫卫反对我结婚，”皮果提高兴地说，“我就再也不想这事了——哪怕在教堂里被问上三十个三次，哪怕我口袋中的戒指烂掉，我也不会去想一想了。”

“看着我，皮果提，”我答道，“就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喜欢、真的愿意了！”的确我打心眼里喜欢，打心眼里愿意。

“好吧，我的心肝，”皮果提紧紧把我搂住说，“我已经日夜想过这事，从各个方面想，我希望能做得对；不过我还要再想想，并和我哥哥谈谈这事，同时我们也别把这告诉别人，卫卫，就你我知道。巴吉斯是个心地好的老实人，”皮果提说，“如果我在他身边尽责，如果我不——如果我不‘真的很舒服’，我相信那错准在于我，”皮果提说着诚恳地笑了起来。

这一句引自巴吉斯先生说过的话真是太妙了，太让我们俩开心了，我们笑了又笑，当皮果提先生的小屋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都很高兴。

小屋依然如旧，但在我眼里好像被缩小了些一样，高米芝太太又在门口迎接我们，就像上次分手后她一直站在那里一样；屋里一切也同前没两样，连我卧室里蓝杯子里的海草都还是那样。我走进外面那间屋，往四周看，还是在那个老角落里，那些怀有钳夹住全世界抱负的龙虾，螃蟹和大海虾仍那样纠结在一起。

可是没看见小爱米丽，于是我问皮果提先生，她在哪儿。

“她在学校里呢，少爷，”皮果提先生一边擦着额前因搬皮果提的箱子流出的汗，一边说道，“还有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她就要回来了，”他看着那个荷兰钟说，“我们大家都想念她呢，保佑她吧！”

高米芝太太呻吟开了。

“打起劲头来，老妈妈！”皮果提先生叫着说。

“我比谁都想念她，”高米芝太太说，“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只有她几乎是从没和我过不去的。”

高米芝太太一面哭，一面摇着头，仔仔细细地去吹火。她那么做时，皮果提先生朝周围的我们看看，用手掩着嘴小声说：“老头子！”这一下使我确信：我上次来过这里后，高米芝太太的心情没好转半分。

嘿，这整个地方是，或一向这样，和先前一样愉快的一个地方，不过给我印象却不同了。我觉得我对它很失望。也许，这是因为小爱米丽不在家吧。我知道她从哪条路回家，便马上沿路去碰她。

不久，远处就出现了一个身影，我马上就知道那是小爱米丽，她的个子还是个小人儿，虽说她已经长大了。当她走近时，我看到她的蓝眼睛似乎更蓝了，长着小酒涡的脸也更光彩照人了，她整个人都似乎更好看、更美了。我生出一种很奇特的感觉，这感觉使我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装出在望远方别的什么那样走过去。我没搞错的话，后来我也干过这样的事。

小爱米丽对这一点也不在意。她明明看清了我，却不但不回头在我后面喊我，反笑着跑开了。这一来，我只好去追她。她跑得可真快，直到快到小屋了，我才抓到她。

“哦，是你呀，是吗？”小爱米丽说。

“啊哈，你知道是谁了，爱米丽，”我说。

“那么你不知道是谁吗？”爱米丽说。我正要去吻她，她却捂住她的樱唇，说她不再是小孩了，并比先前笑得更开心地跑进了屋。

她好像喜欢逗我，这一变化使我奇怪。茶桌已摆好，我们的小柜子放在老地方，可她不过来坐在我身边，反而去和那个老在埋怨不已的高米芝太太做伴。皮果提先生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把头发披下盖住脸，一个劲笑。

“一只小猫咪，真是！”皮果提先生用他那大手拍拍爱米丽说。

“哦，真是的！真是的！”汉姆叫道，“卫少爷朋友，她真是的！”他心怀赞美和欢喜地坐在那里对她笑了一会，那心情使他的脸红得像团火。

事实上，小爱米丽被大家宠坏了；皮果提先生最宠她，只要她跑到跟前把小脸贴在他乱糟糟的大胡子上，她就可以把他哄得做任何事。至少我看到她这么做时持这种想法。我认为皮果提先生没错。不过，她是那么热情，那么好性情，讨人喜欢的举止中显出又有心计又害羞的样子，这使我比以前更为她着迷了。

她心肠也很软，喝完茶坐到火炉边后，皮果提先生吸着大烟斗讲到我的不幸，她就眼泪汪汪了。她坐在桌子那边那样柔和地看着我，使我觉得好感激。

“啊！”皮果提先生说，他捧起她的卷发，让它们像水一样从他手里流过，“这儿还有一个孤儿，你知道，先生。这里，”他用手背敲敲汉姆的胸膛说，“又是一个，虽然他一点也不像是的。”

“如果我能有你做我的监护人，皮果提先生，”我说着摇摇头，“我相信我也不会觉得像个孤儿呢。”

“说得好，卫少爷！”汉姆开心地叫道，“哗哇！说得好！你也不会觉得像个孤儿了。荷！荷！”——说到这里，他也用手背敲敲皮果提先生，小爱米丽站起来亲了皮果提先生。

“你的朋友好吗，先生？”皮果提先生对我说。

“斯梯福兹吗？”我说道。

“正是这个名字！”皮果提先生转身对汉姆说，“我知道这名字跟咱们干的这一行有点关系。”

“你以前说是路得福特。”汉姆笑着说。

“是吗？”皮果提先生反驳道，“行船靠舵①，是不是？差不离呢。他好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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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teevforth（斯梯福兹）和“steerwitharudder”的意思相近。

“我离开时，他很好，皮果提先生。”

“那是个朋友！”皮果提先生伸出烟斗说，“如果你说到朋友，那就是个朋友！嘿，上帝呀，看看他也是种眼福呢！”

“他很英俊，是吧？”我说，这时我也因为这称赞而心热了。

“英俊！”皮果提先生叫道，“他站在你跟前就像——像——嘿，我也不知道他站在你跟前像什么。他真勇敢！”

“是啊！他性格正是这样，”我说，“他勇敢得像狮子一样，你想不出他有多坦率，皮果提先生。”

“我真地认为呢，”皮果提先生隔着他烟斗喷出的烟雾看着我说：“说到书上的学问，他也比谁都强。”

“是的，”我兴冲冲地说，“他什么都知道。他聪明至极。”

“那是个朋友！”皮果提先生严肃地摆摆脑袋低声说道。

“似乎没什么可以难倒他，”我说，“无论什么事，他看一下就明白了。他一直是最好的板球手。下棋时，他可以随你的要求让你子，但最后还是不费力气就赢了你。”

皮果提先生又摆摆脑袋，好像说“他当然可以。”

“他是那么棒的演说家，”我继续说，“他可以把任何人都说服。如果你听到他唱歌的话，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了，皮果提先生。”

皮果提先生又摆摆脑袋，似乎说：“我毫不怀疑。”

“而且他是那么一个慷慨、优秀、高尚的人。”我说道，自己也对这个热衷的话题十分着迷，“几乎没法说完他的优秀之处来。他那么仗义地保护学校里比他小那么多、低那么多的我，我可以说我怎么也感谢不尽他。”

我一面洋洋洒洒地说，一面注意看小爱米丽的脸。小爱米丽脸俯向桌子，很注意地听，连呼吸也屏住，她的蓝眼睛像宝石一样明亮，双颊变得红通通的。她那样子实在又诚挚又漂亮，令我惊奇得停了下来。大家也都同时看着她，我停下来，他们都看着她笑。

“爱米丽跟我一样，”皮果提说，“也想要见见他呢。”

爱米丽被我们大家看得发慌，低下了头，脸刷一下全红了。她从垂下的卷发缝隙中向上看看，发现我们全都依然看着她（我想我也在其中，我可以一连看她几个小时），就跑开了，几乎一直躲到上床的时候。

我躺在船尾的先前那张小床上，风还像过去那样哀哀地叹息着吹过海滩。可现在，我不禁想象它在为那些死者叹息；现在我不觉得海会在夜里翻腾起把这只船卷走，却想到自上次听到那声音后，海翻腾起来，淹没了我那幸福的家。我在祷告时加上了一句，祈求我长大后可以娶爱米丽，就这样我怀着满满的爱入睡日子大体像从前那样地过去了，不过——这是很明显的不同——现在小爱米丽很少和我去海滩玩了。她要做功课，还要做针线活，每天有一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不过，就算她不这样，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一起玩了。爱米丽热诚，抱着许多幼稚的大胆幻想，可是比我所想的更像一个小大人。在这一年多来，她似乎和我疏远了。她喜欢我，不过她取笑我，让我苦恼。我去接她时，她却从另一条路上偷偷回家，当我失望地回家时，她就在门口笑，最美好的时光是她安安静静坐在门口做功课，我就坐在她脚旁的台阶上给她读书。而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从没见过在那些明媚的四月下午所见的那种阳光，从没见过在那旧船的门口我一度常见到的那个快乐的小人儿，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天空、那样的水、那样驶进金色空气中闪着金光的船只。

