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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一) （ 本章字数：48967） |
| 亨利又在床上翻了个身。风呼呼地吹，透过碎石砌成的墙壁。他身上尽管穿着羊毛套衫，还盖着毯子，可还是冷得难以入睡。惟有他的脑袋发热，嗡嗡作响，仿佛发了高烧。他也许是发热了。这是因为疲惫，由于阳光和红葡萄酒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舒坦的热。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他正置身于一个任何人都不该处的地方：这地方是多么闲适。他并不感到遗憾，也不追究自己。这份睡眠如同没有噩梦缠扰的酣睡一般宁静。他放弃了许多事情，不再写作，而且也不每日游玩，但以此为代价而获得的，只是自我存在的意识，然而这已是非常巨大的收获。他远离尘寰，避开风寒，摆脱了缠身的难题，脱离了疲乏的躯体，在一种纯洁的氛围中逍遥。纯洁，这可以像快感一样令人心醉。他抬了一下眼帘，瞥见了昏暗的桌子和烛光，此时此刻，这位一直勤于笔耕的人心满意足地想到了：“原来我处在中世纪！”然而，黑夜重又锁住了这一欢乐的光芒。 “我没有做梦吧？可我明明看见您昨天夜里在写作？” “我是工作了一会儿。”迪布勒伊回答道。 “我把您当作了浮士德博士。” 他们裹着毯子，坐在这间高山小屋的门槛上，风吹打着他们身上的毯子。在他们睡觉的时刻，太阳悄悄地升起来了，天空蔚蓝，在他们的脚下展开了一条云彩铺就的大道。有时，风将云道撕裂，隐约可见一小片平原。 “他每天都工作。”安娜说，“至于工作环境，他不计较，可以在牲畜棚，在雨下，也可以在广场；可写作时间，每天无论如何需要四个小时。其余时间，他才干他想做的事情。” “咱们现在想做点什么？”迪布勒伊问。 “我觉得往山下走走不错，可以看到更妙的全景。” 他们在欧石南丛中穿行，往山下走去，一直来到了黑人村寨。寨子里，一些老妪已经早早地坐在门前，双手挥动着纺锤，膝上架着垫子，垫子上插满了针。他们在一家食品百货铺兼小酒店喝了一种黑乎乎的饮料，接着骑上了寄存在这家店铺里的自行车。这些老爷车饱经战争的风雨，样子着实难看：油漆呈鳞片状剥落，护车板伤痕累累，轮胎鼓着奇形怪状的大包。亨利的那一辆更是难骑，他惴惴不安，怀疑能否坚持骑到晚上。迪布勒伊夫妇终于在一条小溪边停车歇脚，亨利见了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条小溪可能就是卢瓦尔河。河水冰冷，不可能下河沐浴，他从头到脚洒了些河水，然后继续上车赶路。上车时，他发现不管怎样，这车轮还是转动的，实际上，最不灵活的是车体。要修复车体，着实要花一番气力，不过，尽管折腾得腰酸背痛，但亨利为重新修复了一件如此方便的工具感到十分幸福。他早已忘记了车体的用途竟会如此之大。车链和车轮固然使车子力量倍增，可驱使车子前进的惟一动力，是人的力量、勇气与生命。车子令人满意地跑着它该跑的路程，眼下正勇敢地向山口攀登。 “好像被拽住似的。”安娜说道。她裸露着双臂，皮肤晒得黑黑的，秀发迎风飘动，显得比在巴黎时年轻多了。迪布勒伊人变黑了，也瘦了。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双腿肌肉结结实实，晒得黝黑的脸膛刻着条条皱纹，看去俨然一个甘地①的门徒。 ①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在印度被尊称为“圣雄”。 “比昨天要好多了！”亨利说。 迪布勒伊放慢车速，在亨利身边骑着。 “应该说昨天并没有怎么用劲。”他开心地说，“您还什么都没有跟我谈呢。自我们走后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气炎热。”亨利说，“上帝！天太热了！” “那报纸呢？您一直没有见特拉利奥？” 迪布勒伊的话中充满了某种好奇，这种好奇心显得如此迫不及待，像是一种焦虑。 “没有。吕克认为只要再坚持两三个月，就可以自己摆脱困境。” “值得试试。只是不要负更多的债。” “我知道，我们没有再借钱。吕克打算多搞点广告。” “我承认当初并没有考虑到《希望报》的订数会下降得这么厉害。”迪布勒伊说。 “噢！您完全清楚，”亨利微笑着说，“即使最终不得不接受特拉利奥的资金，我也不会难过的。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胜利，这一代价并不太大。” “事实上，若它取得了胜利，那是全亏了您。”迪布勒伊说。 他的话声比他的话本身还更有保留。他对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他抱负太大了。谁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建立起一个像前共产党那样强大的运动。与他相反，亨利大喜过望，对集会的成功感到格外的高兴。一次集会并不说明什么大的问题，可那朝他抬起的五千张面孔他决不会很快忘怀。他朝安娜微微一笑： “自行车自有它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比小汽车还更妙。” 车子骑得不像开始那样快了。野草、欧石南、冷杉馨香四溢，山风温柔清凉，沁人心脾。周围的风光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背景。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力量，征服了一片又一片风光。无论在上坡的疲惫中，还是在下坡的欢乐中，他们无不与起伏不平、气象万千的山色融为一体，与其共同存在，息息相通，而不只是将它作为风景加以欣赏。在第一天，亨利便满意地发现了一点，这就是这种生活足以使您感到充实。脑子里是多么静谧啊！高山、牧场和森林取代了他的大脑而存在。他不禁暗暗赞叹：“与睡眠不同的宁静是多么珍奇啊！” “你们这地方选得很好。”晚上，他对安娜说，“真是个美妙的地方。” “明天也肯定一样，准不错。您愿意从地图上看看明天的行程吗？” 在下榻的小客栈里，他们一起用晚餐，喝着一种气味呛人的白酒。迪布勒伊在一张铺着油漆布的桌子一角摊开了地图。 “指给我瞧瞧。”亨利说道。他目不转睛地乖乖顺着铅笔头，看着那红的、黄的和白的线条儿。 “这许许多多小路，您怎么能选准呢？” “这才叫有趣嘛。” 第二天亨利心里想，真正有趣的是亲眼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与原来的计划是多么吻合，丝毫不差。每一个转弯，每一道山坡，每一道下坡，以及每一座山岗无不处在预定的位置上。多么让人放心啊！人们仿佛感到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那一个个标记变成了一条条真正的路，一座座真正的房屋，这种变化会给您带来任何创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如这帘瀑布，虽然在地图上已经打上了一个蓝色的标记，但当您在弯弯曲曲的峡谷深处猛然发现那水花飞溅的大瀑布时，仍会不胜惊讶。 “观赏是多么令人满足啊。”亨利说。 “对，只是永远都看不够。”迪布勒伊遗憾地说，“这匆匆一瞥，既给予您一切，又不给予您任何东西。” 他并不是什么都看，可一旦他对某件东西着了迷，那可真叫没完没了。亨利和安娜无奈，只得跟在他的身后，爬过一处又一处悬崖，来到飞泻的瀑布边。他赤脚走进翻腾的小潭中，直到运动裤的下部被水淹没。等他回到深潭边的平地上坐定，他以权威的口吻说： “这是我们见到的最美丽的瀑布。” “您总是偏爱眼前的东西。”安娜笑着说。 “整条瀑布呈黑白色，”迪布勒伊说，“这才叫美。我寻找别的颜色，结果没有见到一丝色彩的痕迹。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与白原来是一回事。您应该走到水中去，一直走到那块巨石边。”他对亨利说，“这样，白中的黑与黑中的白，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相信您的话。”亨利说。 一到了迪布勒伊的嘴里，河畔的一次漫步可以说成北极的一次探险，亨利和安娜常常报之以大笑，因为他对看见与发现这两者根本不加以区别，仿佛在他之前，谁也没有亲眼欣赏过瀑布，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水，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假如亨利一个人，那他肯定观察不到这水雾与飞沫嬉戏的万千景象，这变幻无穷、时隐时现的千姿百态，这数不胜数的细小漩涡。迪布勒伊细细地察看着这一切，仿佛想了解每一滴水的命运。“谁对他都可能会生气，”亨利深切地看着他想，“可却不能没有他。”在他的身边，世间的一切都变得举足轻重，仿佛存在着巨大的生活乐趣，于是大家都加倍地生活。经他一变，这次漫游法国乡村竟成了一次探险游历。 “您会叫读者们吃惊的。”亨利微笑着对迪布勒伊说，迪布勒伊正一副入迷的神态，静观着落日的最后几抹色彩。 “为什么？”迪布勒伊以忿忿不平的声音问道。每当人们谈论起他，他往往拿出这副口气。 “读了您的书，谁都以为您感兴趣的只是人，而大自然则微不足道。” “人不是在大自然中生活吗？” 对迪布勒伊来说，一片风光，一块石子，一抹色彩，都是人的某种真实存在。任何事物都无法通过回忆、梦幻，通过投其所好或通过这些事物在他心中唤醒的激情打动他的心，惟一能使他动情的，是他在其中捕捉到的真实意义。不用说，较之于光秃秃的牧场，他更乐意在刈割牧草的农夫面前驻足。当他穿过一个村庄，他的好奇心变得更难以满足。他什么都想了解个一清二楚，诸如村民们吃什么，怎样参加投票，乃至他们劳作的具体细节和内心想法的具体色彩等等。为了能到农庄走一走，他不惜编造各种借口：买鸡蛋，要杯水喝，而且一旦有可能，他便进行长谈。 第五天的傍晚，安娜在一次下坡时车胎爆了。徒步行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遇见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面住着三位年纪轻轻却掉牙缺齿的妇人。她们每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有的胖一点儿，有的瘦一点儿，但都很脏。院子里到处是粪便。迪布勒伊坐在院子中间修车内胎，他一边用橡胶补胎，一边贪婪地环顾四周： “就三个女人，没有一个男的，真怪，是不是？” “男人都在地里。”安娜说。 “这时还在地里？”他把锈色的内胎浸入水盆，水面上立即泛起一个个水泡。“还有一个洞！你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同意让我们在谷仓里睡一夜？” “我去问问他们。” 安娜消失在房子里，几乎刚走进房子就又出了门：“咱们要在牧草堆睡觉，她们很惊奇，可她们并不反对。只是她们坚持非要我们先喝点儿热的东西不可。” “我很乐意在这儿借宿！”亨利说，“本想离一切都远远的，果真如愿以偿。” 借着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的光亮，他们喝着大麦茶，一起试着闲谈起来。这三个妇女是妯娌，那三兄弟共同租种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十天前，他们一起到下阿尔代什打短工、采熏衣草去了，撇下她们度日如年，终日一声不哼地喂牲畜、看孩子。她们还勉强知道微笑，可怎么说话几乎全忘了。对这个世界，她们就知道：这边的农庄里，长着栗树，夜间清冷；下阿尔代什那边长着熏衣草，要挣几个法郎，就得流血流汗。对，她们远离了一切，离得是那么遥远，以致当亨利一钻入牧草堆，顷刻间便被储存在于草中的阳光和各种气味所包围，头脑发昏，梦见道路与城市全都不复存在，从此不可能返回巴黎。 一条小道在栗树林间蜿蜒，弯弯曲曲地向平原方向延伸。他们兴高采烈地进了一座小城，城内的梧桐树已经预示着南方炎热的天气就要到来，滚球游戏又要兴起。安娜和亨利坐在一家最大的咖啡店的露天座上，露天座空空荡荡。迪布勒伊一个人去买报纸，他们俩要了点儿面包片。他们看见迪布勒伊和报贩交谈了几句，然后慢悠悠地穿过广场，边走边读着报纸。回到露天座后，他顺手把报纸往独脚小圆桌上一放，亨利一眼看清了头版醒目的大标题：美国人在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他们默默无言地读完了文章，安娜声音惊恐不安地说： “这十万个死难者，到底是为了什么？” 日本显然就要投降，大战就要结束，《塞文诺尔小报》和《阿尔代什回声报》欢欣鼓舞，可他们三人惟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恐惧。 “他们难道就不能先威胁、恫吓一番？”安娜说，“比如在偏僻的荒漠投放一次，我说不清楚……那颗炸弹，他们真的非投不可吗？” “他们当然可以先设法给政府施加压力。”迪布勒伊说，继又一耸肩膀：“对德国城市、对白人，我怀疑他们还敢不敢放！只对着黄种人！他们憎恨黄种人！” “整个一座城市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总该有点不安吧！”亨利说。 “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迪布勒伊说，“他们很高兴能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有多大能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施行他们的政策，任何人都不敢哼一哼。” “可他们为此而杀了十万条性命！”安娜说。 他们呆呆地正对着奶油咖啡，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恐惧的文字，一个个重复着这句毫无作用的话。 “我的上帝！要是德国人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多危险啊！”安娜说。 “美国人掌握了原子弹，我也并不高兴。”迪布勒伊说。 “报上说他们可以炸毁整个地球。”安娜说。 “据拉尔盖给我解释，”亨利说，“要是发生了不幸的意外，引发了原子弹，地球倒不会爆炸，只是造成大气膨胀，整个地球变成月球一般。” “这并不更让人开心多少。”安娜说。 不，这并不开心。只是当他们重新蹬车行进在一条阳光灿烂的道路上时，这一纠缠不清的恐怖难题便失却其一切意义。一座四十万人口的城市连同周围自然界的一切就这样化为乌有、销声匿迹了：这一切再也引不起任何回响。这一天依然如故、井然有序——天是蓝色的天，叶是绿色的叶，干渴的土地仍然焦黄一片——时光一分一秒地悄然流逝，凉爽清新的黎明迎来了噼啪声四起的正午，地球围着注定由它陪伴的太阳旋转，对它负载着的漫无目的的匆匆过客无动于衷：怎能相信这静如亘古的苍穹下，这些匆匆过客今日已经拥有能力，可将地球改变成古老的月亮？若在大自然中接连漫游数日，不难发现这大自然中带有几分疯狂。无论是云彩变幻无穷的壮观景象、高山静止不动的愤怒与抗争，还是昆虫不绝于耳的喧闹鸣唱，或是植物如疯似狂的迅猛繁殖，其中无不包含着过分的怪诞，但是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温和的狂热。万万想不到它一旦进入人的大脑，便会变成残杀人类的疯狂。 “您还有勇气写作！”他们一起坐在一条河畔，亨利见迪布勒伊从背袋中掏出了纸笔，惊叹道。 “这是个魔鬼。”安娜说，“即使在广岛的废墟中也照写不误。” “他不就在广岛的废墟中写嘛。” “那怎么就不行？”迪布勒伊说，“反正总有什么地方会成废墟的。” 他握起钢笔，双目茫然地久久呆了一阵。在这新添的废墟之中写作也许并不那么轻松。他没有弯腰去写，突然说道： “啊！要是他们不把我们逼上绝路，逼得我们当不成共产党！” “他们是谁？”安娜问道。 “共产党人。你们知道，这原子弹，是种多么恐怖的威胁手段！我并不认为美国佬明天就会朝莫斯科扔一颗，可说到底，他们有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忘记的。