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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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寒武纪

刀光剑影,寒武袭人,软禁硬汉,恶客盈门。

我十四岁来台湾,台湾虽是亚热带,但对我来说,却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长夜

的冬天,原因是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下,寒气袭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学的我,

被寒尚轻,是“小寒纪”;大学以后,寒气渐浓,是“大寒纪”……到了文星结束,

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监”(跟踪监视)后,则是公然以武嘘

寒了,一寒至此,我戏呼“寒武纪”,不亦宜乎?

在“寒武纪”来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李翰祥。对李翰祥,我本无

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我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他

《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播

呀哼的,烦人烦得要命;后来我总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与祝英台》

流行,我躲开现代梅龙镇,却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萨孟武、徐复观之流对凌波的

意淫风,(徐复观写肉麻的诗,说要对凌波“诗以张之”!)乌烟瘴气,也烦人烦

得要命。说李翰祥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因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从

没看过这种***国片。李翰祥后来听说我没看过他的梁祝,大吃一惊,开玩笑说:

“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我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

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十

六日,是康白(何伟康)介绍的。一个月后(五月十七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

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

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当时

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

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呕气

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彭诚晃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

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

电器。主要来源是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

卖给我,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生》

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巴特菲尔德,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为了巴特菲尔德支持李

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

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

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

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

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

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

《唐伯虎千金花肪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金。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

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

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金。十二月十日晚上,李翰

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

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时候,我

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

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

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

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

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

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

国民党的抗衡。

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十二月十二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

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金,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

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十二月十三

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

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

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

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

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

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一九六九年有私

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

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

禁)。

那年五月十一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

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

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

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

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五月十三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

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

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

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

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

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

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

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

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

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

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大多了!当

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

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

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

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

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

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

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

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

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

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

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最精彩的,是他们在一九七0年七月公布了“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治安机关

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

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

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

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

于是,这回生了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

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

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

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妈拉

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

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

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

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

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

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

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感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

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

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

《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

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

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

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

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

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

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

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

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

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

养爷,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

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

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下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一九九六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

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

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作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上,美人儿也,虽岁华老上,余妍犹

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

决,而她所说的岁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

如今对“影敌”的年龄,竞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

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

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

者己愈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

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

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

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

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

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

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

“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

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

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间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

“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

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

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

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

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

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

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一九七0年一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

察以假计程车跟踪的,到了七月十八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

复,我跟他们来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

从铭钏毕业的小蕾留下细部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被自己的一句话Cancel掉了,正后悔着,没想到四天

后因他们去了趟日月潭。

十八号早上十点多胖来,告诉我说:“从清晨五点起增了部车,刚才我去找罗

警员叫他转话给李分局长如在三个钟头内不撤走部车,我定给他们好看。”“罗警

员怎么说呢?”“他说:‘我转,我转。’由今天起移居警总了,他们需要二天时

间见习。”“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开车子兜着他们乱转,我己叫小八保养车去

了,且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我不喜欢胖跟他们斗,这事已延续了四个多

月了,多一部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半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

又何在乎这二天呢,可是胖这种人已决定这么做了再说也是白说,只能拼命往好的

方面想,二点时他们一定会撤走一部车的,如那时还是二部车再想办法也下迟,就

跟胖走小路到菜市,买了些菜回家补魏胖。到了二点,他们一动都不动,胖就决定

不让他们知道去一趟台中,后来也把我算了进去,就计划着,怎么样的方式最好,

“我先回家提点钱,理好了箱子,等六点钟在侨联宾馆与胖碰头,车子由小八直接

开去侨联宾馆,而胖丢开他们去侨联等我。”这就是我们丢了他们离开台北的法子,

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计程车钱,包括五十元奖励司机摆脱他们,胖的确是个想得周

到的小心人,除了带双使脚舒服的布鞋外,还带了金丝边的眼镜,一箱可口可乐

(怕他们在旅馆的水内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转身看后都没看见他们的车子,谁

又晓得我们已在往台中的道上了。

近七点半到了新竹,吃了晚饭,买了二本杂志,四卷彩色照片、二块话梅(真

亏买了)及一罐糖。胖把车子玻璃擦干净,换了布鞋,前后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我

们又南下了,一路上真舒服,也许这天是十五吧!月色好得没命,又有凉快的风吹

着,并且没有人盯着我们,每次我都说:“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吧!”

