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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优势：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秦林

在国内所有大城市的男人中，上海男人可以说是最不合群的一族。这如果只归咎于地方与地方的性格的差异似乎还太准确。要说地方的性格差异，北方的男人和南方男人的性格差异再大不过了，可是他们却能为某种共同的目标而在一起共事，互补互勉。偏偏，无论是北方男人还是南方男人，都不愿意和上海男人共事，这是为什么呢？依我看，普遍存在于上海男人身上的那些除不去退不尽的弱点，阻碍了他们与外界形成有效沟通的可能。这些弱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地人的语种排斥；二是缺乏男人所应有的阳刚气质；三是只图

居安而不思危。但上海男人并不是无一可取。总体说，上海男人有弱点也有其十分可贵的优点。上海男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尽管这种优点在外地男人中也不难找见，但却绝对不像上海男人这样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讲，“入得厨房出得厅堂”无疑就成了上海男人的一大优势。　　一直以来，在男人圈中，上海的男人总是被认为最优秀的。当然，要说他们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也许很难，但从各方面条件综合来考虑，上海的男士确实有着许许多多与众不同之处。由于历史和祖辈的原因，上海男人的血管里流淌着不少祖先遗留下来的劣习，但这丝毫不会妨碍他们具有众多国内地方标志性男人当中最吸引女性注目礼的魅力（当然，作为与他们同类的外地人对他们也许是天生排斥的）。　　有人说，海派男人既勤快又不失风度，既能入得厨房又能出得厅堂。这恐怕是上海男人独有的资本。一般而言，中国传统的男人都只做大事，不做小事，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分工，也注定了男主外、女主内。中国的男人在家里都是“大爷”，在外边忙完，回到家就等着女人伺候了。据说男人系围裙做家务是从上海开始的，这多少体现了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最先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男人也像女人一样分担家务，甚至还会抢在女人前头，这一点和上海男人受西方绅士风度里讲求的“女士优先”的影响是否有关联？我不得而知。　　当然，入得厨房出得厅堂需要有善解人意的潜意识。尽管上海的男人的善解人意大都送给了女人，但不得不承认，能像上海男人这样在外面要尽了面子，在家中却能甘当爱妻经久耐用的洗衣机和万能电脑的，在外地男人的现实生活中实不多见。所以，要凭这一点说上海男人立事的资本也不为过。　　厨房出得厅堂延伸，还可以提炼出上海男人其他相关的优点，互联网上总结了十条：一则上海男人会做菜，在老婆忙了一天回了家，不会逼她进厨房，宁可自己去闻油烟味；二则上海男人出了名的好脾气，对老婆百依百顺，绝对服从管教，而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三则上海男人会发嗲，装小猫逗老婆；四则上海男人会心甘情愿地上交工资，绝无怨言；五则上海男人会疼老婆，会问：累吗？冷吗？钱够用吗？六则上海男人在外面受了气，回家不会朝老婆发；七则上海男人永远家庭第一，事业第二；八则上海男人吃饭时，总把好吃的放在老婆面前，等老婆吃饱了，再去刮盘子；九则上海男人虽然很腼腆，但其实喝咖啡从不加糖；十则上海男人的婚外情发生时间全国最晚。这十大优点，引得不少的上海人为之骄傲。　　优点归优点，客观予以评价与承认是应该的，但却有人将其无限扩大化。比如还有人说，随着国人婚姻观念的开放，当今的中年男人真正成了姑娘们心中的“俏货”，上海的中年男人却更以“优质优价”的稳重体贴而“俏”到了“有价无市”的地步。最近，有传媒报道：上海连离婚男人都同样是奇货可居。不少年轻的女子不计较上海男子婚否，也愿意追随左右。看来上海的中年男人还会如“浦东板块”和“上海概念”一样走俏。如此炒作，众人反而翻胃，实为不妥。　　又有人说，上海男人是白领的最好人选。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是绝对的道理。不能否认，招聘单位只要留意一下应聘的上海男人，你就会感到震撼：在简历中看到每个上海男人（当然也包括上海女人）的学习经历与工作经历几乎是同步：白天工作，晚上读书；读完专科读大本，读完大本读研；学专业，学完专业学英语。如此优良的学习风气，的确是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白领队伍，但此余下人们似乎还能听到另一种不谐和之音：北京出倒爷，广东出老板，上海出白领。言下之意，上海男人尽管下得厨房出得厅堂，但比起北京、广东的男人还远着呢！