我们到后的第一个夜晚，巴吉斯先生就来了，木呆呆地神气，带着用手巾抱起的一包桔子。由于他对这包东西没提及一点，以至他走后大家认为是他忘在这里了，直到追去还他的汉姆回来，才知道这是给皮果提的。打那以后，他每晚都在那个时刻准时出现，并总拿一个小包，对这小包他也从不做任何说明，一如既往放在门后，留在那里。这些表示爱情的礼物种类多样，且稀奇古怪。我记得它们中有两对猪蹄，一只大针插，约摸半桶苹果，一对黑玉耳环，一些西班牙葱头，一盒骨牌，一只金丝雀和一只鸟笼，一条腌猪腿我记得，巴吉斯先生的求爱也一直很奇特。他很少说什么，而是像坐在车上那样坐在火炉边，两眼呆呆瞪着皮果提，一天晚上——据我猜想他准是动情了——他一下把她留着搽线的蜡烛头抢了过去，放到他背心口袋里带走了。从此，每当她需要这玩艺时，他就把那半融而粘在他口袋布上的蜡烛头掏出来，那玩艺被用了后，他又揣回去，他似乎以此为乐了。他看上去真是称心，一点也没感到有什么必要说话。我确信，就是他带着皮果提去海滩散步，他也以时不时问她是不是很舒服为满足，而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安。我记得，他走后，有几次皮果提都把围裙拉着蒙住脸笑上半个小时。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多少觉得有些开心，只有可怜的高米芝太太除外。她当时的爱情生活似乎和这完全一样，眼前这一切不断使她想起了她的老头子。

当我的客居快到头时，终于公布了皮果提和巴吉斯先生要一起去度假的消息，小爱米丽和我陪他们一起去。想到第二天将整天和爱米丽一起有多快活，我那天晚上就不时醒来。我们早晨按时起床，我们还在吃早饭呢，远处就出现了巴吉斯先生，他赶着马车直冲他的心上人驶来。

皮果提一身日常打扮，仍穿着那身整洁朴素的丧服，巴吉斯先生却光采照人地穿着一件新的蓝外套，那裁缝把那衣的尺寸量得太好了，以至那袖口可以使他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也不需戴上手套了，那条硬硬的衣领高耸得让他的头发全竖立到头顶上了。那铮亮的纽扣也是最大号的，再加上褐色裤子和黄色背心，巴吉斯先生在我眼里成了一个体面不凡的人物了。

我们都在门外手忙脚乱时，我看见皮果提先生准备了一只旧鞋用来扔在我们身后以求吉利，他把这只鞋交给高米芝太太来扔。

“不，最好由别的什么人做这事吧，丹，”高米芝太太说，“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只要会使我想到命不苦的人的事都不适合我做。”

“来，来，老小孩！”皮果提先生叫道，“拿起它，扔出去！”

“不，丹，”高米芝太太哭着摇头答道，“如果我没这么多感触，我可以多干些活。你不像我这么多愁善感，丹；没什么和你过不去的，你也不和什么过不去，最好还是你来干这事。”

可这时皮果提已匆匆挨个儿吻过大家了，她和我们都上了车（爱米丽和我并排坐在两张小椅子上），她在车上大声叫高米芝太太一定要这样做。于是，高米芝太太就照办了。说来也真遗憾，她让我们这过节一样的出游扫了兴致，因为她马上就哭开了，扑到汉姆的怀里说她知道她是一个包袱，最好把她送到济贫院去。我打心眼里相信这话很有道理，汉姆应该马上照办。

我们仍然去进行度假旅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一座教堂前停下，巴吉斯先生把马拴在栏干上，就和皮果提进了教堂，而把我和小爱米丽留在车上。我乘这机会搂住小爱米丽的腰，提议我们应当决心相亲相爱、快快乐乐过一整天，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了。小爱米丽答应了，并让我吻她，于是我忘乎一切了。我记得我告诉她说，我永远不能爱别人，我准备杀死任何向她求爱的人。

对于我的话，小爱米丽笑得多开心啊！那小仙女带着好像比我大许多、聪明许多的骄傲神气地说我是个“傻孩子”，说罢又那么开心地笑，她笑得那么可爱，我看到她开心竟忘了自己被她唤作那个名字感到受辱的痛苦。

巴吉斯先生和皮果提在教堂中待了很久，但终于出来了，于是我们赶到了乡下。在路上，巴吉斯先生转向我并使了个眼色——顺便说上一句，我在那之前可从没想到他居然会使眼色呢——并说：

“我过去写在车上的名字是什么？”

“克拉拉·皮果提。”我答道。

“如果这儿有个车篷，现在我该怎么写那名字呢？”

“还是克拉拉·皮果提？”我建议道。

“克拉拉·皮果提·巴吉斯！”他答道，接着大声笑得马车都被震动了。

总之，他们结婚了。他们去教堂正是为了这事。皮果提决定悄悄静静地举行婚礼，没有任何人观礼，只有牧师做主婚人。巴吉斯先生猛一下把他们的结婚消息向我们宣告时，皮果提有点慌乱，一个劲地搂我挤我以示她对我的爱不会有半点受损。但不久她就平静了，并说她为这总算过去了而高兴。

我们驱车来到一条支道上的一家小旅店里，那儿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在那儿舒舒服服吃了午饭，很称心地过了这一天。就算皮果提在过去的这十年里每天结次婚，她也不见得会像此刻那样把这看得稀松平常；结婚并没改变她什么，她仍完全和婚前一样：喝茶之前，她带着小爱米丽和我去外面散步，巴吉斯先生则很有哲学家风度地吸着烟斗，我猜想他是快乐地沉浸在对幸福的遐想中了。如果此话不错，那这番遐想使他胃口大开，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吃午饭时吃了好多猪肉和青菜，还把一只鸡啃得干干净净，但喝茶时他仍兴冲冲地吃了不少煮咸肉，他吃了这么多还没事一样。

从那时起，我常常想，那婚礼多奇特、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同寻常！天黑不久，我们又上了车，望着星星，谈着星星，自在惬意地回家去。我成为他们的主要讲解人，让巴吉斯先生大长了见识。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他对我告诉他的一切都坚信不疑。由于对我怀着深深敬意，他当时就当我面对他妻子说我是个“年轻的洛休斯”，我想他是想说天才儿童吧。

我们把星星这话题耗尽后（或者说我把巴吉斯先生的神智耗尽后）。小爱米丽和我就用一块旧包袱包把我俩包裹起来，披着它一直坐回家。哦，我多爱她！如果我们结了婚，不管去了什么地方，能生活在树林和田野中，永不长大，永不世故，永远是小孩，手拉着手在阳光和盛开着鲜花的草地上走来走去，夜来就睡在青苔上进入纯净安宁的睡乡，死后由鸟儿来埋葬，那是多幸福啊（我想）！一路上，我心中一直怀有这样的画面：这画面上没有现实的世界，却由我们的天真之光照耀得明如远星那样绰约迷离。至今想到小爱米丽和我对皮果提的婚事怀着那么纯洁的两颗心，我都好高兴。想到众爱神和众快乐之神使那场婚事进行得朴实又快乐，我都好开心。

喏，很晚了，我们这时又来到那条旧船前了；巴吉斯先生和太太对我们道完再见就快乐地往他们自己的家赶去了。那时，我第一次觉得我失去了皮果提。如果不是和小爱米丽同在一个屋顶下，我一定会心痛如裂地去睡的。

皮果提先生和汉姆对我的心思了解得清清楚楚，便用宵夜和他们那好客的热情来设法驱去我的痛苦。小爱米丽走过来，挨着我坐在柜子上，我那次客居期间她就这样做了这一次；这的确是个奇妙日子的奇妙收场。