这不是真心话,如果真有个车子跟着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说不出的愉快了!一路上,

胖告诉我,有车迎面来最好将远光灯换为近光灯,这是种礼貌,且不会刺着对方的

眼睛。我就一路留心着看,果然如此,有的车不这样,我就会说句“这车不懂礼貌”。

有一次,胖将灯换错了,对方的车立即又换成远光灯,且经过我们时长按了声喇叭,

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那司机报复,人常常都会将别人不经心犯的错,视为有意那么

做的,胖就是这种人,我随口说出的话,他一定要解释成我故意气他才这么说的,

到了头份,要进入尖丰公路了,可是转了又转就是找不着路,在公路局车站停下,

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又开始找路。最后还是花了八块钱买本大学杂志才问出来,

入了尖丰公路,就像走进了山堆,前啊后的、左啊左的都是山,但在这前面没有一

点阻挡,路面又平,以一百里的速度前进真过瘾,也看到些骑摩托车跑单帮的,真

服他们,这么暗的路上,也不似我们有层铁壳子罩住,万一跳出个坏人,躲都没地

方躲,不记得是哪里了,有个好大好大的叫“将军山”的酒家,这行业可真吃得开,

在这么偏的地方,都有人花这么大的本钱投资,没多久就看到个在山上的三山国王

庙,“胖,我们回来时到这停停。”“好。”喝着可口可乐,吃着糖及酸梅,老远

就闻到阵阵的木头香味,胖告诉我三义到了,在这路二旁都是雕刻店。

说着说着,就看到台中的路标了,胖说晓波家在这附近有块地,老太新搬的屋

子也在这段路上,“就是前面最靠边的一幢”,我们将车停下,看见老太在楼上窗

口,不知在写些什么,胖也没进去打个招呼,就把车开走了。“我们去看看丁颖。”