他们之间再也难以相互了解！当务之急，必须携起手来，不然，我们就无异于重蹈覆辙，重犯大战前的错误！” “您说我们？”亨利说，“可首先制造不和的不是我们。” “对，我们问心无愧。可以后呢？”迪布勒伊说，“这对我们毫无好处！若发生分裂，我们和共产党人都要自食苦果，我们甚至会更深受其害，因为共产党人势力更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亨利说。 “他们卑鄙，这我同意，可对我们来说，这无碍大局。然而，一旦他们把我们视为敌人，那我们就成为仇敌了。不用说，这是他们的过错。可不管错还是不错，我们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第一大政党的仇敌。这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那么，就不得不向他们的讹诈让步？” “我从不认为凡宁死不屈的人都是精明的人。”迪布勒伊说，“不管是不是讹诈，我们必须维护团结。” “他们挖空心思想实现所谓的团结，是解散革命解放联合会，让其全体成员加入共产党。” “有可能落到这一步。” “那您有可能加入共产党？”亨利惊奇地问道，“可您和共产党人之间隔着多少障碍啊！” “噢！会设法消除的。”迪布勒伊说，“如有必要，我可以保持沉默。” 他拿起笔，开始写起字来。亨利从书包里掏出书来，凌乱地放在草地上。他放弃写作以来，读了许多书，这些书把他带往世界各地，尽情地神游。这些天来，他发现了印度和中国，这并不是快活的事。每当他想到那千百万饥饿的人们，许多事情便变得无聊和无意义。也许他对共产党的保留态度也毫无价值。他最责怪共产党的一点，是它把人当作物来看待。倘若对人们的自由、对人们的见解、对人们的善良意愿也不相信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他们的命运，结果也确实很糟。这种忧虑只有在法国、在欧洲才有意义，在这里，人们终归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准，至少有了一点儿自主，有了一点儿觉悟。对那些贫穷、迷信、愚昧的大众来说，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又有什么意义？必须给他们吃的，别无要求。美国人称霸，其结果就是东方各国食不果腹，永远遭受压迫。东方各国的惟一希望是苏联：摆脱饥饿、奴役和愚昧的人类的惟一希望是苏联。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帮助苏联。当千百万人不如牛马，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人道主义便是一种讽刺，个人主义就是一种卑鄙的行径。人们还怎敢要求获得诸如思想自由、选择自由、言论自由这些高等权利？亨利拔了一截草，慢慢地咀嚼着。既然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如意生活，何不干脆放弃？消失在一个大党之中，将自己的意志与巨大的集体意志融为一体，这该是多么安宁，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一旦开口，但是以整个地球说话，前途便成了您个人的事业，为此而忍受许多事情，值得。亨利又拔了一截野草。“可尽管如此，我渐渐地又会难以忍受。”他心里想，“真不敢设想从此没有自己的思想，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活动分子，必须要有烧炭党人的那份忠诚，可我没有。再说，眼下遇到的也不是这个问题。”他不快地自言自语道。诚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我加入又有何用？这是惟一的具体问题。显然，不会因此而给一个印度人带来一粒白米。” 迪布勒伊不再给自己打问号，他在专心地写作。他仍然一如既往，每日笔耕。在这个领域，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动摇。一天下午，他们正在埃古阿尔山脚的一个村寨吃午饭，突然，暴风雨骤起，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行车被掀翻，两只包被刮走，迪布勒伊的手稿吹落在湍急的泥水之中，被一卷而去。当他好不容易抢回手稿，稿子上已涂了一层黄泥浆，上面的字全都沥成了一条条长长的黑道。他冷静地让人帮助晾干稿子，损坏得最惨的段落自己又重抄了一遍，那架势仿佛如有必要，他会泰然自若地不惜从头写起。毫无疑问，他如此执着自然有其道理。道理总是能找到的。有时，看着他的笔在纸上滑动，亨利不禁想起自己那只执笔的手，一股怀旧之情在心头油然而生。 “能不能拜读几页您的手稿？您到底写到哪儿了？”亨利问道。这天下午，他们在瓦朗斯一家咖啡店的阴凉处，坐着等肆虐的酷热慢慢败下阵去。 “我正在写有关文化观念的一章。”迪布勒伊说，“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决定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他们这种抉择是否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种类？人类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自身赋予的形象中认识自己？” “您作出的结论是什么？”亨利问道，“是不是文学具有一定意义？” “当然是。” “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有理而写作！”亨利笑着说，“这真奇妙。” 迪布勒伊好奇地看了看他：“哎，那您最近哪一天是否又将重新开始写作？” “噢！反正今天不。”亨利答道。 “今天或明天，又有什么区别？” “呃，无疑明天也不会。” “为什么？”迪布勒伊问道。 “您写散论，那还可以。可眼下做小说，得承认这让人泄气吧。” “我并不承认！我从来就不明白您为何放弃写那部小说。” “这是您的过错。”亨利笑微微地说。 “怎么是我的错！”迪布勒伊气愤地朝安娜转过身子，“你听清楚了吧？” “您鼓动我参加行动，行动使我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亨利朝招待打了个手势，那招待正倚着柜台昏昏欲睡。“我想再来一杯啤酒，你们要不要？” “不要，我太热了。”安娜回答说。 迪布勒伊点了点头。“请您再解释一下。”他继续问道。 “对我内心的想法或感觉，别人会在乎吗？”亨利说，“我个人的一些琐事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而伟大的历史却又不是小说的主题。” “可是，我们每天都有别人不感兴趣的小事。”迪布勒伊说道，“正因为如此，可从邻人的经历中重新发现自己。如果他善于讲述，他最终能使大家都感兴趣。” “我开始动笔写时正是这么想的。”亨利说。他呷了一口啤酒。他没有心思多加解释。红色长椅边，两个老头儿正在玩着掷骰子跳棋游戏，亨利看了看他们。这咖啡厅里是多么宁静：又是一个假象！他打起精神继续往下说：“麻烦的是经历中有着个人的成分，那都是些失误，是些幻景。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诉说的欲望了。”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迪布勒伊说道。 亨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假设您夜里在水边看见了灯火，那真美，可一旦您知道在那灯火照耀的城镇里人们被饿死，那灯光立刻就会失却其诗情画意，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景象而已。您会对我说，可以讲述别的东西，比如说说那些饿死的人们。可是，我更喜欢在文章里或集会上说这些。” “我可不会跟您说这些。”迪布勒伊有力地说，“那些灯光，它们为众人而闪烁。显然，首先该让人有饭吃。可是，若剥夺了你构成生活乐趣的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有饭吃又有何用？我们为何要旅游？因为我们认为这风光并非虚假的景象。” “就算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重新获得意义。”亨利说，“可眼下，更为重要的事情有多少啊！” “这一切今天就有意义。”迪布勒伊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那在我们的书中也应该举足轻重。”他突然气恼地补充道：“仿佛左派就命中注定只能搞宣传文学似的，每一个字都得感化读者。” “噢！我对这类文学并无兴趣。”亨利说。 “我知道，可您又不愿试试别的事情。要干的事情何其多！”迪布勒伊神态逼人地看了看亨利：“当然，要是对那些灯光赞叹不绝，忘记它们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个混账。可问题正在这里：要去寻找一种有别于右派美学家的方法，谈谈这些灯火，让人们既感觉到其中有美的一面，也有城镇灯光中贫穷的一面。左派文学正是应该以此为己任。”他声音激动地继续说道，“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事物，让它们置于各自应有的位置，但是我们切不要使世界贫困化。被您称之为幻景的个人经验，这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亨利并不自信地说。 迪布勒伊也许有理。莫非真的有办法重新获得一切，也许文学仍然具有意义。然而眼下在亨利看来，理解这个世界比用词语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更为迫切。他更乐意从包中掏出现成的书籍，而不是空白的纸张。 “您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迪布勒伊激烈地说，“右派分子的书最终比我们的要更有价值，年轻一代最终将到伏朗热之流那儿得到满足。” “噢！伏朗热决不可能拥有年轻一代。”亨利说，“年轻人不喜欢战败者。” “可很快给人以失败者形象的，有可能是我们。”迪布勒伊说。他紧盯着亨利：“您不再写作，我感到遗憾。” “我也许会重新写作。”亨利说。 天气实在太热，难以再深谈下去。可是，他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很快重新执笔。放弃写作的好处在于他终于有了学习的空暇。四个月里，他填补了不少空白。三天后，一返回巴黎，他就要制定一个详尽的学习计划，说不定这一两天时间里能构成一个学政治文化的大致框架。 “但愿波尔还没有回家。”次日上午，他一边默默地在想，一边在林中蹬着车子。树阴稀疏，阳光的酷热勉强有所缓解。他让迪布勒伊和安娜在前面骑着，自己只身进入了林间的一块空地。一圈圈阳光在绿草间颤动，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心头缩紧。究其原因，不会是这座烧毁的木屋，它与许许多多别的废墟一样，在淡漠与岁月的侵蚀下渐渐消失。也许是因为这片沉寂，没有鸟唱，也没有虫鸣，惟能听见车轮在砂砾上滚动的沙沙声，这是一种多余的声响。安娜和迪布勒伊已经下了自行车，正在看着什么。亨利来到他们身旁，发现是一些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不见人名，没有鲜花。勒维尔高。这个含着茅草、灰烬、焦土色彩的名字，这个听似咖里哥宇群落①般冷酷、干燥，但也透溢出一股深山清凉气息的名字，再也不属于传说。勒维尔高。就是在这个山之国，湿润但却枯黄的植被，稀疏透明的森林，无情的太阳竖起了一个个沉重的十字架。 ①咖里哥宇群落：是地中海区常绿矮灌木丛。 他们默默地离去，道路很陡，不得不推车行走。酷热侵入淡淡的树阴中，亨利感到汗流满面，安娜的额头和迪布勒伊古铜色的面颊早已大汗淋漓。每一个人心间呼唤的无疑都是同一的声音：在这绿茵茵的草场上搭起一个帐篷。昔日，令人神往的正是这种纯净、神秘的所在。至少在这里，战争与仇恨永远都无法渗入。可是现在已经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谓的避难处。这里竖着七个十字架。 “山口到了！”安娜喊了起来。 亨利就喜欢这样的时刻，瞎子似的攀登一阵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耕作的土地，田园、篱笆、道路、村寨一一映入眼帘。阳光仿佛给板岩瓦洒下晶莹的露珠，给玫瑰色的平板瓦陡添了一抹闪光的色彩。然而，亨利首先瞥见的是一道山的屏障，它紧倚着天际，继而是辽阔的高原，在太阳下赤裸裸地经受着炙烤。如同法国的其他高原，这儿有农庄、村落、小寨，可没有平板瓦，没有板岩瓦，根本不见屋顶的影子，惟有高低不一的断壁残垣，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遮蔽不了任何东西。 “知道了又有何用？”安娜叹息道，“尽管认为都知道了，这有何用。” 他们一时呆立着一动不动，接着开始顺着阳光猛烈地抽打着的沙砾小路，小心翼翼地下山。八天来，人们谈论广岛，列举数字，交换意义可怖的话语，可心底却激不起一丝涟漪，但突然间，只需这匆匆的一瞥，恐惧便悠然而至，他们的心便开始抽搐。 迪布勒伊猛地刹住了车子：“出了什么事？” 一只军号在紧吹，穿透了村寨上空飘忽的薄雾。亨利停下车子，发现脚底的大公路旁一溜儿军用卡车、运输用履带装甲车、汽车和推车。 “是庆祝会！”他说，“我没有留心，可我听旅店的人说什么地方有个庆祝会。” “是个军队庆祝会！我们可怎么办？”迪布勒伊问道。 “头顶着太阳，不能返身上山，也不能停下不走，进退两难是不是？”安娜急得直问。 “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迪布勒伊口气沮丧地答道。 他们继续往山下走。被烧毁的村庄左侧，有一个土坛，竖着一个个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摆满了红色的花束。一些塞内加尔士兵迈着正步向前行进，头上的小圆帽闪闪发亮。军乐声又起，遮住了公墓的寂静。 “看样子要结束了，我们运气还算好。”亨利说。 “向右骑。”迪布勒伊说。 士兵们冲锋似的上了军用卡车，人群四下散开。男女老少全都穿着黑衣，被那漂亮的丧服闷得几乎要窒息。他们乘汽车，坐推车、自行车、轻骑或徒步，来自周围的所有村落、小寨，足有五千甚或万人。此时，他们正挤撞着向枯树和烧焦的断壁涌去，争夺那仅有的一点点阴凉。他们有的蹲在路旁的排水沟里，半倚着汽车，纷纷拿出圆形大面包和红葡萄酒。死者已经安排妥当，被填饱了悼词、鲜花和军乐，活人们便大吃起来。 “我捉摸着什么地方可以歇个脚。”安娜说。 上午这段艰苦的行程之后，他们渴望在阴凉处躺一躺，喝点冰凉饮料。他们顺着公路，伤心地推着车子走去，路上挤满了寡妇和孤儿。下山向谷地开去的大卡车卷起漫天的白色尘土。“到哪儿找阴凉去？哪儿？”安娜直问。 “那边有些桌子摆在阴凉处。”迪布勒伊说，边指着紧靠着一座木屋摆开的几张长桌，可桌旁的位子好像全被占了，几个妇女轮流端上一盆盆土豆泥，用勺子分给各位。 “是在聚餐还是个饭店？”安娜问道。 “咱们去瞧瞧。老是煮鸡蛋，我宁愿吃点别的东西。”迪布勒伊说。 原来是个饭店，人们差不多挤坐在一起，以腾出更多的位子。亨利坐在迪布勒伊正对面，迪布勒伊身旁是一位妇女，她戴着沉甸甸的黑面纱，两只患麦粒肿的眼睛红红的。一勺白花花的东西倒进他的盘子，紧接着一个男人用叉子叉上一块血乎乎的肉。面包篮和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大家一声不吭地只管吃着，那副尴尬的贪婪相令亨利想起了自己儿时参加的葬礼上村民们的样子，只是眼下服丧的是数以百计的孤儿寡妇和亲朋好友。阳光下，他们内心的痛苦和身上汗水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坐在亨利另一侧的老人递给他一瓶红葡萄酒。