弱点之一：是上海人就得讲上海话？

秦林

中国南方的方言可谓五花八门，光福建一个省，就有彼此无法正常对话的五大方言语系。如果不是有规范的普通话，福建省恐怕连各城市之间的交流都要配上翻译。江、浙、沪的方言也好不到哪里去，北方人比喻的“鸟语”，大抵就是指这一地带的人说起方言来就好比听鸟叫一样，嗓音既高又细，叽哩呱啦半天，竟无一句让人听懂的。听不懂还不算什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把意思听“拧”了的。比如我有一次出差去上海，叫一部出租去绍兴路办事，驾驶员重复了一遍我要去的地方，结果下车时我发现竟在陕西路，问明原由，才知道出租

车驾驶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我的普通话当上海话理解了。这还不算恶劣，更恶劣的是有一次我打车去民航售票处坐民航班车，出租车驾驶员竟问我去闵行买汽车票还是买火车票，经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那驾驶员说明我是去民航坐班车到机场去，那驾驶员才表示明白，结果呢？他还是在半领会半不领会的前提下，“服务周到”地把我直接拉到机场去了。　　如上的事例说明，上海话和普通话同样是不能正常沟通的。既然方言和外地人沟通不了，那么，用国家推广的普通话进行人际沟通，以弥补方言造成的语言障碍则是心须的。这个浅显的道理，就连那些连普通话讲得十分蹩脚的农民都懂，更何况大城市的市民了。和方言不通的外地人讲普通话，一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二来也能增进沟通。除非你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存心不和对方沟通，也不想让对方听懂你在说他什么。但在上海，不管有多少人在一起，只要其中有两个是上海男人，整个圈子便都会被他们俩个人没完没了的上海话“圈”住，他们根本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不领会算你倒霉，听不懂算你活该，谁让你不是上海人？总之，在上海男人的“圈子”里，上海话是他们与人交流的主语，一个人普通话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讲上海话。这不是一般上海人的意见，即使自认为很“知识”的上海男人，也是如此。《向上海学习》一书里，对听不懂上海话的外地人就有过如下的一段蔑视的手笔：　　上海人被批判得最凶的一条，就是上海人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呢……上海人这样做是故意的。故意讲人家听不懂的上海话，摆明了是不想跟人家外地人沟通。　　这个事情有点像法国人。法国人也常常像上海人这样，旁若无人地讲他们的法语，不管旁边的人是否听得懂。听不懂是活该，谁让他们没有教养，听不懂那么优雅的法语……　　而上海人跟法国人比，真是不幸得太多了。因为他们喜欢说上海话，就被这样批判：你上海人牛什么牛？你上海人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了。　　上海人听到了这样的批判。听完以后，他们把头一转，继续跟他们的上海人朋友津津有味地讲上海话。上海人不会为了讨人家一个好，就改口说普通话。　　作者的意思大抵在三：一是上海人讲上海话和法国人与外国人讲法语一样“有教养”；二是外地人听不懂上海话简直就是上海人之大“不幸”；三是上海人讲“改口讲普通话”就意味着“讨人家一个好”。难怪有人说上海这个城市太粉饰，连以这种排斥外地人为表象的沪语，都要不吝言词地自我褒扬一番，这不是粉饰是什么？　　近几年，随着来自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南方，人们都会清楚地发现广东和福建的语言环境都在虚心地接受普通话的改造，尽管他们跟着北方人讲着很蹩脚的“珠江牌”或“闽江牌”普通话，但人们至少可以从中体会到广东人和福建人对外地人的尊重。而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迄今为止还以让外地人在沪听“天书”为荣，这不明摆着就是对外地人的不尊重吗？　　杨东平就曾引用的一位当年在东北兵团的北京朋友说：“上海人最令人‘腻味’之处，是他们互相用上海话交谈，这等于是公开宣称自己与众不同，用语言与其他人隔离开。”（①杨东平：《北京人与上海人》）易中天先生把现在的上海人比作“现代”的“城市部落人”，他们也的确像一个“部落”，一个半开放半愚顽的“部落”。因为是“部落”，于是就要有“部落”的文化、“部落”的语言。他们以这种独特的语言，构筑了抵御“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的自我保护体系。结果，这一体系一经上海人的发扬光大，使得“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①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对外地人而言，上海话所起的作用是：阿拉防得了外地人，外地人防不了阿拉！　　固守方言除具有设防功能外，还有一条理由就是便于窥私。女人爱窥私这不算什么，上海的男人却也爱窥私。用方言窥私的确是再精巧不过的办法，它达到设防的目的，又可以让被窥者（外地人）既无奈又无从抵卸，只能乖乖受辱（这通常发生在有两个上海男人在场的情况下）。“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①易中天：《上海滩》）上海的男人才不介意别人对他恶心不恶心，他介意的是在外地人面前他有没有吃亏。只要自己没有吃亏，外地人恶心“关阿拉屁事”！上海男人不仅窥私，而且还乐于传播别人的隐私。用方言当着外地人的面向本地人传播他所获取的外地人的隐私。　　方言的痈弊如此之多，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然而上海男人始终奉行一条“原则”：只要是上海的，即使被他人看成痈弊，也是最好的；既然是最好的，就是值得夸耀的；沪语是上海的专用语，理所当然是最好的语种，固守它、夸耀它便也无可非议。尽管这只能仅限于上海。但上海男人觉得这已足矣。不是吗？在上海男人的努力下，眼下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出现在上海：许多移民到上海的外地人因不堪听不懂上海话而受当地人欺负，不得花心思专心苦攻上海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爱上海，而是为了知道如何对付上海人。面对这种状况，谁能说得清——这是外地人的悲哀还是上海人的不幸呢？