在个小巷里左转右转才到,可是家里没人,我们就进市区了,胖说住在意文,那是

个较西式的地方,他以前住过,带了三瓶可口可乐,提了箱子,柜台上的人还对胖

说:“你好久没来了。”究竟台中是他的地盘,我累得想倒在床上就睡,放了热水,

胖出去买牙膏,还带了套套回来,当天晚上就用了一个,那个鬼床,一翻身就会叽

嘛鬼叫的,害得我没睡好。早上睁开眼时,胖已洗好澡穿好衣了,他叫我再睡,此

时才只有五点多,他去看看老太,没一会儿,胖口来了,他已吃饱,可是没去看老

太,因为怕有人已到她那边了。我起来洗澡、化妆、理东西,而肿去擦车,七点多

一点就己结好账离开了,胖带我到个小摊卜吃碗豆浆打个蛋,就开始逛台中了,也

许太早,好多店部还没开门,在个书店买了《希区柯克怪诞小说选》(水牛)、一

份游览地图和些文具,还听到收音机里播出刘家昌和五花瓣唱的《咪咪小黑猫》,

好玩死了,家昌怎会跟他们配歌,胖跟我笑了好大一段路才停住。到一福堂买了好

些太阳饼、早点,把车停在他们门口,就逛一福堂的百货公司,不管什么店一定要

有其特点才能站得住脚,同是面包店,他们能因太阳饼在旁边起个十一层的人楼,

而我们却做倒了,这时才想起市场学老师说的“Don't  seIl  this  steak,sell  th

e  sile”,是有大道理在内的。我买了顶黑色的帽子,小姐们竟视我们为财神爷,

捧这拿那的给我们看,我最禁不起行诱,花二十块买二条手帕、一百八买了个腕链,

还拼命告诉我三楼有女装,到二楼,买了二以厚袜子配胖新买的凉鞋,三百八买了

件运动衫,他们店内的东西好像特别贵,拿了四张免费券上九楼享受去,谁知一个

人都没有,半天出来个尚有困意的小妹说:“你们怎么来这么早,我们十一点才开

始。”又拿了那四张券上顶楼凉台,换了一杯冰咖啡、三杯冰泞檬,因为胖替小妹

着想,要是我就会叫四杯不同的东西,我们照了些相,胖换袜子,近十一点才出一

福堂。台中的远东百货公司好大,简直大得没道理。看了台中的书市场,竟有胖的

书,时间的变迁简直不可预料,那时红极了的作家,现在流通在市面上的书竟少得

可怜,知道他的人也逐渐减少。我也许受不了这种冷热的起伏。二碗可口的排骨面、

二个菜肉大包、一盘明虾,就解决了我们的午饭,可不便宜,一百二。一点钟左右

就往日月潭了;在路上加满了油,问好了路,就直驶,一路风景真好,马路又平,

虽然没有夜间开车舒服,但在晚上绝看不到这么这么多漂亮的景色,一串串鲜红的

荔枝挂在翠绿的枝头,怎不叫人垂涎。一路上弯路大多,也许是刚吃过午饭的关系,

我竟晕车了,一直想吐,幸好买了酸梅,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吃才止往吐。二点半看

到日月潭三个字,在远处有幢白房子,胖说我们住那好了,整整绕了湖一周,就是

到不了那房子,掉头重找才到了“日月潭饭店”,一天房钱四百四,我们俩都问了

件傻事,胖说:“我们的房间要面对湖。”

“每间房间都朝湖。”我问小姐要冷气。“我们这没冷气,只要门开了就很凉

快。”他们到傍晚才有热水,洗了个凉水澡,倒在床上休息,可是睡不着,眯了一

下眼,三点半我们准备一下就打算出去走走,这时天气转阴,最前有个破庙、孔雀

园,再往前没有路了,掉头往教师会馆走,照了些相,在游泳池边走了走,看到个

女孩穿着件中空装似的衣服,胖叫我别盯着人家看,这一带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朝

回走,看见一个警察跟一百姓面对着走来,但当我们车子过了,他们二人就掉头,

胖就说:“被他们找到了。”我以为胖敏感,经过警察局时,有二个警察,其中一

人伸手拦我们车,又不正视我们,朝另外一人讲话,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天

己下雨,“请问贵姓?”“我姓李叫李敖,你们就是找我。”胖把车子停好,与他

们一起进局里,没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们在附近店里逛逛,走进一家土产店,我选

了条大理石项链和牛角梳子,老板说:

“看见你们进警察局,知道你们是警察的朋友,特别算你便宜。”“不是朋友

是通缉犯。”到一家小店喝了瓶芭乐汁,好奇怪,每家店都在叫我们进去吃饭,这

种冷清清的生意真不知如何维持。而此时只有我们二个游人,也许吃饭对他们言利

润较大,我们不太饿,每家店门口都经过二遍以上,我想在一家大点的饭店里吃饭,

胖说那店离警局大近了他们会下毒,结果在家小店叫了二个蛋包饭和榨菜肉丝汤,

服务很周到,还替我们送了二盒蚊香来。那饭简直恐怖得吃不下,喝了大半碗汤,

我心里有点嘀咕,要到这种小地方来吃,还好我们有太阳饼和汽水,否则我晚上会

饿死,回到旅馆,柜台小姐要我身份证,给了她就进房,希区柯克跑到哪去了(前

天六月三十号把我写的从头看了一遍,使自己失望得简直写不完了,也不想写了)。

拿了车钥匙,想到车里再找找看,柜台上的小姐在传看我的身份证,我突然出现,

使她们慌了手脚。拿着手电筒前后都找遍了,就是看不见那本希区柯克,回房跟胖

无聊的一人捧本陈之藩的书,他的书写得不错,可是《在春风里》、《旅美小简》

内的每篇都看过二遍以上,吃了二个太阳饼,实在待着没事,就想出去走走,胖懒

得动,但禁不起我左缠右说的,终于穿上衣服。进门处坐了好些人,胖说那些人都

是的,数数竟有四个之多,地方小,戒心也高些,沿着湖边走了一小段潞,又回去

找书,这次终于被我找着了,撕成二半,一人看一份,等我上过厕所回来,胖已睡

着了,我看了会儿书,熄了灯,睁着眼发半天呆,才睡着,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

天的前大半,一定够他们急的了,等找到我们才放下心,明天又要开始有人跟了。

六月二十号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月亮尚未下去时,胖就起来了。我睁开眼时,

只是一个桔红透黄的月亮留在天上,湖面静静的,有层薄得透明的雾,真美,难怪

到过日月潭的川端康成会说月是中国的好。胖在外面坐了好半天,这是他最喜欢、

印象最深的一刻了。昨晚他又重告诉我一遍,他初一时,班上旅行,他提议到日月

潭。回家时,他爸说没钱,结果提议的人没去,以后就一直没来过,这还是他第一

次到日月潭,一人吃了二个太阳饼,一瓶可口可乐,胖去擦车,我化妆,昨晚就问

清了,如在十二点以前check  out,则以一天计算,五点前以休息(半天价)论,我

们不愿再让他们赚二百二,在饭店左右照了一卷照片,整理一下,准备去逛湖,先

到孔雀园,他们用个中型的车,三个人来跟我们。胖买了支驯妻椎,立刻作出那状

照了张相。孔雀是很多,可是保养不够好,许多孔雀的屏都不够好,有许多都折断

了,但其颜色之美丽,简直无法模仿,我想就是最好的画家也不能用现有的色彩画

出如此艳丽的孔雀屏。可惜其所在处太暗了,不能照相。逛完了孔雀园,又绕到前

面去了。胖还跟警察打招呼,“我们中午就走。”我们坐上了游湖的船,先到了番

社,那开船的小孩带我们到他的家去,他家开了个规模不算小的店,我买了副耳环

和一个手摇的鼓,上了船,他告诉我们其他的地方没什么好玩了,如我们随便意思

一下,他带我们到月潭去玩。胖一定要问清楚随便意思是多少,“普通都给三十。”

沿途看到了玄奘塔,还没盖完,因太高了,普通材料都用钢索吊上去的,多费时间

和工钱。胖说那是李善培的老子化缘来的钱,他带我们到了湖的尽头,由石阶上去,

看到一个在山之间的村子,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画出来的,胖问他这边的地卖不卖?

向谁买?好像想在此定居似的,说是说真想在这住下来,还有许多困难。胖告诉那

小孩说我们是通缉犯,他不信。我们坐船回去时,发现后面有船跟,真周到,这么

一个小湖都怕我们会逃掉。当我跟胖在回住的地方时,看见一个便衣警察跟那小孩

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那船夫还向我招手。回到旅馆,柜台小姐拿了本胖盗印本的

书,请胖替她签字,匆忙中理好了行李,竟忘了胖摆在柜子里的衣服,幸好让旅馆

内的小姐发现了,一路上就以大赛车的速度赶回了台中。路上胖叫我自己坐车回台

北,他跟他们兜兜,我不愿意,如我先走,胖会愈斗愈气,并且会不停地想鬼主意。

到了台中在老太处喝了杯水,胖喝六杯,而他们则忙着打电话、交班。我们在街上

走了好久,打电话给小八,他不在,我肚子饿了(因回到台中差不多快一点半了),

胖怕他们下毒,说最好能找到个可以看见现做的小摊,又开始走,在一个沟上的摊

子吃了片两瓜,又走。我实在走不动了,但还拖着走,最后决定在个双美堂内吃午

饭,我叫菜,胖到远东公司买件衣服换着穿(因身上那件已湿透)。后来他们竟然

也进来跟我们面对面地坐下,叫了些冷饮,在里面等起我们来了。我们决定饭后去

看场电影,在电影院内耗了二个多钟头,电影还可以,椅子却坐得奇难过,幸好如

此,否则我会在戏院内睡着。胖喝的六杯茶起作用了,一共上了三次厕所,他们坐

在外面看着我们,也许这电影他们看过了。出了戏院,我实在走不动了,买了些荔

枝,就上车,本打算由南下的路,在转至海线,使他们暂时摸不住我们究竟往哪儿,

在路上将油加满,轮胎打足了气,在进入员林时,看儿界牌下有部车子,我回过头,

后面车上的人不停的跟那车子打着手势,是他们的人,也许每个站都有部随时跟我

们的车子在准备着。想既然到了员林,就去看看玫瑰花园(此时只剩一部车子了,

另一部在加油时丢了)。胖找不着路就把车子乱开,一路上的路标因速度太快,而

看不清,地图我又看不懂,只有乱闯了,居然走到乡间的小路上,我就心里怨着,

“这下不知要走到哪了,跟他们斗什么,如以正规的走法,现在也许都走了一半了,

而现在却在这不知名的乡下乱兜,也不知走不走得出,我当初为什么不坐火车走呢?”