“给她倒一点儿喝喝。”老人指了指那位眼睛红红的女人说道，“她是那位在圣德尼被活活吊死的男人撇下的媳妇。” 一位女的隔着桌子问道：“那位被他们倒悬着活活吊死的是她丈夫？” “不，不是那位，她的那位两只眼睛被掏了。” 亨利给寡妇倒了一杯酒，他不敢看她。突然，他感到薄薄的衬衫下汗在流淌。他向老人转过身子，问道：“是那位空降下来的大兵烧了瓦西厄？” “对，他们来了四百号人，您可以想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死人最多的是瓦西厄，所以他们才有进大公墓的权利。” “那是整个勒维尔高地区的公墓。”亨利对面的那位女人自豪地说，“您是大热纳的叔叔吧？”她问道，“就是跟他儿子费弗里那一起在山洞里找到的那位？” “对，我是他叔叔。”老人回答道。 餐桌边，话匣子全打开了，人们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回忆起那恐怖的往事：在圣洛希，德国人把男女村民关进教堂，烧起一把大火，后来才允许女人出来，其中有两个就没有逃出来。 “我老毛病又犯了。”安娜突然站起身子说，“我……” 她刚走了几步，整个身子便往木屋的墙壁倒了过去，迪布勒伊慌忙跑去，亨利紧跟着他。她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涔着汗珠。“心里不舒服，”她用手绢捂着嘴打了个嗝，含糊不清地说。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过去了，是红葡萄酒的缘故。” “是因为喝了酒，加上太阳晒，身子疲乏。”迪布勒伊说。他是在帮她寻找借口，可心里肯定清楚她的身子壮实得像匹佩尔什马。 “您得到阴凉处躺下来歇一歇。”亨利说，“咱们去找个安静的角落。您可以躺个三五分钟吗？” “可以，可以，现在好了，对不起。” 昏厥、哭泣、呕吐，女人们生就有这份能耐。可是，这也无济于事，面对死去的人们，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他们又跨上了自行车。整个空气在燃烧，仿佛村庄再次燃起熊熊大火。每个草垛、每丛灌木边都躺满了人，男的把礼服扔在一边，女的挽起了袖口，敞开了紧身上衣。耳边传来了歌声、笑声和逗弄的欢叫声。不喝酒，不笑闹，不逗乐，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既然他们还活着，他们必须生活。 他们骑了约摸五公里，发现了一截半枯的树干，有那么一丁点儿树阴。安娜在茅草和石子上铺上了雨衣，侧弓着身子躺在上面。迪布勒伊从背包里掏出纸张，那纸张一股子淤泥味儿，看似被泪水打湿过一般。亨利坐在他们身旁，头倚着树身，他睡也睡不着，事情也干不起来。突然，他感到一心想着学习是多么愚蠢。法国的政党，顿河流域的经济，伊朗的石油，苏联当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正在展开的新的纪元在书中并没有被预见倒。面对原子能，这扎实的政治文化学又有什么分量？革命解放联合会、《希望报》、行动，多么苍白的玩笑！所谓善良的人们尽可放心发动罢工；学者和技术人员却在制造炸弹、反炸弹、超炸弹，手中掌握着前途命运的是他们。一个欢乐的前程！亨利合上双眼。瓦西厄，广岛，一年来情况有了发展。这将导致下场战争。那下一个战后又是怎么样呢？无疑比眼下还要更加严峻。除非根本就不再有战后。除非战败者以炸毁整个地球为乐。这很可能发生。假设地球没有被炸成碎片，还继续绕着自己旋转，但已冰冷一片，阒无人迹：设想这种结局并不更令人好受。死亡这个意念从未让亨利痛苦过。可突然，这片月球似的死寂使他心惊肉跳：人类从此灭绝！面对这无声无息的永恒世界，爬格子、开大会又有什么意义？还是默默地等待世界的灭顶之灾或个人的末日的到来吧。一切都是虚无。 他睁开眼睛。地上酷热难当，天上阳光闪耀。安娜在睡觉，迪布勒伊在写着写作有理的字样。两个戴孝的乡下女人匆匆地向村子赶去，手里抱着红红的玫瑰，鞋子上沾满白色的尘土。亨利定睛目送着她们。莫非是圣洛希的女人为她们亡夫的死骨献花？有可能。她们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寡妇。也可能有人在戳她们的脊梁骨骂？她们在心底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她们是否已经忘却了过去的许多东西，或者只是忘却了一小部分，甚或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一年的时间，既短暂又很漫长。死去的战友已经被忘却了，那8月的时光所预示的前程已经被忘却了：幸好如此。固执地陷入过去，这有害无益，可一旦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否认了过去，心里也并不那么自豪。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创造了这种两全之计：纪念。流血的过去与掺合着辛酸的泪水的红葡萄酒的今天。这个两全之计使多少人心头获得安宁。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也许显得丑恶。假设这些妇女中的一位深深地爱着她的夫君，那么，这军乐、悼词对她来说会有什么意义呢？亨利双眼定定地看着橙红色的山峦。眼前映现出那位妇女，她站在衣橱的镜前整理着黑面纱，军乐不停地吹奏，她突然喊叫着：“我不能去，我不愿去！”旁人把红色的玫瑰塞到她的手中，恳求她以全村寨的名义，以法兰西的名义，以所有死难者的名义去参加纪念会。外面，纪念会正在召开。她掀去面纱。后来呢？视线一片模糊。“哎哟，”亨利在心底对自己说，“我已经决定不再写作。”可是，他全身纹丝不动，目光仍然像僵住了一般。他无论如何需要确定这位妇女后来所经历的一切。 亨利在波尔之前回到巴黎，他在报社对面租了个房间。由于时值酷夏，整个《希望报》低速运转，所以，他有暇伏案一写就是几小时。“写剧本真有趣！”他自言自语道。美酒、鲜花、热情、鲜血，那个充斥着这一切的沉重的下午写成了一部剧本，他的第一部剧本。对，废墟向来就存在，放弃写作的理由也总是不对，可是，一旦写作的欲望在您心头重又升腾而起，这些理由便显得无足轻重。 波尔没有吵闹，默默接受了亨利关于从此在红色公寓和旅馆分居的念头。可当他在外面单独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发现波尔的眼睛一圈黑晕，颜色那么深，以致他不禁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不再分居。尽管如此，他时不时还是到他那个房间里住上一宿，这使他感到多少有了点自由。“不应该过分要求，”他常对自己这样说。知足者常乐，生活中不乏小小的乐趣。 不过，《希望报》的处境岌岌可危。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他发现金柜空了，这时，他心里可真的焦灼不安了。吕克对他大加讽刺。他责备亨利在钱的问题上完全是一副小店主的思想。这也许是实情。不管怎么说，早已有言在先，财经问题由吕克全权负责，这一权利亨利当初也是主动给他的。果然，到了星期六，吕克就弄到了钱，给报社人员发了工资。“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了部分费用。”吕克解释说。后来再也没有重新发生恐慌。《希望报》的订数没有上升，可却神奇地维持了下来。另外，革命解放联合会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大的群众组织，可在外省赢得了地盘。更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共产党方面不再对它进行攻击，持久团结的希望重又闪现。领导委员会在11月份一致决定支持多列士，反对戴高乐。“一旦感到与朋友、盟友和自身团结一致，生活就轻松多了。”亨利一边思忖，一边与萨玛泽尔随便交谈。萨玛泽尔是来给他送一篇有关危机的文章的。轮转印刷机轰轰作响，外面，是一个美丽的秋夜，樊尚不知在什么地方唱歌，声音失真但却欢快。说到底，连萨玛泽尔也有他好的一面。大家估计他那部关于游击队的书会大获成功，《警觉》杂志正在发表其中的一些章节，他对即将取得的巨大成功高兴得到了幼稚的地步，那副热忱的姿态也因此而显得诚实可信了。 “我冒昧给您提一个问题。”萨玛泽尔说道，继而咧嘴一笑：“有人说从来就没有冒昧的提问，只有冒失的答复。您不一定非要回答我。有一件事我感到纳闷，”他继续说，“《希望报》订数这么有限，它是如何得以维持下去的？” “我们并没有秘密资金。”亨利开心地说，“原因嘛，就是我们的广告比过去做得更多了，其中的小广告，就是一个巨大的来源。” “我想我对你们广告收入的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萨玛泽尔说，“呃，据我计算，你们很明显处于亏损状态。” “我们是负了相当一大笔债。” “这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从7月份以来这笔债没有增加。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您的估算可能有误。”亨利以轻松的口吻说道。 “只得这么想了。”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好像并不十分信服。等客人离去，亨利又独自一人呆着时，对自己感到恼火。他完全可以列举准确的数字。“惊奇”，当吕克从空空的金柜中又拿出了支付工资的钱时，涌到他嘴边的正是这个词。“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一部分费用。”亨利竟满足了这种解释，太轻率了。什么合同？提前多少时间支取？吕克说的是否是实情？亨利重又感到不安。萨玛泽尔手中确实并不掌握所有数据，可他善于计算。吕克到底是怎么应付的？谁知道他就不会以个人名义偷着借款？他从未搞过不清不白的交易，可总得了解清楚这钱到底从何而来。当办公室的人全都离开之后，亨利在清晨两时许走进编辑室。吕克正在算账。他往往很迟才走，一直等到亨利离开报社，然后再清理账目。 “喂，如果你有空，咱们一起看看账目。”亨利说，“我还是想弄清有关我们财经的某些事。” “我正在算账呢。”吕克说。 “我可以等一等。我这就等着。”亨利边说边往桌沿上坐。 吕克上身只穿件衬衫，下着背带西裤，亨利定睛地看了久久一阵：黄颜色的背带。吕克抬起脑袋：“你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掺和这些钱的事情？”他说道，“请信任我吧。” “让我看看账本，这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却要求我信任你呢？”亨利反问道。 “你什么都看不明白的。会计学，那是个新天地。” “过去有几次你给我解释，我不是明白了嘛。这总不是什么妖术吧。” “要白白浪费许多时间。” “这并不叫浪费时间。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应付困境的，心里不踏实。喂，就给我看看这些账本吧。你为什么不肯呢？” 吕克挪了挪桌子下的双腿。一只大皮垫子支撑着他那痛苦的双脚。他恼怒地说： “账目上并不是什么都记。” “我所感兴趣的，”亨利激动地说，“正是账上没有记上的东西。”他微微一笑，“你瞒了我什么？你借钱了吧？” “你不是禁止我借款嘛。”吕克以抱怨的口吻说。 “那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敲诈了什么人？”亨利半开玩笑地说。 “我！我会把《希望报》弄成一份敲诈勒索的报纸！”吕克摇了摇头，“你没有睡够吧。” “听着，”亨利说，“老是猜谜，我可没有这份兴趣。我不愿《希望报》东拼西凑过日子。你就保守你的秘密好了，我明天一早就给特拉利奥打电话。” “这才叫讹诈呢。”吕克说。 “不叫讹诈，叫慎重。特拉利奥，我知道他的钱是什么货色。可上个星期六落到金柜的那笔钱，我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吕克犹豫道：“是……自愿赞助的。”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了吕克一番：他有一个丑陋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微微发福的腹部，西裤背带，痛风病，一张硕大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这一切显得令人十分放心，可谁料到1941年一股狂风偶然穿透了这具肉体，甚至连《希望报》也借此应运而生。莫非这股怪诞的狂风重又吹起？ “你是否从什么人那儿勒索了钱？” “我可没那个能耐。”吕克叹息着说，“不是的，是捐献，纯粹的捐献。” “谁也不会白白给这么多钱。是谁捐的？” “我答应保密的。”吕克说。 “答应谁？”亨利微笑着问，“哎哟，你是哄我，慷慨的捐献者，这可不存在。” “我向你发誓是存在的。”吕克说。 “恐怕不是朗贝尔吧？” “朗贝尔！他根本不顾报社死活。除了来找你，平时从不踏报社的大门。朗贝尔！” “那是谁？快说呀。”亨利不耐烦地追问道，“要不我就打电话了。” “你不会张扬是我告诉你的吧？”吕克声音嘶哑地说，“你答应我？” “我以我自己的脑袋向你发誓。” “呃，是樊尚。” 亨利惊愕地看着吕克，吕克低头盯着自己的脚。 “你没有疯吧？你就不怀疑樊尚的钱是怎么弄来的？你多大岁数了？” “四十岁。”吕克不快地说，“我知道樊尚是从那位曾和德国人合作过的牙科大夫那儿抓来的钱，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要是你害怕被指控同谋罪，请你放心，我已经有所预防。” “那樊尚呢？我猜想他也小心至极吧！他说不准就会在这些混蛋伎俩中掉了脑袋！你就不明白？你满脑子是水还是什么东西？等到那个疯子被逮住的那一天，你就会感到了不起了。” “我可没有求他什么。”吕克担耙俏揖苁账那退透患夜氛锼！? “难道你就不明白收了他的钱，等于怂恿他再干？他接济了我们多少次了？” “三次。” “你还指望继续这么下去？你跟他一般疯！” 亨利站起身子，向窗口走去。5月里，当他得知樊尚把纳迪娜也拉进了他们一伙，他曾狠狠地对他敲了警钟，还派他到非洲工作了一个月。樊尚回来后曾夸口已经改邪归正了，可他又故态复萌！ “我得找个法子吓唬他。”亨利说。 “你答应我保守秘密的。”吕克说，“他曾让我发誓决不告诉你，千万不能让你知道。” “那当然！”亨利回到桌旁，“不管怎样，我能不能跟他说点什么，反正都是一回事。” “再过十天，有一笔款要付。”吕克说，“可我们付不出。” “我们明天就跟特拉利奥谈去。”亨利说。 “要是能再赢得一两个月就好了，困境差不多就摆脱了。” “差不多，这可不够。”亨利说，“再固执又有何用？订数没有回升，日子一长特拉利奥就有可能改变主意。”亨利把手搭在吕克的肩头：“只要能像以前一样自由，这又有何妨？” “到时就再也不一样了。”吕克说。 “肯定完全一样，只是再也用不着为钱的事烦心了。” “这是最好不过了。”吕克叹息道。 一想到钱的问题就要彻底解决，亨利轻松了许多。两天后，他心底坦然地走进了特拉利奥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了书籍，表明主人是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个商人。可特拉利奥本人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加上一个半秃的脑袋，十足一副大企业家加富豪的派头。“在整个被德占领期间，我们工作紧密配合，可竟没有见过一面！”他有力地握着亨利的手说：“您与维尔朗德很熟，对吧？” “当然，您当时在他的联络网？” “对，那是个非凡的人物。”特拉利奥稍带忧伤的口气说道。继而一个自豪的微笑天真地显现在他的脸上，连面孔也因此而变圆了：“正是通过他我才结识了萨玛泽尔。”他示意亨利就座，自己也坐了下来：“那个时候，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 “那已经很遥远了。”