弱点之二：何处寻觅阳刚之气

秦林

张爱玲说过，做人难，做女人更难。而我说，做一个阳刚的上海男人则比做女人还要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能符合世俗公允的男人一般都是不拂逆性别的自然法则而生存的，而上海男人似乎生来就不属于世俗，至少他们绝不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列入世俗之伍，即使他们实际上是世俗的，甚至是俗不可耐的，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把这种俗解释为一种“雅”，一种外地男人永远学不到、因此只有“海派”性格的男人才配得上的“雅”。

作为褒词，“雅”本身并没有阴性和阳性之别，但在上海男人——这种“部落”里，“雅”却成了阴性的代称。世人所称颂男人的那种宽怀大度的高雅，那种处乱不惊的典雅，那种不拘小节的闲雅，那种镇定自若的优雅——在上海男人崇尚的“雅”中未必能找得到，因为他们所崇尚的“雅”正是以洋人为榜样、以女人为镜子的杂糅的“海派雅”。他们大都学会在其他男人面前如何“傲中做雅”和在女人面前如何“柔中做雅”，孰他们不知，这类的“雅”在外地人眼里早已被改称为另一种词叫“做秀”！　　男人“做秀”，这在一般人眼里似乎很难接受。因为“作秀”属阴柔之列，男人应该展示自己的阳刚之美才是，若也学着女人样在众人前“做”起“秀”来，岂不倒灶？然而上海男人却是例外。比如有的人分明不是贵族，但如若不在穷人面前摆一副富人相他们便会觉得自己连穷人都不如；比如有的人分明看着别人发财就会妒火中烧，但如若不贬人家“再富也是农民”之类的讥讽他们就难以找到平衡的支点；比如有的人分明是生来就是“见吵架就上，见拳头就溜”的料，但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那种只有口气没有底气的怕死鬼，反说别人“只有粗鲁的人才会用拳头解决问题”——诸如此类行为，表现在一个女人身上则不足为怪；但若表现在一个男人身上，人们难免就会惊异：咦，这人怎么这样，阴不阴阳不阳的？但这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解释说：“他是上海的男人。”，人们除了抱以一声叹息，定然不会再往下说什么。原因很简单：上海男享有阴柔的特例权！　　男人享有阴柔的特例权——这句话对任何地方的男人去说都意味着被骂，惟有上海男人可当作一种褒扬。因为男人一旦阴柔，说明这个男人缺乏阳刚气度。男人缺乏阳刚之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受众人嗤之以鼻，而上海男人似乎个个身上都透着一种不可言状的阴气，所以当他们在一起时，大家都彼此彼此，很少有人被“本土”人诟病。然而上海男人不诟病上海男人并不是上海男人的性格主流，上海男人善于把自己的弱点包装成优点，那才叫上海男人的性格主流。还说阳刚之气：上海男人一提此话题，心里自然发虚，但他们经过七拐弯八抹角，又能包装成惟上海男人“天生才具备的雅皮气质”。上海男人视“省在肚里，花在身上”为美德，这一点和上海女人是一个胚，但他们却说“惟上海女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对“雅皮”并不领情，称之为“奶油小生”。