为了向他们显我们有汽水,就拼命喝,现在我要自食后果了,到处找着哪可上厕所,

而胖左一次错过,右一次说我们找火车站。车都快到彰化了,他都没找到。既然忍

了那么久,就等到台中吧!回到台中了,老太不在家,胖刚从家里走出来,就远远

看见老太走来,这么凑巧,他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预先约好的。此时已七点多了,

我们乱开了二个多钟头的车,浪费了二个多钟头的汽油,减少了车二个钟头的寿命,

此二钟头竟用在斗气上,多划不来。呆胖胖,不知如何想此事。洗了个澡,将车小

保养一下,休息了会儿,到“南夜”去吃快餐,胖真令我烦死了,为什么以这么小

的度量来看他们?他觉得在我们吃饭时,他们会弄坏车子,把你车弄坏了,你回不

了台北,待在台中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真巴不得你快点离开台中,让他们恢

复平静呢!叫菜时,老太进来喝杯咖啡,他就站在门口守着他的车,真像是个……

(找不到好形容词),等快餐来了,他回来,叫老太坐在车上,做得未免太过

分了些,可怜的胖胖,这么一个天才,竟花这么多心智和精神,用在这批小喽啰身

上。吃完饭,我怕路上会冷,去买件毛衣,此时已无长袖厚点的衣服,随便买了件

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们正式上路,已九点四十五分了,胖跟我说好一出台中,

我就睡,他保证不再跟他们兜了。我也实在太累,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走到尖丰

公路时我醒了,开了瓶汽水。突然他们的一部红车超过了我们,胖一气就把车停下,

我们下车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车也来凑热闹,要看驾驶执照,抄了我们

二人的身份证。胖告诉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错,我们是政治问题,那警官看了身

份证说二十四年生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也问后面的车子要身份证等,他们二三个人

将警官拉到一边,咕咕他说着小声话,胖说要公平,既然要登记身份证,就大家一

起登,那胖警官说当然当然,一会儿就说他们的已登记好了,胖不服说我们二个人

的身份证比他们几个人登记得还久。“路不好走,不要开太快,快点走吧!”我们

就又走了,没一会儿又看见将军小酒家,一路几乎以一百的速度前进,我又躺下睡

觉。再醒时已到了桃园,胖想在桃园街上丢掉他们,路不熟,他们没丢成,倒险些

回不到大路上。开着开着开着,台北愈来愈近了,我们由民权路的桥进台北,没想

到,一进台北就又多了部车,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胖还打算将车停在车站,坐部

计程车,花二三百块兜他们玩,他在车内睡觉。我不希望这佯,已经这么累了,回

家洗个澡,睡觉多好,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我到家己一点半多了,妈妈在吃夜点,

我也跟着一道吃,她说我们走的第二天,管区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官调走了,

他问妈我到哪儿去,妈说不知道,也许去毕业旅行,“到哪儿去了?”“不知道。”

“是不是跟个姓李的一起去?”“不晓得,他们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

了?”“也许。”那警察走到门口,又有一个穿便衣的来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说

知道了,那人还拿出一名片,说他认得爸爸,又说:“那姓李的是老油条,叫他弟

弟把车停在外头,他再把车开走。”我们已经回来了,也不用着急了,我洗了澡,

就睡觉。我实在好累、好累,以后要玩,一定要坐火车去。

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

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

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

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

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  RlCH,CAS

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

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一九八二年问,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

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

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

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

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

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

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

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

“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

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

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的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

(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

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间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

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

周永嘉答说:“李敖吗!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

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我回信说:“虽然你

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

话,说: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

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

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

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之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的奔走,积功

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

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

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

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倘佯于斯,

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

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

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

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

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一九七0年九月三

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

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

皮罗(DonaldH.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

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

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

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起反感。跟我密谈

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

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

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

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

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

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

正如是也。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结束了十四个月的“寒武纪”。多少年

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

台湾时,只有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

虽与红卫兵相当,但究竟人在台湾,如此罪名,仍嫌荒谬。国民党这回很宽大,他

们抓我,的确免了红帽子,但给我台独的帽子。我这根本反台独的人,居然戴着台

独之帽人狱,真荒谬绝伦,我宁愿“匪谍”呢!