那正是晚潮期。我们上床不久，皮果提先生和汉姆就去捕鱼了。一个人被留在那孤零零的房子里做爱米丽和高米芝太太的保护人，我勇气十足，巴不得有一头狮子或一条蛇或任何恶毒的妖怪来进犯，我可以打败它，从而获得荣耀。可是那一夜没有那类东西在雅茅斯的海滩上游荡；我只好自己尽最大可能提供最佳代替它的玩艺，因此我一直到早上还在做有关毒龙的梦。

皮果提和晨光同时出现；她还是那样在我的窗下叫我，好像那车夫巴吉斯先生也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梦而已。早饭后，她带我去她自己的家，那是个精致的小家。那里所有的可动产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客厅里一个黑木旧书柜，它有一块缩进去的顶板，抽出来打开放下就是张书桌了。它里面放有一部四开大本的由福克斯著的《殉道者行传》。我马上发现了这本宝书（我现在连里面的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并马上就攻读起来；以后我只要来到这里，总要跪到一张椅子上，打开装有那宝书的柜子，把胳膊伸到桌上，把这书从头认真读读。恐怕引我入胜的主要是那许许多多令人心惊胆颤的恐怖图画。不过，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在我心中，殉道者和皮果提的房子就分不开了。

就在这天，我告别了皮果提先生、汉姆、高米芝太太和小爱米丽。在皮果提家的一间小屋里宿夜。那小屋的床头架上放着那本鳄鱼的书，皮果提说那小屋永远是我的，永远会为我保持原样。

“不管年轻还是衰老，亲爱的卫卫，只要我活着，我住在这屋顶下，”皮果提说，“你就会发现它像我随时等你来的样子。我会每天收拾它，就像过去收拾你从前那小房间一样，我亲爱的；就算你去中国，你在外边的日子里也可以一直想到它还是保持原样呢。”

我打心底里能感受到亲爱的老保姆的真诚和忠实，尽我所能地向她表示感谢，可是一切并不是那么尽人意，因为那天早上她搂着我脖子说这些话，而我就要在那天早上回家，就要在那天早上和她及巴吉斯先生坐车回家。在大门口，他们难舍难分地离开了我。眼见着车走了，载走了皮果提而把我留在那些老榆树下看着那幢房子，看那幢里面再没有一张表现出爱心或欢喜来看我的脸的房子，那是种非常奇怪的景象。

我便落得被冷落了，那情景我一回想起就不能不伤心。我立刻陷入孤零零的境况——没有友爱的关注，没有同龄孩子为伍，除了自己无精打彩地想来想去，没任何可以相伴——

我此刻写作时，那境况似乎还向这纸上投下了阴影。

我宁愿被送进有史以来最严历的学校！——不论在哪，不论怎样，也还能教点什么！可我看不到有丝毫这种可能。他们讨厌我，他们阴沉沉地、不断地、冷酷地冷落我。我想，默德斯通先生当时在经济方面有些困难，不过这并没有什么相干。他容不得我；我深信他竭力想把我打发掉并推掉他对我负的责任——他干成了！

我并没受到明显的虐待——没挨打，没挨饿，但我所受的伤害并没有减少变轻。我受到的是有系统的、无人情可言的伤害。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我被冷酷地冷落。想起这时，我有时想不知一旦我病了，他们会怎么样；是不是会任我躺在冷清的屋里，一如既往地孤独、憔悴，是不是会有人把我从那儿救出去呢。

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家时，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不在时，我就自餐自饮。我可以随意在住宅附近走来走去，他们只是妒忌我结交什么朋友，也许他们认为，我交了什么朋友就会对这人诉苦了。为了这原因，尽管齐力普先生常请我去看他（他是个鳏夫，他那位娇小而长着浅色头发的太太在几年前就去世了；在我想来，他太太总和一只灰蒙蒙的三色猫联系在一起），让我在他那外科诊室里过一个下午，读我从没读过而发出药香的一些书，或在他温和的指导下在一个药钵里擂捣点什么，我还是很少有这份幸福的享受。

为了同样理由，无疑还加上他们从前对皮果提的仇恨，他们几乎就不许我去看她。皮果提信守她的应许，每星期都来看我，或在附近什么地方与我相会，而且她从没空手来过。但是我因为请求去她家去看她而受拒绝，这样的失望于我太多也太苦。只有很少几次，经过很长一段间隔后，我才被许可去那里！于是我发现巴吉斯先生有那么点算个小气鬼，或是像皮果提说的是“有点小心眼。”他把很多钱藏在他床下的箱子里，却诳称那里面只有衣和裤。他的钱财在这个金库被收藏得好不隐蔽严实，想要出一个小钱也得花心思来哄骗；因此，为了每个星期六的开销，皮果提准备的那长而周密的计划比得上政治阴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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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Gunpowderplot，指17世纪时，弗克斯等人为报复当时英国政府对天主教的迫害，阴谋乘国会开会时炸死英王詹姆士一世。（译者注）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感到希望破灭和完全彻底地被冷落，如果没有那些旧书，我一定会十分苦恼了，对此我毫不怀疑。那些书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忠于它们有如它们忠于我一样，我反复读这些书，不知读了多少遍。

这时，我生命中又一阶段正在向我走近。只要我还能记起什么，我就不会忘记那个阶段。对于那一阶段的回忆常常不由我去想就涌现我面前。像鬼魂一样，纷扰了我的快乐时光。

一天，带着由我那种生活酿成的无精打采和默默思考的神情，我到外面什么地方转了一圈，就在快到我们房子的一个巷口拐角处，我碰到正和一个先生走来的默德斯通先生。我心慌意乱，正要从他们身边溜走时，那先生叫道：

“哦！布鲁克斯！”

“不，先生，是大卫·科波菲尔，”我说。

“别指教我。你就是布鲁克斯。”那人说，“你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就是你的名字。”

听到这话，我更仔细地端详这人。我记起了他的笑声，我知道他就是奎宁先生，以前——我毋需记起那是什么时候——我曾和默德斯通先生去罗斯托夫特看过他。

“你过得怎么样，在哪受教育，布鲁克斯？”奎宁先生道。

他已经把手放在我肩上，让我转过身来和他们一起走。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犹豫地看了看默德斯通先生。

“现在他呆在家里，”默德斯通先生说，“他没在任何地方受教育。我不知道把他怎么办好。他是个麻烦。”

和旧日一样阴冷险恶的眼光又落在我身上停了一会；然后他皱皱眉，眼光暗下去转向别处。

“嗯！”奎宁先生说着看看我们两人——我觉得是这样——“好天气呀！”

接着谁也没说话，我在想怎么才能把肩膀从他手里挣脱然后走开，这时他说道：

“我想你是个挺机灵的家伙吧？呃，布鲁克斯？”

“嘿！他够机灵了，”默德斯通先生很不耐烦地说，“你最好让他走。他不会为麻烦了你而感谢你的。”

听到这暗示，奎宁先生放了我，我便急忙往家走。转到前面花园的门口时，我朝后看，只见默德斯通先生靠着墓场的柱门，奎宁先生在对他谈话。他俩都在我身后看着我，我觉得他们在说我什么。

那天夜里，奎宁先生宿在我们的住宅里。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推开椅子，往屋外走去时，默德斯通先生把我叫了回来。他一脸严肃地走到另一张桌前，而他姐姐就坐在她的那张书桌边。奎宁先生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看窗外；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大家。

“大卫，”默德斯通先生说，“对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

——“你就是那样的，”他姐姐补充道。

“珍·默德斯通，请让我来说。我说，大卫，对于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尤其对一个像具有你这种气质的青年来说如此，你这种气质需要下很多功夫矫正；除了强迫这气质去服从劳动世界的规矩，去改造它，去压碎它，再没更好的办法对付它了。”

“因为不允许倔强，”他姐姐说，“它所需要的是压碎。一定要压碎它，也一定能压碎它！”

他看了她一眼，半是反对，半是赞成，又继续说：

“我想你知道，大卫，我并不富。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知道了。你已受了相当多的教育了。教育是很花钱的；就算它不花钱而我也能供你，我仍然持这种看法：留在学校对你毫无好处。摆在你面前的是和世界斗一次，你开始得越早，就越好。”

我想我当时就认为我已经笨手笨脚地开始了；不过不管当时怎么想，我现在就这么认为的。

“你已经多次听人说起‘帐房’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帐房，先生？”我重复道。

“默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的，贩酒业的。”他答道。

我想我当时流露出犹疑，他马上说：

“你已经听人说起过‘帐房’，或那生意，或那酒窖，或那码头，或和它有关的什么。”