亨利搪塞着说。 “幸亏能使用金钱来维护人的某些价值，这倒也是个安慰。”特拉利奥以一副动人的神态说。 “迪布勒伊把处境跟您说了吧？”亨利问。 “大概说了说。” 特拉利奥的目光里含有一种迫不及待想了解情况的意思。实际上，他对情况了若指掌，可为了从容地对亨利考察一番，他必须耍一下手腕。亨利并不自信地开始谈了起来。他也仔细观察着特拉利奥。特拉利奥和蔼可亲地聆听着，但可亲之中又带有几分俯允的神态。他确信自己享有特权，但口头上却声明放弃，为此而洋洋得意，自认为比那些一无所有但内心又不甘心被剥夺的人高出一头。根据迪布勒伊的介绍，亨利想象中的特拉利奥并不完全是这副姿态。在他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软弱、忧虑的表示，也没有慷慨、大度的印记。如果说他属于左派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径。 “这里，我打断您一句！”他突然说，“您说订数的下降是必然的。”他定睛看了看亨利，仿佛就要揭示一个危险的真理：“我并不相信什么必然性，甚至可以说这是阻止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因之一。我个人的经历与您不同。我是个生意人，是个实干家，这一经历告诉我事物发展的进程可能会因为一个偶然因素的偶然介入而改变。” “您的意思说有可能避免订数下降？”亨利口气有些生硬地说道。 特拉利奥停顿了片刻：“反正我确信今日有可能使订数回升。”他说，“我绝不把这看成是个钱的问题。”他打了个有力的手势说道，“可鉴于《希望报》所代表的使命，我认为它重新争取广泛的读者事关重大。” 亨利有趣地从中听出了萨玛泽尔的腔调，他开口说道：“我和您一样希望能这么做，是资金短缺造成了我们的困难。如有资金，我可负责搞通讯报道和调查报告，这可以给我们赢得大量的读者。” “通讯报道、调查报告，这当然。”特拉利奥声音冷漠地说，“可这不是主要的。” “那什么是主要的？”亨利问道。 “我这就直言相告。”特拉利奥说，“您是个很有名气，甚至深孚众望的人。可请允许我向您进一言，您的朋友吕克微不足道，没有一点儿名气。另外，我也读过出自他的一些文章，明显笨拙。”亨利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吕克是位优秀的记者，报纸属于他和我，如果您想过排斥他的话，那就请您再也不要考虑了。” “难道就不能促使他自行退出？比如以对他有利的价格买下他的那一股，再给他提供一个好的职位？” “不行！”亨利说，“他决不会答应的，再说我也不会让他这样做。《希望报》就是吕克与我。您要么给我们提供资金，要么不提供，没有两全的办法。” “显然，对一个共同投入一项事业的人来说，有时要分道扬镳，这比外人要更困难。”特拉利奥以打趣的口吻说道。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没有任何法律限定一家报纸的领导委员会只有两个成员。”特拉利奥说道，接着微微一笑：“鉴于你们之间的友谊，我确信让萨玛泽尔当您的助手不会有任何难处。” 亨利缄默不语。怪不得萨玛泽尔那么关心《希望报》的命运！他终于开口冷冷地说道：“我看没有必要。萨玛泽尔如有兴趣，可在我们报上写点什么，这对他来说也许足够了……” “希望如此合作的不是他，而是我。”特拉利奥傲慢地说，声音紧接着生硬起来：“我认为在您的大名旁边，还需要另一个同样深孚众望的名字。眼下，萨玛泽尔的影响正在飞快地扩大，保准明天谁都会谈论他。亨利＆#183;佩隆与让＆#183;皮埃尔＆#183;萨玛泽尔，这是社会利害关系的结合。再说，必须给你们的报纸注入新的活力。萨玛泽尔，这是一股自然的力量。我向您建议的就这些。我负责偿还全部债务，买下《希望报》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具体条件容我们再商量，吕克与萨玛泽尔各占百分之二十五，您占另一半。采取何种决定，以得票多数为准。” “我十分敬重萨玛泽尔。”亨利说，“可我也对您直言不讳：萨玛泽尔个性太强，在他当家的地方，我感到难以作主，而我却坚持要感到我是报社的主人。” “这纯粹是个人之见。”特拉利奥说。 “也许。可不管怎么说，这关系到的是一份属于我个人的报纸。” “那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报纸。” “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 “问题正在这里。”特拉利奥说，“我给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报纸提供资金，我希望保证它具有最大的成功的可能性。”他固执专横地继续说：“《希望报》是一个非凡的创造，请相信我会对它的价值有个正确的评价。可我们面临新的困难，问题是要取得更大范围的成功，因此，单枪匹马就再也不够了。” “我向您重复一遍，我并非单枪匹马。”亨利说，“我觉得与吕克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新的处境。” 特拉利奥摇摇头：“说句自吹的话，我对个人的能力向来有个比较正确的估价。眼下要逆流而上，十分艰巨，您需要萨玛泽尔这样的人来帮您一把。” “这并非我的看法。” “可这是我的看法。”特拉利奥突然出言不逊地说，“任何人都无法使我改变。” “您是想说如果我拒绝您的办法，您就不给《希望报》提供资金？”亨利说。 “您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特拉利奥又显出温和的气色。 “您许诺过无条件支持我。”亨利说，“正是据此诺言我才让《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瞧，我没有强加给您任何条件。毋庸赘言，报纸的政治路线保持不变，我只是请您采取必要的措施，扭转困境，我想这是你我都同样希望的。” 亨利站起身子：“我这就去找萨玛泽尔谈个清楚！” “萨玛泽尔肯定不会答应在违背您的意愿的情况下进入《希望报》。”特拉利奥说，“为此，这次谈话最好只限于我们俩。他拒绝，还是您拒绝，这无关紧要，只有让他参与报纸的管理，我才会提供资金。” “我总要让他知道此事吧。”亨利说。他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因为我听信了您的诺言，危及了《希望报》的安全，把它引到了倒闭的边缘。可是您却乘人之危，肆意讹诈。像这样一个能够干出如此不仁不义勾当的人，无论如何，我还是不用他帮忙为好！” “您没有权利谴责我讹诈！”特拉利奥也站了起来，说道，“我干任何事情都光明磊落，这件事和别的事一样。我从来就不隐瞒，在我看来，进行某些调整，对《希望报》的良好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迪布勒伊对我说的可不是这样。”亨利说。 “他对您说的话不用我来负责。”特拉利奥提高了嗓门道，“我知道我对他说了些什么，若产生误会，那太遗憾了。我表达的可是一清二楚。” “您跟他谈过您的对策吗？” “当然。我们谈得还相当详细呢！” 他的话中包含着如此令人信服的诚意，亨利一时沉默不语。“他总不至于理解成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吧。”他终于开口说道。 “我猜测他想要理解的都理解了。”特拉利奥带着几分敌意说道，“哎，”他紧接着以妥协的口吻说，“我的建议在您看来为什么就那么不可接受？您之所以恼火，是因为您自以为是一次卑鄙的勾当的受害者。您只要跟迪布勒伊谈一次，就可对我的诚意深信不疑，您到时肯定就会明白我的建议对您来说是个多么重要的机遇。请您相信，任何人都不会以偿还六百万债务为代价，冒险买下《希望报》。只有像我这样对革命解放联合会忠心耿耿的人才会冒这个风险。要不，别人肯定会强加给您与我截然不同的条件：政治条件。” “我决不泄气，一定要找到无私的支持。”亨利说。 “可您已经找到了！”特拉利奥说。他淡然一笑，“我把这次交谈只当作初次接触。就我这方面而言，谈判的大门总是敞开的。您好好考虑考虑吧。” “谢谢您的忠告！”亨利说。 他气呼呼地答了一句，可他责怪的并不是特拉利奥，而是迪布勒伊的乐观主义！他那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不，这里谈不上什么乐观主义，迪布勒伊不会幼稚到这个程度。突然，事实真相在亨利面前暴露无遗。“他耍了我！”他瘫坐在马尔索大街的一张座椅上，他脑子里、躯体内充斥着如此强烈的嘈杂声，感到就要昏厥过去。“他存心欺骗了我，因为他想得到《希望报》，我中了圈套。”子夜时分，他前来敲门，满脸堆笑，说什么可得到无条件的资金，说什么夜色如此美妙，要一起去转转，原来在这微笑之中，他张开了圈套。亨利重又站起来，大步走去，若他走得再慢一些，说不定就会踉踉跄跄跌倒在地。 “他能回答什么话呢？他准无言以答。”亨利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穿越了巴黎城，来到迪布勒伊的房前。他在平台上停了片刻，以便使心脏的激烈跳动平静下来。此时，他还没有十分的把握能肯定嘴里可以说出清晰的声音来。 “我可以跟迪布勒伊谈谈吗？”亨利问道。他为自己的声音感到诧异，这声音竟十分正常。 “他不在家。”伊维特说，“家里没有人。” “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清楚。” “我等着他。”亨利说。 伊维特让他进了那间书屋。也许不到天黑迪布勒伊回不了家，再说亨利有许多事情要做。可对亨利来说，除了迪布勒伊之外，诸如《希望报》、革命解放联合会、特拉利奥、吕克等等全都已不复存在。打从他爱上了波尔的那个古老春天以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需要某个人的出现。他在平时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可今天，这里的家具、书籍无不在嘲弄着他：全是同谋！安娜推着小推车，送来火腿、色拉，朋友间开心地一起聚餐：纯粹是一出闹剧！迪布勒伊有的是盟友、门徒和工具，可没有一个朋友。他对别人是多么洗耳恭听！他讲起话来，又是多么洒脱！可他早有准备，一有机会便朝你身上踏来。他热忱诚挚，笑容可掬，目光迷人，可这一切只是反映了他对整个世界不可抑制的私心。（“他完全清楚我对这份报纸是多么爱惜！可他却从我手中夺了过去！”）也许就是他出谋划策，让萨玛泽尔取代吕克的。他一再劝告：去见见特拉利奥。这样一来，他就隐蔽了自己，在暗中给特拉利奥下指令。“一个阴谋，一个陷阱。一旦落入圈套，我如何摆脱？在萨玛泽尔和倒闭这两者之间，我应该选择前者，对此他准会大吃一惊。”亨利在寻找激烈的措辞，准备冲着迪布勒伊宣布自己的决定。然而，这滔滔怒火激不起任何精神。相反，他感到精疲力竭，甚至隐隐约约地感到害怕，感到羞辱，仿佛经过数小时搏斗之后，有人刚刚把他从流沙中救起。门咣当一声，亨利的指甲深深地嵌入座椅的扶手：他绝望地希冀能让迪布勒伊分担这后者给他造成的恐惧。 “您等我很久了吧？”迪布勒伊边问边朝他伸过手去。亨利机械地握了握手：还是昨天那同一只手、同一张脸。即使心里有谱，也难以看透这副面具。他嗫嚅着说： “不太久。我必须跟您谈谈，一刻也不能拖。” “出了什么事？”迪布勒伊问道，那假作关切的声音，惟妙惟肖。 “我刚从特拉利奥那儿来。” 迪布勒伊脸色骤变，“啊！成了？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特拉利奥有否作难？”他声音急切不安地问道。 “我明白了！您口口声声向我保证，他准备无条件支持《希望报》，可他非要我找萨玛泽尔合作。”亨利死死盯着迪布勒伊，“听说您知道这事。” “我7月份就知道了。”迪布勒伊说，“于是，我马上到别处去弄钱。我以为莫瓦纳就要给我资助，他差不多已经答应我了。可我方才去看他，他刚旅行归来，看来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坚决了。”迪布勒伊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您还能支撑个把月吗？” 亨利摇摇头：“不行。您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他愤怒地问道。 “我一直指望莫瓦纳。”迪布勒伊说。他耸了耸肩膀，“我事先也许是该跟您通个气。可您知道我向来不愿承认失败。您陷入这般困境，完全是我的过错，我发誓要让您摆脱出来。” “您说是7月份，可特拉利奥断言他从来没有承诺给我们以无条件的支持。”亨利说。 迪布勒伊忿忿地说：“4月份，谈的只是报纸的政治路线问题，他是完全同意的。” “您给我的保证实在过头了。”亨利说，“特拉利奥在任何领域都不会白白介入的。” “啊！听着，就4月份的情况来说，我没有任何值得责备的地方！”迪布勒伊说，“我当时曾劝你马上亲自去和特拉利奥谈一谈。” “可您当时跟我说话时那么自信，让人觉得去谈也是白搭。” “我只是谈了我的想法，谈了我是怎么想的。”迪布勒伊说，“我可能错了。谁也不可能永远不出错误。可我也没有强迫您相信我的话。” “您通常可不会错到这般明显的地步。”亨利说。 迪布勒伊忽然微微一笑：“您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存心对您撒谎？” 这话从他自己的嘴里说了出来，只需以一“是”字相答，这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实在难以启齿，在这副笑盈盈的面孔前，在这间书房里，实在说不出口。“我怀疑您把自己的欲望当成了现实，而毫不顾忌我的利益。”亨利克制住自己的声音说道，“特拉利奥拿钱，至于什么条件，这于您来说根本无所谓。” “我也许是把自己的欲望当成了现实。”迪布勒伊说，“可是，我向您发誓，要是我当时对特拉利奥的盘算有丝毫怀疑，我就会让他连同那几百万法郎见鬼去。” 他的话声充满着令人心动的热忱，可亨利还是不能信服。 “我今晚找特拉利奥谈谈去，”迪布勒伊说，“也找萨玛泽尔谈谈。” “这无济于事。”亨利说。 啊，话不投机。要把心里想的高声说出来，这谈何容易。“一个阴谋！”这话突然显得那么过分，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当然，迪布勒伊绝没有搓着双手自言自语说过“我策划了一个阴谋”。倘若亨利胆敢冲着他骂出这个字眼，那迪布勒伊说不定会笑得更凶。 “特拉利奥很难对付，但萨玛泽尔可以争取。”迪布勒伊说。 亨利摇摇头：“您争取不到他的。不，只有一个办法：我洗手不干了。” 迪布勒伊一耸肩膀：“您完全清楚您不能这样。” “对此，您是会大吃一惊的。”亨利说，“可我一定要这样做。” “您这样会毁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您要知道，对面的人会怎样幸灾乐祸！《希望报》倒闭了，革命解放联合会被清除！这够瞧的！” “我可以把《希望报》卖给萨玛泽尔，到阿尔代什买家农庄。革命解放联合会决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损害。”亨利忧楚地说。 迪布勒伊神情痛苦地看着他：“您恼火，这我理解。我有罪。我不该如此轻信特拉利奥，我在7月份就应该告诉您。可是，我将尽一切努力弥补这一切。”他的话声愈来愈恳切，“我求求您，别固执了，咱们一起去寻找办法，摆脱困难。” 亨利默默无语地打量着他。承认过错，这是巧妙之策，是减轻罪过的最好办法。可其中最严重的过错，迪布勒伊却避而不谈。实际上，他的过错在于无度滥用了他人的信任。他往往在要求您对友情作出牺牲的同时，假装给您以友谊，可事实上却一点也不给。必须对他明言：“您是在耍我，耍所有的人。为了追求真与美，您会不惜牺牲任何人。可所谓的真，是您内心所想，所谓的美，是您内心所求。您把整个宇宙视作您的创造，在人这个创造物与您之间无法相比。当您耍弄慷慨之举，也只是为了给您自己增添荣耀。”对他，还可以指责一千条，一万条。可是，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愤然关门离去，永远再别打开这扇门扉。“我必须这么做。”