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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给“乡下人”指错路

秦林

即使是今天，上海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①余秋雨：《文化苦旅》）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城市的特殊韵味，让他们见了很多世面，但他们就是担负不起这座城市的主宰。他们只满足于“老二”或“老三”的角色，把在沪投资的外国人和外地人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他们没有自主的气魄，缺乏向前冲的欲望，却习惯用有色眼镜来端看在沪的外国人和外地人，端看了后还要忽冷忽热地评头品足。他们把自己的身份介于外国人和外地人中间，此间便“悟”出了三种人的人格落差。多少年以

来，这种落差意识始终主导着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傲气，他们的冷眼，他们的葡萄酸，他们的自以为是，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搀在言行举止中，形成一种很独特的“人格流”。这种“人格流”惟上海男人推崇备至，而外地人却说他们是一族冷热飘忽、融琐碎与虚伪于一身的小市民！　　说上海男人爱给外地人指错路或指反方向，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上海的这种丑陋的确盛行，而且迄今还未消除的迹象。但这怎么说也有个前提条件：一是要看问路人遇上了什么样的上海男人；二是要看指路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路人。　　如果问路人遇上的是一个有教养的新派上海男人，算你三生有幸；如果问路人遇上的是一个十足的老上海的小市侩，那可能又会出现N种结果——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一个老外，他会像老妈子一样不厌其烦地教导你要去的地方该拐几个弯绕几条路，有可能的话，他还会给你画线路图；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一个清纯的女孩，他除了告诉你目的地怎么走，还会心甘情愿地“顺路”陪你走一程，分手时还要嘱咐你一个女孩在上海要小心，这里处处是陷阱；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个“腕儿”级别的人物，他会彬彬有礼而又简练地告诉你该去的路该怎样走，决不给你多一句废话；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外地民工，要么他根本不理你，生怕理了你他就会染上一场大病，要么通过故意指错路、指错方向的形式，来排遣愚弄“乡下人”后的快感。　　不过，也有为上海男人的“指错路”开脱的。比如吕思勉先生，他就认为外地人说上海男人指错路是对上海男人的一种误解。他的理由是  “由于事务之繁，则无暇与人多语。然不熟于上海情形者，往往絮絮致诘，而其所问之语，又非一二言所能使之了解，久于上海者苦之。乃思得一语以遮断之，使其无从再问，习之既久，凡与人言，多以此法应付，其语既不可谓之诚，亦不可谓之伪。在彼之意，本亦无恶于人，不过求省力而已。”（①吕思勉：《上海风气》1940年）这番辩解自然难以服众。人无事则可以既无诚也无伪，遇到事了，自然非诚即伪，怎么能“不可谓之诚，亦不可谓之伪”呢？吕思勉先生为上海男人指错路现象的这番辩解显然是没有实际说服力的。

伪贵族气势

秦林

如果与别人争辩城市人的底蕴，上海男人往往会毫不掩饰地表白自己身上尽显贵族气质。上海男人身上尽显贵族气质？非也！在我眼里，真正的贵族应该是宽宏大量，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彬彬有礼，广纳并尊重别人的意见，办事干脆，不拖泥带水，不轻易改弦易辄。比如有些企业里以公信力而取得下属爱戴的领导，比如能在上海这个四处充满排外势力的氛围里拓展出自己的一番伟业的新移民——他们才是真正的贵族；而我从上海人身上，只看到了穿着上的贵族，粉饰后的贵族，其余我所能知道的，无非就是自私、自

由散漫、窝里斗、小气、斤斤计较！　　尽管上海男人自称很重视规则，但自律意识却异常之弱。他们从不背负觉醒的重负，只把一门子心思放在与“乡下人”的比较谁更像贵族上。然而与真正的贵族相比，他们永远差一大截。他们根子上并未从小农思想与旧上海的痞子习气中脱胎出来——因此就会出现类似某大球星的屡屡“全武行”；因此就会有没落贵族遗老遗少站出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上海人、上海男人学习；因此就会有办公室人员趁别人不注意往楼下扔垃圾的现象；因此就会有把“搭架子”、“摆噱头”、“轧闹猛”奉为圭臬的害群之马。上海男人虽然衣冠楚楚，但这外表的族气却丝毫掩盖不了内心庸懒。他们的无所作为到底还是给上海——这个城市蒙了羞，使得这个外表上巨似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多少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上海男人一离开上海便水土不服。他会俨然天使贵族一般，看这个不顺眼见那个不顺眼，嚣张得很。好像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上海那样让他感到满意。这要是碰到陌路人也许没人搭理他们，但要是和接待他的当地朋友在一起，那就很让人家无所适从。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尴尬：那是有一回我请一位从上海来京的朋友黄到簋街一家餐厅吃饭。我以为“耗资”已颇巨，可人家一吃两口菜就摆起谱来：“你们北京厨师做的菜又粗又咸，真是难以下咽！”说实在我也不是北京人，也不敢妄称绅士，但我至少知道什么叫“客随主便”的礼仪礼节。被黄这么一说，倒把我说得不知谁是主谁是客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黄又接着说：“这要是在我们上海，客人提个意见，厨师就被炒了。”说话间，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当即被黄唤住训斥一顿：“你们餐厅不要只讲究数量，不讲质地。这空心菜做得这样咸，怎么吃？退下去重做，量少点，精点，别把我们当猪喂！”话说得忒难听，连我这请客的人都觉得好像受到他的一番侮辱。我想，今儿是我请客，要是黄掏钱请客，这顿饭还不定要闹成什么样子去了。无奈，只有一边陪笑脸任他发挥，一边打心里暗暗学着上海话骂道：妈个巴子，有话干嘛不好好说？是不是要人家把你当贵族大爷喂你才没意见呀！可你要比起贵族大爷，还差远着呢！