“我想我听人说起过那生意，先生，”我说，我记起我对他和他姐姐两人的财产的模糊了解，“不过，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不关紧要，”他答道，“那生意由奎宁先生管着。”

我向站在那儿望窗外的奎宁先生满怀敬意地看了一眼。

“奎宁先生建议说，既然雇别的孩子，那么他觉得没理由不以同样条件雇你。”

“他没有，”奎宁先生转过半边身子低沉地说，“别的前途了，默德斯通。”

默德斯通没留心他说的，做了个不耐烦，甚至是很气愤的手势，继续道：

“那些条件是，你可以挣够你的吃喝和零花。你的住处（我已安排好了）由我付钱，你的洗衣费用也由——”

“必须在我预算之内。”他姐姐说。

“你穿的也由我提供，”默德斯通先生说，“因为你一时还没法自己挣到。所以，你现在要随奎宁先生去伦敦了，大卫，去自己闯世界了。”

“简言之，你得到赡养，”他姐姐说，“千万要尽责。”

虽说我很清楚，这一宣告是为了除掉我，可我记不清当时我对此是喜还是怕。我的印象是，当时我对此是处于一种迷乱状态中，处于喜和怕之间却又并不是喜或是怕。我也没多少时间整理我思绪，因为奎宁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

第二天，就看看我吧——戴着顶很旧的小白帽，为了我母亲在上面缠了根黑纱；穿了件黑色短外套，下着条硬梆梆的黑棉布厚裤子（默德斯通小姐认为在我向世界作战时，这裤子是护腿的最好铠甲）——看看这样装束着的我吧，我所有的财产就装在我前面的一只小箱子里，这样一个孤苦伶丁的孩子（高米芝太太会这么说），坐上载着奎宁先生的邮车去雅茅斯换乘前往伦敦的车！看到了，我们的房子和教堂怎样在远处消失，从我昔日游戏的场地上向上高耸的尖尖的塔顶又怎样再也看不到了，天上空荡荡的了！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现在我已相当练达世故，几乎丧失了为任何事感到吃惊的能力了；但是我当时那么小就这么被人轻而易举地给抛弃了，就是现在也叫我多少有些吃惊呢。一个才能优异的孩子，一个具有很强的观察力的孩子，机敏、热心又纤弱，身体和精神很容易被伤害，却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半点为我着想，我至今觉得不可思议。没人为我着想，而我年方十岁便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小苦力了。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就设在河边，位于黑弗莱尔的一角。那地方已被现代的改良举措改变了，不过那批发店还是一条窄窄街道尽头的最后一所房子，而那条窄窄街道弯弯曲曲从小山上下来直达河边，街尽头有几级供人们上、下船的台阶。那房子相当破旧，但有自己的码头，涨潮时它与水相连，退潮后则与烂泥栉比，事实上它已被老鼠占据了。它那镶板房间的颜色已被一百多年——我敢这么说——的污垢和烟气改变了，他的地板和楼梯也已腐朽，在地下室里争斗的灰老鼠吱吱尖叫，充斥那里的是腐败和龌龊；这一切在我心中并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具在眼前。就像当年被奎宁先生握着我颤抖的手第一次走过这一切一样历历在目。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和很多种人有生意来往，不过主要交易还是给一些邮船提供萄葡酒和烈性酒。现在我记不得这些船主要是去什么地方了，不过，我想它们中有一些是前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还知道这种来往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了许许多多空酒瓶，于是一些男子和男孩被雇来把那些瓶子对着阳光来检查，剔出有裂纹的再擦洗。空瓶子洗完了，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或配木塞，或封住木塞，或把这一切都就绪的瓶子装箱。所有这些活都是我干的活，也是和我一起被雇的少年们干的活。

我们——连我算在内——有三或四个。我的工作地点设在批发店的一角，奎宁先生想站在帐房凳脚上的横木上就能从写字台上的窗口里看见我。在我如此幸运地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个早上，那几个长期在此干活的少年中最年长的那个被派来指点我干活。他名叫米克·沃克尔，系着条破破烂烂的围裙，戴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个船夫，系着黑天鹅绒的头巾在伦敦市市长就职举行的赛会上竞走过①。他还告诉我，我们中为头的是另一个男孩，并告诉我这男孩的名字——这名字真是奇特怪异——叫白粉·土豆。可我发现那年轻人的教名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批发店里人们给他取的名，因为他肤色很浅很白，像粉一样。白粉的父亲是个水手，并以任消防员而名气大，从而又被一家大剧院雇来灭火；白粉家的年轻成员——我想是他的小妹妹吧——在那剧院的哑剧里扮演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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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沃克尔（walker）：意为步行者。

我沦落到这么一个圈子里，把这些从此与我朝夕为伴的人与我快乐童年时代的那些伙伴——不必说斯梯福兹，特拉德尔，以及其他同学了——相比较，我觉得我要成为博学多识、卓越优秀的人希望在心头已破灭了。当时的彻底绝望，因所处地位的卑贱，深信过去所学、所想、所喜爱、并引起遐想和上进心的一切正一天天、一点点离我而去，那年轻的心所受的痛苦，对这一切的深刻记忆是无法写出来的。当米克·活克尔上午离开后，我的眼泪立刻流进了洗瓶子的水里，我哽咽着，好像胸头有一道裂缝随时行将迸开一样。

帐房的钟指到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吃了。这时，奎宁先生敲敲帐房的窗子，作手势要我进去。我进了帐房，看到那里有个大块头中年人，穿着褐色外套、黑色紧身裤和黑鞋。他的头很大，亮光光的；上面的头发决不比一个鸡蛋上的多，他把那宽宽的大脸完全转向我。他衣衫寒酸，却戴一条很打眼的硬假领。他的手杖挺帅气，上面还系了对褪色的大穗子，外套上还挂了个单片眼镜——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饰物，因为他几乎从不用它看什么东西，就算他看也看不见什么。

“这，”奎宁先生指着我说，“就是他。”

“这，”那位陌生人说，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种屈就下交的语调，还有那种从事上流职业的无法形容的神态，“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我希望你贵体无恙，先生。”

我说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我当时十分不安，上天知道；但我不愿在那时诉苦，所以我说我很好，并希望他也很好。

“谢天谢地，”那陌生人说，“我很好。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我把我那现在未住人的后一部房屋当作——简言之，出租——简言之，”那陌生人笑了笑，迸发出勇气说，“当作卧室——租给我此刻有幸结识的年轻创业人——”那陌生人挥挥手，把下巴搁进那硬衬领里。

“这是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对我说。

“嗯哼！”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姓氏。”

“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说，“和默德斯通先生相识。他给我们拉生意，只要他拉到了客户，我们就付他佣金，他收到了默德斯通先生请他替你安排住处的信，并愿意收你当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都会路，温泽巷。我——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度迸发出勇气说，但还是用那种上流人的神态——“我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躬。

“依我之见，”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大都市的见闻尚不甚广泛，要穿过这现代巴比伦的迷宫时都会路——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次迸发出勇气说，“你可能会迷失方向——我很高兴今晚来这里，用最近的路线的知识将你武装起来。”

我真心真意地谢了他。因为他竟愿意费神，真是太热诚了。

“几点，”米考伯先生说，“我可以——”

“八点左右。”奎宁先生说。

“大约八点，”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奎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他戴上帽，夹着手杖，身子挺得笔直地走了出去，哼着曲子离开了帐房。

就这样，我正式被奎宁先生雇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里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薪水嘛，我想是一星期六先令吧。我记不清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了。在这一点上我不能确定，我倾向于是六先令；先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立刻付了我一星期的（我相信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的），我又从中拿出六便士给白粉，请他晚上帮我把那箱子拿到温泽巷去——箱子虽说不重，仍不是我那时的力气所能扛起的。我又为我的午饭付了六便士，那由一张肉饼和街头水龙头的饮水组成。我还在街上散步了一会，把规定用来吃那顿饭的一个小时打发掉了。

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示对他的那种派头的敬意，然后我们一起朝我们的住宅走（我想，这时我也该这么说了）。一路上，米考伯先生把街名、拐弯住房屋式样都教我记住，这样明天早上我就不会费事地找到回去的路了。