我被捕后五十六天,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纽约时报》登出我的照片报道

如下: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

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槁,包括他的日记

送出国外。这位现年三十七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干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

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

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

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

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

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十二月,李敖向一位

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他们

指出,在彭明敏教授偷渡之后,对李敖的监视立即全面加强起来。

彭明敏教授,目前在密歇根大学担任讲座。一九六四年,他和两个学生魏廷朝、

谢聪敏,因为企图散发“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名判刑。

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二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

敖和孟祥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

他本人却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

可能加入黑豹党一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

的牺牲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

而大起恐慌的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

摇国本”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

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克森伯格教授(Michel  C.Oksen

berg)和史丹佛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  Mancall)。奥克森伯格教授说,他希望

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道,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

13 三叠纪

牢门一入,只见三叠 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

房不见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

和刑求。刑求中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

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

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

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

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人的说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

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我一句:“奈何以玩

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我实在不

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俗

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

别人却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

有因,你也要一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

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

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

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

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我!”我这种戏谚性的说法,其实

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

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头马面的信任,

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种种,无

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

了人性,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

建议政治解决、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

今天还弄不清为什么上级不放你。”刘科长的话,应属可信,因为在刘科长之前,

我在西门町碰到警总的魏宜智组长,他也透露过专案小组的建议,他也奇怪上级为

什么不肯放李敖出来。我想,这该是蒋经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他们终于为我达

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狱又复出后,一路追杀蒋家,从蒋介石到蒋经国

到蒋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连二十年犹未停止,可见我有仇报仇的凶

悍。——要关老子吗?让依认得阿拉,***你可关错了人了,你们后悔都来不及

啦!我在保安处第五房的时候、国特们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中,是玻

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

得一清二楚,我的阴险和报复能力绝非蒋氏父子及其走狗们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后

能够口诛笔伐,干他们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

一人而已。

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

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甫

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

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

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呢?

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

出来的神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

台南美国新闻处和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

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

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

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

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

服外,他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

声,不承认他们干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

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下的呢?一个传

说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

以一方面炸弹开花,给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

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

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

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

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

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

事,我认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

他们的恶行,必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

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

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

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

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

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说这批人处分下台,

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立功、努力

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李

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

国以下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

夫妇请我在富贵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

们饭店吃饭?”

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

下毒药也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

在黄昏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

一起珍惜夕阳无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

一点可取——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

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上海流氓杜月签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满有哲学味,

虽然有点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最后“牢里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

“二敏”;海外彭明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

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口忆,

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成,不无情治人员做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

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

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

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

国帧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的。事实上,

确有谈吴国帧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印证”

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

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

却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

好采取较缓和的态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

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

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

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

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

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吊住铁链,双手提

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钟过后,

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

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

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

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

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

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全失败的,他是他,我

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后,谢聪敏远

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我,只

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

是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

独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

古典的,我无法接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

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往。一九八五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

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

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

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

岛》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谢聪敏写《君子和而不同》,发表在

《美丽岛》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谢聪敏文中有这样沉痛的话:

“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

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

请李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

“特务逮捕李敖,也有相当的根据。一九七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

踪,他拍下跟踪便衣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

长马丁·恩耐尔斯。台独联盟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

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

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盟一

定暗中联络。一九七一年;日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

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

‘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

织‘台湾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

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

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

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下愈

况,洵可知矣!

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

有反国民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

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

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

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

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

字,我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

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

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

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

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

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

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

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

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

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

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

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

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

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

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

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

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

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

“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

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

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

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

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

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

人悲愤、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

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

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

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

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

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

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

李国龙偷偷说:

“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

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

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

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阴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

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

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台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

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好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

做汉好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

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

准退役、跑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

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消灾,

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

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

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了!