上海女人也好生不知趣，对上海男人“沮丧失望，发出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从而捧红了东洋明星高仓健。蓦然回首，高仓健也已七十岁了……上海前辈演员中叔皇，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初露头角之际，魁梧阳刚绝不亚于高仓健外，更比他多一份雅皮之情，只是后来没有合适的既阳刚又雅皮的角色给他！”（①程乃珊：《上海男人的雅皮气质》）在上海女人眼里，“雅皮”再加上阳刚，似乎就是“唯美”的男人了。那么什么是雅皮呢？它与阳刚又有什么对应关系呢？　　雅皮，一般是指都市里较追求时尚生活的“唯美”男士。他们思想前卫、懂得享受，虽能容易接受新事物，但缺乏离经叛道的精神，小主意不少，大主见不多，更没有励志创新和冒险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程乃珊说高仓健比中叔皇“多一份雅皮之情”绝不是功名成就的理由。因为“雅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带有阴柔的稚气，像人们所说的风度翩翩、绅士风度、有理有节、白马王子之类，或多或少地都带有雅皮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不可有，而是应该在不失男人阳刚气度的前提下适度的个性化补充。问题是，许多的上海男人对雅皮却一往情深，无限地扩大雅皮对整体形象作用的效果，甚至有的人可以没有阳刚，但却不可以没有雅皮，以为只要有了雅皮，就足可以“傲视群阳刚”了。这就使得他们性格倾向在自觉不自觉间趋于懦弱继而脱离了男性所应有的阳刚本质。　　古清生在《上海男人的四大精明》中说，上海男人“总是梅雨般细细密密编织着现实的小日子。上海女人的性格里多了一点阳刚，两相靠近，就如磁与铁，上海男人与女人之间分歧就小。只有在上海，男女之间的思维惊人一致，因此上海家庭男人的意见就是女人的意见，反之亦同，外人想在其中做点策反工作都难以奏效，上海男人就用不着担心外人挑拨夫妻之间关系，因为他们性格接近，又持逆向思维。”如此说来，也只有上海女人和上海男人可以互相诚纳了。因为上海男人身上所欠缺的阳刚气度自有上海女人予以弥补。如果用“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来套用古清生的话的话，那么在上海，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方女人打造一方男人”呢？

弱点之三：只图居安而不思危

秦林

在上海这座遍地流金的城市里，掌控着大资本运营的大多数是外地的男人，而这个城市里的主人公——上海男人，却鲜见经济界知名的风云人物，他们更多的只能在小小的功利上发挥“地主之宜”，因而，外地人在上海搞投资似乎并不太担忧上海的同行来抢他们的饭碗，他们知道上海男人的眼界只是停留在以“上海是高产白领的城市”而自豪上，这样，来沪的商人越多，上海男人争当白领的机会也就越多。于是有人就要问了：上海和广东一样处处是商机，为什么广东男人个个都在争当大老板，而上海的男人却只会为自己能当上老板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