到了他在温泽巷的住宅后（我看出，这住宅也和他一样寒酸，也和他一样尽可能装体面），他把我介绍给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太太是个瘦削憔悴的女人，一点也不年轻了，她正坐在客厅里（楼下没有任何家具，窗帘总是放下好挡住邻居的眼光）给一个婴儿喂奶。这婴儿是一对双生子中的一个。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下，我和这家相处时，从没见过那对双生子同时不在米考伯太太怀里的时候，总有一个在吃奶。

还有两个孩子——米考伯少爷，大约四岁；米考伯小姐，大约三岁。还有一个皮肤很黑的年轻女仆，她有哼鼻子的习惯。不过半个小时，她就告诉我她是个“苦儿”（意思是孤儿），从附近的圣路加贫民习艺所里来这儿的。这一家就有这么些人。我的卧室在后面的顶楼上，小小的房间全贴着一种花纹的墙纸，我童稚的想象力把那花纹和蓝松饼联想在一起，屋里只有很少的几件家具。

“没结婚之前，”米考伯太太喘着气说，她带了双生子和另两个孩子上楼带我看住处，这时她坐了下来，“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我从没想到过，我会不得不招收房客。可是米考伯先生遇到困难。我不能再考虑个人的感受了。”

我说：“是的，夫人。”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把人压倒，”米考伯太太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过这难关，在娘家，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我真不懂困难这词是什么意思，不懂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可是经历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说的那样。”

我不能肯定，究竟是从她那里我知道米考伯先生做过海军军官，还是出于我想象。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相信他一度入过海军，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为各种商户在城里拉顾客，但我恐怕他收入很少或几乎没有进项。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不肯给他时间，”米考伯太太说，“他们就得自食其果了。他们把这事办得越快就越好。石头榨不出血，米考伯先生也榨不出钱还帐（更别说付诉讼费了）。”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努力试过，我并不怀疑她曾这样做过。临街门上中间几乎被一块大铜牌全遮住了，那铜牌上刻着：“米考伯夫人青年妇女宿舍”，可我从没见到任何青年妇女在这里住宿过，没见过任何青年妇女来过或提出过要来，也没见过这里做过任何接待青年妇女的最低标准的准备。我见到或听到的来客全是债主。他们总是在任何时候来到，其中一些还好凶。有一个一脸脏兮兮的人，我猜他是个鞋匠，总是早上七点钟就钻到走廊里，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说：“下来！你还没出门呢，你知道的。还我们钱，好不好？别藏着，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可鄙。还我们钱，好不好？你要还我们钱，听见了吗？下来！”这番辱骂得不到回应，他就气得骂出“骗子”、“强盗”，而这样仍得不到回应，他就走到街对面，冲着二楼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里）叫骂。这时，米考伯先生好生伤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从他太太的尖叫声中得知）用把刮胡子刀对自己比划了一下。可是半个小时不到，他就会不惜力气地擦亮皮鞋，哼着曲子出门时，那神气较平日还更像个体面人。米考伯太太也具有一样的弹性。我曾亲眼看到她在三点钟时被法庭批下的帐单和讼费单逼昏过去，可是四点钟时，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热麦酒（这些是当掉两个茶匙后买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点钟回家，见她昏倒在火炉前（还带着双生子中的一个），头发披在脸上，原来法庭刚刚强行采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给我讲她爸爸妈妈的故事，还告诉我他们过去的交往，我再没见过她那样兴高采烈过了。

在这所住宅里，和这一家人一起，我度过工余的时间，我给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另一小块干酪收在一个特殊的碗橱里特殊的一层，留着我晚上回家做晚餐。这在那六或七先令里是笔很大的开支了。我对此很有数；我整天就呆在那批发店里，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笔钱养活自己。从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记不得有任何人给予我任何忠告、意见、鼓励、安慰、帮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时也记不起。

我是那么年轻、那么幼稚、那么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处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务，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时，我常因不能抗拒摆在糕饼店前以半价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预备买午饭的钱。这样我就不吃午饭，或只买一个蛋卷或一薄片布丁。我记得有两家布丁店，我根据我的财政情况在两者之间做选择。一家就在靠近圣马丁教堂的一个广场上——就在教堂的背后——现在已全迁走了。这家店里的布丁是用葡萄干做的，是种很特别的布丁，价格很不菲，两便士能买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个店在斯特兰大街——在后来已改建的什么地方。这家的布丁是一种灰色的大块布丁，沉甸甸，松软软，里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干。每天我下班时，正好这种热布丁上市，我就吃它当晚饭。如果要吃得像顿正经晚饭，我就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一条香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或者去我们营业地点对面的一家又破又旧的酒店里吃上一碟面包和干酪，还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来着，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胳膊夹了块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被张纸包着像本书，我夹着它到杜里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点了一“小碟”那种精致食品和面包一块吃下去。对我这么一个独往独来的奇怪小家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吃饭时，他那盯着我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他还叫了另一个招待来看我。我给了他半个便士，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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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森常去该店吃饭。

我想，我们有半个小时吃茶点的时间。我钱够时，总买半品托冲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我没钱时，就去看舰船街的野味店，在这种时候，我也间或走到考文特花园市场去看菠萝。我喜欢在阿德尔菲街一带徘徊漫步，因为那地方有一个黑色拱门而显得神秘。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靠近那河边小酒店的一个拱门里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店要买杯麦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带来作午饭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店，对老板说：

“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终处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个不细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寻常，也顾不上对我另眼相看，何况不论对成年人还是少年人，我也从不说我的来历，对于我在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但我坚守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轻视和侮辱。不久，我就变得至少和那两个少年一样利索和熟练了。虽然我和他们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为神态与他们的相异之甚而使我们之间有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叫我“小先生”，或“小萨福克人”。装箱工头是个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个穿着红衣的车夫叫提普，这两人有时也常叫我大卫，但我想这总是在我们很亲热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时给他们讲我看过的那些书让他们高兴时（很快，那些书也从我记忆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对我的优越地位抗争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米克·沃克尔制服了。

我认为我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这种希望。我认认真真这么想：我从没对这种生活退让过，也从没不因它而苦恼，哪怕一个小时也没有这样过。但我忍受下去，连对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书信中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部分是出于爱她，部分是因为我羞于那样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我们各自的境遇在我们之间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的友好平等关系，虽然我们的年龄悬殊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视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从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而由他们掏钱、和他们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屠户及面包商关系紧张，他们自己通常也没什么太多的吃食。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和我结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把你不当外人，所以不怕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达到危急关头了。”

听到这话，我好生难过，看着米考伯太太红红的眼睛，我满怀着无限同情。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这是不适合一个有这么多小孩的一家所需的”——米考伯太太说，“食品间里真是什么也没有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总习惯了说食品间，我几乎不知不觉就说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天哪！”我很关切地说。

那时我口袋里那星期的工钱还有两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我们谈话时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忙掏了出来，诚恳地请米考伯太太把它们收下权当向我借的。可那太太一边吻我，一边叫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她连想也不能这么想。

“不能这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她说，“我压根就没往这上面想！不过，你显得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另一件事上帮我，我一定满怀谢意接受这种帮助。”

我请米考伯太太说出来。

“我已亲自把日常餐具脱手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把糖夹，都由我分别在几次拿出去抵押借了钱。想到爸爸妈妈，我为这交易痛心，但这双生子是个大包袱呀。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脱手。米考伯先生的感情决不允许·他·亲·自来处置这些东西，克莉吉特呢，”——这是那个从习艺所来的女孩——“又生就下流，如过于信任她，反会令她叫人痛心地放纵。科波菲尔先生，如果我可以请求你——”

这时，我明白了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便求她只管差使我。就在当天夜里，我开始处置那些较轻便的财产了；几乎每天早晨，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之前，我总要为同样的交易出门一次。

在米考伯称做图书室的屋里一个小柜上，有几本书，先被脱手的就是它们。我把这些书一本接一本拿到都会路一家书摊上——那条路在靠近我们住所的部分在那时几乎全是书摊和鸟铺——不管多少钱就都卖了。摊主住在书摊后的小房子里，他每天晚上都酩酊大醉，早晨就被他妻子痛骂一顿。不止一次，我一早上到那儿时，他就在一张翻得直立起来的床前接见我，他额上的一处伤痕或一只又肿又青的眼睛证明他头夜又喝得太多（恐怕他喝酒时喜欢和人争吵）；他伸出发颤的手在乱扔在地板上的衣服口袋里一只只搜，想找到所需的钱，他的妻子则抱着一个小毛头，趿着双便鞋，骂他个没完没了。有时，他把钱弄丢了，就请我再去一次，可他老婆总有点钱（我猜是趁他大醉时拿了他的），我们一起下楼时，就偷偷了结了那笔交易。