黄中国初审判决的案号是“一九七二年度初特字第四十六号(61)秤理字第四二六

九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终于完成了“军法声

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写成以后,黄中国对我感激涕零,

自然不在话下。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牢里翻到约

翰·多恩(JohnDonne)的诗(No  man  is  an  island,intire  of  it  self;every

man  is  a  peece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e;if  a  clod  bee  wash

ed  away  by  the  Sea,Europe  is  the  lesse,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  well  as  a  manor  of  thy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

minishes  me,because  l  aminvolved  in  Mankind.And  therefore  never  sendto

know  for  whom  to  bell  tolls。It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本板上,

很吃力地抄了一份。这时复判判决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

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

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施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

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

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

也是无济干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一日的清早五点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

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

立刻就由哀嚎转变成另一种嘶咧,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

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

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

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

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

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

以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

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

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

多的事。”

十二年后,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

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

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的卷入政治漩涡,阴错阳差的客死异乡刑场。他

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

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

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

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

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

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多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

为“处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

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

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

s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战地钟声》。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

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

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

师呀!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

来这种服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

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

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

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

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

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

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

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

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

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

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

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

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

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

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

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蛋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

呢?殊不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

凡动枪的,不管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

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

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

一点给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

高速丢进,使我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

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俞中兴和我有一次长谈的机会了。军监要粉饰走廊,要俞中兴做

油漆匠,他做工时,要在一问间小房外面刷上一阵。当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时候,他

站在梯子上,从小房的高窗向我说话,当然班长正好不在,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

这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俞中兴身体极好,长得人高马大,他念过

大学,后来讨厌做书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园黑社会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

出名,结果同古永城派冲突,他和外号“阉鸡”的李盛渊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

“飞车杀人案”,杀掉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就这样抓进来了。

抓进来后,他愤愤不平,对我说:“***警察真不够朋友!”我说:“美国黑社

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

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俞中兴说:“是啊!***我们干掉了古永城

他们的流氓,是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

养,真***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我听了,为之好笑,我说:“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

***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

啊!”这最后一段话,大大的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

深长。俞中兴使我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顿悟之后,上山杀虎、

下水斩蚊,然后自己改行向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

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

“善”,就要万劫不复吗?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

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

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

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我读美国舍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

的名剧,深深感到: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

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

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

只是伪善而已。

在军法看守所见闻不少,但十九是冤狱,并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积

宽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积宽是“花园新城”、“中山楼”的

建造人修泽兰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十月十日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

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

下子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

傅积宽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下子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下子真在众

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

五年。他在牢里碰到我,对我还傻笑呢!一天放封时在小院中散步,一个新来的囚

犯哭哭啼啼,班长陈亚象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长冷

笑说:“一点没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点罪。”傅积宽的五年,就

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万岁,他真该羡慕“江盖世”哟!(民进党大员江盖世

微时写信给我,说他的名字拼成英文,与“蒋介石”同音,按说如果江盖世喊自己

万岁,应该不被罗织。其实不然,“蒋介石”三个字,也是犯禁的。)

其实,傅积宽这种还算是幸运的,他被判罪,至少没戴红帽子。当时最流行的

判法是给你戴红帽子,所以如此,和检举匪谍可领奖金有关。有一次屠申虹开玩笑

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

“‘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

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

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

-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

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

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

“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

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

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

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

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

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

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

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

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惟你是问。

结果一间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锡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

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

反倒罪加一等。

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时候,正对面是第十房,住着调查局的处长范子文,

他被局长沈之岳诬以“匪谍”,关进牢中,我早就听说,台北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

案,就是他主持“侦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声念佛,表达

忏绪,声声不断,至少有一声应和姚嘉荐命案有关。救在“放封”时和他一组散步,

我没好意思问他姚嘉荐的事,只听他唠叨自己在调查局被刑求的事,我问他那你在

调查局做处长,你也刑求人了?他说刑求人的事,他们高阶层的不知道!我说那沈

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他说:“沈之岳也不知道吧?”事实上,他被

我问到死角,有苦说不出了。

散步时他告诉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行家一‘闻’就知道,今天牢里抓进

来的,都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根本抓不到!”范子文这话,自负中不失可信

度,因为就近取材,眼前的红色难友,简直无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

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范子文以外,关在第四房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也是另一个假匪谍。他做副处

长时,负责处理台湾“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

的政治主张动向等。“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也“奉命”要视雷震、

李敖等为“敌人”。自一九五一至六五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

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特优”,记大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

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

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

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

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

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

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

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

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无期徒刑定

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

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

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

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

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一bye……good一bye”以为暗

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

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

一结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杰也出狱了,

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

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

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种种见闻,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过陈菊,