自我感觉良好

秦林

上海男人向来喜欢把自己的城市以中国式的欧洲化为自我认同，但什么是欧洲化？上海男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我的感觉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发达程度的确是在向欧化靠拢了，但其自身的性格文化、道德素养，乃至艺术积淀却和欧化相差十万八千里。上海男人现在很尴尬，他们正像邯郸学步一样，努力地向着欧化接轨，因此他们离他们本一就很少亮点的本土东西越来越远，无奈埃菲尔铁塔不是一日建成的，他们要想在上海建筑起埃菲尔铁塔式的文化，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一个城市出现了文化多元化，这本来正可体现这座城市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诚纳，但必须要由这座城市自己的主流文化作为支撑。因为城市的主流文化总会从城市的主人公身上折射出来。现在的上海男人身上兼具了欧化的、美化的、港式化的、国产化的哪一门派？别说外人，连上海男人自己也说不清楚。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上海有些奇怪，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男人谁都能在上海找到属于自己的一角，但蓦然惊望，却发现大部分的上海男人都在自我感觉良好地被外人们吊在半空中。　　上海从硬件上无疑已达到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水准，但她竟然成为素质低劣的上海男人夸耀的最强势资本，其次才是他们自诩的所谓精明！这些自以为以精明过人的人啊，他们精明在何处呢？他们居然心安理得地看着无数“外人”在上海接受着国际化大都市所有硬件的扶持，而他们自己却为能扮演一个为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沾沾自喜！　　还有人自认为上海男人最有创造性，国内有很多好商品就是从上海人首先开发出来的，外地人生产的产品大抵是按上海人的思路照葫芦画瓢云云。孰知香港本以“东方之珠”之称美誉世界，冷不丁从上海冒出了个“东方明珠”，颇让以“东方之珠”为荣的港人迄今还耿耿于怀，这也叫创造？更臭的是全国上下孰人不知的“脑白痴”电视广告，尽管版本一改再改，万改不变其宗：烦得让观众连电视都不想看了——那让人想起“战地烽火”大合唱、那呆若木鸡的老头老太太嘴里含着婴儿的奶嘴、那非驴非马叫似的“和弦”配音、那刚学会发音就会知道什么叫“有营养有品味”的BB……俗哟——诸如此类，也叫创造？如果真能叫创造的话，我看只能封作自我感觉良好的“海派创造”了。

跟着女人“赶时髦”

秦林

女人赶时髦没有人争议。因为女人本身的天性就与时髦有着永远解不开的情结。不会赶时髦的女人就像爱粉饰自己外表的男人一样，很难得到异性的喜欢。女人在时髦的世界里徜徉，通过对流行的时装鞋帽、化妆品、新发型的感受，便能时不时地找到美的享受或美的接洽点，尽管有时会出现过犹不及，人们也会予以原谅。然而，赶时髦也未必是女人的专利。在一定的条件下，男人也有赶时髦的权利，只不过，男人赶时髦要讲究适度，一个男人如果也学着女人那样只会对时装鞋帽、化妆品、发型之类的新潮追逐不已，那么这个男人就很可