在当铺，我也开始小有名气了。在柜台后主事的主要人物很留心我了。我记得，他和我谈生意时，常要我用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位、或活用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给他听。每次这种交易成交后，米考伯太太就举行一个小型宴会，大致是顿晚餐，这些样的晚餐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都有一种特别的美味在其中。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并被送进市里最高法院的监狱。他走出住宅时对我说，他的末日降临了——我真的以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后来我听说，有人在午前看见他快快活活地玩了九柱戏。

他被送进那里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打算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吃午饭。我得问路到那么一个地方，到那地方我会看到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在后者我又看到附近有一个院子，走过那院子一直走下去，直到看到一个看守。我一一如此这般做来，当我终于看到一个看守（我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小东西！），我就想到洛德利克·兰顿在债务人监狱时那里有怎样一个身上仅有一块破布的人，那看守顿时在我神色暗淡的眼中和跳得很快的心上浮游晃动起来了。

米考伯先生正在大门里等我。我们走上去到了他的房间（从顶上往下数的第二层）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其事地请求我以他的遭际为鉴，并要我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年收入为二十磅，他花去十九磅十九先令又六便士，他会快活；但如果他花了二十镑一先令就会苦恼。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给看守，并给我写了一张收条凭其可向米考伯太太要回那一先令，然后就收起小手帕，兴致又高了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眼前。生了锈的炉门里一边放了一块砖，以免烧煤太多。我们在那里一直坐到和米考伯先生住一间屋的另一个债务人从面包店回来，他还带来了我们合伙吃午饭用的羊里脊肉。然后，我又被派到最顶头的房间去见“霍普金斯船长”，带去米考伯先生的问候，并说明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向他借一把刀和叉。

霍普金斯船长借给我了刀和叉，并附上对米考伯先生的问候。在他的小房间里有个脏兮兮的女人，还有两个病恹恹的女孩蓬着头发，那女孩们就是他的女儿。我想好在是借霍普金斯船长的刀叉而不是借他的梳子。船长本人实在邋遢得无以复加，他长着一脸大糊子，穿着件很旧的褐色外套，外套下再无别的衣物。我看到他的卧具被卷着放在一个角落里，还看到他架子上放的锅碗瓢盆是些什么样的，我断定（上帝知道我是怎么断定的）那两个蓬头发的女孩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女儿，可那脏兮兮的女人并没嫁给霍普金斯船长。我怯怯地在他门口呆了不过两分钟，却带回这么多见识，就像我握在手里的手叉一样实在可靠。

那顿午饭有种吉普赛的风情在其中，而且很惬意。过午后不久，我去还霍普金斯船长刀叉，然后就回家，将探访的情况向米考伯太太报导以给予她安慰。一看到我回来，她就昏了过去；然后我们谈着这事的时候，她用一小罐热鸡蛋甜酒来慰劳我们。

我不知道，为了这一家的好，那些家具是怎么卖出去的，又由谁经手卖的，我只知道我没经手它们。不过，家具都被卖掉了，由辆货车拖走的，只剩下床和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带着这点东西，我们像驻营地一样住在温泽巷那所空房子的两间客厅里。米考伯太太，孩子们，那孤儿，还有我，都日夜住在那两间房间里。我不知道到底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终于决定搬进监狱去住，米考伯先生现在在那里住着一个单间了。于是，我把钥匙还给房东，他很乐意地收回钥匙，除了我的床，其它的床全送到最高法院监狱；我的床送到监狱围墙外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了，这很合我意。因为在我们的坎坷中我和米考伯一家人彼此相处得太好，谁也舍不得离开谁了。那孤女也在那附近找到一个房租低廉的住处。我的卧室是一个斜屋顶下的后顶楼，面朝一个木场的大好风景。住在这里，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到了危急关头，我觉得这小屋实乃天堂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怀着和一开始时同样的屈辱感，同样卑贱地和同样卑贱的工友为伍做苦力。可我从没结识任何人——无疑这是我的幸事——也不和每天进出于批发店而在吃饭时间里游荡在街头的那些少年中任何一人交谈。我还是那么过着暗自不快的生活，我仍那么独自地过那生活而不仰仗任何人。我能觉察到的唯一不同是：我变得更寒伧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对米考伯夫妇的种种忧虑已减轻；因为在他们困难时有些亲戚和朋友帮助他们，他们在狱中反比在狱外的许多时间还过得更惬意。凭着某种安排（具体情形我已记不得了），这时我常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我也不记得监狱的门早上什么时候开，我可以进去；可我知道我常常六点起床，没事我喜欢走来走去的地方是老伦敦桥，我常坐在那里的一个石龛里，看过往行人，或从栏杆上俯看那在纪念碑顶上燃烧的太阳投在水中的倒影。那孤女有时在这里看到我，我把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一些恐怖故事告诉她；说到这些故事，我也只能说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是真的。晚上，我总回监狱去，和米考伯先生在空地上走来走去，或和米考伯太太玩牌，听她回忆她的爸爸、妈妈。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我从来不告诉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那些人。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挨过了紧急关头，却又卷入了某个契据的麻烦中。关于那种契据，我听说过不少，据我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种先前写给债权人的文书，不过当时我怎么也闹不明白，现在看来我当时是把这玩艺和那些被认为一度在德国广为时兴的魔鬼般的文件混为一谈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契据似乎失效了，不管怎么说，它不再像先前那样妨碍人了。于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人”已决定：米考伯先生应当根据破产债务人法要求被释放。她预计这可在六个星期内办成。

“那时，”米考伯先生说，当时他也在一旁，“我再也不欠债了，谢天谢地呀，我一定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

简言之，如果出现了什么机遇的话。”

为了把可记的事都写下来，我想起大约在这时，米考伯先生起草了一篇呈文给下议院，恳请修改因债务坐牢的法律。我所以把这事记下来，因为我用以往读过的书来套我已发生了变化的生活，把那些街头所见和男男女女来编入我的故事，记下这就给我自己提供了我当时这种做法的一个例证；而且，在我写自传时，这也能向我自己证明我无意间性格发展得具有某些特点是怎样在那时逐渐形成的。

监狱中有个俱乐部，由于米考伯先生是上流人物，他成了其中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米考伯先生把这呈文的意见在俱乐部里宣布后，得到那里的人们热烈赞同。于是，米考伯先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好先生，他对凡与他自己无关的事都非常热心积极，只要忙着于他自己绝无利益可言的事，他就兴致勃勃——就着手写起呈文来。他起草后又用一张大纸誊好，铺在一张桌子上，并指定一个时间，让全体俱乐部成员和所有关在墙内的人来他房里签名，只要他们愿意。

听说了这即将进行的盛典后，我是那么急于想看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屋的场面，虽说我已经认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他们也认识我了，我还是向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请了一个小时的假，为了能仔细观察，我把自己安置在一个角落里，俱乐部的要员们尽这小房间能容地拥进来，米考伯先生被簇拥在那呈文前，而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为了表示对这一庄严事件的敬意，他把自己洗过了）就站在呈文附近，把它读给那些尚对其内容不详的人听。然后房门大开，普通的男友开始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地进去签了名后就走出去。霍普金斯对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说：“你读了呈文吗？”——“没有。”——“你想听人读呈文吗？”哪怕那人略有半点想听的表示，霍普金斯就会响亮地把呈文逐字读给他听。如果有两万个人想听他读，这位船长一定会把它读上两万遍。我还记得，每当读到“出席国会的人民代表们”、“故请愿人敬向贵院请求”、“仁慈陛下的不幸小民”这类话时，他总要摇头晃脑，好像这些话在他嘴里变成了什么美味的实在东西一样；这时，米考伯先生听着，怀着一个作者的些许虚荣心，并且把目光停驻在（并不是认真看）对面墙上的大铁钉上。

每天我都在萨德克和黑弗莱尔之间行走，而午饭时间里，我都在一些无名小街上徘徊，这些地方的石头说不定已被我童年的脚底踩平了。不知道，当时伴着霍普金斯洪亮的声音一个个受我检阅的那么些人中，多少已不在了！当我现在回忆往事时，想起青少年时那种钝钝的痛苦，我就猜想：我为那些人编造的身世也有多少是像一层迷幻的雾一样笼罩在记得清清楚楚的事实上！当我脚踏到旧日的地面上，我似乎看到我前面走着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年，经历那么奇特，处境那么龌龊，却使他创造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我对他怀一掬同情；这一切并不让我惊奇。