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

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得

掉吗?还是抛头露面迎头痛击吧!他同意了。同年九月三十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

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上,连续发表,前后四年,直写到中风死

去。四年间,夜以继日、锲而不舍,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揭发黑暗的文字,我为他

印行的有《调查局研究》、《调查局黑牢345夭》、《军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内

容翔实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

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

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

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

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三十乘十五

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

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

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

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

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

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

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魔的邻居

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

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

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

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

午后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

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

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几处阳

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调光一样,要一部分

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

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

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

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

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

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

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

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

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浆湖,

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

一折,成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

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

(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Antoinet

te)等等一样,都完了。浆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

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

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

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

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人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人薄,糊L去什么都盖不住,

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字稿纸惹祸,今天把槁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

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

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浆糊

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

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

布探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浆糊,引起四面

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

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

至没有计时烛(marked  can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ourgl

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的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

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

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

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五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六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

是十一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两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五点(十

七点);六点起身和九点(二十一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

九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十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

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

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

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

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

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

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

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

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

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

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

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

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但的理论,竟没在这

方面寻找证明。一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

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

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

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

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

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

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

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

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

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间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

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

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

(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辜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

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

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鸡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

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略一…编者 狗屎编者-文岭)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时,我

带了一本一九七0年十月号的PLAYBOY杂志在手,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原来这

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

照……

(略-编者 狗屎编者-文岭)是我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这本杂志,一直陪着

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我许多刹那的快

乐时光。另外家里送进一本PLAYBOY日历,中有她们两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爱,

日历上这张姊妹都跪在床上,别有情味。这对双胞胎名叫MaryandMadeleineCollin

son,PLAYBOY登出她们裸照后十六年(一九八六),又出版《姊妹们》(Playboy'

s  Sisters)一册,把双胞胎同类的裸照集成一册,其中也有六张这对姊妹的,可是

都不如我带进牢中的这两张。可见照片与其本人其实落差颇大,传神入画,妙手偶

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罢,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

牢门一入,由监狱官郭同奇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他的

冷酷检查下,我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  and  MadeleineCollin

son姊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

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我跟这看守所也熟了,那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

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

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

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问,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上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

更感谢他的是,一天晚。他同意我到库房里,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带回押房

来,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姊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后来为了蔡添树越狱事件,看守所所长徐元麟和冯音汝都遭撤换,而我的案子

也确定了,随时有移监到“仁爱教育实验所”的可能,因此我把两张双胞胎姊妹的

裸照,藏在《蓝登字典》的硬纸封面中,果然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

突然移监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军法青守所的许多书物,但字典等工

具书除外,于是夹带中的双胞胎姊妹便幸存下来,一直陪找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

九日出狱,方才完成“阶段性使命”。

PLAyBOY杂志与我还有后缘,后未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访问我,并在英文一九九

0年年刊(PLAYBOY  Enterprises.Inc.1990Annual  Report)里刊出我的照片。那次

刊出,是从十五种外语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三位,李敖即在王位之中,

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房坐牢时,对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间,有一位囚犯独居。囚犯大陆籍,

平头,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说话、也不看书、写书、也不出来

放风、也不提出任何抗议和要求。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没有一点声音

的活着,像个鬼似的,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对他的任何关切,如送食物、用品等

给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来了,狱方加发毯子,监狱官孙红全(这个人不

错)沿房开门,问寒间暖,问到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无反应。我比照“息夫人”

的故事,把这怪人取名为“息先生”。他这种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囚

犯,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红尘,宁愿自闭

的。这样子与“鬼”为邻好一阵后,我们往往忘了第三房还有一个人在。听说他早

就服刑期满,只因为只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狱。他后来被送到绿岛

“候保队”了,这样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断孤岛,也是自在意中的。

“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别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间题。留意之下,发现政治犯胡虚

一他们所说“从没见过一位难友是无保放人的”之言,确是实情。不过,在我入狱

之前,我却听说有过无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对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

坐牢出狱时,是没有交保的。这一自述,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记得清清楚楚。魏

廷朝这次跟我坐牢时,他因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狱。他出狱

后,“仁爱教育实验所”负责人告诉我:现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

能出狱,你随便找两个朋友保你吧!

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

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

说魏廷朝没交保了?

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

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

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去英雄就是,

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

你们不放我可也。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

上万的政治犯之中,惟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

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

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

陈独秀身上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

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

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

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

——***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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