亨利思忖。关于报纸，不管他作出何种决定，他都该立即与迪布勒伊决裂。他站起身子，他看了看小推车、书籍、安娜的照片，不禁感到心软。整整十五个春秋，这间书房对他来说始终是世界的中心，是他温暖的所在。在这里，真理仿佛是可信的，幸福显得至关重要，保持自我又似乎是一种伟大的特权。他无法想象自己踯躅街头，身后的这扇大门从今以后向他永远关闭的情景。 “没有用了，已经进退维谷。”他以平淡的声音说道，“我并不固执。只是在目前的处境下，我再搞《希望报》已经毫无意义。肯定能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使我离开之后不至于给报纸和革命解放联合会造成损失。” “听我说，再给我两天时间。”迪布勒伊说，“如果两天后我一无所获，您再考虑您的决定。” “那好。可我什么都已经考虑过了。”亨利说。 亨利刚一跨出门外，脑袋里便旋转起来。他朝报社方向迈了几步，这是他想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当面找吕克说清，也许吕克会感到痛心，抑或会建议到哪位牙科大夫处再敲一笔，亨利实在感到没有这个勇气。至于波尔那里，一想到她那没完没了的预言，那絮絮叨叨的陈词滥调，根本就不能去。然而，他需要道出事实真相。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仿佛刚刚观看了一场魔术表演，狡猾的魔术师给你亮了他的绝招，却又是虚晃的一招。迪布勒伊在作弊，眼看着就要抓住他的把柄，可是说变就变，那张偷摸的牌已不在他手中，也不在他的兜里。他撒谎撒到了何种程度？他是否也对自己撒谎？在厚颜无耻与存心欺人这两者之间，他的背信弃义到底偏向那一端？毫无疑问，背叛之举确实存在着，可却又无法抓住他的把柄。“我又被耍弄了。”明摆的事实再次使他头脑发昏：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阴谋，迪布勒伊冷笑着在幕后牵线。亨利在桥中心停下脚步，双手紧握着栏杆。他是否在胡思乱想？还是因为怀疑迪布勒伊耍阴谋诡计致使自己陷入愚蠢的深潭？不管怎样，倘若他还继续一意孤行，在一个又一个明摆的事实中颠簸晃荡，那他的大脑马上就会爆炸。他无论如何必须要跟别人谈一谈。他想到了朗贝尔。“要是我当初接受了他的忠告，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思忖道。朗贝尔不喜欢迪布勒伊，可他向来以保持公正而自鸣得意。他是亨利可以进行一次慎重交谈的惟一人选。他穿过了大桥，走进了一家名叫“比亚尔”咖啡店的电话间。 “喂！我是佩隆。我能上楼跟你随便谈谈吗？” “当然。这念头倒怪好的！”朗贝尔热烈的话声中交织着几分惊奇：“你怎么样？” “不错。马上见。”亨利说。 对方话声中的惊奇与热烈使他心头平静了下来。朗贝尔的热情显得有些笨拙，可至少对他来说，亨利决不是他棋盘上的一个卒子。亨利快步登上楼梯。怪诞的一天，白白用来上楼下楼，仿佛他是法兰西学院的候选人似的。 “你好。请走这边。”朗贝尔兴高采烈地说，“请原谅这地方乱七八糟的，我实在没有空暇整理。” “哎哟，你住得还怪舒适的！”亨利说。 宽敞明亮的房间乱而不杂，摆着一架电唱机、一个唱片柜，精装的图书按作者归类，摆得整整齐齐。朗贝尔身着一件黑色毛线衫，系一条黄色真丝领带。面对眼前的一切，亨利感到有点不太自在。 “白兰地、威士忌、矿泉水还是果汁？”朗贝尔打开唱片柜下方的一格，问道。 “来一杯浓威士忌。” 朗贝尔走进了一间淡绿色的浴室去取水，亨利瞥见里面有一件大毛巾浴衣，刷子和肥皂等用品也一应俱全。 “这个时候，你怎么会不在报社？”朗贝尔问。 “报社有了麻烦。” “什么麻烦？” 说朗贝尔对报社不关心，这并不确切，应该说他和吕克之间有着深深的对立情绪，只要他们俩站在一起，看上一眼，这种相互之间的反感情绪就不难理解。他全神贯注地听亨利一五一十地对他讲，越听越气。 “这当然是个阴谋！”他说，继而思虑片刻，“你不认为迪布勒伊会想尽办法和萨玛泽尔一起进报社？或代替萨玛泽尔进报社？” “不，我不这么认为。”亨利说，“他对记者这一行不感兴趣。不管怎么说，他是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名义控制着《希望报》。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任何改变，他照样还给我设了一个卑鄙的圈套。”他打量着朗贝尔：“若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 “要是你愿意，让他们也没有好果子吃。”朗贝尔说，“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报纸乖乖地卖给他们，他们正求之不得。” “我不愿意发生丑闻。”亨利说，“但我可以好聚好散，把报纸放弃算了。” “这无异于你承认失败，他们会得意忘形。”朗贝尔说。 “你总是劝我不搞政治，这不是一个摆脱政治的良机嘛。” “《希望报》与政治交易有别。”朗贝尔说，“你亲手创办了这份报纸，它是你的命运……不，你不能这样。”他冲动地说，“要是我有钱的话！可我手头所剩无几，不知如何派上用场！” “我什么地方都弄不到钱，他们完全清楚。” “接受萨玛泽尔吧。你跟吕克好好合作，争取抵消萨玛泽尔的作用。” “若他与特拉利奥结成一伙，那就与我们势均力敌了。” “萨玛泽尔怎么会有钱买股份？”朗贝尔问道。 “提前支取他那部书的稿酬，要么特拉利奥帮他忙。” “他为何那么看重萨玛泽尔？” “我怎么知道？我甚至都弄不明白那家伙怎么会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人。” “必须找到反击的手段。”朗贝尔说。他一副沉思的神态，在房间来回踱着步。突然响起两声急骤的门铃声，朗贝尔脸霍地红了，一直红到头发根：“是我父亲！我没想到他来得这么早！” “我避一避吧。”亨利说。 朗贝尔神情尴尬，恳切地看着他： “你就不愿意跟他打个招呼？” “噢，当然愿意。”亨利急忙说。 打个招呼并不碍事，可眼下这个人，也许就是他断送了罗莎的性命，至于德国人，他肯定竭诚为他们效过力。亨利见他向自己走来，好不容易强装出一个笑脸，嘴巴直哆嗦。只见他一头灰发，浮肿发黄的脸上闪烁着一双蓝得像瓷器般发亮的眼睛。如此柔和、鲜艳的色泽竟闪现在这张衰竭的面上，令人不胜惊讶。朗贝尔先生等着亨利向他伸过手来，可最终还是他先开了口。 “我很想和您见上一面，”他说，“热拉尔老跟我提起您！”他露出一个微笑，旋即收了起来，“你多么年轻！” 对他来说，朗贝尔叫作热拉尔，仍不过是个孩子。这很自然，同时也很奇怪。父子俩长得并不相像，可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人们对他们俩会是一对父子并不感到惊奇。 “朗贝尔才年轻呢，我不年轻了。”亨利活跃地说。 “对于像您这样一个十分知名的人士来说，您确实很年轻。”朗贝尔先生坐了下来。“你们刚才在交谈……我本不想打扰你们。”他朝儿子转过身子说道，“可我提前处理完了事情，不知去哪儿好，于是我便上了楼……” “您来得对！想喝点什么吗？果汁？矿泉水？”朗贝尔的热情中透出慌乱，使亨利愈发感到不自在。 “谢谢，不喝了。这五层楼对我这把老骨头来说真有点够呛，可这里是多么安静。”他环顾四周，一副赞许的神态说道。 “对，朗贝尔住得很好。”亨利说。 “这是家里的传统了。我承认对他古怪的穿着就不怎么欣赏。”朗贝尔先生添了一句。他声音畏畏缩缩，可双眼朝那身黑色的毛线衫投去了严厉的一瞥。 “各有所好嘛。”朗贝尔并不自信地嗫嚅道。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亨利乘机站起身子：“对不起，您敲门时我正要告辞。我有急事要做。” “对不起的是我。”朗贝尔说，“您写的全部东西，我都十分认真地读了，有些事情我多么想跟您讨论讨论。可我猜想这种讨论也许只对我有益。”他重新收起了笑容，补充了一句。在他平和的声音、矜持的微笑和言谈举止之中仍然保持着一股已经倦怠的魅力，可他仿佛拒绝使用这股魅力，这种持重的姿态给他陡添了一副既高傲又不可捉摸的神态。 “我们后会有期，肯定可以更从容地交谈交谈。”亨利说道。 “并不那么肯定。”老人说。 说不定几个月后他就会被捕入狱，可他也许还能活着出来。这个曾与敌合作的大老板，在他作威作福的年代，准是个大混账，他超越了限度，不仅仅有罪，而是一个要被审判的罪人。这一次，亨利自然地朝他一笑，一边同他握手告别。 “我明天可以来见你吗？”朗贝尔陪亨利来到前屋问道，“我倒有个主意。” “是否是好主意？” “那由你看了。可千万先等我跟你说了，你再作决定。我明晚10点左右去，行吗？” “行。可不能再迟了，因为我要和斯克利亚西纳出门。” “好。”朗贝尔说，“我下午的时间答应给纳迪娜了，可10点前我一定到。” 无论怎样，亨利也不打算今天就作出抉择，他甚至再也不想花费心思考虑该怎么办，更不用谈去找人商量了。他无奈又回到报社，冷静地告诉吕克他与特拉利奥的交谈已经延期，然后又埋头起草起通讯来。对波尔，他再不能以实情相告。当他把钥匙插入寓所的锁中转动时，他打心眼里希望波尔已经入睡。可是不管他几时回家，她总是等着不睡。波尔坐在长沙发上，身着变色丝裙，脸上还涂着脂粉，朝他伸去嘴巴，亨利匆匆地碰了一下。 “白天过得好吗？”她问道。 “很好，你呢？” 她莞尔一笑，没有直答：“特拉利奥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同意。” “这事你真的就不烦恼吗？”她深沉地瞥了他一眼，问道。 “什么事？” “接受他的资金？” “不，这事早就解决了。”他生硬地说。 她犹豫不定，最后什么也没有说。两天来她一直迟疑不决。亨利知道她的心思，可不愿意帮助她道出心里话。波尔这般谨小慎微，实在让他气恼。“她对我小心翼翼，下了决心不再触犯我，等着自己的最后命运。”亨利没好气地想。“六个月前，”他尽量公允地想，“她开心快活，争强好胜，我又对她不满。”他思忖：“实际上她让我恼火的，是她的一些举动。”她自知身置险境，企图自卫，这合情合理。但是她耍的那些可怜的诡计，反倒害了她自己，弄得自己成了仇敌。亨利再也不跟她提唱歌的事。她看透了他的把戏，因此为她定下的约会，她一概拒绝。可是，她在这点上又错算了一着，亨利怨恨她如此执拗。如今他下了狠心，从此不要她的协助，非要把她休了不可。 “蓬斯莱的信。”她递给他一只信封，说道。 “我猜想他拒绝了。”亨利说。他把信浏览了一遍，递给波尔：“对，不用说，他拒绝了。” 他的手稿已经退回两次，并附上诚惶诚恐的溢美之词：一部十分伟大的作品，但争议大，不适时宜，难以冒如此风险，等以后公众之激情平静之后再议。显而易见，对那些想忘却过去，以及企图随心所欲地改变过去的人来说，这个剧本并不惹人喜爱。但是，亨利多么希望该剧能够公演，他对这个剧本的爱远甚于对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一部小说不能一读再读，那词会蒙住眼睛，但是剧中的对话，一旦哪天化为活的声音，他就能远距离欣赏，犹如画家朝自己的作品投去默契的一瞥，一股欢悦的超脱感会油然而生。 “你的剧本无论如何得演。”波尔声音激动地说。 “我也求之不得。” “是否轰动，我并不比你更在乎。”她继续说，“但是我感觉到你一天不摆脱这部剧作，就一天不能再动笔写小说。” “什么念头！”亨利惊诧地说。 “你不是还没有开始写小说吗？” “没有，可这剧本与此毫不相干。” “那又是因为什么？”她细细察看着亨利问道，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 他淡淡一笑：“就算是因为懒惰吧。” “可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懒惰。”她严肃地说，又摇了摇头，“这显然是内心的抵触。” “这部小说头没有开好。”亨利说，“我想从头重写，可我知道这是个大工程，因此不怎么着急。情况就是这样。” 她摇了摇头：“我从来就没有看见你在困难面前退缩过。” “呃，那这一次我就退缩了。” “你为什么一直不把草稿给我看一看？”波尔问道，“我也许能给你出个主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的草稿还不成形。” “你是对我说过。”她一副沉思的神态说道。 “我的剧本就给你看了。” “不错，可底稿也不成形，你却给我看了。” 他没有答话。在目前这部小说初稿中，他对自己、对她写得过分随便了，他日后将尽力重写的小说也许不会这般冒昧。波尔只需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他打了个呵欠： “我困了，明天我不回这儿了，我要在旅馆那边睡，因为斯克利亚西纳不到天亮不会放走我的。” “不管天亮还是天黑，我就不明白旅馆有什么好处。反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他站了起来，波尔也跟着起身。这是个危险的时刻：每到这个时刻，他往往在她额头上匆匆亲一下，旋即转身靠着墙壁，假装马上就要昏睡过去似的。可是有的时候，她紧紧勾住他，浑身战栗或喘息不止，惟一能使她恢复平静的办法就是与她睡觉。他往往难以满足她，而且也总是感到勉强。对此波尔不可能觉察不出。正是为了抵消这种冷漠，她使出浑身招数，其一举一动无不令人怀疑她是否真的为了乐趣。亨利恨她丧心病狂、鲜廉寡耻，但更为痛恨的，是她虚情假意、低三下四。幸好，这天夜里她没有发作，她也许预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亨利面颊紧贴着清凉的枕头，两眼睁得大大的，反复思索着白天里的事情，心里并不怎么恼火，只是感到几分痛楚。错的不是他，而是迪布勒伊。迪布勒伊悔恨也罢，发誓也罢，怎么都无法洗刷这一过错。它重重地压在亨利的心头，仿佛比他自己铸成的大错还更为沉重。 全扔下不管，这是亨利醒来时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他没有给迪布勒伊去电话。整个白天里，他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几个字，犹如一支令人心静、百唱不厌的小曲。这份报纸是他无可争辩的领地，但是却要去谈判，去退让，去缔约。不，这种后果让他感到厌恶。他更想隐居乡间，重操写作旧业，开始创作那部小说，至于《希望报》，他将静静地呆在火炉旁，以消遣的目光去读。这一打算是如此诱人，以致当他在晚上10时看办公室的门打开时，反倒暗暗地希望朗贝尔给他出的不是好主意。 “昨天你留下呆了一会儿，真太好了！”朗贝尔说道，那声音与其说在道谢，勿宁说是表示歉意。“我父亲是多么高兴！” “与他结识，我也同样有幸。”亨利说，“他看去已经衰老，但可以感觉到他过去富有魅力，如今仍不失某种风度。” “魅力？”朗贝尔惊诧地问，“他特别专横。专横，而且瞧不起人，实际上至今未改。” “噢！他不会是个随和的人，这不难想象！” “一点儿也不随和。”朗贝尔说，接着一挥手，仿佛想驱除不快的回忆：“关于报纸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 “没有。” “那就听我给你出出主意。”朗贝尔说道。突然他又感到窘迫：“你也许不愿意听吧。” “只管说吧。” “若你和吕克对付萨玛泽尔和特拉利奥，你们有被吃掉的危险，可假设我在里面？” “你？” “我有足够的钱，萨玛泽尔能买几股，我也能买几股。这样一来，如果决定的通过以得票多数为准，那我们三比二，就赢了。” “你不是犹犹豫豫、考虑再干不干记者这行当吗？” “这行当跟别的一样，再说《希望报》也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朗贝尔假装自嘲地说。 亨利微微一笑：“我们在政治上并不总是一致。” “我才不管什么政治。”朗贝尔说，“我只想要你保住报纸。无论怎样，你保准能得到我这一票。此外，我也能看到你会变化，对此并不丧失信心。”他乐呵呵地说，“惟一的问题是特拉利奥是否同意。” “他该为留住这么一位优秀的记者而高兴。”亨利说，“幸好你还没有厌倦通讯报道这一行。”他补充道，“你关于荷兰那些文章棒极了。” “多亏了纳迪娜。”朗贝尔说，“她对此的兴趣之大，竟让我也产生了乐趣。”他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亨利：“你觉得特拉利奥会答应吗？” “据我猜测，如我走，他们会感到事情不好办；若我接受萨玛泽尔，他们也许会向我作出一次让步。” “你好像并不特别高兴？”