第十二章　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生活，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时间到了，米考伯的呈文也得到受理；根据法案规定，这位先生奉命出狱，这可真让我高兴。他的债主们并非死对头；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就连那恶鞋匠也公开说他对米考伯先生并无恶意，不过他喜欢收回别人欠他的钱。他还以为这是人类的天性呢。

当他的一案办理好后，米考伯先生回到高等法院监狱；因为还有些费用要付清，还有些手续得办理，这之后他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俱乐部兴高采烈欢迎他，还举行了一个联欢会。米考伯太太和我则在其家人都睡着后在他们身边悄悄吃了羊杂碎。

“在这么一个时候，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道，“我再给你斟上点加料酒，”因为我们已经喝了一些了，“为纪念我的爸爸妈妈。”

“夫人，他们都去世了？”我把一杯酒干了后问道。

“我妈妈死时，”米考伯太太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还没发生，或者至少还没变得严重起来。我爸爸生前也保释过米考伯先生数次，他辞世了，很多人都为其惋惜呢。”

米考伯太太摇摇头，一滴孝敬的眼泪落在当时正好在她怀里的双生子之一的身上。

由于我不能指望再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机会问一个与我利益相关的问题，我就这时对米考伯太太说：

“夫人，能问你吗，现在米考伯先生已脱离了困难，获得自由，他和你准备做什么？你们决定了吗？”

“我娘家，”米考伯太太说，每次说到这三个字时她总是很神气，虽然我从没发现那指的是哪位，“我娘家持这种意见：米考伯先生应该离开伦敦，去乡下施展他的才能。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是个才干大着的人呢。”

我说我对此深信不疑。

“才干大着呢。”米考伯太太重复道。“我娘家持这种意见：像他这么有才干的人，稍稍被扶一把，就能在海关上有所作为了。由于我娘家的影响只限于当地，所以他们希望米考伯先生去普利茅斯。他们认为他务必马上就去那儿。”

“他随时都能去吗？”我示意道。

“当然，”米考伯太太答道：“他随时能去——如果有什么机遇出现的话。”

“那么你也去吗，夫人？”

就算没喝那些加料酒，那天发生的一切再加上那对双生子，也已经让米考伯太太变得歇斯底里了，所以她泪如泉涌地答道。

“我永远也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也许，米考伯先生一开始隐瞒了他的困难实情，可他那乐观的天性也很可能使他期待这些困难能被克服。我从妈妈那儿继承的珍珠项链和手镯都已经以不及原价一半的价格顶让了；而那套结婚时爸爸送我的珊瑚饰品实际上是白送掉了。可我永远也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不！”米考伯太太叫起来，比先前更激动了，“我永远不会做那事！要我那么做办不到！”

我大为不安——米考伯太太似乎疑心我要她做那种事一样！——我心惊肉跳地坐着呆呆看着她。

“米考伯先生有短处，我不否认他只图眼前快活。我不否认他把他的财产和债务都瞒了我，”她看着墙继续说；“可我决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

米考伯太太这时已把声音提高到完全是高声嘶喊的地步了，我吓得连忙跑到俱乐部去。这时，米考伯先生正坐在那儿的一张长桌前做主持，领大家唱道：

“往前跑哇，达宾①，

往前跑哇，达宾

往前跑哇，达宾

往前跑哇，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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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马名。

我把米考伯太太此刻处于令人惊恐的状态，这事告诉了米考伯先生，一听到这个，他就大哭了起来，他和我一块走了出来。背心上还粘满着他刚吃剩的虾头虾尾。

“爱玛，我的天使！”米考伯先生一面朝房间里跑，一面叫，“发生什么了？”

“我决不会抛弃你，米考伯！”她喊道。

“我的心肝！”米考伯先生把她搂到怀里说，“我知道得很清楚。”

“他是我孩子的家长！他是我那对双生子的父亲！他是我心爱的丈夫，”米考伯太太一面挣扎一面叫道；“我决——不——抛弃米考伯先生！”

米考伯先生是那么深深地被她忠贞的这一证明而感动（我则已泪流满面了），他深情地俯身求她抬眼看，求她安静下来。可他越请求米考伯太太抬眼看，她越不肯看，他越请求她安静下来，她越不肯安静下来。于是，米考伯先生也大为伤感，他的眼泪，她的和我的流到一起；后来他请我为他帮忙而坐到楼梯上去，他好照顾她睡下。我本想告辞回去睡觉，可他不到摇响了送客铃就不许我走，我只好在楼梯窗子前坐着，等到他带着另一张椅子来和我坐在一起。

“米考伯太太现在怎么样，先生？”我说。

“精神很差，”米考伯先生摇摇头说，“太紧张了。啊，这一天太可怕了！我们现在完全孤立了——一切都离我们而去了！”

米考伯先生握住我的手，先是呻吟，继而流泪。我既大为感动，又十分失望，因为我期待在这早就被盼着的好日子里我们都快活。我想，只是由于米考伯先生和太太太习惯于往日的困难了，一旦他们想到他们已摆脱了那些困难，反而十分绝望。他们的适应能力都消失了，我从没见过他们像在这天夜里的一半难过；所以，当铃声响后，米考伯先生陪我走到我的住处并在那儿向我祝福道别时，我实在怕离开他，因为他是被那样沉重的悲哀压着。

从我们陷入的那一切令我意外的混乱和沮丧中，我很清楚地知道：米考伯先生和太太及他们一家就要离开伦敦了，我们的分手就在眼前了。在那天夜里回家的路上，还在后来上床后一转难成眠的时间里，这念头升上我心头——虽说我不知道这念头怎么钻进我脑袋的——这念头形成一个坚定的决心。

我已渐渐和米考伯一家很熟了，当他们遭受患难时，我和他们亲密相处，和他们分开我感到孤零零的。想到要再找住处，再和陌生人一起生活，昔日这种遭遇的经验已使我对这种生活有深刻了解，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就又被抛入那种境况中了。这一来，想到在那种境况中及那种情况的种种伤害，还有它留在我胸中的羞辱和苦恼，都变得更加痛切深刻。

于是，我断定那种生活是不堪的。

我没有逃脱那厄运的幸望，除非我自己跑掉，我对此很明白。我很少从默德斯通小姐那里得到什么信息，而从默德斯通先生那里就根本什么也得不到。而我得到的信息也不过是由奎宁先生转交的两、三包补过的衣，每一包中有一个字条，大意是：珍。默希望大，科努力干活，尽心尽职。我是否除了死心塌地做苦力外还有可能做点别的，对此毫无半点暗示。

第二天，我还为才萌生的念头而心情激动，就有事实向我证实米考伯太太说到他们的离开并非没有理由。他们在我住的房子里租了一处，只住一星期，租期一到，他们就动身去普利茅斯。米考伯先生下午亲自去了帐房，告诉奎宁先生说他不能不舍下我而去，还对我给予高度赞扬，而我想我对这赞扬是受之无愧的。奎宁先生就把车夫提普叫了进来，提普成了家，又有一间房要出租，奎宁先生就指定我住在那。他认为我们双方都一定同意，而我虽已下定了决心，也什么都没说。

在和米考伯先生及太太同住一幢房子的最后那些天里，我每晚和他们一起度过。我觉得，我们的亲密与日俱增。最后那个星期天，他们请我吃午饭，我们吃了猪里脊和苹果酱，还有一个大大的布丁。头天晚上作为分别礼物，我买了一个带花点的木马给小威尔金·米考伯——那是个男孩——又买了个娃娃给小爱玛。我还给了那个就要被遣送的孤女一个先令。

虽然对于即将来临的分别我们都很伤感，但大家仍在这一天过得很快乐。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不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苦时日则罢，否则就会想到你。你的作为永远属于那类最体贴、最乐于助人的品性。你从来就不是一个房客，你一直是个朋友。”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科波菲尔，”近来他已习惯这么称我了，“当他的同类不得意时，他对他们的忧伤抱有一颗同情的心，还有一个去计划安排的头脑，以及一只手去——简言之，有一种处置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的全部才能。”