怕。可怕的原因就在于对时髦的过犹不及。　　上海男人爱赶时髦，这不是我一人之见。诚如前面所说，本来赶时髦也不算什么坏，但上海男人赶的时髦很女态，男人赶着女人的时髦，那就俗了。　　上海是个商品趋新性极强的城市，这给以趋新消费为时髦的上海女人而言，无疑就像如鱼得水。但对于爱粉饰自己的上海男人，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上海男人能以趋新来剌激自己的进取心的话，那么他们赶时髦的出发点还算端正，人类有很多创新成果就是在这种趋新中不经意地产生的。遗憾的是，上海男人似乎对这种意识不太感兴趣，倒是谁要说他着装如何新潮，长得如何标致白润之类，那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夸奖。得了此类夸奖的男人，也就更能助长他们炫耀自己的聪明与机巧的“士气”，而这种“士气”，无疑，还是通过自觉不自觉的赶时髦来完成。孰知上海男人越时髦，外人看他们就越像女人呀！　　上海的女人赶时髦成风成气，上海的男人赶时髦也成风成气，于是“十里洋场中虚华浮诞、不伦不类的世俗风气更滋长了人们赶时髦的从众心理，社会流行什么就紧紧跟上，目的也是为了‘出风头’（亦称出锋头），而不时髦者在沪人眼中多半属于‘莫知莫觉’（沪语为“木之木搁”），即感觉迟钝的人。因沪语里‘莫’与‘木’同音，有时不时髦者还会被公认为阿木林，该称呼中木头成分极多，意指其呆如木头，有时干脆直呼‘木兄’。”（①易中天：《上海滩》）由此看，在上海生活的男人不跟着上海男人赶时髦似乎还真不行。你若不时髦，很可能因此要吃亏。这就像鲁迅所言：“在上海，穿时髦衣服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色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长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进正门。”这种情况移植到今天，再看看上海男人对“乡下人”的那种轻蔑的态度，能不能算是沪眼看不时髦者则为低呢？　　看来，外地人要想移民到上海生活，还真的先向上海男人学学赶时髦的本领了。

上海的男白领的幸富生活

秦林

上海人一直为自己的城市享有“白领城市”的美誉而沾沾自喜，认为就凭这一点就足可以证明上海人的素质比外地人的素质高。说是无论是谁“都不得不承认，国家这么大，地域这么广，挑来挑去，惟独上海的白领档次最高，性价最优。”（①《向上海学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这两年社会上流传的一段民谣叫：“打工在广东，发财在上海，当官在北京。”这段民谣的意思是：广东的爷们儿是当老板的料子，外地人在那里大多数只能是打工的份儿；北京的爷们儿把外地人都当老百姓看，所以他们只崇拜外地进京当官的人；上海的爷

们儿普遍存在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分意识，他们既缺乏大胆投资的魄力又不甘于人下，所以，他们无疑是外地在沪的老板们“就地取材”的最好性价。所谓“就地取材”，无疑就是雇佣上海人当高级白领。　　许久以前，国人对“白领”的称谓还只是停留在与“丽人”二字相提并论的阶段。因为人们概念中的白领往往是负责单位的机要文员、秘书、商务谈判、社交公关之类的工作的人员，而这类工作大抵是由漂亮的女性担当，但上海却不一样。上海男人深知自己不是当将军的料，顶多也只能当好一个指挥官，白领恰恰属于指挥官的等级，自己又具备这等资格，怎能让其荒废？所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人能做到的事，我们男人一样也能做到！于是，在上海男人的努力下，上海便率先完成了“白领丽人”到“白领阶层”的称谓进化，并以此影响全国，以至现在人们所谈论的“白领”二字在定义上已完全是高级管理层的意思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人对“白领”词意的改造的确功不可没。　　上海人说上海是“新冒险家”的乐园。谁是这里的“新冒险家”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外地移民上海的投资商；另一种是上海本地的白领阶层。上海人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因为惟有此，才能给整个上海乃至上海男人赋予成就感。然而这种成就感说什么还是难以服众，于是上海人又发明了一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混称”，叫“新上海男人”。按我的主观理解，能配得上“新上海男人”的人大抵就是既有知识又有财富再加上有能力的大富翁或高级白领。在财富面前，上海男人还是深知自己的深浅的，但知识能力方面，上海男人就觉得自己还是有足够的资本，就现代人对冒险的理解而言，白领阶层属于旱涝保收族，无论从哪种角度来分析，都没有什么险可冒的，但上海男人怵就怵人家说他们缺乏男子汉气概，他们也知道真正的男人都是爱冒险而且是善于冒险的，把上海说成是“新冒险家”的乐园，从外地人蜂拥而入上海进行经济投资的意义而言可以成立，但这和上海白领又有何干呢？

“巴佬”的N种解析

秦林

在男人中，再笨蛋的人也会用多种简单的方言骂人。这不是因为男人接受语言的能力比女人强，而是因为男人天生爱骂人又天生不能容忍平白无辜地被人骂，尤其不能容忍被人骂了还听不懂，继而被旁人耻笑。但凡国骂是没有人听不懂的，除国骂之外，更有数不胜数的方言之骂。用方言骂外地人，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听不懂，骂了也白骂。孰知男人们所到之处，都会下意识地去了解当地骂人的语言，而且一经了解，都会刻骨铭心。所以，在中国，用方言骂人看来也不灵。比方上海，过去男人喜欢用“阿木林”、“瘪三”、“偎灶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