朗贝尔神情有些失望地说。 “啊！这件事整个儿让我厌烦！”亨利说，“我不知道想做些什么……你摩托车在吗？”他故意岔开话头问道。 “在。你想让我带你去什么地方吗？” “去里尔街。斯克利亚西纳住在贝尔琼斯老太家。” “他跟她睡觉吗？” “我不知道。克洛蒂家总住着一大堆作家和艺术家，我弄不清她跟哪些人亲过。” “你常见他，斯克利亚西纳？”他们下楼时，朗贝尔问他。 “不。”亨利答道，“他时不时召我去一次，实在逃不掉。我一推再推，最后没有办法还得去。” 他们跨上了摩托车，顺着塞纳河畔行驶，留下一路噪音。亨利望着朗贝尔的颈背，心间陡然生出几分内疚。他的建议十分恳切。他并不是非要往报社挤，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帮亨利一把。“可我却没有好好谢谢他。”亨利心里在想。可实际上，亨利一点儿也不感激他。“最好还是什么都别管。我宁愿甩手不管，绝对愿意。”他反复思忖。保住报纸，留在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意味着继续与迪布勒伊携手工作。可心中要是对谁有了这么多积怨，还能与之携手工作吗？他没有勇气公开决裂，可他也不喜欢玩弄表面和好的把戏。“不，全完了。”当摩托车在贝尔琼斯的府邸前停住时，亨利对自己这么说道。 “呃，我先走了。”朗贝尔失望地说。 亨利犹豫了一下。刚才对他的诚心帮助反应那么冷淡，现在又这么匆忙地让他走，亨利感到过意不去。 “你乐意跟我一块儿去吗？”亨利问道。朗贝尔顿时面显喜色，他特别喜欢见名人：“我很乐意。可这是不是冒昧？” “噢，一点儿也不。我们一起上那家茨冈夜总会喝点伏特加酒，要是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兴头，他会把在夜总会演奏的乐手请个遍。跟他在一起，用不着拘束。” “我感觉到他并不十分喜欢我。” “可他很爱跟他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来吧。”亨利诚心诚意地说。 他们绕过那座巨大的楼房，房子的窗户全亮着灯，耳边传来了爵士音乐声。亨利敲响了一扇侧门，斯克利亚西纳开了门，热情地迎出门外，朗贝尔的到来看来没有引起他丝毫的惊异。 “克洛蒂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真可怕屋子里挤满了小白脸，简直就像是在自己住处了。从这边走，等会儿咱们还要悄悄地溜。”他大敞着衬领，目光呆滞，像是蒙着一层雾。他们登上几级楼梯。走廊的尽头，一扇门正朝着一间灯光明亮的屋子，可听见里面嘀嘀咕咕的讲话声。 “你有客人？”亨利问道。 “让你吃一惊。”斯克利亚西纳得意洋洋地说。 亨利跟着他，心里忐忑不安。当他看见屋里的客人时，不禁往后一退：伏朗热和于盖特。路易热情地向他伸过手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额头的皱纹比以前稍深了些，下巴的棱角也更加分明：好一尊留给后代的精心雕凿的漂亮雕像。忽然，亨利想起过去读路易在自由区写的那些奉承之作时，曾暗暗发誓，哪日见了面非揍烂他的下巴颏儿不可。他也给对方伸过手去。 “我见到你真高兴，老兄。”路易说，“我从不敢打扰你，知道你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我还是经常渴望能与你聊聊。” “您可一点儿也没有变化。”于盖特说。 她也没有变样，金色的秀发，白皙的脸庞，风韵不减当年，连那微笑也如过去那般温馨。她永远不会变老，可当哪一天手指轻轻对她一弹，她也许即刻就会化为粉末。 “因为我谁也不见。”亨利说，“我像个傻瓜似的只顾干活。” “对，你的生活该很艰苦。”路易怜悯地说，“可是你已经占据了第一流的文学地位。实际上，这不足为怪，我向来坚信你定会成功。你的那本书在黑市差不多要价三千，你知道吗？” “目前，什么书都和香肠一样畅销。”亨利说。 “对。可是，对你的书评价非同一般。”路易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接着淡淡一笑，“应该承认，你选择了一个黄金主题，你为此而增添了光彩。一旦掌握了这样一个主题，书自然就可成功。” 路易还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可他话中有股献殷勤的味道，与他过去那种不容置辩的口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今你情况如何？”亨利问道。 亨利隐隐约约地感到羞辱，可不太明白到底是因为路易还是因为自己。 “我希望在不久就要问世的一本周刊里见到对我的文学批评文章。”路易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答道。 “咱们离开这儿。”斯克利亚西纳不耐烦地说，“这音乐难以忍受。走，上伊斯巴去喝点儿香槟。” “我以为他们把你的钱又刮光后，你再也不登那个破地方的门槛了。” 斯克利亚西纳狡黠地一笑：“刮钱是他们的行当，防止被刮是顾客的事情。” 亨利犹豫不决，若不去就会失礼，可他们为什么想出这种点子来逼他呢？他绝对不愿意与路易一起消受夜晚。“我实在不能陪你去了。”他说，“我刚才跑着来，是因为我答应过你一定来，可我现在必须回报社去。” “我讨厌夜总会。”路易说，“咱们还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呆一会儿吧。” “随你们！”斯克利亚西纳说。他一副遗憾的神态看了看亨利：“你总有点儿时间喝一杯吧？” “当然。”亨利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打开了壁橱，拿出一瓶威士忌：“剩下不多了。” “我不饮酒，于盖特也不喝。”路易说。 克洛蒂突然出现在门前：“干得真够劲的！”她手指着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喝得半醉跑到我的鸡尾酒会上，侮辱我的客人，还暗地里煽动一些引人注目的人与我作对！我家里再也不收俄国佬了……” “别这么大喊大叫的。”斯克利亚西纳说，“克利就要来了，那可是只到处作广播的喇叭。”他叹息着补充了一句。 克洛蒂关上门，果断地说：“我留下跟你们在一起。让我女儿去当女主人。” 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路易给各位一一递上美国烟。 “你目前在干什么？”他关切地问亨利。 “我在考虑写另一部小说。”亨利答道。 “安娜告诉我您写了一部很好的剧本。”克洛蒂说。 “我是写了一个剧本，可已经有三位经理给我退了稿。”亨利乐呵呵地说。 “我得安排您见见吕茜＆#183;贝洛姆。”克洛蒂说。 “吕茜＆#183;贝洛姆？那是谁？” “您真非同一般，谁都认识您，可您谁也不熟悉。人人皆知的阿玛丽莉大时装店就是她经营的。” “我不明白。” “吕茜是利舍代尔的情妇，利舍代尔的妻子与丈夫离了婚，嫁给了维尔侬，是第46演出厅的经理。” “我还是不明白。” 克洛蒂噗嗤一笑：“维尔侬对他妻子服服帖帖，为的是让他妻子饶恕他跟一些男人结交，因为他是个搞同性恋的。儒莉埃特跟她前夫仍旧亲亲热热，她前夫对吕茜确实言听计从。您这下明白了？” “清楚了。可是您的那个吕茜对这事有什么兴趣？” “她有个女儿，风姿迷人，她想让她当演员。您剧中有否女角色？” “有。可是……” “总是可是可是，那就一事无成。我告诉您那位姑娘长得楚楚动人。您哪天到我家来，我把她介绍给您。我每周四举行聚会，您总是不参加，现在我有事求您，您可千万别拒绝。”克洛蒂侃侃而谈，“我搞了个儿童膳宿公寓，全是进了集中营的人的子女。经济上我一个人负担实在太重了，我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属义讲性质。有些附庸风雅的人会不惜掏出二千法郎来见见您这个有骨有肉的模样，来的人肯定很踊跃，我很放心。我把您列入了首批报告名单中。” “我讨厌那种乱哄哄的场面。”亨利说。 “为了那些孩子，您不能拒绝，就是迪布勒伊也会同意的。” “您的那些慈善家们就不会白白掏出二千法郎而不找别人的麻烦？” “他们掏一次是可能的，掏十次当然不行。慈善，这事很美，可必须赚点。这是慈善募捐会的原则。”克洛蒂哈哈大笑起来：“瞧斯克利亚西纳这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他觉得我把您独占了！” “对不起。”斯克利亚西纳说，“可我真的想跟佩隆谈点事。” “那就谈吧！”克洛蒂说。她走到大沙发旁，坐在了于盖特的身旁，两人开始低声聊了起来。 斯克利亚西纳站在亨利面前：“前几天你曾坚持认为虽然《希望报》隶属于革命解放联合会，但并不放弃讲真话的原则。” “是的。”亨利说，“怎么了？” “我急着想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我给你提供一些有关苏联制度的确凿事实，而你又不表示怀疑的话，你能否公布于众呢？” “噢！《费加罗报》肯定会抢在我们前头发表。”亨利笑着说。 “我有个朋友刚从柏林来。”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向我透露了一些有关俄国人为扼杀德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的确切情况。发这些消息，必须是一家左派报纸。你准备发吗？” “你的那个朋友谈了些什么？”亨利问道。 斯克利亚西纳扫了大家一眼：“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柏林的一些郊镇，共产党势力一直十分强大，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也是如此。”他说道，“在柏林之战期间，科贝尼克和红威登镇的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升起了红旗，组织了一些领导委员会。这本来可以成为一场群众大革命的发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进展顺利。领导委员会已经准备为新政权输送干部。”斯克利亚西纳停了一下：“可是情况并没有这样发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从莫斯科来了大批官僚，解散了领导委员会，清除了基层组织，安置了一部国家机器：那是一部占领机器。”斯克利亚西纳的目光落在亨利身上：“这不说明问题？这是典型的鄙视民众、官僚专制！” “你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亨利说，“只是你忘了说那些官僚就是逃亡苏联的一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早就在莫斯科创建了自由德国委员会：与在柏林被攻占期间揭竿而起的人相比，他们的资格总要强一点。是的，工人中确有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可当六千万纳粹德国人都为自己辩护，断言向来就是反对纳粹政权时，看你如何去辨别真伪！俄国人持怀疑态度，我表示理解。这并不证明他们就整个蔑视基层组织。” “我早就料到了！”斯克利亚西纳哈哈大笑说，“攻击美国，你们向来有准备；但要你们开口抨击苏联，就没人干了。” “显而易见，他们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亨利说。 “我不明白！”斯克利亚西纳说，“难道你真的瞎了眼睛？还是你害怕了？迪布勒伊已经被收买了，这人人皆知。可是你！” “迪布勒伊被收买了！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吧！”亨利说。 “噢！共产党可不会用钱来买你们。”斯克利亚西纳说，“迪布勒伊老了，他名声显赫，他已经拥有资产阶级读者，他需要大众。” “那你就去向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宣布，迪布勒伊是共产党员！”亨利说。 “革命解放联合会！好一个漂亮的骗人协会！”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把头紧倚着扶手椅的靠背，一副疲乏不堪的样子。 “朋友之间哪次聚会都少不了为政治吵吵闹闹，再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度上一个晚会，你觉得这不会令人伤心吗？”路易朝亨利笑吟吟地说，“搞政治，可以，可为什么动不动就非谈政治不可呢？” 路易的目光越过斯克利亚西纳的头部，试图重新获得在年轻时代时与亨利那种心领神会的默契。亨利也有这种愿望，正因为如此，他心里感到更加恼火。 “我也完全这样想。”他不快地说。 “搞来搞去，搞得最终都忘掉了地球上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路易说道，显得很不好意思地望着自己的指甲：“那其他东西就叫美，叫诗，叫真。现在谁也不关心这些东西了。” “对此还是有人感兴趣的。”亨利说。他暗忖：“我应该对他说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要侮辱他最老的旧友而又不刺激他，又谈何容易。亨利放下酒杯，站起来正要走，可朗贝尔开了腔： “谁也不关心？”他激动地说，“反正《警觉》杂志不会不关心。要您接受一部稿子，必须掺杂一点政治，若仅仅是美、是诗，您也决不会发表的。” “我责备《警觉》杂志的正是这一点。”路易说，“当然，以政治为主题的书也可以写得很美，你的小说就是一例。”他彬彬有礼地添了一句：“但我以为恢复纯文学的权利更合乎人们的愿望。” “对我来说，纯文学这个词毫无意义。”亨利说。他声音刺人地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个危险的词。鼓吹将文学与其他一切割裂开来，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这人人皆知。” “这要视年代而论。”路易说，“1940年时，我认为可以摆脱政治，当然是我的过错。请相信我完全清楚我错误的严重性。”他以坚信不疑的口吻补充道：“可在今天，我觉得又有了仅仅为了自己的旨趣进行纯创作的权利。” 他以谦恭、征询的神态望着亨利，仿佛真的恳请恩准。这股虚伪的恭敬劲头让亨利十分恼火，可发火无济于事。 “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他冷冷地说。 “没有那么自由！”朗贝尔说，“你不知道，逆流而上多么艰难。” 路易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尤其在当今，世上的一切都企图让人相信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要逆流而上就更艰难了。倘若个人恢复了价值，就可重新获得许多东西，但是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由于不给个人任何施展的余地，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是的，是不给。”朗贝尔有力地说。他神情激动地望着亨利：“你还记得有一次在斯克利伯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跟你说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关心自己，我始终这么认为。如果认为个人微不足道，无能为力，那你要人沦为何种样子呢？瞧瞧吧，尚塞尔故意找死，塞泽纳克吸毒，樊尚酗酒，拉舒姆向共产党出卖了灵魂……” “你把什么都混为一谈！”亨利说，“我看不出纯文学会给樊尚或塞泽纳克带来什么东西。至于你关于个人失落与复得的高见，”他向路易转过身子说道，“纯属无稽之谈。有的人举足轻重，有的人微不足道，这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安排。