我对这夸奖表示心领神会，并说我为很快就彼此见不到而难过。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米考伯先生说，“我比你年长，涉世经验也略具些许，而且——简而言之，在困难方面，一般说来，也略具一点体会。眼前，在有什么机遇出现之前（对此，我可以说我时刻都在期盼），除了忠告我无它物可赠。我的忠告是可取的，我自己——简言而之，从未曾奉行这忠告，于是成为“——一直满面春风、眉飞色舞的米考伯先生说到这时面色一改为愁苦状。”“你眼前这么个可悲的可怜人。”

“我亲爱的米考伯！”他太太劝告道。

“我说，”米考伯先生又忘了他自己，于是又满面春风地说，“你看到这么个可悲的可怜人了。我的忠告是：决不要把今日可办之事拖至明日。拖宕乃窃汝光阴之贼尔①。抓住这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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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句引自18世纪英国诗人爱德加·扬所著《夜思录》。

“这是我可怜的爸爸的格言。”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道，“从你爸爸的角度来看，他好极了，我若说他坏话，真是天理难容。我们不能，简而言之，再认识一个人能在他那把年纪，生着他那样专缠裹腿布的腿，还能不戴眼镜就看那用同样字体的印出的字。可是，他把那格言用于我们的婚事上，我亲爱的；于是那事办得过早，我永远得不到那笔费用的补偿了。”

米考伯先生斜睇了米考伯太太一眼，又补充道：“我并非为那事后悔。完全相反呢，我的爱人。”说罢，他严肃了一、两分钟。

“我还有另一忠告，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知道。年收入二十英镑，如果每年花销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结果是幸福。年收入二十英镑，如果每年花销二十英镑六便士，结果是痛苦。花凋零，叶枯萎了；太阳沉入恐怖中，于是——

于是，简而言之，你就完了。就像我这样！”

为了使他的榜样更鲜明，米考伯先生露出很快活又很得意的神气喝下一杯潘趣酒，然后吹起口哨，吹的是大学生舞曲。

我便努力向他们保证，说我一定会把这些教导铭记心中（虽然实际上我根本不必这么做），因为他们那时显然太让我感动了。第二天早上，我在客车售票处和他们全家相遇，只见他们心情沮丧地坐在车后部的外面。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上帝保佑你！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切的，你知道，就算我能忘记，我也决不会忘记的。”

“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再见了！愿你一切都幸福顺利！在时光前进的过程中，如果我能相信我的不幸能被你引以为戒，我就觉得我占了另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并非全无益处了。如果有任何机遇出现（我相信会的），我能有力量使你的前景好一点，我会快乐得无以复加呢。”

我相信，米考伯太太带着孩子坐在车后面我站在路上无言看他们时，她眼前一层薄雾消失了，她看出我实在只是多么小的一个人。我这么想，是因为她面带一种从未有过的母亲样的表情向我招手，要我爬上车；她搂住我脖子，像吻自己儿子那样吻了我一下。我刚下车，车就开了。他们挥舞着手帕，以至我看不见他们一家人。一分钟后，车就远去了。孤女和我站在路中间，茫然相顾后又握手道再见。我猜想，她要回到圣路加习艺所去，我则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开始那令人厌倦的一天。

可我已不想再在那里过多少令人厌倦的日子了。不，我已经决心要跑开，要用一切办法去乡下，去见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属，要把我的遭遇告诉我的姨奶奶——贝西小姐。

我说过，我也不知道这不顾一切的念头是怎么钻进我脑袋的。但一旦钻进去了，它就留了下来，形成一个信念，我一生再没有比这更坚定的信念了。我决不能说我相信它可望实现，但我已下了最大决心，要将它付诸于行动。

自从那晚产生了念头并失眠后，我就一次又一次、一百次地重温我那可怜的母亲讲的我出生的故事，昔日听她讲这故事于我是件快活事，我已把它熟记在心了。在那故事里，我的姨奶奶以令人生畏的威风登场；但她的举止中有处小地方令我常常回味，正是这一小小特征给了我些鼓励。我忘不了，母亲认为姨奶奶摸她那头漂亮的头发时手并不粗暴。虽然那也许只是完全出自我母亲的臆想，或许根本就没那回事，但我用它构成一小幅图画，画出我记得那么清楚也爱得那么深切的女子，她的美打动得那可怕的姨奶奶也发了仁慈，这幅画使整个故事变得温柔了。很可能由于这幅图画已久久在我心中，才使我的决心逐渐形成。

我连贝西小姐住哪儿也不知道，所以就给皮果提写了封长信，不经意样地问她可记得那地方。我借故说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女士，住在某个什么地方（我随便编了个地名），所以我想知道是否确实。在那信里，我还告诉皮果提说我因非常特殊的理由需半个几尼，并说如果她能借给我半个几尼，到我能还的时候再还，我将对她感激万分，我以后会把需要这钱的理由告诉她。

不久就收到了皮果提的回信，和往常一样充满了忠诚和爱心。她随信附上半几尼（恐怕她花了不少气力才克服重重困难，从巴吉斯的箱子里弄出这笔钱呢），并告诉我贝西小姐住在多佛附近，不过她也不能肯定是就住在多佛当地，还是在海斯，沙门，或弗克斯通。我们工友中的一个人在我向他打听这些地方时，竟说这些地方都在一起，我认为这于我的目的已够了，决定那个周末就动身。

我是个诚实的小人儿，不愿离开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而留下一个有污迹的印象，所以我认为我必须等到星期六晚上才能走；而且我刚来时预支了一星期薪水，所以我决定不在往日领工钱的时候去帐房。为了后一个特殊理由，我借了半几尼，这样我就不乏旅行所需费用了。于是，星期六天黑时，我们都在批发店里等着领工钱，我握住米克·沃克尔的手，请他在轮到他领钱时告诉奎宁先生我去把箱子搬往提普家了；然后我对白粉·土豆道了最后一次再见，便跑走了。

我的箱子放在河对面的住处。在一张我们钉在桶上的地址卡上我写上了：大卫少爷，留在多佛马车票房，待领。”我把这卡边放在口袋里，准备把箱子拿下来后拴到上面去。我一面朝住处走，一面四下张望，想找到一个帮我把箱子送到票房去的人。

一个腿很长的年轻人带着一辆很小的空驴车，他站在黑弗莱尔路的尖塔附近。我走过时，眼光和他的相遇，他把我叫做“小痞子”，还希望我“认清他以后好作证”，无疑，这是说我瞪他了。我停下来向他解释，说我并没这么做，我不过是不能肯定他会不会愿意干一件活。

“哈（啥）活？”那长腿青年说。

“运一只箱子，”我答道。

“哈箱子？”那长腿青年说。

我告诉他是我的箱子，就在那边街上，我要他把它运到多佛马车票房，运费是六便士。

“六便士就帮你干呢！”那长腿青年说罢就上了车——不过是架在车轮上的一个大木托盘——驴子拖着那车咕隆隆跑了起来，那速度我要使劲跑才可以跟上。

这年轻人的态度带着挑衅的意味，尤其他对我说话时嚼草的样子让我不喜欢；可价钱已讲好，我就把他带到我马上要离开的房间，我们一起把箱子搬了下来。现在，我不愿意把那卡片拴上去，因为我怕那房东家的什么人会对我的举止起疑心而把我扣留下来；于是我对那青年说，请他到了最高法院监狱的高墙外时就停一分钟。我话音刚落，他就赶车咕隆隆跑将起来，那架势像是他、我的箱子、那车还有那驴都发了疯一样。我跟在他后面跑着，喊着，等到预定地方赶到他身边时，我气都透不过来了。

因为太兴奋又太紧张，我在掏卡片时，把那半几尼也从口袋里翻出来了。为了不弄丢它，我就把它含到嘴里；虽说我的手抖得好厉害，但还是把那卡片如我心意地拴好了。就在这时，我觉得那长腿青年朝我下巴上重重拍了一记，就见那半几尼从我嘴里飞到了他手上。

“什么！”那青年抓住我衣领，凶狠狠地龇牙裂嘴道。“是犯了事吧，是不是？想跑掉，是不是？去派出所去，你这个小坏蛋，去派出所去！”

“把钱还给我，行不行？”我万分恐慌地说，“别管我的事。”

“去派出所去！”那青年人道，“你一定要去派出所证明这事！”

“把我的箱子和钱还给我，”我哭着叫道。

那青年仍然说：“去派出所去！”他还很粗暴地把我往那头驴那儿逼，仿佛那畜生和警官有什么相似之处；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跳上车，坐到我的箱子上，嘟嘟念叨说要一直赶到派出所去，就比先前更加起劲地咕隆隆飞快地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