人年轻时，尚不清楚到底如何安排自己一生，因此而无所适从，可一旦对某事发生了兴趣——自身之外的事——就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 他气呼呼地说了一通。朗贝尔竟对路易的胡言乱语认真对待，使他大为不快。他站起身：“我得走了。” 斯克利亚西纳也站了起来：“你真的已经决定不考虑我提供的情况？” “你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情况。”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给自己满斟了一杯威士忌酒，一饮而尽，他又抓起酒瓶。克洛蒂赶紧走到他跟前，用手挡住了他的胳膊： “我认为维克多这个小老头儿喝得已经够多了！” “您以为我喝酒是为了自己取乐？”斯克利亚西纳猛烈地高声嚷道。 亨利微微一笑：“这倒是个好借口。” “我只有这样才能忘掉！”斯克利亚西纳又斟了一杯说道。 “忘掉什么？”于盖特神色惊恐地问道。 “两年后，俄国人必定占领法兰西，你们就下跪迎接他们好了。”斯克利亚西纳说。 “两年！”于盖特惊叫道。 “不！”亨利道。 “你们正在把欧洲拱手交给他们，你们都是同谋！”斯克利亚西纳说，“你们害怕了，事实就是这样，你们之所以背叛，是因为你们害怕了。” “事实是你恨苏联恨得头脑发昏。”亨利说，“你颠倒事实，到处传播无稽之谈。这是肮脏的勾当。透过苏联，你攻击的是整个社会主义。” “你完全知道苏联已经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斯克利亚西纳笨嘴拙舌地说。 “别对我说美国跟社会主义更加贴近吧！”亨利道。 斯克利亚西纳气得两眼发红，瞪着亨利：“你口口声声说是我的朋友！可你却为判处我死刑的制度辩护！等哪一天他们枪杀了我，你就在《希望报》上好好解释他们杀得在理吧！” “我的上帝！”亨利说，“老战士们已经够让人麻烦了！现在又要让我们为将来要遭受枪杀的人们烦心！” 斯克利亚西纳仇恨地瞅了瞅亨利，他端起半满的酒杯，向空中摔了过去。亨利一闪，杯子击碎在墙上。 “你该睡觉去了。”亨利说道，边向门口走去。他微微招了招手：“再见。” “不要责怪他。”克洛蒂说，“他醉了。” “看得出。” 斯克利亚西纳跌坐在扶手椅上，双手捂着脑袋。 “什么场面呀！”亨利与朗贝尔走到寓所的院子，说道。 “是呀。我与伏朗热观点一致：政治辩论应该禁止。” “斯克利亚西纳不是在辩论，他是在预卜未来。” “噢！不管怎么说，事情总是这样。”朗贝尔说，“闹得把杯子往头上砸，可连谈什么都弄不清楚。你们俩都不了解东德发生的情况。他对苏联有偏见，可你又偏袒苏联。” “我不偏袒。我十分清楚苏联国内的一切并不十全十美，要是十全十美那才怪呢！但是，走上正道的到底是他们。” 朗贝尔扮了个鬼脸，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在琢磨斯克利亚西纳对这次见面到底抱着什么目的。”亨利说，“可能是路易给他出了主意，他希望我帮助他挽回面子。” “也许他渴望与你言归于好。”朗贝尔说。 “路易？瞧你说的。” 朗贝尔困惑不解地打量着亨利：“他是你过去最好的朋友吧？” “那是一种奇怪的友情。”亨利说，“他是从巴黎城来上的屠耳中学，一来就把我迷住了。他也觉得我不像别人那么土气。可两人从未有过什么真正的情谊。” “我倒觉得他挺讨人喜爱的。”朗贝尔说。 “你觉得他讨人喜爱，那是因为你讨厌政治，维护纯文学。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朗贝尔犹豫了一下：“不管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他说的是实情。个人的问题确实存在，当谁都对你啰唆、说你不该提出这些问题时，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容易了。” “我可从来就没有说过不该提。”亨利说，“这些问题必须提出，我同意。我说的是不应该把它们与别的问题割裂开来。要想了解你自己和你想做的事情，就必须确立你在世界中的立脚点。” 朗贝尔跨上轻骑，亨利坐在他身后。“一年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他心里想，“可他们现在又摆出一副稳坐钓鱼台的傲慢劲儿，仿佛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由于他们说的与我们不同，所以朗贝尔和他这个年纪的人都会认为是他们带来了新的东西。年轻人必定被诱惑。不行，”亨利暗暗叮嘱自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斗争。”等摩托车一停，亨利便语气热烈地说道： “你知道，我接受了你的主动帮助，感激不尽。你出的主意很出色：我们要继续当家作主！” “你同意了！”朗贝尔喜形于色。 “当然。这件事整个儿搅得我心情很不好。不然我准会高兴得跳起来。但是你想象得出我为能保住报纸，多么幸福啊！” “你认为特拉利奥会同意吗？”朗贝尔问。 “他将不得不同意。”亨利说。他热情地紧握着朗贝尔的手：“谢谢。明天见。” “不，眼下不是回避的时候。”亨利走进自己的房间时想。他对迪布勒伊的怨恨不可能很快平息，但是，这并不阻碍他们一起工作，这些感情问题都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要阻止伏朗热卷土重来。一定要取得胜利。他点燃了一支烟。成为《希望报》领导委员会成员，这对朗贝尔来说是件好事，亨利将尽一切努力使他更紧密地参与报社的活动，朗贝尔可以在政治上得到锻炼，社会生活的失落感将大大减轻，一旦投身于社会就再也不会无所适从了。 “眼下，作为一个年轻人，可真不易啊。”亨利心里想。他决定近日与朗贝尔推心置腹地谈一次。“我到底跟他谈什么？”他开始脱下衣服。“若我是共产党员或基督教徒，事情就不会那么难办了。一种普通的道德，可以尽量强迫人们接受，可要赋予生命以意义，就不同了。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不然势必造成朗贝尔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亨利叹息了一声。文学的作用正在于此：向别人展示他所看待的世界。可问题在于他尝试过，但失败了。“我真的尝试过了吗？”他扪心自问。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床沿上。他曾想创作一部毫无创作动机的书，不带任何动机，不强迫自己无缘无故地去写，可他对此很快就丧失了兴趣，这不足为怪。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做到心诚，但只是做到了随意。他企图不站在过去也不站在现在的角度谈论自己，但是，他生命的真实存在于自身之外，存在于事件、他人和他物之中。要谈自己，必须谈其他的一切。他站起身，喝了一杯水。当时，设想文学再也毫无意义曾使他心安理得，可这并没有阻止他创作了一部自己颇为得意的剧作，一部有明确时间、明确地点的剧作，而且也具有某种意义，正是为此他才感到满意。那么，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他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了。 迪布勒伊没有成功，既未能说服特拉利奥，也没有说服萨玛泽尔。但是，他们也许不明白朗贝尔进入报社领导委员会对亨利来说是一种何样的保证，抑或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阴谋企图；他们没有作难，很容易接受了亨利向他们提出的合作方式。这次人员变动看似纯属行政性质，对此谁也没有多在乎，惟独樊尚不同。他闯入总编室，当时只有亨利和吕克在场。他怒气冲冲地责问道：“我实在不明白眼下发生的事情。” “可事情很简单。”亨利说。 “我不认识那个特拉利奥，可一个有那么多钱的人肯定危险。不要他也一样能行。” “可不成。”亨利说。 “你为何让朗贝尔进入委员会？”樊尚问道：“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你以后多着呢！他明明知道底细，却和他父亲重归于好！我一想到这事就生气！”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那位老人出卖了罗莎。”亨利说，“你不要对别人乱加评价，我了解朗贝尔，对他完全信任。” 樊尚一耸肩膀：“这事整个儿让我痛心！” “应该承认我们把事情搞砸了。”吕克叹息道。 “什么事情？”亨利问。 “整个事情。”吕克答道，“本来希望事情有所改变，没想到一切如故。只有钱顶用。” “不可能改变那么快！”亨利说。 “永远也改变不了什么！”樊尚说。他猛地转过脚跟，向门口走去。 “他不知道我把事情告诉了你吧。”吕克忐忑不安地说。 “不知道。”亨利说，“我什么也没跟他说，以后也不会告诉他。告诉他干什么呢？” 原定签约的那一天，尽管11月的天还很暖和，但波尔在壁炉里生起了旺旺的劈柴火。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拨着火，一边问道： “你已经绝对决定签约了？” “绝对。” “为什么？” “我别无出路。” “出路总是有的。”她说。 “可这件事没有。” “有。”她站起身子，面对亨利：“你可以一走了之！” 多少天来，她笨拙地闷在心里的这些话终于倒出来了。她一动不动，双手抽搐地拧着披肩的两端，俨然一位把自己的躯体奉献给猛兽的殉难者。她声音忽然变得坚定起来：“我认为你一走了之更有风度。” “要是你知道我对风度何等不在乎……” “若在五年前，你决不会有半点犹豫，你早就走了。”她说。 他耸耸肩膀：“这五年里我学会了许多东西。你不也是吗？” “你学会了什么？”她声音夸张地问，“学会了妥协，学会了让步。” “我已经把我为什么接受的理由给你解释过了。” “噢！理由总是有的，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牵扯进去。可问题正在这里，必须善于推翻理由。”波尔脸色骤变，双眼露出惊恐、哀切的神色：“你知道，你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选择了自甘寂寞与洁身自好的道路。庇萨纳罗笔下的那个身披金光闪耀的洁白圣装的小圣＆#183;乔治，我们过去常说就是你……” “是你过去常说……” “啊！别否认我们的过去。”她叫嚷道。 他不快地说道：“我什么也不否认。” “你否认你自己，你正在背叛自己的形象。我也知道是谁的责任。”她气愤地补充道，“我总有一天要跟他算账。” “迪布勒伊吧？但这说到底，纯属荒谬。你对我比较了解，还不知道谁也别想指使我干我不愿意的事嘛。” “有时，我感觉到已经一点也不了解你了。”她绝望地看着亨利说道，接着神色茫然地问道：“这真的就是你吗？” “我觉得是。”他一耸肩膀说道。 “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把握。我又看到了你过去……” 他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不要总是从过去当中来寻找我。我今天与昨天一样真实。” “不。我知道我们的真实何在。”她声音激动地说道，“我要不惜一切保持我们的真实。” “我们过去总是吵个没完没了！我变了，你脑子里要牢记这一点。波尔，人都在变，人的思想和感情也同样在变。你最终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决不。”她说。泪水涌上波尔的双眼：“请相信对这些没完没了的争吵，我比你更加痛苦，若不是被逼到这一步，我决不会跟你吵。” “谁也没逼你。” “我也有我的天职。”她愤怒地说，“我一定履行。我决不允许别人把你引入歧途。” 对这些夸大的字眼，他不知如何是好，声音阴郁地嗫嚅道：“你知道这会导致何种后果？我们最终会弄得彼此仇恨的。” “你会仇恨我？”她把脸埋进手里，接着抬起脑袋：“如果非到这一步不可，那我也可以承受你的仇恨。”她说道，“为了爱你。” 他一耸肩膀，没有作答，向房间走去。“必须摆脱。我要摆脱。”他气呼呼地对自己说。 11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支持了多列士的要求；共产党人也对革命解放联合会表示了几分善意，工厂里人们又开始阅读《希望报》了。可是好景不长，共产党人愤怒地反击亨利和萨玛泽尔的文章：亨利在文章中指责共产党投票赞成一千四百亿军事贷款；萨玛泽尔那篇文章则着重指出了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就三强的政策问题产生的纠纷。对此，共产党人作出了强烈反应，派人打入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惜一切手段与革命解放联合会进行斗争。萨玛泽尔提出与共产党人公开决裂，依他看，革命解放联合会应该组成政党，在6月的大选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他的提议被否决，可领导委员会决定利用大选的机会，对共产党采取不怎么被动的政策：到时发起一次运动。 “我们并不想削弱共产党，可我们希望它改变路线。”迪布勒伊作结论道，“那么，眼下就是一个迫使它改变路线的良机。仅仅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进行宣传触动不了它。可对群众基础，它不得不予以重视。我们鼓励人们投左派政党的票，但同时要提出他们的条件。目前，无产阶级对共产党怨声载道，倘若我们引导这种不满情绪，能够将之改变成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有希望迫使领导人物改变态度。” 每当迪布勒伊作出一项决定，他往往让人感觉到他先前一切的生活似乎都是以此为基点的。当他们开完会议，像以前每个星期六一样来到河畔一家小餐馆用晚餐时，亨利再次发现了迪布勒伊的这一脾性。迪布勒伊向亨利简述了当天夜里准备动笔撰写的文章，仿佛他事先早有考虑，安排文章在预定的确切时间见报。他首先指责共产党人支持了向盎格鲁＆#183;撒克逊国家借款一事：确实，这能促使繁荣早日恢复，但工人们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 “您认为这次运动真的可以造成影响吗？”亨利问。 迪布勒伊耸耸肩：“到时看吧。您在抵抗运动期间一直主张只要一投入行动，就要有胜券在握的气概。这是个很好的主张，我坚持采用。” 亨利打量了迪布勒伊一番，他心里想“要是在去年，他决不会给予这种答复。”眼下这段时间，迪布勒伊明显忧心忡忡。 “换句话说，您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他说。 “噢！听我说，希望还是不希望，这纯粹是主观的事。”迪布勒伊说，“如果一切以个人情绪为准，那就永无休止，最终将成为另一个斯克利亚西纳。当你要作出决定时，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 他的话声和微笑之中隐含着一种随和的味道，若在过去，这早就让亨利动心了。但是，自从11月份的危机爆发以来，他对迪布勒伊失去了任何热烈的情感。“他之所以对我如此信任，这样跟我说话，是因为安娜不在场，他需要在别人身上检验自己的思想。”亨利思忖。同时，他也暗暗责备自己心存恶意。 迪布勒伊在《希望报》发表了一系列措辞极为激烈的文章，共产党的报刊愤然反击。他们把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态度作了比较，说托洛茨基分子曾以抵抗运动是为英帝国主义效劳为借口拒绝开展抵抗运动。尽管如此，革命解放联合会和共产党之间这场相互攻击，指责对方不了解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论战还保持着比较有礼有节的态度。但是在一个周四，亨利惊愕地在《铁钻》报读到了一篇文章，迪布勒伊在文中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抨击。文章批判了他在《警觉》杂志连载的论着。几个月前，迪布勒伊曾给亨利谈到过此书，其中的这一章也只是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涉及了政治问题。但是，他们却以此为突破口，无缘无故地对迪布勒伊大加攻击：控诉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工人阶级的死敌。 “他们到底怎么了？拉舒姆怎么会允许发表这篇文章？他真卑鄙。”亨利说。 “他让你吃惊了？”朗贝尔问。 “是的。文章的口气也叫我震惊。眼下，倒是有一种宽容的气氛。” “我并不那么大惊小怪。”萨玛泽尔说，“离大选还有三个月了，他们决不会诽谤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工人、甚至连共产党人都阅读的报纸。就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解放联合会而言，情况也完全一样，他们不对它进行攻击是有利的。至于迪布勒伊，毁掉他在左派年轻知识分子中间的威信，这样做他们有利可图。” 萨玛泽尔和朗贝尔十分明显的幸灾乐祸的情绪让亨利心中大为不快。两天以后，朗贝尔一副乐呵呵的、近乎逗弄的神态对他说：“我针对《铁钻》报的文章玩儿着写了一篇东西。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同意发？”听了这话，亨利感到心里一阵抽搐。 “为什么？” “因为我对拉舒姆和迪布勒伊各打了五十大板。拉舒姆是活该，他以后就会学乖把文章写得模棱两可了。要是个知识分子，那他就不能为政治而牺牲知识分子的美德；如果他把知识分子的美德当作徒有虚名、装潢门面的东西，那就让他先说清楚。至于自由思想什么的，就只好另找地方去谈了。” “我确实怀疑能在《希望报》发这玩艺儿。”亨利说，“再说，你也不公平。还是拿出来看看吧。” 文章尽管充满恶意，但巧妙、辛辣，有时还相当中肯。它猛烈攻击共产党人，但对迪布勒伊也极为不敬。 “你还真有论战的天赋。”亨利说，“你这篇玩艺儿很出色。”他微微一笑：“显然，不能发。” “我说的不是实话？”朗贝尔问道。 “迪布勒伊被肢解，这确是实情；但你责怪他，我感到惊讶。你知道，我情况跟他一样。” “你？但是，这是由于你对他忠心耿耿的缘故。”朗贝尔说。他把文章又放回口袋：“请注意，并不是我非要坚持发我这篇破文章，可事情确实有趣。即便我想发表，也没有法子。对《希望报》或《警觉》杂志来说，我过分反共；可对右派分子来讲，我又过分亲左。” “我是第一次不用你的文章。”亨利说。 “噢！通讯报道、评注，这些东西到处可发。但是，一旦我想对某件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事情谈谈我的想法，你就只能向我表示歉意了。” “那你就试试吧。”亨利友好地说。 朗贝尔微微一笑：“幸好我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要说。” “你没有尝试再写短篇小说？”亨利问。 “没有。” “你打退堂鼓打得太快了。”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叫我打退堂鼓吧？”朗贝乐突然咄咄逼人地说，“是因为我读了《警觉》杂志上那个小珀勒维写的故事。要是你也欣赏那类文学，我就再也不理解了。” “你不觉得那很有意思？”亨利诧异地问。“从中可以感觉到印度支那的氛围，感觉得出一个移民的命运，同时也感觉得出一个童年时代的生活。” “干脆说《警觉》杂志既不发表长篇小说，也不发表短篇小说，只发通讯报道而已。”朗贝尔说，“只要哪个家伙在殖民地度过了童年，并反对殖民地，您就宣称他富有才华。” “珀勒维是有才华。”亨利说，“事实上，说一点儿总比什么都不说强。”他又接着说道，“你写的短篇小说的缺陷就在于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讲述。若你像那位小伙子一样谈谈你的亲身经历，你那篇东西也许可以写得十分出色。” 朗贝尔耸耸肩膀：“我也曾想过写写我的童年，可后来放弃了。我个人的经历不会给世界提出什么问题，它纯粹是主观性的，依您的观点看，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东西都不是毫无意义的。”亨利说，“你的童年也有其意义：需要你自己来寻觅，并让我们有所感受。” “我知道，”朗贝尔挪揄的口吻说道，“不管用什么玩艺儿，都可以编造出一篇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来。”他摇摇头：“我对此并不感兴趣。若我写作，那就要谈谈那些陷于无意义之中的事物。我要以我的手法尽力拯救这些事物。”他一耸肩膀：“请你放心，我不会干的：我问心有愧。只是我不喜爱您所爱的文学，因此我便什么也不写：这更简单。” “听我说，下次出门，咱们再认真谈谈这些事情。”亨利说，“如果是因为我让你对写作丧失了兴趣，我深表歉意。” “别抱歉，这用不着。”朗贝尔说。他板着脸走出办公室，就差点儿砰地一声关上门了。他真的受到了伤害。 “他会消气的。”亨利心里想。他决定不再庸人自扰，事情的发展总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萨玛泽尔也不像亨利担心的那样碍手碍脚。除了吕克，他可凭自己的热情抓住手下的全部人员。特拉利奥从不登报社的大门。报纸的订数大幅度增加，说到底，亨利还跟以前同样自由。但尤其使他感到乐观的是他那部新动笔的小说。他曾担心会遇到巨大困难，没料到小说几乎自行形成了结构。这一次，亨利差不多可以肯定开了个好头，写得轻松愉快。惟一的麻烦是波尔非要他在她身边写作，还执意要看他的初稿，亨利拒绝，她便生气。这天早晨，他俩刚刚用完早餐，波尔又开了腔： “你写作顺利吗？” “勉勉强强。” “你什么时候给我一点儿瞧瞧？” “我已经不下二十遍告诉你现在还看不出什么名堂，还没有成形。” “是呀，从你第一次告诉我到现在，可能已经成形了。” “我全都从头重写了。” 波尔的双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颌：“你对我再也不会很信任了，是吗？” “当然信任！” “不，你再也不相信我了，打从那次骑自行车旅游之后。”她若有所思地说。 亨利惊诧地打量着她：“那次旅游对我们俩又会有什么影响？” “事实说明问题。”她说。 “什么事实？” “呃，你再也不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亨利一耸肩，波尔马上补充道：“你不相信我，这类情况我可以给你列举出二十次来。” “比如？” “比如，我在9月份就告诉你，你如果愿意，你自个儿可以到那旅馆里去睡，可是你每次还是一副犯罪似的模样问我同意不同意。你并不相信，与我自己的幸福相比较，我更愿意你自由。” “听着，波尔，我第一次上旅馆睡了之后，第二天早晨发现你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有哭的权利，不是吗？”她用挑衅的声音问道。 “我可没有心思让你哭。” “当你拒绝信任我，当我发现你把手稿锁起来，你确实锁了，难道你认为我不会伤心流泪……” “确实没有什么可哭的。”他气呼呼地说。 “这是欺侮人。”她说。她神态惊恐，几乎像个孩子似地瞧了瞧亨利：“我有时不禁自问，你是不是故意虐待人。”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没有搭理她。波尔气得嚷了起来：“你害怕我乱翻你的草稿吗？” “如果我是你，我是会翻的。”亨利强作轻快地说。 她站起身，推开椅子：“你承认了！你是因为怕我才把抽屉锁得死死的。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是为了避免你一时生出什么念头。”他说。这一次，他声音中那股轻松的劲儿完全是装出来的。 “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她重复道，两眼直瞪着亨利：“要是我向你发誓不碰那些稿子，你会相信我吗？你就会放心地开着抽屉？” “你那么死盯着那些倒霉的手稿，你自己恐怕不会守誓的。我当然相信你的诚意，可我还是要关好抽屉。” 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慢慢地说：“你从没有像刚才那样伤我的心。” “如果你受不了，就别逼着我说实话。”亨利猛地推开椅子说道。 他登上楼梯，坐在桌前。也许应该把手稿给她看一看，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她的纠缠了。显然，发表时他必定要对这些段落作些修改；除非不等发表，她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可在这之前，每当他重读这些段落时，他都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比生活更真实。”他思索着，“生活中，迪布勒伊耍弄了我，路易是个混账，波尔又毒害了我的生命，而我却要对他们强装笑脸。可在纸上，只要有什么感受，就可尽情倾吐。”他又快速浏览了分离前那一场景：在纸上，说离便离，多容易啊！仇恨、喊叫、相互残杀，一切都可尽情表达。正因为如此，这才是虚假的。“假虽假，”他暗自思忖，“可却挺让人满意的。在生活之中，人不断自我否定，别人也经常与你背道而驰。波尔惹我发火，但是等一会儿我又会怜悯她，她以为我心里对她还有爱情。在纸上，我可让时间停止流逝，把我的信念强加给世界：让这些信念成为惟一的现实。”他拧开了钢笔帽。波尔决不会读到这些段落。然而他得意洋洋，仿佛终于迫使波尔认清了他给她描绘的形象：一位只爱装模作样、想入非非的虚假恋人，一个扮演伟大、宽宏、忘我的角色，但实际上没有自尊、没有勇气、虚情假意、自私自利的倔女人。在他眼里，她就是这个形象，在纸上，她与这个形象完全吻合。 以后的日子里，亨利尽最大努力避免再引起吵闹。没料到波尔又找到了一个斗气的借口：他同意去克洛蒂那儿做报告。他开始还试图辩白一番：连迪布勒伊都在克洛蒂那儿做了报告，那是为了给一个儿童之家弄点钱，难以拒绝。可是由于波尔缠着不放，他决定保持沉默。显然，这种策略只能给波尔火上浇油；她表面上也缄默不语，但脑瓜子里似乎在反复斟酌重大的决策。报告会那一天，亨利是那么严厉，以致他暗自庆幸地思忖：“这下她要主动提出跟我分道扬镳了。”他和蔼地问道： “你坚决不陪我一起去吗？” 她突然大笑起来，要是亨利不了解她，真会以为她是疯子：“笑话！陪你去那个可笑的场面！” “随你的便。” “我还有更正经的事情要做呢。”她的话音分明在逗引别人追问。亨利乖乖地问道： “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她傲慢地答道。 这一次，他没有再问下去。可当他刚梳理好头发，她忽然以挑衅的口吻说道： “我要到《警觉》杂志社去见迪布勒伊。” 亨利猛地转过身，她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他的反应。“你为什么要去见迪布勒伊？”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这几天要找他说个明白。” “说什么事？” “我要跟他说的事多了，有我的，也有你的。” “我求求你不要掺和我与迪布勒伊之间的关系。”亨利说，“你没有什么好跟他说的，你不要去见他。” “我请你原谅，”她说，“我找他已经太晚了。那人是你的恶神，只有我能帮你摆脱他。” 亨利感到血往脸上涌。她要去跟迪布勒伊说些什么？亨利在怒不可遏或忧虑不安的时刻曾毫不顾忌地在波尔面前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是这些话有的被搬过去，简直不能容忍。但是如何劝她不去呢！克洛蒂那儿在等着他，他无法在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找到法子说服她，除非把她捆起来或关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你瞎说。” “瞧你，像我这样生活十分孤寂的人，思考问题的时间是很充裕的。”波尔说，“我考虑了你，考虑了有关你的一切，有的时候，我有所领悟。迪布勒伊那个人，我几天前就看透了他，而且看得十分准，非同一般。我终于看透了他准会不惜任何手段把你彻底毁掉。” “啊！要是你开始产生什么幻觉的话！”他说。他试图找到办法恫吓一下波尔，可最终只找到一个：以离婚相威胁。 “我相信的不仅仅是我的幻觉！”波尔故弄玄虚地说。 “那还相信什么？” “我作了调查。”她说道，一束诙谐的目光紧逼着亨利。亨利困惑不解地打量着她： “安娜肯定没有跟你说过迪布勒伊要毁掉我。” “谁跟你说安娜了？”她说，“安娜！她眼睛比你还要瞎。” “那么，你请教的那位超人一等的高明者是谁？”他问道，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 波尔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我跟朗贝尔谈过了。” “朗贝尔？你在哪儿见到了他？”亨利问道，气得喉咙发干。 “在这里，犯了罪了？”波尔神态冷静地说，“我打电话让他来的。” “什么时候？” “昨天。他也不喜欢迪布勒伊。”她得意地说。 “那是滥用别人的信任！”亨利说。一想到她用那古怪的语言、可笑的激动劲头与朗贝尔瞎说八道，他真恨不得搧她几耳光。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纯真、风雅，”他气呼呼地说，“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参与他的思想、他的秘密，却在他背后自作主张，事先不打声招呼，干那卑鄙的勾当，你听见了吧，”他一把抓住波尔的手腕说道，“卑鄙。” 她摇了摇头：“你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因为我为你的生活牺牲了我的生活，我对它享有权利。” “我从没有让你作任何牺牲。”他说，“我去年曾想方设法帮助你创造你自己的生活，你死活不愿意。这是你自己的事，你对我没有任何权利。” “我不愿意是因为你。”她说，“因为你需要我。” “你以为我需要这样永无休止的争吵？你完全错了！有时，你真搅得我想永远也不再踏进这个家门。我这就跟你明说：要是你去见迪布勒伊，我决不饶恕你。你永远别再见我。” “但是，我是想救你！”她激动地说，“你不明白你正在毁自己！你一味妥协，还要到沙龙去作报告……我知道你为什么再也没有胆量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你的惨败反映到了你的作品中，你感觉到了这一点。你感到耻辱。那耻辱感是那么强烈，以致你把手稿都锁了起来。非得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才会耻辱到这个地步。” 亨利狠狠地看着她：“如果我把手稿给你看，你向我发誓不去见迪布勒伊。” 波尔的神态突然软了下来：“你一定给我看？” “你向我发誓？” 她思虑片刻：“我向你发誓今天不去找他。” “行。”亨利说。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灰绿色封面笔记本，扔到床上。 “我可以读吗？真的？”波尔声音极不和谐地说。平日那份悲剧演员的自信在她身上不见了，相反，她突然显出一副可怜的模样。 “你可以读。” “啊！我是多么高兴。”她说，继而羞涩地一笑：“今天晚上我们再像过去那样，好好讨论讨论。” 他没有回答，两只眼睛望着波尔用手掌轻轻地抚摸着笔记本。那上面只有纸、墨，看去就像是锁在他父亲药房里的药粉一样安全、无害。实际上，他比一个下毒者还更卑鄙。 “再见。”当亨利逃跑似地快步穿过公寓时，波尔俯在栏杆上喊道： “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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